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朋友推薦我看這本書。這本書非常好，是佛法和科學的對話或是對接。每個人都該學習下，不管任何宗教。因為這是心靈的探索，會讓我們每個人成為快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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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明就仁波切

第一章 旅程的起點

如果有任何能夠因應現代科學需求的宗教，那可能就是佛教了。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如果你是受過訓練的佛教徒，那麼，你就不會把佛教當作一種宗教，而會把它當作一門科學，一種透過技巧探索自身經驗的方法。這些技巧讓你能以非批判性的方式檢視自己的行為和反應，而這些見解能讓你逐漸認清：“哦，原來我的心就是這樣運作的！我必須這樣做才能體驗到快樂，不要那麼做才能避免痛苦的產生。”

　　基本上，佛法是非常實用的。佛法告訴我們要從事能夠助長平靜、快樂和自信的事，並避免會引發焦慮、絕望和恐懼的行為。佛法修持的重點，並不在於刻意改變想法或行為，以使自己成為更好的人，而是要認識到，無論你如何看待影響自己生命的那些遭遇，你原本就是良善、完整，且圓滿具足的。佛法修持是去認出自心原本具有的潛能，換句話說，佛教注重的並不是讓自己變得更好，而是認識到此時此刻的你，就如你自己一直深切期望的，是完整、良善，且本質上是完好健全的。

　　你不相信，是吧?

　　其實，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也不相信。

　　首先，我想坦白告訴大家一件事。打從童年開始，恐懼感和焦慮感就不斷困擾着我。每當身處陌生人群之中，我就會心跳加速，冷汗直流。這種狀況發生在一位轉世喇嘛身上似乎很奇怪，因為轉世者累世以來不是已經累積了許多善根（Gewa）（藏文，形容能賜予力量或增強力量的事物，常譯為“善”。）善行嗎? 當時我所經歷的不安根本毫無理由可言。我住在一個美麗的山谷，身邊圍繞的都是親愛的家人、男女出家眾，還有那些致力學習如何喚醒內在平靜與喜樂的人。然而，焦慮感卻與我形影不離。

　　大約6歲時，我這種狀況才開始有所緩解。在孩童好奇心的促使下，我開始爬上村落附近的山巔，探索歷代佛法修行者終生禪修的各個山洞。有時我會爬進山洞假裝自己在禪修，可想而知，當時我對禪修根本就一竅不通，我只是坐在那兒，心裡不斷持誦“唵嘛呢叭咪吽”——這是幾乎所有西藏人，無論佛教徒與否，都耳熟能詳的密咒。有時我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心裡不斷默念這個密咒，雖然我並不了解自己在做什麼。但即使如此，我還是開始感受到一股平靜感悄悄潛入心中。

　　往後三年，我就經常在山洞中靜坐，試圖搞清楚到底該如何禪修。但是，焦慮感仍然持續增強，到最後演變成可能是西方醫學所說的恐慌症。有一陣子，祖父會隨意地給我一些簡單的教導。祖父是一位偉大的禪師，但不願公開自己的成就。後來我終於鼓起勇氣，請母親代我向父親祖古?烏金仁波切請求，讓我正式跟隨他學習。父親答應了，於是在接下來三年之中，他教導我各種不同的禪修方法。

　　一開始我其實並不十分明白，我努力試着依照父親所教導的方法安住自心，但我的心就是無法安住。事實上，在正式修學的最初那幾年，我發現自己的心竟然比以往更加散亂。讓我心煩意亂的事情真的是不計其數：身體的不適、背景的聲響，以及和他人的衝突等。多年之後我才逐漸明了，當時的我其實並沒有退步，而是變得更具覺知，更能察覺到念頭與感官知覺之流相續不斷地來去，這是我過去不曾認出的。看到其他人也經歷同樣的過程時，我終於了解，這是初學者以禪修方法審察自心時大多會有的經驗。

　　雖然我開始有一些短暫的平靜體驗，但恐懼和憂慮卻依然如鬼魅般糾纏着我，尤其是在那段期間，我每隔幾個月就會被送到印度的智慧林，和一群陌生同學一起跟隨新老師學習，然後再被送回尼泊爾，繼續向父親學習。智慧林是第十二世泰錫度仁波切的主座，而泰錫度仁波切是藏傳佛教當代最偉大的大師之一，也是對我影響最深的老師之一，他深廣的智慧和無比的恩德引導了我成長，我實在無以回報。我就這樣在印度和尼泊爾之間來來去去將近三年時間，接受父親和智慧林老師們的正式指導。

