余華將《文城》的歷史背景設定為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一個動蕩不安的年代，發生地則是一座並不存在的南方小城。北方青年林祥福與南來女子小美相遇、相愛，但小美在生下一女兒後突然離開，再無音訊，林祥福背著女兒一路南下，尋找妻子小美所在的“文城”。這一尋就是一生。

余華，1960年4月3日生於浙江杭州，中國當代作家，著有《許三觀賣血記》《活著》等。圖為紀錄片《一直遊到海水變藍》（2020）中的余華畫面。

《文城》在2月22日剛一面世就引起市場關註。首印50萬冊，並在預售次日加印10萬冊。在當今中國，這是純文學寫作極其罕見的數據。除了驚人的銷量，《文城》在內容上也得到諸多贊譽，在這其中，更有作家同行、文學批評家和書評人將其視為余華的重返巔峰之作。而這巔峰，便是《活著》。當然，在熱捧之外也有與此截然相反的評價。

有人嘲諷“中年風”“老氣橫秋”“賣慘”“就這”，也有人質疑在城市化率如此高的今天何以不寫城市故事，他們中甚至有聲音質疑“都什麽年代了”還選擇一個不入流的舊時代。

豆瓣上的讀者吐槽。

我們顯然也可以說，大可不必嚴肅對待這些評價，因為確實也難以否定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有著讓人詬病的“飯圈”邏輯，算不得任何意義上的小說評論。作家本人應是創作的決定者，他決定選擇什麽樣的背景、進行什麽樣的創作。可是，故事、語言或人物卻是不得不接受他人評價的。我們推送的本篇評論便是另一種聲音。作者思郁並不贊同《文城》是重返巔峰之作這一說法，“比《第七天》好一些，但仍然很平庸”，在他看來，余華在這部小說中只不過是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塞進了幾個人物，故事老套，人性單一。而這當中的寫作技法在《文城》之前已經出現。

當然，如果你剛好也在讀《文城》，我們歡迎你在文末評論留言，寫出你的看法。

撰文丨思郁

《文城》，余華 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新經典文化，2021年3月。

01

在《文城》之前已經出現轉變

如果說中國當代作家中，還有幾位的寫作能夠讓人充滿期待，其中一定有餘華。這倒不是鼓吹余華的寫作一直都很厲害，而是說，我們回顧他的寫作歷程就會發現，他走了一條非常聰明的創作路線。

早期以先鋒寫作在文壇引人註目，讓眾多批評家擊節贊嘆，中期舍棄充滿探索性和實驗性的寫作，回歸傳統現實主義風格，以《許三觀賣血記》和《活著》為代表作，深得大眾歡迎，奠定了廣大讀者的閱讀好感，在市場上也贏得了矚目成績。現在我們想到了余華，提到最多的就是《許三觀賣血記》和《活著》，這兩本書被翻譯最多，流傳最廣，也為余華贏得了國際聲譽，同時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長銷書。大概就是從此之後，余華開始意識到了他不單單是一個小眾的純文學作家，還可以是一個成就百萬銷量的暢銷書作家。2005年和2006年《兄弟》，分上下兩冊隔年出版，算是吊足了讀者的胃口，賺足了眼球，但是這種過於赤裸的市場營銷，也損害了文學的完整性，對作家自身的聲譽也造成了貶損。此後的余華，真正邁入了百萬銷量的純文學作家，《第七天》也好，剛出版的《文城》也好，預售期間，首印幾十萬本已經告罄，像這種巨大的市場號召力，國內幾乎沒有一個寫純文學的作家可以比肩。

《活著》的早期版本（左，長江文藝出版社；右，南海出版公司）封面。

但是相對於余華在市場上的成功，他近些年作品的口碑並不能盡如人意。從我個人的角度看，他早期的作品非常幹凈、利落、鋒利，而且敘事有種不動聲色地殘忍，從《兄弟》開始，他的寫作日漸粗鄙化，就好像一個暴發戶，再也不吝惜自己的語言，恣意而放縱。

《第七天》這本小說最讓人詫異之處，是它彰顯出了一個成熟作家的巨大退步，我們很難理解，像余華這樣的作家，竟然沒有能力把眾多社會新聞進行藝術化的處理，最終呈現出來一種不倫不類的成果，《第七天》更像是一本習作，而不是代表作。

