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為筠：消失的教會大學

燕京大學90周年紀念活動前不久在北大校園裡隆重舉行，近千名燕大校友歡聚一堂共敘舊情，共同緬懷這所消失了半個多世紀的大學。過去的莘莘學子已成垂垂老者，最年輕的也已到了古暮稀年，可能這是他們有生之年最後一次大規模聚在一起了。

這些老人的到來使得寧靜的“燕園”忽然熱鬧起來，很多年輕的學生感到好奇而新鮮，因為從來只知道北大而不知燕京，沒想到“燕園”里還隱藏着這麼一段歷史。

不過，老人們再也找不到屬於自己的大學，只有在未名湖畔銘刻的“原燕京大學未名湖區”石碑上，才能找到熟悉的“燕京大學”四個字。

這所大學真的就這麼永遠消失了，但留在老人們的記憶里卻依然清晰。他們仍記得當年考入這所與北大、清華齊名的名校是何其興奮，想起老校長司徒雷登在入學典禮上一一叫出他們名字並握手的情景。一切恍若在昨天，歷史車輪卻無法回頭的碾過。

與燕京大學經歷一樣命運的還有之江大學、聖約翰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滬江大學、震旦大學等十幾所大學。

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背後有着共同特徵——由基督教或天主教會創辦，並一起在1952年那次全國院校大調整中集體消失。

這些大學雖然集體的人間蒸發了，但老校友們卻每年堅持組織大小不等的聚會，顯然這樣聚會每次剩下的人越來越少了。這些教會大學的集體消失與浮現，讓我們重新發現了一段早已被忘卻的歷史。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19世紀末伴隨着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洶湧而進國門的還有洋人的宗教。一直為基督福音不能影響中國社會上層而苦惱的傳教士們，發現了開辦學校的“曲線”傳教之路。當清政府宣布外國人在內地開設學堂亦無庸立案，立即出現一些由西方基督和天主教會創辦的學校。由於新教各差會教派林立各自為政，為了爭奪日後在華傳教的有利地位，20世紀初紛紛開始把原有的學校升格為高等院校。

位於杭州錢塘江畔的之江大學就是其中之一。這所大學起源於1845年美國北長老會在寧波創辦的崇信義塾。1867年改名為育英義塾並遷往杭州皮市巷。1911年才遷至秦望山麓，並於1914年改名為之江大學。時任浙江省教育廳長的馬敘倫對此校十分關注，親自創作了校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多年後正是這位共和國第一任教育部長的馬敘倫，親手消滅了這所教會大學。

出生在杭州耶穌堂弄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的司徒雷登，早年全家就在之江大學生活，父親曾在這里擔任教師。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國讀完大學重返杭州傳教時，親自參與了學校升格為之江大學的過程，他的弟弟司徒華林還一度擔任了之江大學的校長，一家人都與教會大學結下不解之緣。

司徒雷登沒在之江大學呆多久，就牽頭創辦了燕京大學並成為首任校長，主持校務工作前後27年。這所大學起初由匯文、通州協和、華北協和女子三所教會學校合併而成，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為校訓。司徒雷登為了給新大學找到一塊合適地點，騎毛驢、自行車轉遍了京郊，最後在西郊購買了數處前清親王賜園。為了得到美國富豪和中國官紳的資助，司徒雷登四處奔波“化緣”，甚至會一連幾天跟一個半聾的老太太聊天游戲，只希望老太太在臨終遺囑上別忘了燕京。

“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這一類”，這是司徒雷登在建校籌款時的真實感受。經過他堅持不懈的努力和美國基督教差會幫助，一所近代中國規模最大、環境最優美的校園拔地而起。司徒雷登除了籌款外，還給哈佛燕京學社的組建爭取到一筆巨款。名不見經傳的燕京與名校哈佛搭上了鈎，一時在國內外名聲大噪，吸引來冰心、費孝通這樣優秀的學子。

這位燕京的校長曾因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家喻戶曉，他自稱是一個中國人更甚於是一個美國人，的確，他對之江大學、燕京大學尤其是後者功不可沒。這所燕京大學也成了司徒雷登後半生夢魂牽縈的地方，他去世前的唯一心願是想安葬於親手修建的“燕園”中，可惜遭到一群“馬列主義老太太”的阻撓竟成泡影。

