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历史学家，他出身世家、治学严谨，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称为清华大学百年史中四大哲人，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等人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从左到右：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

陈寅恪埋首书斋多年，自甘寂寞，但学问功底却为民国学术界推重。

梁启超曾称“我梁某著作等身，不及陈寅恪寥寥数百字”，北大校长傅斯年称他“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吴宓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鲜为人知的是，陈寅恪与鲁迅在日本曾有两年“同窗”之谊，还曾一度住在同一个公寓，其兄陈衡恪与鲁迅又是留日和教育部同事时期的密友，因此，陈寅恪是鲁迅相识多年的熟人，但陈寅恪平生从没有公开提及鲁迅，倒是鲁迅在日记和文章里多次记下与陈寅恪的交往。

鲁迅

直到晚年，陈寅恪才在日记里淡淡提到此事，并说出了不公开谈论鲁迅的原因。

1、12岁与鲁迅同船前往日本留学，在弘文学院同学两载：

1902年，21岁的鲁迅考上官费留学生，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带领下登上日轮大贞丸号，由南京出发去日本，从南京同行的还有陈衡恪、陈寅恪兄弟。

留日期间的陈隆恪、陈寅恪、陈衡恪三兄弟（从左到右）

陈氏兄弟是俞良田明震的外甥，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孙子，父亲是维新四公子之一、“同光体”诗人的陈三立（又称陈散原），由于家庭原因，兄弟俩一心向往新学，大哥陈衡恪27岁，三弟陈寅恪12岁，一同赴日留学。

鲁迅对俞明震和陈氏兄弟的印象不错，他在《朝花夕拾·琐记》曾提起对“俞明震”的印象：“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鲁迅在日记也多次称俞明震为“俞师”或“恪士先生”以示尊崇。

俞明震虽是晚清官员，却积极支持康梁变法，也参与过陈宝箴在湖南的新政，倾向于变法维新，主张向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先进经验，曾两次亲自带领官费留学生赴日，还尽力让家中子弟出国读书，他的侄子俞大纯和外甥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都因此成为日本留学生。

陈氏兄弟来到日本后，与鲁迅一起进了巢鸭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同住一舍，同学两载，于1904年毕业。

鲁迅与年长的陈衡恪是终身好友，而年幼许多的陈寅恪，在鲁迅眼中更像一个小弟弟，这大概也是陈寅恪很少与鲁迅论交的原因之一，他与鲁迅同学之时，像是一个初中生与大学生相处，二人的见闻、想法和追求都存在着年龄的鸿沟。

鲁迅后来弃医学文，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弃学，在东京寄寓，自学德语、俄语，靠翻译外国小说谋生。

而陈寅恪更为特立独行，他自称：“我心思不在学业上，但也并非不听课，每个月都要到注册的学校胡乱听几节课。我是官费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额。要看听课记录，方才可以按月从学监处领到33元钱。”

不久陈寅恪因足疾回国，就读于复旦，直到1910年才再次出国，游学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名校，学过22种外语、精通8国文字，尤擅梵文和巴利文，他本来就国学基础深厚，兼之游学西方15年，后遂成为中古史、宗教史专家。

2、大哥与鲁迅过从密切，妻子是许广平老师，陈寅恪却从不公开提起鲁迅：

陈寅恪的大哥陈衡恪（陈师曾）是著名美术家，精通绘画与篆刻，比鲁迅和陈寅恪成名更早。

1912年，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出任教育部佥事，1913年，陈衡恪任教育部编审，两位老同学在北平相见，格外亲热，过从密切，鲁迅当时刚刚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还有《炭画》一册，书名就是陈衡恪题写。

1914年，因一战爆发，在欧洲游学的陈寅恪归国，来到北平投奔大哥，被聘为蔡锷秘书，经常与鲁迅见面，鲁迅1915年4月6日的日记里还记着：“赠陈寅恪《或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对陈氏兄弟，鲁迅颇为推重，曾对陈寅恪说：“你们兄弟均如此，读起书不要命，过目不忘又天资聪颖。”而陈寅恪答：“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文学这一块。”

此时陈寅恪已成年，但志趣与鲁迅并不相同，他性格孤僻，常与李叔同等人一起讨论、研习古诗画和音乐，远离政治运动和革命浪潮，沉浸在中古史的学术研究中。

陈寅恪

没过多久，陈寅恪再次出国，前往美国留学，从此中断了与鲁迅的联系。

但名人圈总是那么小，1926年，36岁“高龄”的陈寅恪经人介绍认识了唐筼，两年后结婚，唐筼是晚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当时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后来陈寅恪夫妻南下，许广平还曾特地前去探望老师。

陈寅恪与唐筼一家

对与鲁迅的交往经历，陈寅恪不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还是私下与友人的交谈中，都只字不提，对鲁迅从无任何评价，而鲁迅对陈家兄弟则颇为推重，在日记中多处记载了与大哥“陈师曾”的日常往还，也有一些与陈寅恪的来往。

与对鲁迅的淡漠态度相反，陈寅恪与不少新文化运动代表如胡适、傅斯年、俞平伯、朱自清、戴望舒等人交游密切，也常在文中提及彼此的交往。

这种对比格外令人费解，陈寅恪不提鲁迅，并非因为二人的志趣不同，也非二人有什么过往嫌隙，这种近乎回避的谨慎态度，不管是在鲁迅生前还是身后，陈寅恪都没有改变过。

3、晚年说出原因，不愿向鲁迅“谬托知己”

晚年时，陈寅恪曾公开回应了别人的不解，说是因为鲁迅的名气已经如日中天，出殡时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他担心自己与鲁迅论交，会被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

陈寅恪本人虽然出身世家，学养深厚、名满中外，但他的性格孤僻清高，命运十分坎坷，十几岁就有腿疾，后来一足跛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其父陈三立绝食而死，陈寅恪悲伤过度，高度近视的眼睛出现视网膜脱落，最后导致双目失明。

陈寅恪与唐筼

虽然名声在外，但陈寅恪的人生脱不了贫病二字，十分艰难，而他的学术著作就是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他不愿与鲁迅论交，一来是自己个性孤弱内敛、热衷学术，与鲁迅锋芒毕露的批判性迥然不同；二来是他内心清高骄傲，自觉将来凭一己学力，必为学界泰斗，不愿攀附名人。

陈寅恪在家中走廊上为学生授课

倾盖如故，白头如新。

尽管少年相识、同窗两载、兄弟结交、妻为师生，但作为公认的“中国文化托命人”，颇有遗少风采的陈寅恪，内心恐怕并不认同鲁迅几乎全盘否定传统的战斗性，也不一定认可鲁迅的学术地位。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二人都成为一代文化大师，一为新文化摇旗呐喊，一为旧文化输血续命，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上为中国文化的浴火新生而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