　　12歲生日前不久，最恐怖的時刻終於來臨了!我被送到智慧林去完成一個特別的儀式，也是我長久以來最最擔憂的一件事：以第一世詠給?明就仁波切轉世者身份正式升座的坐床典禮。與會者有好幾百人，而我明明是個嚇得要死的12歲小孩，卻得像個大人物般，要在那裡連續坐上好幾個小時，接受大眾的供養，並給予他們加持。好幾個小時就這樣過去了，我的臉色愈來愈蒼白，站在身邊的哥哥措尼仁波切（Tsoknyi Rinpoche）以為我就要昏倒了。

　　回顧這段時光，想到老師們對我的仁慈，我實在不明白自己當時怎麼會如此恐懼。現在分析起來，我當時的焦慮其實是因為我還沒有真正認識自心的真實本性。雖然我對自心本性已經具有知識性的了解，但缺乏直接的體驗；唯有對自心本性的直接體驗才讓我真正明白：任何的不安和恐懼只不過是我自心造作的產物，而自心本性不可動搖的寧靜、信心和喜樂，其實比自己的眼睛更貼近自己。

　　在我開始正式修學佛法的同時，一些奇妙的機緣也隨着到來。雖然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新發展對我的生命將有深遠影響，並將加快我個人成長的速度——我開始慢慢接觸到現代科學的觀念和新發現，尤其是關於腦的原理和運作方面的研究。

　　心的交會

我們必須經歷這個過程，那就是真的坐下來檢視自心，檢視自己的經驗，才能看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卡盧仁波切（Kalu Rinpoche），《口傳寶集》

認識法蘭西斯寇?斐瑞拉時，我還是個小孩子。他是一位智利籍生物學家，後來成為21世紀最知名的神經科學專家之一。當時我父親的名聲已吸引不少西方學子，因此法蘭西斯寇也來到尼泊爾，跟隨我父親學習佛教審察自心的方法。在課後或修持的空當，他常會跟我談到現代科學，尤其是他專精的腦部結構與功能領域。當然，他在講解時，會顧慮到一個9歲孩子的理解能力。父親的其他西方弟子知道我對科學有興趣後，也紛紛把他們所知道的生物學、心理學、化學和物理等現代理論傳授給我。這有點像是同時學習兩種語言：一種是佛法，另一種是現代科學。

　　我還記得，當時我就覺得這兩者之間並沒有多大差異。語言的表達雖然不同，但意義似乎非常接近。不久之後我也開始體會到，西方科學家與佛教科學家探討問題的方法非常類似。傳統佛教經典通常先提出所要檢驗的理論基礎或哲學基礎，也就是“根”（Ground)，接下來再提出種種修持方法，也是一般所稱的“道”（Path）。最後以個人實驗結果的分析，以及進一步研究的建議作為結論，這通常稱為“果”（Fruition）。西方科學的研究架構也很類似，首先提出理論或假設，接下來解釋驗證理論的方法，最後提出實驗結果，並和原來所提假設之間的異同做比較分析。

　　同時學習現代科學和佛法修持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佛法教導人們以一種內審或主觀的方法，明了自身具足獲得快樂的能力，西方科學則以一種較為客觀的方式解釋這些教法“為什麼”有用，以及“如何”運作。佛教與現代科學對人心的作用各有卓越的見解，兩者並用，可以更為清晰完整。

　　往返印度與尼泊爾的時期接近尾聲時，我得知智慧林即將舉辦一期三年傳統閉關課程，閉關指導上師是薩傑仁波切（Saljay Rinpoche）。薩傑仁波切是藏傳佛教界公認最有成就的前輩大師之一，也是我在智慧林最主要的老師之一。溫和仁慈、聲音低沉的他擁有一種神奇的能力，總是能在最恰當的時間說出或做出最對的事情。我相信你們必定也曾遇見過類似這樣的人，他們總是能夠讓你在無形中學到異常深刻的法教，而他們本身的風範就是讓你終生受用不盡的學習。

