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人性逻辑20.任何自由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

凭借好坏的语义对应，我们还能澄清另一个绵延已久的模糊说法，就是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里，区分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了。由于涉及西方自由主义的某些难题，这个区分引起了全球学界的热烈讨论，今天还在延续，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政治哲学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争议之一，其势头甚至盖过了他同样高度关注，意义也更重要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关系问题。

伯林开篇就坦白说，由于“自由是个意思含混不清的术语，怎么解释都成”，他不准备探讨，这个神秘字眼的悠久历史，也不打算深究，它被先后赋予的两百多种含意，只想和前辈思想家一个样，在“政治含意”上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你看啊，就连西方的大牌哲学家，都被众说纷纭绕得懒散了，把祖师爷苏格拉底的哼哼教诲，也忘到九霄云外啦：讨论随便哪个问题，你都得先搞搞明白，你用的概念术语，是怎么个意思，不然就会落入鸡同鸭讲，不知所云的地步。

接下来他的徒孙亚里士多德，拼命鼓吹逻辑同一律，也是想告诫各位，同一个语境里，同一个概念，只有一种语义，不可随意任性地改来变去，从心所欲地混淆偷换，借此毫不留情地一举剥夺了，在学术话语中胡咧八扯的言说自由。

这样子看，就算面前摆着一堆含意，各说各的，你想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也要先花点功夫，解释一下你自己是怎么理解“自由”的，再把“消极”和“积极”的限定词加上去，然后阐发你的深刻洞见。不然的话，还没从实然性的语义视角，厘清自由概念呢，你就直接从应然性的政治视角，区分两种不同的自由，除了像两千年来儒生们高谈仁义道德那样子，满嘴跑火车，能有啥结果呀？

其实哈，《两种自由概念》的最初版本里，伯林还是在“最通常含意”上，把自由解释成了“不存在阻碍人的意欲得以实现的障碍”“不受阻碍地做自己意欲的事情”，等于承认了，随意任性，从心所欲，就是自由的“最通常含意”，嗯哼。

让人纳闷的是，一顿批评猛如虎后，他就扛不住了，在《自由论·导论》里改口说，这两个“最通常含意”上的解释，是个“实实在在的错误”，因为“自由的基本意思是，如果人们被囚禁，或者严格意思上说被奴役，他们就失去了自由”。

更让人纳闷的是，即便在这样子的事后反思中，大师好像也没察觉到，一个秃羊秃神婆的逻辑事实：这些个定义之间，非但不彼此冲突，后来指认的“基本意思”，还是从先前的“最通常含意”中推出来的，因而与其说是“基本”的，倒不如说是“派生”的：当某人由于别人的阻碍，包括但不限于被囚禁被奴役，无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他就失去了人伦关系，或政治生活中的自由，不是？

既然伯林对自由概念的理解，已经这样子稀里糊涂了，他进一步区分两种自由的时候，陷入了更严重的稀里糊涂，也就不再出人意料了。问题在于，只要承认了自由的“最通常含意”，把它看成是人们“不受阻碍”的“随意任性”，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倘若在伯林自己强调的“免于（free from）”和“趋于（free to）”的意思上进行区分，所谓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与其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不如说是任何自由的两个不同方面。

换个方式说哈，在自由的“最通常含意”里，所谓“不受阻碍”，仅仅体现了任何自由“免于阻碍”的消极一面；所谓“从心所欲”，仅仅体现了任何自由“随意任性”的积极一面；两个方面只有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成就日常生活的现实自由，嗯哼。

其实呢，当年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一文里，杰拉尔德·麦卡勒姆批评伯林的时候，已经从一个角度，指出了“摆脱”和“去做”的这种两位一体：“X在摆脱Y去做（或不做、成为或不成为）Z上，是（或不是）自由的。”

不过哦，我们要是不想停留在，这个也有点抽象空泛，以及模糊混乱的公式上，就得引入好坏内容的语义对应，才能找到这种合二为一的深层基础了：任何自由的“免于（free from）”一面，一定指向了作为“好之缺失”，对人有害，让人讨厌反感的坏，没有例外；任何自由的“趋于（free to）”一面，一定指向了作为“坏之缺失”，对人有益，让人值得意欲的好，毫无悬念。