好在去年年底他能“折中”地歸葬到杭州這塊成長之地。秦望山上的校園裡，當年他的居所——獨立洋樓“下紅房”，在鬱鬱蔥蔥中百年如一日。

然而，這里曾經的之江大學早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是修繕一新的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只有遺留的都克堂、慎思堂、經濟學館等老建築，才顯露出作為一所教會大學的歷史。

蔚為大觀的教會大學

比司徒雷登與教會大學關係還密切的當屬馬相伯，這位生於江蘇的神甫早在民國年間就有“辦學狂人”之稱。他先後參與創辦了震旦大學、復旦大學、輔仁大學，其中兩所為知名的天主教會大學。

馬相伯因為家庭緣故出生不久便受洗禮，他從法國教會徐匯公學獲得神學博士，在游歷歐美之後一度從政，還曾在朝鮮和袁世凱共過事，襄助改革政事。他於1901年退隱上海時，將祖產良田3千畝捐給天主教會。教會也投桃報李不負所望，幫助馬相伯實現了辦學夢。

1903年3月1日，震旦大學在上海盧家灣創建，創立之初學生中沒有一個天主教徒。1904年教會安排具有不同教學理念的法國神甫南從周負責校務，馬相伯次年被迫另起爐灶創辦了復旦大學，意在復我震旦。

至於教會輔仁大學，乃馬相伯與英斂之一起長期商討，聯袂發起的另一所天主教會大學。從《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到“輔仁社”的創辦、波折、重建，馬相伯始終與英斂之密切配合，並最終建成了著名的輔仁大學。

不過，除了馬相伯和天主教創立的寥寥幾所大學，其他多為基督教新教各差會獨立創辦。由於美國教會對大學教育更為積極，在華的絕大多數的教會大學都是由美國以長老會、公理會、浸禮會和聖公會而創辦。美國差會幾乎包辦了在華所有教會大學，以至於同行的英國傳教士的驚呼：“差不多中國的全部大學都是由美國人創辦與美國人支持的。”

像金陵、齊魯、東吳、嶺南等教會大學都是有着大致相同的創辦經歷，基本都是美國新教來華創辦。就連中國第一所女子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也由教會在1904年創辦，比北大第一次招收旁聽女生早了整整15年。

幾年後創立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校園，乃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設計的中國古典宮殿式建築群。美國著名的史密斯女子學院與金陵女大結為姐妹學校，每年為學校捐贈一定經費。這所女大畢業999人，人稱999朵玫瑰。這些女子大學使得中國的“女禁”逐漸開放，女子的高等教育就此發展起來。

教會在華辦學經過20世紀初的草創階段，到20年代已蔚為大觀。其中大學有十幾所，星羅棋布於中國大地，燕京、輔仁、齊魯在華北；嶺南、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在華南；之江、聖約翰、震旦、東吳、滬江在華東；華西有協和，華中有華中大學、湘雅醫學院，其幅射力基本上可以覆蓋全國。雖然這些學校規模一般不大，在校學生只占全國在校大學生總數的十分之一多點，但辦學質量非常之高。

光與真理

從清末到北洋政府這些年，教會學校大多數時候是自顧自地發展着，不受中國政府的制約。但隨着大革命的洗禮，國人的民族情緒空前高漲，在反帝愛國思想激盪下，強烈要求收回教育主權。北洋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學校之校長鬚為中國人；學校設董事會者，中國人應占董事會名額之半數；學校不得以傳教為宗旨。大多數教會大學都能據此作出必要調整，開始向中國當局註冊，選舉中國人為校長，並建立中國人占多數的董事會。這些教會大學正逐步適應中國的形勢與發展的需要，限制課內宗教宣傳與課外宗教活動，根據實際需要來進行自身的轉變，日益與中國的社會融為一體。

教會大學的辦校資金中學生學費是很大一塊，此外均由教會資助，每年的維持費和土地、房子也都由教會提供。但在世俗化、本土化、學術化的日益影響下，教會大學這些最初傳教的副產品，後來卻發展成為教書育人之所。

教會大學裡的異教徒學生越來越多，當年哲學家方東美在金陵大學上學時就從來不禱告。這樣現象在震旦大學尤為嚴重，到1924年震旦學生共392人，其中320人為異教徒。到了1930年代，像滬江大學乾脆連神學院都不辦了，一心一意搞職業化教育。

