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艺术 第九章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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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艺术 W.I.B.贝弗里奇 著 陈捷 译
W.I.B.Beveridge 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61
威廉•伊恩•比尔德莫尔(William Ian Beardmore,WIB)贝弗里奇是澳大利亚动物病理学家,也是剑桥大学动物病理学研究所所长。他于1908年4月23日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朱尼市,并于2006年8月14日去世。他是1957年的《科学研究的艺术》和1977年的《上一次大瘟疫》的作者。 第九章 困难 “谬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没有一种方法是万无一失的。” —— 查理•尼科尔 与新发现的对立 至此,我们讨论的是对新设想心理上的抗拒。在这一节里我们要从几个其它方面讨论与新发现对立的问题。 新发现之所以常常遭到反对,因为从广义上说它冒犯权威,侵占既得利益。津泽援引了培根所说的:由于过去的业绩而享有声望的显贵,大抵不愿见到发展的洪流迅猛奔腾超越其成就。津泽评论说: “在飞速发展的科学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使命是:看到纠正旧有观念的新发现时,我们应感到愉快,并在教学的过程中以自己的学生为师。这是预防中年时期老顽固病症的唯一有效措施。” 新发现所引起的纷争有时因发现者的人品而变本加厉。作出新发现自人往往不会也不善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略微圆逼一些,麻烦也就少得多。哈维的发现最终获得承认,而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则不成,缘由盖出于此。塞麦尔维斯无心机可言,而哈维则把他的著作奉献给查理国王,将国王和王国比做灵魂和躯壳。哈维的作传人威利斯(Willis)说,哈维具有一种游说争取相识者的惊人本领。哈维说: “人生到世界上,赤条条手无寸铁,好似天命注定人要成为社会的动物,奉公守法,相安无事;好似天意要人受理智的规导。” 在谈到批评他的人时,他说: “然而,我认为:反唇相讥,恶语相加,是有失一个哲学家〈即科学家〉和探求真理者的身份的。” 在写到同一问题时,法拉第说: “真相迟早要大白于天下,而耐心回答比压服更能说服反对派,如果他们反对错了的话。” 发现者,尤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发现者,需要勇气才能无视他人的冷漠和怀疑,才能坚信自己发现的意义,并把研究继续下去。读到哈维、詹纳、塞麦尔维斯和巴斯德这些人面临反对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我们感到高兴,但又有多少发现者因缺乏必要的热情和勇气,放弃了在益的研究,而埋没于无闻!特罗特说过沃特森(J.J.Waterson)的故事。沃特森1845年写了一篇关于气体分子理论的论文,提出了很多後来焦尔(James Prescott Joule)(焦尔(1818-1889),英国物理学家。一译者)、克劳修斯(Rudolf J.E.Clausius)(克劳修斯(1822-1888),德国物理学家。—译者)和麦克斯韦提出的内容。鉴定这篇论文的皇家学会仲裁人说:“满篇胡说八道。”就这样把这篇论文打入冷宫,直到四十五年以後才发掘出来。沃特森落魄无闻地活了好多年,後来神秘地失踪了,无迹可寻。特罗持说,这个故事对于很多急于取得知识进展的人可能如当头一瓢冷水。很多新发现就是这样胎死腹中或窒息于呱呱堕地之时。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幸存者。 虽然,今天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在现在是正统的科学领域中,从事研究活动已不担任何凤险了,但是,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蒙昧主义和反动压制只是从前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仅仅三十年前,爱因斯坦在德国就受到一场有组织的、恶毒的迫害与嘲弄运动的围攻。1925年在美国,在臭名昭著的“田纳西州猴子审判”会上,一位自然科学教师因教授进化论而被起诉。在极权主义的国家,政治干预科学事务,如纳粹统治时期的情况,以及今天遗传学上的争论,会使专制主义进人科学,从而压制了那些在科学理论上不愿就范于党报宣言人们的研究工作。那些专门反对疫苗接种和活体解剖的团体也是一种形式的反动。就是我们科学家自己也不能矜然自得,因为即使在今天的科学界中,当新发现在理论上是革命的,而发现者又不是社会公认的科学界人士时,也还很可能遭到冷遇或反对。