　　因為薩傑仁波切年事已高，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指導閉關了，因此我真的很想參加。但那時我才13歲，一般都認為這個年紀還太小，無法承受閉關三年的嚴苛考驗。我懇請父親出面幫我請求，最後泰錫度仁波切終於允許我去參加這次閉關。

　　描述這三年的經驗之前，我認為需要先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說說藏傳佛教的歷史，這也有助於說明我為什麼如此急於參與閉關課程。

傳承的重要性

概念性的知識是不夠的……

　　你必須擁有源自親身體驗的確信。

　　        ——第九世嘉華噶瑪巴（The Ninth Gyalwang Karmapa)

（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傳承的法王。）《大手印：了義海》

我們所稱的“佛教”,也就是直接探索心及修心的方法,源自一位名為悉達多（Siddhartha）的印度貴族青年所給予的教導。生長於權貴之家的悉達多王子發現，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他一樣擁有錦衣玉食的生活。親眼目睹人們所經歷的種種可怕苦難之後，他毅然放棄家庭的安全和舒適，而去尋求解除人類痛苦的方法。痛苦的樣貌很多，從揮之不去的“‘要是’生命中這件事不是這樣，我就會比較快樂”的輕聲埋怨，乃至於病苦、死亡的恐懼，全部都是。

　　悉達多後來成為一位苦行僧，遊走印度各地拜師學習。這些老師都聲稱已經找到悉達多在尋求的答案，然而他們所給的答案和所教導的修持法，似乎沒有一樣是真正圓滿的。最後，悉達多決定完全放棄外在的尋求，而從痛苦生起的地方追尋解脫痛苦的方法。這時他已經開始懷疑，問題的源頭就在自己的心裡。他坐在印度東北部比哈爾省菩提迦耶的一棵樹下，深入自己的內心，矢志找到他所追尋的答案，死也不罷休。就這樣晝夜不停地過了許多天之後，悉達多終於找到他所尋求的不變、不滅、廣大無垠的根本覺性（awareness）。從這甚深的禪定境界中起座之後，他再也不是原來的悉達多了，他成為佛陀（Buddha）了。在梵文中，“佛陀”是對“覺醒者”的稱呼。

　　佛陀體悟的是自己本性的一切潛能，而這潛能先前卻被二元觀限制住了。所謂的二元觀，就是認為有某個獨立存在、原本真實的“我”（self），和某個一樣也是獨立存在、原本真實的“他”（other），兩者是分離且對立的。如同稍後我們會深入探討的二元觀並不是一種“性格上的瑕疵”或缺陷，而是根植於腦部構造和功能的一種複雜生存機制，但就和其他機制一樣，是可以透過經驗而改變的。

　　透過向內審察的功夫，佛陀認清了這種改變的能力。往後四十年，錯誤觀念究竟如何深植於心中，以及如何斬斷它們，即成為佛陀遊歷印度教學的主題，並吸引了數百位，甚至可能數千位弟子。兩千五百多年之後，現代科學家開始透過嚴謹的臨床研究，顯示佛陀通過主觀審察所領悟的見解竟然異常精確。

　　由於佛陀所領悟及感知的境界遠遠超過一般人對自身及實相本質的認識，因此，就像他之前和之後的大師一樣，佛陀也不得不以寓言、舉例、謎題和隱喻等方式來傳達他所了解的一切。換句話說，他必須使用言語。這些法教最後以梵文、巴利文（Pali）及其他語言記錄下來，但也一直以口耳相傳的方式，一代接一代地流傳下來。為什麼呢?因為當我們聽到佛陀，以及追隨他而獲得相同解脫的大師們所宣講的話語時，我們一定會去“思考”這些話的意義，然後把這意義“運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會讓腦部組織作用產生改變，讓我們達到佛陀所體驗的相同解脫，為自己創造機會，去體驗佛陀所體驗到的自在。這些我們會在稍後的篇章加以討論。

　　佛陀涅槃後幾個世紀，他的法教開始傳到包括西藏在內的許多地區。西藏因地理位置與世隔絕，恰好提供了歷代師徒能致力於學習和修持的絕佳環境。那些已證悟成佛的西藏大師們將畢生所學傳授給最具潛力的弟子，之後這些弟子又將這智慧傳授給自己的弟子。於是在西藏建立了一個以“經”（以佛陀早期弟子忠實記錄下來的佛陀言教）、“論”（闡釋經典的論著）為基礎不間斷的法教傳承。然而，藏傳佛教傳承的真正力量，在於上師和弟子之間心與心的直接聯結，上師將傳承的法教精髓以口傳，而且往往是以秘密口傳的方式傳給弟子，這個方法讓法教得以如此純粹而有力。

