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遲到的祭奠——胡適一百二十歲冥誕

周質平

原載《世界日報》2011年12月17日

所有歷代的禁毀、批判、打倒，究其真正的原因都是來自當道對知識思想的恐懼，是槍杆子怕筆桿子。胡適的書至今不能以全貌示諸國人，這正是胡適思想在中國大陸不曾過時最好的證明„„】

2011年12月17日是胡適一百二十歲的冥誕，海峽兩岸都舉行紀念胡適的學術研討會。一個出生在晚清、成名在五四前後的知識分子，至今還讓無數的中國人緬懷追思，這究竟是因為胡適的思想歷久常新？還是因為社會的變動不大，使胡適的思想始終不過時？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經常往返於兩岸三地，有機會和美國、大陸、港台的學生談到胡適的思想。對美國學生來說，胡適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只是常識（common sense），他們很難理解，這樣的「卑之無甚高論」，何以竟能震動一時、開啟一個新時代？對台灣學生而言，胡適只是一個過氣的白話作家和政論家，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直言、敢言，衡之以今日的言論尺度，都不免失之「溫吞」，很難激動台灣少年人的心。至於五四時期胡適意氣風發的言論，對八〇後、九〇後的台灣青年來說，都已是遙遠的「中國上古史」。他們兩手一攤、肩膀一聳，來一句，「這和我們台灣人有什麼關係呢？」無論是美國學生也好，港台的學生也好，胡適，毫無疑問地，已是個過去的人物。

但和中國大陸學生談胡適，他們還有許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鮮感。讀到胡適1919年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中的這幾句話 ：

「因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幾個抽象的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為牛為馬，為魚為肉。歷史上許多奸雄政客懂得人類有這一種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聽的抽象名詞，來哄騙大多數的人民，去替他們爭權奪利，去做他們的犧牲。」

我相信，只要是經過「反右」和「文革」那一代的中國人，看到這樣的文字，不能不在心中引起深沉而恆久的震撼。「主義」和「革命」這兩個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今天回看這幾句話，依舊是光焰常新。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社論，一般都將此文視為改革開放的先聲。從此以後，「革命」這個在中國風光了幾十年的詞，漸漸地悄悄地被「改革」取代了。中國人也終於從「主義」的迷幻中，走出了「革命」的夢魘。胡適畢生反對暴力革命，主張一點一滴漸進式的改良，他提倡的「實驗主義」，其精義無非就是「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唯一的試金石。」（《杜威先生與中國》）三十年來對胡適思想的打壓、鏟除，結果竟走回了胡適「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老路。而毛澤東與鄧小平之別，也無非只是「主義」與「問題」之爭。中國人在受了幾十年的蒙蔽之後，猛然醒悟到，原來，改革開放大設計師的思路竟和胡適思想有不謀而合的地方。

而今我們回看1950 年代共產黨對胡適思想的批判，無非只是一個政權集全國之力，對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進行長達數十年的誣蔑和歪曲。但有趣的是，被批判的不但不曾被打倒，反而浴火重生。胡適思想在上世紀八〇年代和中國人重見的時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學、理性、溫和，再度成為中國思想界久旱之後的甘霖。共產黨費盡心機要打倒、鏟除胡適的思想，結果卻把一個在五四時期「應時之人物」，一變而成了「改革開放」初期「先時之人物」了。（用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語）

這一改變，絕不是因為胡適思想在他晚年有了飛躍、有了進步，恰恰相反的是，胡適思想定型得很早，他不像梁啓超，「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胡適四十歲之後，無論在學術上或政治上都少有新理論的提出。然而胡適由二十世紀初期「應時之人物」，到八〇年代反而成了「先時之人物」，卻又實事俱在，究竟是什麼力量延續並光大了胡適思想？

1949年之後，胡適在中國苦心耕耘了三十年的自由與民主，在一夜之間，摧毀殆盡。五四以來，多少知識分子辛辛苦苦培養起來的一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新政權必欲鏟除的對象。而胡適思想則成了抗暴消毒最後的堡壘，也是共產黨必欲去之的心頭大患。換言之，是1949年之後中國的封閉與獨裁使胡適由五四時期「應時之人物」，一變而成了八〇年代「先時之人物」了。由此推論，不是胡適思想進步了，而是中國社會倒退了。封閉與獨裁是滋生胡適思想最肥沃的土壤，也是胡適思想始終不過時最好的保證。