这时,发现者也许还需要具有笃信自己理论的勇气。 据说,一项对知识的创造性贡献,其接受过程可分为三步:在第一阶段,人们嘲笑它是假的,不可能的,或没有用的;到第二阶段,人们说其中可能有些道理,但永远派不上什么实际的用场;到第三步也是最後的阶段,新发现已获得了普遍的承认。这时,许多人说这个发现并不新鲜,早就有人想到了(这段话似乎出自麦肯齐(James Mackenzie)爵士[《我们敬爱的动理学家》,作者:威尔逊(R.M.Wilson),出版者:伦敦,墨莱(JohnMurray)]。)。史密斯说得对: “研究的愉快必在于研究本身。因为其他方面的利益收获都是靠不住的。” 伟大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只得到迫害作为报酬,这在过去是司空见惯的事。塞麦尔维斯的遭遇就是这一奇怪事实的极好例证。当时,欧洲的医院盛行产褥热,塞麦尔维斯指出了如何防止这种疾病,以减少病人的痛苦,降低死亡率。 1847年塞麦尔维斯想到:产褥热可能由直接从验尸房出来的医学教员和学生的手带给产妇。为了消灭手上的“尸体物质”,他建立了一条严格的制度:在检查产妇之前,必须先在漂白粉水中洗手。采用这一步骤後,维也纳总医院第一产室产褥热的死亡率立即由12%降为3%,後又降到l%。他的理论在很多地方受到欢迎,并为一些医院所采用。但是这种革命的思想把死亡的责任归咎于产科医生,招致了权威的反对,于是他们拒绝续聘他为助手。他离开了维也纳到布达佩斯,在那里他介绍的方法再度获得成功。但是他在理论上却进展不大,甚至遭到微耳和(Rudolf Virchow)(徽耳和(1821一1902),德国病理学家、细胞学说创立者。一-译者)这样大人物的反对。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著名的《病原学》今天被认为是医学文献方面的经典著作,但当时卖不出去。 挫折使塞麦尔维斯怨恨暴燥,他孤注一掷,写文章把不肯采用他方法的人骂成杀人犯。但这样做只是受到嘲笑。他结局悲惨,1865年被送进疯人院。承蒙上帝慈悲而且具有讽刺意昧的是:进疯人院後几天,他就因最後一次产科手术时手指受伤伤口感染而死,成为他毕生奋斗所要预防的细菌感染的牺牲品。他坚信自己主张的真理总有一天要昭彰于世,从不动摇。他在为自己的《病原学》所作的颇带哀愁的引言中写道: “回顾以在,我只能期待有一天终于捎灭这种细菌感染,用这样的欢快来驱散我身上的哀伤。但是,如果天不从愿,我不能亲睹这一幸福的时刻,那么,让坚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信念做我临终的安慰吧。” 其他人的工作,特别是法国的塔尼尔(Tarnier)和巴斯德,英国的利斯特,使得社会勉勉强强在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以後,认识到塞麦尔维斯的理论是正确的。 塞麦尔维斯之所以未能使大多数人接受他的看法,一则可能由于在证明细菌引起疾病之前,不能圆满地解释消毒双手的价值;一则也可能因为他太不懂人情世故了。现在尚不清楚,塞麦尔维 与新发现的对立 至此,我们讨论的是对新设想心理上的抗拒。在这一节里我们要从几个其它方面讨论与新发现对立的问题。 新发现之所以常常遭到反对,因为从广义上说它冒犯权威,侵占既得利益。津泽援引了培根所说的:由于过去的业绩而享有声望的显贵,大抵不愿见到发展的洪流迅猛奔腾超越其成就。津泽评论说: “在飞速发展的科学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使命是:看到纠正旧有观念的新发现时,我们应感到愉快,并在教学的过程中以自己的学生为师。这是预防中年时期老顽固病症的唯一有效措施。” 新发现所引起的纷争有时因发现者的人品而变本加厉。作出新发现自人往往不会也不善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略微圆逼一些,麻烦也就少得多。哈维的发现最终获得承认,而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则不成,缘由盖出于此。塞麦尔维斯无心机可言,而哈维则把他的著作奉献给查理国王,将国王和王国比做灵魂和躯壳。哈维的作传人威利斯(Willis)说,哈维具有一种游说争取相识者的惊人本领。哈维说: “人生到世界上,赤条条手无寸铁,好似天命注定人要成为社会的动物,奉公守法,相安无事;好似天意要人受理智的规导。” 在谈到批评他的人时,他说: “然而,我认为:反唇相讥,恶语相加,是有失一个哲学家〈即科学家〉和探求真理者的身份的。” 在写到同一问题时,法拉第说: “真相迟早要大白于天下,而耐心回答比压服更能说服反对派,如果他们反对错了的话。” 发现者,尤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发现者,需要勇气才能无视他人的冷漠和怀疑,才能坚信自己发现的意义,并把研究继续下去。读到哈维、詹纳、塞麦尔维斯和巴斯德这些人面临反对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我们感到高兴,但又有多少发现者因缺乏必要的热情和勇气,放弃了在益的研究,而埋没于无闻!