　　由於西藏許多區域都被山巒、河川和山谷層層阻隔，往來不便，也使得歷代大師與弟子們難以彼此分享所學，不同區域的法教傳承因而產生些許不同的演變。目前藏傳佛教主要分為四大教派：寧瑪（Nyingma）（藏文，可略譯為“舊有的”，特別指的是藏傳佛教最古老教派“寧瑪派”，約於公元7世紀時創立。）薩迦（Sakya）、噶舉（Kagyu）（藏傳佛教四大教派之一，上師以口傳的方式傳授教法給弟子。）與格魯（Gelug）派。儘管這四大教派是在西藏不同區域、不同時期形成，但各派的基本教理、修持和信念卻是一樣的。據我所知，四者之間的差異主要在於名詞術語，以及學理與修持方法上的細微差別，就如同基督教新教各派之間的情形。

　　寧瑪派是四大教派中最古老者，創立於公元7世紀到9世紀初期的藏王統治時期。藏文中，“寧瑪（nyingma）”一詞可大略翻譯為“古老的”。不幸的是，西藏末代君王朗達瑪（Langdarma）因為政治與個人因素，開始以暴力鎮壓佛教。公元842年，朗達瑪遭人刺殺身亡。雖然他的統治只有短短四年，但在他死後近150年裡，早期的佛法傳承卻一直停留在類似“地下活動”的狀態。西藏在這個時期也經歷了重大的政治變革，最終重組為一群分立而鬆散聯盟的封建領地。

　　這些政治變遷提供了某種機會，讓佛法慢慢地重新伸展它的影響力。印度大師們千里迢迢來到西藏，而有心學習的學生也不畏艱苦，橫越喜馬拉雅山脈前往印度，直接受教於印度佛教大師。在這個時期，噶舉派首先在西藏紮根。藏文“噶（ka）”，可略譯為“言語”或“指示”，而“舉（gyu）”的原本的意義是“傳承”。口傳是噶舉傳承的基礎，上師將法教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授給弟子，因此讓法教的傳承得以保存無與倫比的純粹。

　　噶舉傳承起源於公元10世紀的印度，當時有一位潛能已臻至完全正覺境地的帝洛巴（Tilopa）大師。帝洛巴所達到的深刻證悟，以及他達到這些證悟所運用的修持方法，歷經師徒相傳數代之後，傳到了岡波巴（Gampopa）大師。岡波巴是一位傑出的藏人，他放棄醫生一職，轉而追隨佛陀的法教，最後將畢生所學全部傳授給四位最具潛力的弟子，這四位弟子又在西藏不同區域各自創立了學派。

　　四位弟子之一的杜松?虔巴（Dusum Khyenpa）創立了今日所稱的噶瑪噶舉（Karma Kagyu）傳承。“噶瑪”源於梵文的“Karma”，可略譯為“行動”或“活動”。在噶瑪噶舉傳承中，記錄在一百多部典籍里的學理與實修全套法教，就是由這位名號“噶瑪巴”的傳承上師親自口傳給少數幾位弟子，其中有些是為了將法教完整傳給下一世噶瑪巴而不斷轉世者，藉此保存並保護一千多年來一直以清淨形式流傳下來的無數教誡。

　　西方文化中完全沒有這種直接且不間斷的傳續形式。我們可以想象到的最接近情景就是，愛因斯坦對他最優秀的學生說：“不好意思，我現在要把畢生所學都倒進你腦袋裡，麻煩你保存一段時間。二三十年後，當我以另一個身體回到這世間時，你要負責把我教給你的一切，倒回這個小孩腦海里，而你也只能靠我現在傳給你的一些徵兆認出這個孩子就是我。哦，還有——為了以防萬一，你必須把我現在所教你的一切傳授給幾個弟子，這樣才能夠萬無一失。至於這些弟子的特質，你只要依照我現在要傳授給你的教法就能認得出來。”

