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男秦晖
博雅人文2024年11月2日
很多人与秦晖相遇，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
你越有逻辑能力，就越能体会他的清晰与穿透力；你对生活越有常识感，就越能体会
他的重要性。
比如福利与自由的关系。
有些人不满意美国，觉得美国过于自由，不保护穷人，也不满意瑞典，认为瑞典的福
利太过分，养了懒汉。言下之意，这两个国家都有毛病，都不应该学习。
秦老师说，美国人的自由咱们学不来，那咱们学习美国人的福利行不行？瑞典的福利
学不来，那瑞典人的权利我们有吗？
比如为了抗疫，让民众隔离在家，对穷人不友善的美国居然也紧急安排了失业救济的
福利，人人皆可申请，甚至自由职业者也可以申请。这样的福利，我们能学吗？同
样，如果我们有瑞典人的基本权利，恐怕我们也不会发生因为警示公众而遭训诫的事情吧？
最糟糕的是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那就等于把人往绝路上逼。典型的就是农民工
进城，既没有城镇救济、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的福利，也没有路边摆摊、住贫民窟、
钻桥洞的权利。
说白了，中国与世界的对接，没必要刻意培养出一种苦大仇深、横眉竖目的氛围。作
为后发展国家，我们抄全世界的作业，可以先不抄别人家高的部分，但至少可以先学
别人家最低的部分。
这最低的部分，就是底线。我们与世界的接轨，应该是底线的接轨。
秦老师强调，也许这是我们唯一必须要接的轨。
再比如左右之争。
这是最争论不休的问题，尤其当话题涉及政府在社会的角色时。
左派认为，政府应该把事情统统管起来。右派则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
于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上大家争论不休。
于秦晖老师来说，如果不把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分开描述清楚的话，这种左右争论，往
往是鸡同鸭讲。
不把权力责任区分清楚，就会出现这样的尺蠖效应：左派主张政府扩大权力，右派主
张政府不用负责任。一放一缩之间，结果只会是：政府的权力不停扩大，责任又在不
停缩小。
以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为例。王安石主张「摧制兼并，均济贫乏」，照顾穷
人、保证平等，有今天左派的意思；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有今天自由右
派的味道。
问题是，争论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所以落实的结果，变成了老百姓一方面被王
安石的国家统制限制住了权利；另一方面，司马光的自由放任给了「官品形势之家」
放手聚敛的权力。
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
秦晖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选择做王党？马党？骑墙党？得了吧，我谁也不选。
因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
因为是人，应该有最朴素的常识，那就是：
左派可以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相应大的政府，右派可以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相应
小的政府。但左右两派，要的都应该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
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这就是「共同的底线」。
秦晖又沉重地补充道：实现共同的底线之前，我们有什么资格妄称「左」「右」，标
榜这种或那种现代文明中的「主义」呢？
秦晖的主张，在一些场合，甚至成了左右派公敌。
不过，他不在乎。学者，但求学理严谨，逻辑一致，何惧流言蜚语？
这是秦老师的气度。
当然，也是因为「共同底线」过于重要，非如此说不可。
理解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并不需要多复杂的头脑。
比如，我是儒教徒，你是基督徒，但我们都主张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反对异端审
判、神权政治，这也是「共同的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要求我们放弃或修改原有信
仰，或是「和稀泥」地搞个「半儒半耶」的「中间道路教」。
再比如，你是代表底层的左派，我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右派，我们彼此各自主张互相辩
论，但我们都同意遵守现代政治的基本文明规则，不搞「你死我活」，不会将政见不
同上升为暴力剥夺、驱赶或镇压。这就是共同底线。
没有底线的共识是靠不住的。在一个可以把「异端」烧死的神权体制下，基督教和儒
教可以讨论什么样的共识？在一个可以互相人身伤害的社会，左右派谈什么共识？
强调这样的共同底线，说穿了，就是一种大白话，大实话。
卑之无甚高论。
我们今天的时代，重视秦晖，喜欢秦晖，也正在此。
不仅仅在于他罕见的渊博、极度的专注力，更在于他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
最基本的底线。
如果我们的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残酷状？
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
无论左右。秦晖的学问，是「早稻田大学」培养出来的地气。早年失学务农，在田间
地头，反而造就了他极其犀利的问题意识。
秦晖的格局，是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他有这样的视野，是因为他从小喜欢看世界地
图、转地球仪吗？很难说。但是这种纵贯东西的大格局，实乃吾人之福气。
和他同一个时代，是我们的幸运。
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
教，2018 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
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
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
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
◎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
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
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
◎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
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
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
◎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
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
秦晖老师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涉猎广泛，但其实他的研究一直紧紧围绕着
