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情爱史---原始的激情

蕾伊·唐娜希尔 著

（台湾）李意马 译

12、十九世纪

性病的蔓延与控制

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士耽溺于交易性性行为的结果，使得性病大量增加，妓女当然是主要的传播媒介。她们很容易传播淋病，因为女性在得到淋病後，在初期经常没有任何症状，她们可能在得病很久後，还不晓得自己有淋病。但男人则不一样，在感染後2到8天，小便会有灼痛感，且有脓状分泌物，若不加以治疗，可能会导致尿道狭窄或阻塞，因此他们在得病後常会无心于男欢女爱，主动求医，而减少传播的机会。但若是梅毒，则嫖客和妓女对它的传播可以说负有同样的责任，专业化的妓女对梅毒的了解几乎跟医师一样多。

梅毒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症状只是散见性的，而且会自行消失。在感染之後快则一个礼拜，慢则8个月，在鼠蹊部会有淋巴腺肿，生殖器上出现溃疡（下疳）。但这些症状也会自动消失。只有在数年之後进入第三期，才会有明显的永久性伤害，因为神经受损而产生可悲的症状，但此时治疗已无甚希望。对大意而无知的嫖客来说，早期症状很可能会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小病，而继续寻欢作乐，结果不仅使原来干净的妓女受到感染，同时也可能传染他不幸的妻子——以及尚未出生的儿女。

当时的医师对这种性瘟疫可说束手无策，医师甚至不晓得淋病和梅毒是两种不同的性病，而误以为淋病是梅毒的早期症状，都用水银制剂来治疗，这种疗法不仅痛苦、拖延时日、而且经常无效。当时也没有人知道治疗到什么程度才算完全，很多淋病病人在仍然具有高度传染力时，就得到“痊愈”的证明书。

患者的数目一直在大幅度地增加，维也纳在1830到40年代，每年有6到7000名妇女（绝大多数是妓女）住进当地的8家公立医院接受淋病或梅毒的治疗。而伦敦的8家主要医院在1856年就治疗了30000名男女性病患者。其他医院的外科门诊病人也有半数是属于性病患者。巴黎在1860年代，被关进女子监狱的妓女，有百分之六十罹患性病。而据说在1875到1899年间，哥本哈根每8个人（男或女）中就有一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曾经感染过一种性病。1914年，美国一位悲观的专家估计，美国男子有半数以上曾得过淋病。

大多数国家的卫生单位都想借管制妓女来控制性病的蔓延。实际上，如果卫生单位能成功地使所有妓女接受定期的医学检查，的确有可能大幅度降低性病的发生率。但因为有太多业余或兼差的妓女，所以此项管制工作不可能做得彻底，在欧陆诸国，妓女需强制注册登记，卫生单位至少可以按图索骥，但在英美两国，则因缺乏“名义”上的妓女，而不知从何检查起。

当时英国为维持其殖民帝国，拥有庞大的军队，但皇家军队已逐渐受到性病的腐蚀，英国政府为了对抗性病，而在1864、1866及1869年，陆续颁布了“传染病法案”，结果惹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这个法案的用意是要将已知的带菌者自人群中隔离，及强迫在重要海军单位内或军事要塞15哩内工作的妇女定期接受医学检查。因为这个法案，警方第一次觉得有必要办理妓女登记——并决定“谁”应该被列在名册上。这对自己承认是妓女的妇女及在寻欢场所中的房客来说不成问题，定期医学检查反而可以保障她们的健康及“事业”。但对业余、兼差的，或已经感染的阻街女郎而言，登记对她们并无好处，要找出这些人就显得格外困难。警察很难在她们勾搭路人时逮个正着，因此大多仰赖市井风声及线民的密报，结果产生很多“诬良为娼”的情事，因别人恶意陷害及抓错的良家妇女几乎跟真正的娼妓一样多。所谓常规的医学检查即是“脱裤审视生殖器”，因为经常误抓，所以社会人士纷纷起来反对这个法案。结果妓院的老板和可敬的淑女产生一种奇怪的遭遇战。妓院老板支持这个法案，而娴淑淑女却指责此一法案，但她们反对的理由经过相当的“合理化”，她们说男人因其无法控制的性欲，而制定此一处罚女性的法律是不公平的，“检查生殖器”是对妇女贞洁的一种侮辱，即使是对妓女，亦侵犯了她们的天生人权。医学检查想将感染的女人隔离于事无补，只是在承认且强化卖淫行业，总之，她们要求废止这个法案。

