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八學潮(zt)

到了這時，是成績重要還是政審重要，已經不是爭論的主要方面，矛盾轉向了更深的層次。建國前後，尤其是建國以後，黨政領導幹部紛紛進城，生活安逸，組建家庭，不少還換了夫人，出現了一個出生高峰期，一大批紅二代來到這世界。到了六十年代，正是他們面臨升學的時候，而高考的錄取政策直接影響到了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和他們的家長，有相當一批人不願意和平民子女，尤其是不願意和被打倒的階級敵人的子女一起進考場，平起平坐，以成績論高低。他們認為這種教育制度以分數取人，從而在實質上偏袒了非勞動人民、非革命家庭的子女，是資產階級的舊制度。“文革”初期北大附中“紅旗”戰斗隊的一篇文章說出了高乾子弟的心態：“我們老子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可他們的後代反而低人三等，連那些資產階級的小崽子都不如。”（插一句：有人說不能用“建國”一詞，說是中國已經有了幾千年了。這兒明明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這些問題上去翻攪，毫無意義，沒意思。）

他們要發揮他們的政治優勢，掌握上大學的優先權，搞紅色外衣之下的特權傳承種姓制度。如果連這一點都沒有，還叫什麼“坐江山”啊？以後還怎麼去掌握政權啊？所以，他們對希望在教育上相對平等一些的高教部和北京市委有很大的意見。而學校領導和老師的勸導和教育，反而使他們怨恨在心。1964年、1965年，他們在一些高幹家長的支持下，已經在串聯活動，組成社團，批評學校，上書中央。在高乾子女較為集中的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尤為激烈，被稱之為“四六八”學潮。

以四中為例：1964年10月，北京四中首先就有幹部子弟在課堂上當場批評語文老師。二三天后，不少班級的教室里貼出了小字報，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尤其是着重批判“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資產階級觀點），批判老師，批判出身不好的同學。有的班級就直接開會批鬥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學生”，甚至還直接去抄這個同學的家（只拿走這個同學的東西，未涉及其他家人）。之後，四中高三的六個班級中又有三個班級發生了“奪權”。一些幹部子弟未經任何程序，就罷免了“非紅五類”出身的班幹部的職務，由他們來擔當。其中有些人的名字，我們今天還很熟悉，就不寫了吧。哪怕是班幹部這點小小的權，他們也是很看重的。

“四六八”學潮中的一個典型事例，就是1964年 12 月 20 日北京四中六名高乾子弟致中宣部長陸定一的一封信，裡面已經深刻反映出了兩年後“文革”初期中學紅衛兵運動的綱領和思潮。這封信，寫好後，他們自有通天之道。一式兩份。一份由陸健健（後改名陸健，陸定一之子）交給中宣部長陸定一，另一封由傅洋（彭真之子）交給了彭真。信里的主要內容是：

中共中央宣傳部陸定一同志：

一、我校形成了一個把持學校領導的實力派。這些人出身均不好，一切事情由他們決定，排斥出身比較好的黨員幹部，重用出身不好的教師。二、在學生中不貫徹黨的階級路線。學生會的幹部出身都不好。三、在學生中存在不少反動思想，學校對此不聞不問，大加掩飾。但對出身比較好的同學卻採取高壓政策。黨支部不讓搞階級鬥爭，還決定：不許大鳴大放！不許貼大字報。

我們希望上級能派工作組下來，把我校的問題徹底搞一下。

楊東勝（楊成武子）、宋揚之（父親宋之光是外交部西歐司副司長）、蘇承德（蘇振華子）、錢樂軍、李安東、宋克荒（宋任窮子）

請注意，落款後面括弧里的字，不是筆者加上去的，而是簽名當時他們自己寫上去的，就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們是高乾子女。

由於在四中高中學生中，正醞釀着罷課、罷考、奪權和對一些學生教師進行批鬥，有的教師學生已經被批斗，加上這封信的出現，北京市委趕忙組成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於 12 月 28 號進駐四中。在全國都很罕見地在一個中學裡開展起社教運動。

這些，不就是在“階級鬥爭”觀念下的“文革”的預演嗎？看到這兒，對1966年爆發的“文革”，又是紅衛兵，又是血統論，又是毆打教師校長，又是殘害“黑五類”，還會感到突然和奇怪嗎？

果然，到了“文革”，最早向教育制度造反的就是這些高乾子弟。狂潮首先從他們中間爆發，組成紅衛兵，沖擊教育管理部門，殘害校長和教師，殘害他們所謂“黑五類”的同窗學友。這些在1964、1965年已經初見端倪。1962年高考政策的調整也成了一些領導在“文革”中被整肅的“罪行”。而這個“學潮”的實質就是要維護和擴展當時正在形成中的權貴階層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