明白了这一点，事情就清楚啦：有没有什么自由，只是“免于（free from）”某个坏，却拒绝“趋于（free to）”对应的好呢？或者只是“趋于（free to）”某个好，却不肯“免于（free from）”对应的坏呀？ 答案明显是否定滴，不是？

无论如何，你在积极地趋于生命之好的同时，不也就在消极地避免死亡之坏吗？反过来看，你在消极地避免患病之坏的同时，不也就在积极地趋于健康之好吗？那什么情况下，你只是积极地趋于好，压根没有消极地避免坏，或者只是消极地避免坏，完全没有积极地趋于好呀？敬请阁下找个实例出来，拜托。

至于伯林进一步主张，“免于（free from）”的消极自由不仅重要，而且纯洁，不像“趋于（free to）”的积极自由那样子，有一堆负面效应，也就不大站得住了：原本在语义对应中一体两面的东西，怎么可能形成这样子鲜明的反差啊？

大概就是由于他的误导，当下有个金句很流行：“真正的自由不在于，你（积极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仅仅在于，你（消极地）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振振有词，貌似有理，可惜重复多少遍，好像从没论证过，就是一句断言。为什么呀？因为一论证，它就露馅啦：不管你举出哪一种“真正的自由”，它有没有可能，浑身都是消极地不想做什么，一点也没有积极地想做点什么啊？

答案明显也是否定滴。拿伯林自己看重的政治含意上的消极自由，亦即“免于别人（尤其是官【府）干涉”的个人自由来说，它的核心内容不正是指，个人享有不受别人的限制约束，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么？换个方式说哈，你有权拒绝别人的强制逼迫，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就恰恰在语义对应中意味着，你可以不受干涉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么？

其实吧，按照严丝合缝的语义逻辑，哪怕“我躺故我在”这种最彻底的“消极自由”，下面的意思上，也首先是一种“积极自由”：只有在你“想要”躺平的时候，它才会成为你，“啥都不想做，就啥都不做”的“真正”自由。不然的话，别人怎么知道，你的平躺，不是无欲则刚死翘翘，或是生活不能自理了？

友情提醒一点，道家的老聃，早就以这样子的方式，展现了积极的“为”和消极的“无为”之间，既相反又相成的悖论了：对人来说，哪怕最消极的“躺平”之“无为”，也得靠“想要”的积极之“为”来达成，俗话或曰“为无为”，嗯哼。

所以呢，一旦在语义对应中，理解了自由意志，总是趋好避坏的双重内容，我们很容易看出，伯林鼓吹，很多人附和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分，也属于一种子虚乌有的二元对立，站不住脚。顺便啰嗦一句，伯林后来用消极自由，矫正积极自由的时候，还同时用多元主义，消解了一元主义，结果让自己倡导的多元自由主义陷入了自败，也与他搞的这种二元对立，大有关系。

进一步看，让伯林感到挠头的自由是不是价值，或者说有什么价值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了：实然地讲，既然自由在于积极加消极地趋好避坏，那么，任何人的自由，对他自己来说，都同义反复地属于正面的好价值，毫无悬念；任何人的不自由，对他自己来说，都废话一句地属于负面的坏价值，没有例外。

其实哈，伯林自己引用的密尔一句话：“唯一配得上自由这个名称的，是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意欲的好”，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需补充“避免自己讨厌的坏”的一面，纠正重好轻坏的弊端，就够充分的了，不是？

也是在这个意思上说，自由虽然如同伯林主张的那样子，是与其他价值并立的一种特定价值，但首先更是一种涵盖了其他价值的总合价值：只要给“免于”和“趋于”的抽象形式，灌注了好和坏的具体内容，人生在世的所有其他好价值，包括但不限于饮食，穿衣，健康，求真，正义，信仰等等，统统能够归结到“自由”这种好价值那里，以致我们有理由推出下面的实然命题：“自由是人的本质。”

那么，要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现实生活里，还有那么多人，拼命否认自由是个好价值呀？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结合伯林在“政治含意”上，实际讨论的“个人自由”和“管控自由”的关系，在“道德元理”等系列里，具体展开分析了，在此仅仅蜻蜓点水地点它一下：这么多人里面，除了被灌进去的泥浆绕晕了头，宣称柿油意志有可能趋坏，居然去追求负面价值，因而不懂啥叫自由的蠢人外，剩下的主要是，只让自己随意任性，不许别人从心所欲的坏人了，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