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情愛史---原始的激情

蕾伊·唐娜希爾 著

（台灣）李意馬 譯

12、十九世紀

性病的蔓延與控制

維多利亞時代的男士耽溺於交易性性行為的結果，使得性病大量增加，妓女當然是主要的傳播媒介。她們很容易傳播淋病，因為女性在得到淋病後，在初期經常沒有任何症狀，她們可能在得病很久後，還不曉得自己有淋病。但男人則不一樣，在感染後2到8天，小便會有灼痛感，且有膿狀分泌物，若不加以治療，可能會導致尿道狹窄或阻塞，因此他們在得病後常會無心於男歡女愛，主動求醫，而減少傳播的機會。但若是梅毒，則嫖客和妓女對它的傳播可以說負有同樣的責任，專業化的妓女對梅毒的了解幾乎跟醫師一樣多。

梅毒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症狀只是散見性的，而且會自行消失。在感染之後快則一個禮拜，慢則8個月，在鼠蹊部會有淋巴腺腫，生殖器上出現潰瘍（下疳）。但這些症狀也會自動消失。只有在數年之後進入第三期，才會有明顯的永久性傷害，因為神經受損而產生可悲的症狀，但此時治療已無甚希望。對大意而無知的嫖客來說，早期症狀很可能會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的小病，而繼續尋歡作樂，結果不僅使原來干淨的妓女受到感染，同時也可能傳染他不幸的妻子——以及尚未出生的兒女。

當時的醫師對這種性瘟疫可說束手無策，醫師甚至不曉得淋病和梅毒是兩種不同的性病，而誤以為淋病是梅毒的早期症狀，都用水銀制劑來治療，這種療法不僅痛苦、拖延時日、而且經常無效。當時也沒有人知道治療到什麼程度才算完全，很多淋病病人在仍然具有高度傳染力時，就得到“痊癒”的證明書。

患者的數目一直在大幅度地增加，維也納在1830到40年代，每年有6到7000名婦女（絕大多數是妓女）住進當地的8家公立醫院接受淋病或梅毒的治療。而倫敦的8家主要醫院在1856年就治療了30000名男女性病患者。其他醫院的外科門診病人也有半數是屬於性病患者。巴黎在1860年代，被關進女子監獄的妓女，有百分之六十罹患性病。而據說在1875到1899年間，哥本哈根每8個人（男或女）中就有一人在生命的某個階段曾經感染過一種性病。1914年，美國一位悲觀的專家估計，美國男子有半數以上曾得過淋病。

大多數國家的衛生單位都想借管制妓女來控制性病的蔓延。實際上，如果衛生單位能成功地使所有妓女接受定期的醫學檢查，的確有可能大幅度降低性病的發生率。但因為有太多業余或兼差的妓女，所以此項管制工作不可能做得徹底，在歐陸諸國，妓女需強制註冊登記，衛生單位至少可以按圖索驥，但在英美兩國，則因缺乏“名義”上的妓女，而不知從何檢查起。

當時英國為維持其殖民帝國，擁有龐大的軍隊，但皇家軍隊已逐漸受到性病的腐蝕，英國政府為了對抗性病，而在1864、1866及1869年，陸續頒布了“傳染病法案”，結果惹來了意想不到的麻煩。

這個法案的用意是要將已知的帶菌者自人群中隔離，及強迫在重要海軍單位內或軍事要塞15哩內工作的婦女定期接受醫學檢查。因為這個法案，警方第一次覺得有必要辦理妓女登記——並決定“誰”應該被列在名冊上。這對自己承認是妓女的婦女及在尋歡場所中的房客來說不成問題，定期醫學檢查反而可以保障她們的健康及“事業”。但對業余、兼差的，或已經感染的阻街女郎而言，登記對她們並無好處，要找出這些人就顯得格外困難。警察很難在她們勾搭路人時逮個正着，因此大多仰賴市井風聲及線民的密報，結果產生很多“誣良為娼”的情事，因別人惡意陷害及抓錯的良家婦女幾乎跟真正的娼妓一樣多。所謂常規的醫學檢查即是“脫褲審視生殖器”，因為經常誤抓，所以社會人士紛紛起來反對這個法案。結果妓院的老闆和可敬的淑女產生一種奇怪的遭遇戰。妓院老闆支持這個法案，而嫻淑淑女卻指責此一法案，但她們反對的理由經過相當的“合理化”，她們說男人因其無法控制的性慾，而制定此一處罰女性的法律是不公平的，“檢查生殖器”是對婦女貞潔的一種侮辱，即使是對妓女，亦侵犯了她們的天生人權。醫學檢查想將感染的女人隔離於事無補，只是在承認且強化賣淫行業，總之，她們要求廢止這個法案。