特罗特说过沃特森(J.J.Waterson)的故事。沃特森1845年写了一篇关于气体分子理论的论文,提出了很多後来焦尔(James Prescott Joule)(焦尔(1818-1889),英国物理学家。一译者)、克劳修斯(Rudolf J.E.Clausius)(克劳修斯(1822-1888),德国物理学家。—译者)和麦克斯韦提出的内容。鉴定这篇论文的皇家学会仲裁人说:“满篇胡说八道。”就这样把这篇论文打入冷宫,直到四十五年以後才发掘出来。沃特森落魄无闻地活了好多年,後来神秘地失踪了,无迹可寻。特罗持说,这个故事对于很多急于取得知识进展的人可能如当头一瓢冷水。很多新发现就是这样胎死腹中或窒息于呱呱堕地之时。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幸存者。 虽然,今天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在现在是正统的科学领域中,从事研究活动已不担任何凤险了,但是,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蒙昧主义和反动压制只是从前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仅仅三十年前,爱因斯坦在德国就受到一场有组织的、恶毒的迫害与嘲弄运动的围攻。1925年在美国,在臭名昭著的“田纳西州猴子审判”会上,一位自然科学教师因教授进化论而被起诉。在极权主义的国家,政治干预科学事务,如纳粹统治时期的情况,以及今天遗传学上的争论,会使专制主义进人科学,从而压制了那些在科学理论上不愿就范于党报宣言人们的研究工作。那些专门反对疫苗接种和活体解剖的团体也是一种形式的反动。就是我们科学家自己也不能矜然自得,因为即使在今天的科学界中,当新发现在理论上是革命的,而发现者又不是社会公认的科学界人士时,也还很可能遭到冷遇或反对。这时,发现者也许还需要具有笃信自己理论的勇气。 据说,一项对知识的创造性贡献,其接受过程可分为三步:在第一阶段,人们嘲笑它是假的,不可能的,或没有用的;到第二阶段,人们说其中可能有些道理,但永远派不上什么实际的用场;到第三步也是最後的阶段,新发现已获得了普遍的承认。这时,许多人说这个发现并不新鲜,早就有人想到了(这段话似乎出自麦肯齐(James Mackenzie)爵士[《我们敬爱的动理学家》,作者:威尔逊(R.M.Wilson),出版者:伦敦,墨莱(JohnMurray)]。)。史密斯说得对: “研究的愉快必在于研究本身。因为其他方面的利益收获都是靠不住的。” 伟大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只得到迫害作为报酬,这在过去是司空见惯的事。塞麦尔维斯的遭遇就是这一奇怪事实的极好例证。当时,欧洲的医院盛行产褥热,塞麦尔维斯指出了如何防止这种疾病,以减少病人的痛苦,降低死亡率。 1847年塞麦尔维斯想到:产褥热可能由直接从验尸房出来的医学教员和学生的手带给产妇。为了消灭手上的“尸体物质”,他建立了一条严格的制度:在检查产妇之前,必须先在漂白粉水中洗手。采用这一步骤後,维也纳总医院第一产室产褥热的死亡率立即由12%降为3%,後又降到l%。他的理论在很多地方受到欢迎,并为一些医院所采用。但是这种革命的思想把死亡的责任归咎于产科医生,招致了权威的反对,于是他们拒绝续聘他为助手。他离开了维也纳到布达佩斯,在那里他介绍的方法再度获得成功。但是他在理论上却进展不大,甚至遭到微耳和(Rudolf Virchow)(徽耳和(1821一1902),德国病理学家、细胞学说创立者。一-译者)这样大人物的反对。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著名的《病原学》今天被认为是医学文献方面的经典著作,但当时卖不出去。 挫折使塞麦尔维斯怨恨暴燥,他孤注一掷,写文章把不肯采用他方法的人骂成杀人犯。但这样做只是受到嘲笑。他结局悲惨,1865年被送进疯人院。承蒙上帝慈悲而且具有讽刺意昧的是:进疯人院後几天,他就因最後一次产科手术时手指受伤伤口感染而死,成为他毕生奋斗所要预防的细菌感染的牺牲品。他坚信自己主张的真理总有一天要昭彰于世,从不动摇。他在为自己的《病原学》所作的颇带哀愁的引言中写道: “回顾以在,我只能期待有一天终于捎灭这种细菌感染,用这样的欢快来驱散我身上的哀伤。但是,如果天不从愿,我不能亲睹这一幸福的时刻,那么,让坚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信念做我临终的安慰吧。” 其他人的工作,特别是法国的塔尼尔(Tarnier)和巴斯德,英国的利斯特,使得社会勉勉强强在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以後,认识到塞麦尔维斯的理论是正确的。 塞麦尔维斯之所以未能使大多数人接受他的看法,一则可能由于在证明细菌引起疾病之前,不能圆满地解释消毒双手的价值;一则也可能因为他太不懂人情世故了。现在尚不清楚,塞麦尔维斯的努力对他所发现的原理最终为人们所接受是否有很大的或任何的影响。看来其他人也独立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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