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八学潮(zt)

到了这时，是成绩重要还是政审重要，已经不是争论的主要方面，矛盾转向了更深的层次。建国前后，尤其是建国以后，党政领导干部纷纷进城，生活安逸，组建家庭，不少还换了夫人，出现了一个出生高峰期，一大批红二代来到这世界。到了六十年代，正是他们面临升学的时候，而高考的录取政策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和他们的家长，有相当一批人不愿意和平民子女，尤其是不愿意和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的子女一起进考场，平起平坐，以成绩论高低。他们认为这种教育制度以分数取人，从而在实质上偏袒了非劳动人民、非革命家庭的子女，是资产阶级的旧制度。“文革”初期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的一篇文章说出了高干子弟的心态：“我们老子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可他们的后代反而低人三等，连那些资产阶级的小崽子都不如。”（插一句：有人说不能用“建国”一词，说是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了。这儿明明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这些问题上去翻搅，毫无意义，没意思。）

他们要发挥他们的政治优势，掌握上大学的优先权，搞红色外衣之下的特权传承种姓制度。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还叫什么“坐江山”啊？以后还怎么去掌握政权啊？所以，他们对希望在教育上相对平等一些的高教部和北京市委有很大的意见。而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劝导和教育，反而使他们怨恨在心。1964年、1965年，他们在一些高干家长的支持下，已经在串联活动，组成社团，批评学校，上书中央。在高干子女较为集中的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尤为激烈，被称之为“四六八”学潮。

以四中为例：1964年10月，北京四中首先就有干部子弟在课堂上当场批评语文老师。二三天后，不少班级的教室里贴出了小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尤其是着重批判“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观点），批判老师，批判出身不好的同学。有的班级就直接开会批斗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生”，甚至还直接去抄这个同学的家（只拿走这个同学的东西，未涉及其他家人）。之后，四中高三的六个班级中又有三个班级发生了“夺权”。一些干部子弟未经任何程序，就罢免了“非红五类”出身的班干部的职务，由他们来担当。其中有些人的名字，我们今天还很熟悉，就不写了吧。哪怕是班干部这点小小的权，他们也是很看重的。

“四六八”学潮中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1964年 12 月 20 日北京四中六名高干子弟致中宣部长陆定一的一封信，里面已经深刻反映出了两年后“文革”初期中学红卫兵运动的纲领和思潮。这封信，写好后，他们自有通天之道。一式两份。一份由陆健健（后改名陆健，陆定一之子）交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另一封由傅洋（彭真之子）交给了彭真。信里的主要内容是：

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同志：

一、我校形成了一个把持学校领导的实力派。这些人出身均不好，一切事情由他们决定，排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重用出身不好的教师。二、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学生会的干部出身都不好。三、在学生中存在不少反动思想，学校对此不闻不问，大加掩饰。但对出身比较好的同学却采取高压政策。党支部不让搞阶级斗争，还决定：不许大鸣大放！不许贴大字报。

我们希望上级能派工作组下来，把我校的问题彻底搞一下。

杨东胜（杨成武子）、宋扬之（父亲宋之光是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苏承德（苏振华子）、钱乐军、李安东、宋克荒（宋任穷子）

请注意，落款后面括弧里的字，不是笔者加上去的，而是签名当时他们自己写上去的，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高干子女。

由于在四中高中学生中，正酝酿着罢课、罢考、夺权和对一些学生教师进行批斗，有的教师学生已经被批斗，加上这封信的出现，北京市委赶忙组成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于 12 月 28 号进驻四中。在全国都很罕见地在一个中学里开展起社教运动。

这些，不就是在“阶级斗争”观念下的“文革”的预演吗？看到这儿，对1966年爆发的“文革”，又是红卫兵，又是血统论，又是殴打教师校长，又是残害“黑五类”，还会感到突然和奇怪吗？

果然，到了“文革”，最早向教育制度造反的就是这些高干子弟。狂潮首先从他们中间爆发，组成红卫兵，冲击教育管理部门，残害校长和教师，残害他们所谓“黑五类”的同窗学友。这些在1964、1965年已经初见端倪。1962年高考政策的调整也成了一些领导在“文革”中被整肃的“罪行”。而这个“学潮”的实质就是要维护和扩展当时正在形成中的权贵阶层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