這些教會大學雖然數量不多，但個個起點都很高，教學質量和制度非常完善，所發的文憑全部來自國外。在社會上有着良好的聲譽，比如資格比較老的聖約翰大學就是一例。

這所大學前身是1879年美籍猶太人施約瑟創辦的上海聖約翰書院，1896年即改組成滬上唯一高等學府，是中國首個全英語授課大學，以“光與真理”為校訓。它早在1905年就在美國華盛頓州註冊，辦的教育比美國還要美國化，有“東方哈佛”和“外交人才養成所”之雅稱，學生多是政商名流的後代或富家子弟。這所牛氣沖天的名校直到1947年才向國民政府註冊，是最晚向中國政府註冊的教會大學。

聖約翰大學創下了民國教育的多項第一，尤其是在體育教育遙遙領先。比如擁有中國第一個現代化體育館，舉辦了中國第一次校園運動會。

畢業於聖約翰的林語堂就是位體育健將，曾經在學校創紀錄的一次上台領獎四次。多年後他仍對母校的體育教育津津樂道：“倘若說聖約翰大學給我什麼好處，那就是給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學是不會得到的，我學打網球，參加足球校隊，是學校划船隊的隊長。”

聖約翰除了培養像林語堂這樣出色的高材生，還有張愛玲、鄒韜奮、顧維鈞、宋子文、榮毅仁、劉鴻生、貝聿銘、施肇基„„一大批影響時代的學生。隨着畢業生一批批進入社會，為母校贏得了斐然的聲譽。

各具特色的辦學

比之聖約翰毫不遜色的還有金陵大學，從這所位於南京的教會大學走出來的著名校友同樣數不勝數，如教育家陶行知、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哲學家方東美、文學史家程千帆等。

不過要論金陵大學最具特色還屬農科，開創了農林研究的很多先河。恰如胡適所言，民國時期的農業研究中心在南京，南京農業研究中心在金大。上世紀50年代在台灣農業界以“經濟復興”為號召的，大部分骨幹都是金大畢業生。

像金陵大學農科一樣聞名的要數東吳大學的法科，它很早就採用模擬法庭教學，所有的課本都是美國大學的原本，培養了一大批最一流的法學專家。

在二戰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負責審理日本戰犯的“東京審判”中，中國組成的法官中大部分都是出自東吳。以至於很多學生都衝着法學報考此校，連以小說鳴世的金庸也是，學校一半人數居然都是學法的。這所大學部分校友於1949年遷台後，經過砥礪發展，其法學一脈香火仍存，依然成為全台翹楚。

教會大學的醫學教育成就有目共睹，對中國醫學發展貢獻頗多。協和醫學院、湘雅醫學院、齊魯大學等西醫教育，改變了中國的就醫觀念和衛生習慣。比如協和醫學院在上個世紀初中國條件最好、質量最高的醫學教育和研究機構，不僅培養普通的臨床醫生，更多的是培養高層次的醫學專家。

所有的教會大學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重視英語的教育，在教育中很多直接用英文授課，所以一般教會大學的畢業生個個外語都十分流利。

除此之外，各個教會大學都辦得有聲有色，各校名師雲集，學生俊才輩出。以在當時的成就和名譽而論，很多都可與北大、清華媲美。這些學校中有些特色專業聞名遐邇，比如燕京大學的社會系和新聞系，齊魯大學的農科和醫科，聖約翰大學的外語和醫學，嶺南大學的教育、商科及社會科學，之江大學的建築、土木工程，以及滬江大學的化學„„這些26/47

名牌專業培養了一大批專業人才，影響着社會歷史的進程。這些大學的校友受到了民主教育的薰陶，大多似乎在政府系統而非黨務系統任職。那些小有名氣和運氣好的人，則在如醫學、農業、新聞、法律等教會大學較有優勢的行業工作。如燕京大學新聞系的畢業生常能擔任國際新聞處和西方報紙的要職，金陵大學在農業界、東吳大學在法律界„„在各自職業天地里遊刃有餘。

這些教會大學的文憑都得到歐美國家承認，有的學校畢業後可以直接接進入美國大學研究生院學習，有的則只需補修30個本科學分就可。無疑這些教會大學使中國高等教育與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縮短了幾百年，它們中佼佼者水平接近了同時代歐美一般大學的程度，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消失的大學

教會大學在中國前後遭遇了兩次劫難。首難非抗日戰斗莫屬。

日本的侵略對教會大學造成的嚴重沖擊，戰亂使得學生大量減少。開始時還能因為有歐美背景，搬遷入租界內尋求保護，但很快連這種生存也不得了，學校進入所謂“流亡時期”。

這些教會學校大多跟着中國軍民大撤退，遷往雲南、四川、貴州等大後方，四川帆獎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南京的教會大學，曾經畢業的哦在漫長的歲月中與中國人一起承受了戰時的困苦與艱險。