後來，善男信女們獲得勝利，“傳染病法案”在1883年被擱置，而於3年後正式廢止。

在美國，善男信女們也成功地阻止了妓業的公開化與合法化，政府無法管制“名正言順”的妓女。美國軍方為了照顧其士兵們的健康，不得不象英國皇軍一樣自謀對策。對策之一是對所有上岸的海軍官兵分發保險套，但這個實用的舉措卻遭到惡意的反對，因為保險套雖能預防性病，但也有鼓勵避孕之嫌，而反對避孕正是當時的一個熱門話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海外的軍人也都供應有保險套，而且建議他們在與占領國女子做“國民外交”時使用。但在美國本土，軍方則斷然決定掃除各種非法的性活動，1917年，一道海軍基地五哩方圓內的所有妓院立刻關閉的命令下達之後，新奧爾良的歡樂之城史脫利維利即在一夕之間人去樓空，灰飛煙滅。雖然歷史學家說，在1917年9月到1919年2月間，美國陸軍及海軍罹患性病的高達28萬名，但此一數字比起幾年前自由放任的時代已經改善了許多。當時美國軍方總共約有將近500萬人，都處於性活動的高峰期，1914年的估計認為，每兩個美軍中即有一個在某個時期得過淋病，但現在，美軍中罹患過任何一種性病的只占十七分之一。

德國人在這方面也不落人後。在戰爭開始時，科學家向最高統帥建議，應該關閉妓院，把禁慾視為軍人的職責之一。但軍方最後的決定是禁慾會影響作戰的士氣，因此軍隊妓院在戰場後方紛紛設立，通常是設在篷馬車里。紅燈妓院是專供士兵使用的，綠燈妓院則專供官員使用，當然是一切從簡，速戰速決。一個由軍醫部派來的士官站在入口處，檢查證件及健康證明書，做簡短的醫學檢查，在事前及事後發給每位顧客預防性的藥物及藥膏，並替營妓收錢。營妓在下午4時至9時之間，平均每人接客10名，但在退勤的高峰時間，則每名顧客以10分鍾為限，時間一到，值勤的軍醫士官即在門外高喊“下一個 ！”

在這個時期，德國的科學家像世界其他地區的科學家一樣，對性病開始有長足的了解。1900年，柏林的官方承認有1600O人在接受淋病或梅毒的治療，但非官方的估計則比這個數目高出甚多。據當時的一位醫界權威說，在漢堡及柏林，有37%的男士在15到50歲間曾感染過梅毒，至於琳病，可以說“每個人”都至少感染過一次。不管這個估計是否夸張，但對一個深信條頓民族體格優秀的人來說，實在夠嚇人的。也許因為事實上的需要，對梅毒研究及治療的重大突破終於在德國發生。

1905年，西普魯士的一位動物學家蕭丁（F・Schaudinn)首度發現了梅毒螺旋體，1906年，柏林的一位細菌學家魏斯曼(A・Wessermann)發明了一種梅毒血清檢查，在診斷上比過去的任何檢查都要來得可靠。1909年，法蘭克福的一位化學家艾爾利希。(P・Ebrlich）發現一種砷劑，對梅毒具有奇效，雖然在使用的初期，因為劑量多寡不易掌握，而有過不少令人不快的意外發生，但在改善之後，總算克服了大部分的問題。今天，抗生素與磺胺劑已取代砷劑來治療梅毒，但仍然只在第一期和第二期有治療的希望，若進入第三期，組織產生不可逆性的傷害，則難以痊癒。

淋病治療法的發現，則是稍晚以後的事。1879年，布里斯勞的一位年輕實驗助手發現了禁果里的蛆蟲——淋病雙球菌，此後，醫師才可以憑此菌的有無而斷言病人是痊癒抑只是暫時的緩解而已，但要等到1935年磺胺劑的問世及1941年盤尼西林的問世，治癒淋病才成為可能之事。不過，淋病雙球菌就象人類一樣具有自我保存的能力，對兩種特效藥產生抗藥性的新品種淋病也跟着出現，雖然人類也發明了能夠克制它們的新型抗生素，但世界衛生組織（WHO）卻顯得憂心忡忡，這場人類與淋菌間的戰爭顯然還未落幕，目前美國每年有300萬名淋病患者，而全世界的患者更超過一億名，這個數字正表示治療與控制的藥物並不是十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