至於剛剛出版的《文城》，有人吹噓說，這是余華的重回巔峰之作。明顯是癡人說夢，巔峰不是你說回就能回的。大多數作家一生都只有一個時期的巔峰，最多也只能有一兩本代表作，從此之後會慢慢走下坡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城》只證明余華還可以寫作，還具備巨大的市場號召力，這就足夠了。至於說《文城》寫得有多好，可能比《第七天》好一些，但是依然掩飾不住一種巨大的平庸。

02

“亂世才能出傳奇”：

平庸的愛情敘事

《文城》的平庸首先表現在敘事的平庸性。

我們可以把《文城》當成一個愛情傳奇，這個傳奇的框架裏，我們輕易可以察覺出民間傳說裏的幾個愛情故事的影響。比如主人公林祥福抱著小女兒千裏尋妻，從北方來到南方的溪鎮，堪比孟姜女千裏尋夫，可見其用情之深。盡管他不知道溪鎮是否就是妻子小美口中的文城，但是憑借模糊的鄉音，他最終選擇在此處安家落戶，紮地生根，這種小概率事件只有用傳奇性可以解釋。在後續的故事中，童養媳小美與阿強的愛情是另一個版本的焦仲卿與劉蘭芝的故事，小美被公婆嫌棄，阿強被迫休妻，但他並沒有妥協，選擇了另外一種反抗方式，跟小美逃離了家鄉，這個故事變成了新時代的《孔雀東南飛》。兩人以兄妹的名義北上進京，中途被困，小美二次嫁給了林祥福，為其生下女兒，又因忘不了跟丈夫阿強約定，悄然離去。這是中國式愛情悲劇的起因，一女不嫁二夫，從一而終，這些古老而腐朽的觀念束縛著小美，折磨著她心靈，從此她的靈魂再也無法安寧。小美和阿強在暴雪過後，凍死在祭天的拜祭儀式上，他們的自我贖罪，是中國民間傳說中幾乎所有愛情故事的必然結局。

但是中國式的悲劇總會弱化悲劇性，渲染傳奇性。比如，林祥福多年後死於土匪暴亂，幾個僕人送他北上歸鄉安葬，中途中歇息，林祥福的靈柩正好在小美和阿強的墳墓旁邊停留。這是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的另一版本，心談t靈，林祥福尋妻多年，至少要給他一個圓滿的結局，最好的結局就是讓他們用一種傳奇的方式遇見，生不能團聚，死也要相遇。

紀錄片《一直遊到海水變藍》（2020）中的余華畫面。

所以從根本上來說，《文城》就是一個愛情故事，但是為了賦予這個故事一種傳奇性，就需要在敘事的框架內增添很多故事性，所謂亂世才能出傳奇。所以，我們才能看到《文城》裏的另外一種傳統敘事，把林祥福千裏尋妻的故事變成一個混亂時代的小人物在溪鎮安家落戶，保衛家園的故事。我一直強調余華寫作的平庸性，很大程度跟這個部分的敘事有關，如果說《文城》裏的愛情故事套用了傳奇故事的框架，已經顯得過於陳舊了，他在安排和講述大時代的敘事時，更加捉襟見肘，暴露了掌控能力上的不足。

03

“被塞進宏大歷史的人物”：

感受不到真實而復雜的人性

如果我們了解余華的作品，就該知道他最擅長的不是宏大敘事，而是在每個篇章裏盡力刻畫個體人物的角色，揣摩人物的心理狀態。他不擅長渲染人物群像，尤其是那些具有鮮明性格特徵的人物。一旦將這些鮮活的人物放置在一個宏大的背景之中，那些原本鮮活的面貌都開始變得僵硬和可疑起來。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在你讀過的余華的小說中，能記住的人物有幾個，尤其是那些配角，他們幾乎不存在。

由陳忠實作品改編的同名電視劇《白鹿原》（2017）劇照。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一個成功的樣本，比如陳忠實的《白鹿原》，幾乎每個人物都有著鮮明的特點，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物都有著屬於自己難忘的特徵。這才是宏大敘事的樣本，但是余華並不擅長塑造這樣的人物。這種短板在他早期的先鋒性很強的中短篇中並不明顯，先鋒小說最重要的就是用敘事推進，不需要人物為自己代言。但是在長篇小說中這個缺點就凸顯出來，《文城》裏大多數人物都沒有意義，很多細節也沒有意義，不是因為他們的性格不夠鮮明，而是因為每個人都沒有足夠的敘事空間去留給他們，讓他們變得圓滿起來。