　　第十六世噶瑪巴於1981年圓寂之前，將這整套珍貴的法教傳給了幾位主要弟子，也就是所謂的“心子”（Heart Sons）（佛法大師的主要弟子。），賦予他們將法教傳授給下一世噶瑪巴的大任；同時也囑咐他們要將整套法教傳給幾位卓越的弟子，以確保法教能夠完整地保存下去。第十二世泰錫度仁波切是第十六世噶瑪巴最重要的心子之一。他認為我是一位具有潛力的弟子，因此促成我前往印度，追隨智慧林里的幾位大師學習。

　　前面我已經提到過，各個教派之間的差別其實並不大，通常只是名相與學習方式有少許不同。例如在教導心的本性時，寧瑪派所用的名相是“卓千”（dzogchen）（或譯“佐欽”、“左干”，指大圓滿禪修。），藏文意義是“大圓滿”，我父親和我後來的幾位老師都被公認是這個傳承中成就非凡的大師。而噶舉傳承，也就是泰錫度仁波切、薩傑仁波切，以及智慧林諸位老師修學的主要傳承，關於心的本質的法教總稱為“瑪哈木札”（mahamudra），可大致翻譯為“大手印”。這兩套教法之間的差異很小，最大的區別也許在於，大圓滿法教着重深入了解自心本性的“見解”，而大手印教法則偏重有助於直接體驗心的本質的“禪定實修”（meditation practices）。

　　在這個充滿飛機、汽車和電話的現代世界中，老師和弟子們可以方便地到處旅行，過去不同教派之間可能存在的各種差異也不再明顯。然而，有件事卻一直沒有改變，那就是從精通法教的大師那裡得到“直接傳續”的重要性。通過與一位活生生的大師直接接觸，某種珍貴異常的東西會直接傳過來，仿佛某種活生生、會呼吸的東西從大師的心傳到弟子的心一樣。在三年閉關課程中，上師就是以這種方式將法教傳給弟子，這或許可以說明我為什麼如此急於加入智慧林閉關的原因。

會見我心

　　了悟心的意義，即了悟了一切。

　　——蔣貢?康楚?羅卓泰耶（Jamg�塶 Kongtrul），《要點提綱》

我很希望能夠告訴大家：當我到智慧林安頓下來，加入其他三年閉關者後，一切就開始好轉了。然而，事實卻正好相反，閉關第一年是我生命中最悽慘的一年，所有我曾經歷過的焦慮症狀，如身體緊繃、喉頭緊縮、眩暈，以及團體共修時特別強烈的陣陣恐慌感，全面襲來。按照西方的說法，我得了精神崩潰症（a nervous breakdown）。

　　我現在會說，我當時所經歷的，其實應該叫做“精神突破”（nervous breakdown through）。在閉關期間，因完全不受日常生活干擾，我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必須直接面對自心的狀況。當時，我的心可不是日復一日樂於我所見到的美景，隨着每個星期過去，我所見到的心與情緒景象似乎變得愈來愈恐怖。閉關第一年接近尾聲時，我終於覺悟到，我必須做一個抉擇：在接下來的兩年當中，我是要繼續躲在自己的房間裡，還是真正接受父親及其他老師所教導的真理——不論我所經歷的問題是什麼，那都只是根植於我自己心中的想法和感知的習性。 　　我決定遵循他們的教導。連續三天，我待在自己的房間裡，運用本書稍後會敘述的許多技巧禪修。逐漸地，我開始認識到困擾我多年的那些念頭和情緒，其實是脆弱且剎那即逝的，也認識到執著於小問題會如何把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只是這樣靜靜地坐着，觀察念頭和情緒如何迅速且經常不按邏輯地來來去去。我開始“直接”認識到，念頭和情緒並不像表相上看起來那樣具體或真實。一旦我不再相信它們告訴我的故事之後，我開始見到背後的“作者”——無垠廣闊、無限開放的覺性，也就是心的本性。

　　試圖以言語捕捉自心本性的直接體驗，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們頂多可以說，這種體驗無比平靜，經過重複體驗而逐漸穩固之後，幾乎就不可動搖了。這是透過一切生理、情緒和心理狀態而散發出來的一種絕對安好的體驗，甚至連一般可能視之為不愉悅的狀態也都如此。這種安好的感覺不受內外經驗的變化影響，是了解佛教徒所說的“快樂”的最明確方式之一。我很幸運，能在獨處的那三天之中瞥見了它。