和魯迅相比，胡適最幸運的是他始終不曾被偶像化過，始終不曾受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毫無保留地讚揚。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三家」：「文學家、革命家、思想家」和「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褒揚，把魯迅扭曲成了一個為共產主義沖鋒陷陣的旗手。魯迅地下有知，也會哭笑不得的。魯迅自己寫過一篇題為〈罵殺與捧殺〉的短文，值得警惕的是，被罵的未必被罵殺，但被捧的已被捧得鼻青臉腫，失了本來面目，成了一個人神之間的怪物。

偶像和傀儡，表面上看來，一個受人頂禮膜拜，而一個受人擺布戲弄，似是兩極，但實質上相去極其有限。所謂偶像化，無非就是要偶像來為一個目的服務，一旦有了服務的對象，偶像已經在不知不覺之間，成了傀儡了。魯迅在死前十年（1926年），發表〈無花的薔薇〉，就已經指出：「待到偉大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不幸的是，他自己竟防止不了這個「傀儡化」的過程。周作人在給曹聚仁的信中就說到，「魯迅死後，隨人擺布，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真是一針見血。

胡適始終沒有被偶像化，這正是他的大幸，也是他獨立自主最好的說明。北大紅樓前的五四紀念碑上，有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的浮雕，而獨缺主將胡適。多年來有人倡議在北大為胡適立像，但始終沒有得到當局的同意。這種種都說明，胡適至今是個「違礙」。胡適不但沒有被偶像化，甚至沒有得到過正式的「平反」。其實平反不平反，對死者來說，已毫無意義。平反胡適，既不能為他增添什麼，也不能為他減少什麼；但對當年判他「有罪」的當道來說，平反胡適這樣一個為中華民族的進步與尊榮，做出過劃時代貢獻的人物，是可以為當道統治的合法性，加上一個可觀的砝碼的。

胡適一生服膺呂坤《呻吟語》中「為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這句話。一個大有為的政府，竟不能為胡適這樣一個驚天的「冤假錯案」，出來說一句公道話，天理何在？公道何在？當道的道德勇氣又何在？

過去三十年來，是胡適思想在中國大陸重見天日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讓我想起《呻吟語》中的另一段話：

天地間，惟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焉，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

用政權的力量來迫害知識分子，鉗制言論自由，基本上是一種「理」與「勢」的鬥爭。表面上，短時期，「勢」往往居於上風，但「理」終將「伸於天下萬世」。掌管言論的當道，在禁令下達之前，不妨三復《呻吟語》中的這段話，就能知道「禁毀」的工作是如何地失人心而又徒勞了。然而這個祖傳老法，卻依舊在網路的時代進行。

所有歷代的禁毀、批判、打倒，究其真正的原因都是來自當道對知識思想的恐懼，是槍杆子怕筆桿子。胡適的書至今不能以全貌示諸國人，這正是胡適思想在中國大陸不曾過時最好的證明。一種已經過時的言論是無須禁毀的；受到禁毀，正是表示與當前息息相關。

1954 年胡適發表題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文章，將范仲淹九百多年前在〈靈鳥賦〉中的這兩句話比作與十八世紀Patrick Henry 所說「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有同等的意義，都是人類歷史上爭取言論自由的名言。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的一點言論自由、學術獨立，如果依舊要靠知識分子不怕死的脊梁來撐，那麼，近一千年來，中國人在言論自由上的進步又在哪裡？我們不能始終冒着生命的危險來「鳴」。范仲淹把「鳴」看成是「人臣」對「人主」的言責，所謂「死諫」是「寧鳴而死」的極致表現，這與其說是爭權利，不如說是盡職責。

1948年10月5日，胡適在武昌對公教人員發表題為「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演說，他痛切地指出：

中國歷代自由最大的失敗，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論學術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謂政治自由，就是要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則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

這段話，在今天中國大陸十三、四億的人民看來，依舊是切中時弊的。沒有政治上的自由，不但「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甚至經濟上的富裕，也成了一定的虛幻，因為個人財產，是和言論自由一樣神聖而不可隨意剝奪的。若因為思想上的問題而 可以失去人身的自由，那麼，經濟上的富裕，對這個失去了自由的人而言，又有什麼意義呢？而今，每個人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如果，為了說兩句話，表達一點不同的意見，依舊要用鮮血和頭顱來換取，那麼，過去三十年來，經濟上飛躍的進步就只能突顯出政治改革上驚人的滯後。

我們希望「寧鳴而死」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現在我們爭取的是「鳴而不死」。只要有一個人為「鳴」而死，就是中國之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