這就導致了《文城》這本小說敘事上最大的弱點，因為採取了傳奇故事的框架，加上動亂時代的背景，好像往這個框架裏塞進一些人物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這些小說人物的動機不清楚，心理不明朗，行為也會覺得不可信，自然每個人物都是扁平的，我們沒有感覺到人性的復雜之處。這就是余華的一大敗筆。

在《文城》裏，除了土匪和軍閥這些明顯的壞人角色之外，林祥福的一生沒有遭遇到一個壞人，他南下尋妻，把全部家產留給僕人田氏兄弟。田氏兄弟多年後得知林祥福在溪鎮安家，毅然把所有家產歸還。林祥福死後，田氏兄弟接他的靈柩北上歸鄉。田氏兄弟可謂義仆。林祥福在溪鎮遇到的每一個人，陳永良夫婦，大鄉紳顧益民，妓女翠萍，包括小美和阿強，以及他們公婆，所有人物都是良善之輩。他們身邊沒有一個惡人，惡人都是從外面入侵的。這些卑微的小人物，他們謹遵亂世生存基本人性和規則，謹遵溪鎮傳統的倫理道德，不敢越雷池一步，無論這種道德倫理是否合理。

由余華作品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活著》（1994）劇照。

余華津津樂道，用了很多殘酷的細節描述土匪如何虐待百姓——這些描述酷刑和虐待的細節，讓我們在恍惚之間看到了余華早年寫作的影子，可惜，他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手持手術刀一樣的作家余華了——同樣用了無數的細節來刻畫烏托邦裏的普通人，如何遵守傳統倫理給他們劃下的界限。某種程度上，小美和丈夫阿強，小美與林祥福，他們自身這種混亂的愛情也是這種扭曲的倫理關系的產物。但是余華用亂世法則規避了這種亂世倫理中的不合理性，把它打造成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田園童話。

為什麽這些人物都讓人覺得不可信？不是因為他們都是好人，而是他們似乎根本就不是鮮活的，他們只是余華筆下的提線木偶，不是因為行動和話語才塑造出來的合理性。《文城》裏最鮮活的人物大概只有寥寥幾個，而且都是很次要的人物，比如土匪“和尚”，被土匪割掉耳朵、懵懂意識到愛情的陳耀武和他的母親李美蓮等。出場的人物很多，但是你方唱罷我登場，人物都是輪流上，能讓人記住的太少了，很多人物的存在根本就沒有意義，只是為了滿足作家宣泄的快感。

以小說中大土匪張一斧為例，書中總是不停地標榜他的惡名，說他殺人不眨眼，三年搶劫了五十七次貨船，砍死了八十九名船員，還愛吃黃酒爆炒出來的人肝，還說他七年娶了七個妻子，七年又殺了七個妻子等，這些細節鋪陳了不少，但是我們還無法貼近這個人物，總覺得他的眉眼還是模糊的，性格也是模糊的，立不住。

這樣的描述，還不如那個看上了林百家的副官李元成，出場只有很短的篇幅，但是得知了林百家已經許配給了顧益民長子顧同年之後，小說中寫到，年少英俊的副官站住腳，對林百家說了一句：“記住我，李元成，將來你在報紙上看到有個大英雄李元成，必定是我，你若是落難了，就拿著報紙來找我。”很簡單的一句話，少年的傲氣、英氣，包括幾分的賭氣，就把一個求愛不成的少年心性淋漓盡致地呈現了出來。可惜，這樣的閑筆，都用在了無用的人物身上，反而那些重要的人物角色，始終都讓人隔了一層。

04

這終究是一次“知難而上”的寫作

延伸閱讀：《余華研究資料》，洪治綱 編，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

評論者是沒有資格要求作家如何寫，寫什麽的。比如很多讀者會覺得很奇怪，都已經二十一世紀，余華為什麽會寫這樣一部包含著陳舊的道德觀念的民國的傳奇？作家選擇了某一種題材，往往是他自己內心的一種不可遏制的隱秘需求。但是能否駕馭這種題材，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經常提到作家的一個後期風格問題，成熟的作家越是到後期寫作，越是樂意選擇一種簡約的風格，舍棄原來繁復詩學。這是因為作家的巔峰的創作時期已經過去，他已經沒有足夠的精力、閱歷和好奇心去吸收更加新鮮的事物，建構更加龐大的敘事體系，構思更加豐富的人物角色等。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點評《文城》的話，我會認為余華的寫作是知難而上，他的平庸性證明了他能力的不足，也證明了他渴望重新找回那個銳氣的自己。畢竟，一個成功的作家想超越自己的時候才是更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