　　三天之後，我走出自己的房間，重新加入團體共修。繼續專心禪修兩個星期之後，我總算克服了自幼如影隨形的焦慮感，並且透過直接體驗，領悟了上師所教導的真理。從此以後，我的恐慌症再也沒有發作過。而此次體驗所產生的平靜、自信和安好的感覺，即使在一般認為壓力很大的情況下，也不曾動搖過。我所經歷的這種轉化並不是我個人的功勞，我只是努力地直接運用前人傳下來的真理而已。

　　出關時我16歲，出乎意料之外，泰錫度仁波切竟然任命我為下一期的閉關上師，而下一期閉關很快就要開始了。不到幾個月時間，我又回到了閉關房，教導噶舉傳承的前行和進階修持法門（preliminary and advanced practices，編按：即“共與不共法門”的修持），引導新來的閉關修行者進入我直接領受傳續的同一法脈。當時我雖然是閉關上師，但對我來說，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機會，讓我能夠密集地閉關修持將近7年時間。這一次，我不再驚懼不安地躲在自己的小房間裡了。

　　第二次閉關接近尾聲時，我的父親建議我到智慧林附近的宗薩佛學院（Dzongsar Monastic College）就讀一年，泰錫度仁波切也欣然同意了。宗薩佛學院院長是堪千?貢噶?旺秋（Khenchen Kunga Wangchuk），他是一位大學者，在此不久前，才遠從西藏抵達印度。我很幸運地能夠在他的直接指導下，深入學習佛教哲學和佛教科學。

　　傳統佛學院的學習方式和大部分西方大學不一樣。在佛學院，學生不能選課，也不能坐在舒適的教室或講堂里，聽取教授對特定科目的意見和解釋，或寫論文、考筆試。佛學院學生必須按規定研讀眾多佛教典籍，而且幾乎每天都會有“抽考”，老師會從裝滿學生名字紙條的瓶子里抽出，被抽到名字的學生必須立刻評論某部經典中某個章節的意義。我們的“考試”有時是撰寫溜學典籍的評論，有時則是公開的辯論；在這種辯論中，老師們隨機點選學生，針對微妙的各種佛法義理，以無法預料的問題來挑戰學生，要求學生給出精確的答案。

　　我在宗薩佛學院讀書快滿一年時，泰錫度仁波切要開始進行全球巡迴講學，因此將寺院的管理工作委託給我，讓我在他的指導下監督寺院的日常活動。此外，他也要我負責在寺院裡重新開辦佛學院。在新佛學院，我除了要進修之外，也必須以助理教師的身份從事教學。後來，他又指示我要帶領智慧林接下來幾期的三年閉關。由於他對我恩重如山，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些責任。既然他相信我能完成這些職責，那我有什麼理由懷疑他的決定呢?幸好我活在一個有電話的時代，可以透過電話直接得到他的教導和指示。

　　四年就這樣過去了，我一邊監督智慧林寺務，一邊在新佛學院中完成學業、從事教學，並給予閉關學員口傳指導。這四年即將結束時，我去了不丹，接受紐舒堪仁波切（Nyoshul Khen Rinpoche）的直接口傳教授。紐舒堪仁波切是大圓滿教法的大師，擁有非凡的洞見、體悟和才能。我從仁波切那裡領受到殊勝的“Trekcho”和“Togal”的口傳法教，這兩個法可略譯為“本淨立斷”和“任運頓超”（primordial purity and spontaneous presence）。這些法教一次只傳給一位學生，我有幸能夠被選上領受這些法教的直接傳續，實在是受寵若驚。也因為如此，我由衷地認為紐舒堪仁波切和泰錫度仁波切、薩傑仁波切，以及我父親是我生命中影響最深遠的老師。

　　領受這些甚深口傳教授的同時，也間接接受了異常珍貴的一課——我們為利益他人而做的努力，不論程度多少，都會得到千倍回報的學習和進展機會。當身邊有人情緒低落時，你所說的每一句仁慈的話語，所給予的每一個親切的微笑，都會以一種意料不到的方式回報到自己身上。至於這種情況是如何產生及為何產生的問題，我們稍後再來看看。因為這與我開始走訪全球各地，並與現代科學大師們有了更直接的共事後，所學習到的生物學和物理學原理有很大關係。