例如1937年底南京失陷後，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倉促撤離。大部分師生長途跋涉來到成都，避難於華西協和大學校園內。聖約翰大學和滬江大學都搬到租界內繼續開辦，東吳大學與之江大學也分別遷到上海租界，這幾所學校聯合成立了基督教聯合大學。

但是，縫隙里生存很快被珍珠港事件發生美國參戰而打破，這些大學不得不又開始動盪的大遷移。後來僅有聖約翰大學有後台撐腰，才得以不受太多干擾。

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因為拒絕與日本人合作，在抗戰中被投入集中營中三年多時間。戰後他被放出來立即着手復校事宜。這位勤勞的校長主持開學典禮後，又立即飛往美國給學校籌款。

這次劫難隨着抗戰勝利結束而結束，其他教會學校像燕京一樣紛紛復校，並迎來了大發展的幾年。

然而，隨着新中國的成立，這些教會大學又遇到了萬劫不復的致命打擊。

教會大學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工具，這一論點由於毛澤東的反覆重申而成為真理。毛澤東在《“友誼”,還是侵略?》一文中強調:“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並一一點了這些教會大學的名。

這時隨着中美關係的惡化，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國人反帝情緒的急劇高漲。新中國首任教育部長馬敘倫充分貫徹最高指示，表示要研究中國參考蘇聯，不再允許外國在中國境內辦學。山雨欲來風滿樓，大多由美國人所辦的教會大學首當其衝地受到打擊。

1950年9月23日中國基督教界發表宣言“防止帝國主義利用教會危害中國人民”，各個教會大學校長紛紛簽名支持，並掀起了肅清美帝文化侵略影響，從教授到學生紛紛撰文憤怒聲討美帝的文化侵略。對教會大學整治是從輔仁大學開始，1950年10月接辦了此校。接着1951年1月，政府頒布《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機關的指示》，各教會大學被迫與國外教會脫離關係，但這樣也沒能挽回他們頹敗的命運。

在1952年落葉繽紛的多事之秋。國家進行各大高校院系進行大調整，許多綜合性大學都蒙受損失。此次院系調整除了合併重組高校系科，私立大學全部被改為公立，還根據蘇聯教育模式設立大學結構。在這次院系大調整中受傷最深的莫過於教會大學，所有的教會大學悉數被解散，院系撤併到相關院校中。

已經被革命群眾占領的各個教會大學，認為“院系調整能夠實現是‘三反’運動開展後所帶給我們的勝利果實之一。”對於撤消校名認為是絕對必要的，是意味着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徹底破產。對解散各自的大學表示熱情的支持，一些外國的教員先後被遣送回國。

伴隨着院系調整的鼓點，這些曾經顯赫一時的大學紛紛被拆分，院系毫不保留地被分解到其他院校中。比如，燕京大學的文科、理科等併入北大，工科併入清華，校址“燕園”成為北大的校園。聖約翰大學院系分別併入復旦、交大、同濟、華師大，原址上建起了華東政法學院。之江大學院系併入浙大、同濟，在原址組建了浙江師范學院（杭州大學前身）„„

忘卻的紀念

這個故事結局是悲劇性的，但故事本身並非悲劇。

這些教會大學在20世紀上半葉劃下句號時，但是它們可以充滿驕傲回顧既往，也可以懷着足夠的自信看待現實。在今天中國大陸每一所名校的背後，似乎都能看到一所教會大學的影子。比如北大背後的燕京、復旦背後的聖約翰、浙大背後的之江、蘇大背後的東吳„„其實這並不難理解，從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到哥倫比亞大學，無一不有着教會的影子，幾乎都經歷了漫長的世俗化過程。

這些教會大學就這麼集體消失了，並因政治原因而被國人所遺忘，但是這一群體對中國教育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它們在教育近代化過程中起着良好的示範與導向，它們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範，其體制、機構、計劃、課程、方法和規章制度等諸多方面，以及更為直接的引進了西方先進的辦學模式，使得中國人自辦的大學有章可循。它們培養的畢業生不僅為社會輸送了棟梁之才，也為中國大學提供了師資力量。

畢業於聖約翰大學的宋子文就曾說過：“了解教會大學在中國現代化事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聖約翰大學應屬這些最前列的學校之一。”這樣高度的評價同樣適用於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金陵大學、之江大學等教會大學，它們的功勛應當被歷史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