後来，善男信女们获得胜利，“传染病法案”在1883年被搁置，而于3年後正式废止。

在美国，善男信女们也成功地阻止了妓业的公开化与合法化，政府无法管制“名正言顺”的妓女。美国军方为了照顾其士兵们的健康，不得不象英国皇军一样自谋对策。对策之一是对所有上岸的海军官兵分发保险套，但这个实用的举措却遭到恶意的反对，因为保险套虽能预防性病，但也有鼓励避孕之嫌，而反对避孕正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海外的军人也都供应有保险套，而且建议他们在与占领国女子做“国民外交”时使用。但在美国本土，军方则断然决定扫除各种非法的性活动，1917年，一道海军基地五哩方圆内的所有妓院立刻关闭的命令下达之後，新奥尔良的欢乐之城史脱利维利即在一夕之间人去楼空，灰飞烟灭。虽然历史学家说，在1917年9月到1919年2月间，美国陆军及海军罹患性病的高达28万名，但此一数字比起几年前自由放任的时代已经改善了许多。当时美国军方总共约有将近500万人，都处于性活动的高峰期，1914年的估计认为，每两个美军中即有一个在某个时期得过淋病，但现在，美军中罹患过任何一种性病的只占十七分之一。

德国人在这方面也不落人後。在战争开始时，科学家向最高统帅建议，应该关闭妓院，把禁欲视为军人的职责之一。但军方最後的决定是禁欲会影响作战的士气，因此军队妓院在战场後方纷纷设立，通常是设在篷马车里。红灯妓院是专供士兵使用的，绿灯妓院则专供官员使用，当然是一切从简，速战速决。一个由军医部派来的士官站在入口处，检查证件及健康证明书，做简短的医学检查，在事前及事後发给每位顾客预防性的药物及药膏，并替营妓收钱。营妓在下午4时至9时之间，平均每人接客10名，但在退勤的高峰时间，则每名顾客以10分钟为限，时间一到，值勤的军医士官即在门外高喊“下一个 ！”

在这个时期，德国的科学家像世界其他地区的科学家一样，对性病开始有长足的了解。1900年，柏林的官方承认有1600O人在接受淋病或梅毒的治疗，但非官方的估计则比这个数目高出甚多。据当时的一位医界权威说，在汉堡及柏林，有37%的男士在15到50岁间曾感染过梅毒，至于琳病，可以说“每个人”都至少感染过一次。不管这个估计是否夸张，但对一个深信条顿民族体格优秀的人来说，实在够吓人的。也许因为事实上的需要，对梅毒研究及治疗的重大突破终于在德国发生。

1905年，西普鲁士的一位动物学家萧丁（F・Schaudinn)首度发现了梅毒螺旋体，1906年，柏林的一位细菌学家魏斯曼(A・Wessermann)发明了一种梅毒血清检查，在诊断上比过去的任何检查都要来得可靠。1909年，法兰克福的一位化学家艾尔利希。(P・Ebrlich）发现一种砷剂，对梅毒具有奇效，虽然在使用的初期，因为剂量多寡不易掌握，而有过不少令人不快的意外发生，但在改善之後，总算克服了大部分的问题。今天，抗生素与磺胺剂已取代砷剂来治疗梅毒，但仍然只在第一期和第二期有治疗的希望，若进入第三期，组织产生不可逆性的伤害，则难以痊愈。

淋病治疗法的发现，则是稍晚以後的事。1879年，布里斯劳的一位年轻实验助手发现了禁果里的蛆虫——淋病双球菌，此後，医师才可以凭此菌的有无而断言病人是痊愈抑只是暂时的缓解而已，但要等到1935年磺胺剂的问世及1941年盘尼西林的问世，治愈淋病才成为可能之事。不过，淋病双球菌就象人类一样具有自我保存的能力，对两种特效药产生抗药性的新品种淋病也跟着出现，虽然人类也发明了能够克制它们的新型抗生素，但世界卫生组织（WHO）却显得忧心忡忡，这场人类与淋菌间的战争显然还未落幕，目前美国每年有300万名淋病患者，而全世界的患者更超过一亿名，这个数字正表示治疗与控制的药物并不是十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