來自西方的亮光

　　一把火炬就能驅散千劫累積的黑暗。

　　——帝洛巴，《恆河大手印》

第一次閉關結束後那幾年，由於我的行程排得滿滿的，因此沒有什麼時間去注意神經科學及認識研究相關領域的新發展，或充分了解已進入主流研究的物理學新發現。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1998年成為我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那時，我哥哥措尼仁波切原本安排好到北美講學，但他無法前去，於是我被指派代他前去。這是我第一次遠到西方訪問，那年我23歲。不過，搭機前往紐約時，我萬萬沒有料到，此行所遇見的人將會對我未來多年的思考方向產生重大的影響。

　　他們慷慨撥出時間，還提供給我堆積如山的書籍、論文、DVD和錄像帶，為我介紹現代物理學的概念及神經科學、認識與行為科學研究的最新發展。我非常興奮，因為關於佛法修持成效的科學研究已經如此豐富且深入，最重要的是，像我這樣沒有受過專業科學訓練的人也都能夠理解。而且，由於我當時的英文程度並不好，所以對於那些付出許多時間，用我能理解的字眼來解釋這些知識的人，我倍加感激。比如說，藏文中並沒有“細胞（cell）”、“神經元（neuron）（神經細胞。）”或“脫氧核糖核酸（DNA）”這類名詞，他們翻來覆去地用盡所有可能的字眼幫助我理解這些觀念，很像一場複雜的語言大混戰，所以經常都以捧腹大笑收場。

　　當我忙於進出閉關學習之際，我的朋友法蘭西斯寇?斐瑞拉一直都在安排現代科學家與佛教僧人、學者之間的對話。這些對話後來逐漸發展為一系列的“心與生命學會”研討會。在研討會中，現代科學及佛學研究各領域的專家們聚在一起，交換對心的本性和作用的見解。我很幸運能夠參加2000年3月在印度及2003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所舉行的兩次研討會。

　　在印度舉行的那次研討會中，我學到很多關於心的生物機制的知識。但是直到麻省理工學院那次研討會時，我才開始考慮要如何將自己修學多年的心得，介紹給那些對佛法修持或現代科學的複雜性可能不熟悉的人。麻省理工學院那次研討會的重點是，佛教探討“經驗”的內審方法和現代科學客觀方法之間的相關性。

　　事實上，隨着麻省理工學院這場研討會的進行，問題開始浮現了：將佛教和西方研究方法結合在一起會出現什麼情況呢?把受過如何詳細描述個人主觀經驗的人所提供的信息，和能測量腦部活動細微變化的機器所提供的客觀數據結合起來，我們可能學到什麼?佛法修持的內審方法能夠提供西方科技研究無法提供的信息嗎?臨床研究的客觀觀察又能提供佛法修持者什麼呢?

　　研討會結束後，與會的佛教界人士與西方科學成員一致認同，尋求合作的方式不僅使雙方都能獲得極大利益，而且這種合作本身也代表改善人類生命品質的一大契機。麻省理工學院分子生物學教授兼基因研究中心懷賀學院院長艾瑞克?藍德博士（Eric S.Lander，Ph.D）在閉幕演說中指出，佛法修持強調如何讓心達到更高層次的覺性，現代科學卻只是把重點放在如何讓精神病患恢復到正常狀態。

　　“為什麼停留在那裡?”他問聽眾，“為什麼我們只滿足於沒有精神病?為何不去追求更健康、更美好的境界?”

　　藍德博士的問題讓我認真思考如何創造一種方式，讓人們有機會將佛法和現代科學合作所得到的啟示，運用在日常生活所面對的難題上。就如同閉關第一年我由困頓中領悟到：單靠理論上的了解，並不足以克服製造日常生活各種傷痛和煩惱的心理與生理習性，只有透過修持，將理論付諸實行才能真正轉化。

　　我深深感謝我的佛法老師們，他們在我早年修學期間教導我如此深奧的哲學見解和實際運用方法。我也同樣感謝那些慷慨付出時間、精力的科學家們，因為他們將對西方人來說唾手可得的科學知識，以我能夠理解的語言幫助我學習；我也非常感激他們透過廣泛的實驗研究，證實佛法修持的效果。

　　我們幸運地生活在人類歷史上的這個獨特時代，西方科學家與佛教科學家通力合作，為全人類提供達到超乎想象的可能方法。我撰寫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位讀者都能認識運用這種卓越合作所得到的實際利益，進而將自己的潛能完全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