中国国家转型的核心问题意识。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亲历者的反思，也是一
个历史学家“通古今之变”的责任与担当。
他是典型的“π ”型的学者，从中国古代历史一路走来，辐射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
题的国家，以社会史和经济史两条理路为基本支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转型的全景式思考。
虽然秦晖老师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
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
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
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
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
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
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
然开朗之感。
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
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秦晖讲课像大干部作报告，不停的“哼、啊、哈”）
博雅人文2024年11月2日
很多人与秦晖相遇，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
你越有逻辑能力，就越能体会他的清晰与穿透力；你对生活越有常识感，就越能体会
他的重要性。
比如福利与自由的关系。
有些人不满意美国，觉得美国过于自由，不保护穷人，也不满意瑞典，认为瑞典的福
利太过分，养了懒汉。言下之意，这两个国家都有毛病，都不应该学习。
秦老师说，美国人的自由咱们学不来，那咱们学习美国人的福利行不行？瑞典的福利
学不来，那瑞典人的权利我们有吗？
比如为了抗疫，让民众隔离在家，对穷人不友善的美国居然也紧急安排了失业救济的
福利，人人皆可申请，甚至自由职业者也可以申请。这样的福利，我们能学吗？同
样，如果我们有瑞典人的基本权利，恐怕我们也不会发生因为警示公众而遭训诫的事情吧？
最糟糕的是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那就等于把人往绝路上逼。典型的就是农民工
进城，既没有城镇救济、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的福利，也没有路边摆摊、住贫民窟、
钻桥洞的权利。
说白了，中国与世界的对接，没必要刻意培养出一种苦大仇深、横眉竖目的氛围。作
为后发展国家，我们抄全世界的作业，可以先不抄别人家高的部分，但至少可以先学
别人家最低的部分。
这最低的部分，就是底线。我们与世界的接轨，应该是底线的接轨。
秦老师强调，也许这是我们唯一必须要接的轨。
再比如左右之争。
这是最争论不休的问题，尤其当话题涉及政府在社会的角色时。
左派认为，政府应该把事情统统管起来。右派则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
于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上大家争论不休。
于秦晖老师来说，如果不把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分开描述清楚的话，这种左右争论，往
往是鸡同鸭讲。
不把权力责任区分清楚，就会出现这样的尺蠖效应：左派主张政府扩大权力，右派主
张政府不用负责任。一放一缩之间，结果只会是：政府的权力不停扩大，责任又在不
停缩小。
以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为例。王安石主张「摧制兼并，均济贫乏」，照顾穷
人、保证平等，有今天左派的意思；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有今天自由右
派的味道。
问题是，争论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所以落实的结果，变成了老百姓一方面被王
安石的国家统制限制住了权利；另一方面，司马光的自由放任给了「官品形势之家」
放手聚敛的权力。
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
秦晖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选择做王党？马党？骑墙党？得了吧，我谁也不选。
因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
因为是人，应该有最朴素的常识，那就是：
左派可以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相应大的政府，右派可以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相应
小的政府。但左右两派，要的都应该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
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这就是「共同的底线」。
秦晖又沉重地补充道：实现共同的底线之前，我们有什么资格妄称「左」「右」，标
榜这种或那种现代文明中的「主义」呢？
秦晖的主张，在一些场合，甚至成了左右派公敌。
不过，他不在乎。学者，但求学理严谨，逻辑一致，何惧流言蜚语？
这是秦老师的气度。
当然，也是因为「共同底线」过于重要，非如此说不可。
理解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并不需要多复杂的头脑。
比如，我是儒教徒，你是基督徒，但我们都主张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反对异端审
判、神权政治，这也是「共同的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要求我们放弃或修改原有信
仰，或是「和稀泥」地搞个「半儒半耶」的「中间道路教」。
再比如，你是代表底层的左派，我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右派，我们彼此各自主张互相辩
论，但我们都同意遵守现代政治的基本文明规则，不搞「你死我活」，不会将政见不
同上升为暴力剥夺、驱赶或镇压。这就是共同底线。
没有底线的共识是靠不住的。在一个可以把「异端」烧死的神权体制下，基督教和儒
教可以讨论什么样的共识？在一个可以互相人身伤害的社会，左右派谈什么共识？
强调这样的共同底线，说穿了，就是一种大白话，大实话。
卑之无甚高论。
我们今天的时代，重视秦晖，喜欢秦晖，也正在此。
不仅仅在于他罕见的渊博、极度的专注力，更在于他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
最基本的底线。
如果我们的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残酷状？
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
无论左右。秦晖的学问，是「早稻田大学」培养出来的地气。早年失学务农，在田间
地头，反而造就了他极其犀利的问题意识。
秦晖的格局，是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他有这样的视野，是因为他从小喜欢看世界地
图、转地球仪吗？很难说。但是这种纵贯东西的大格局，实乃吾人之福气。
和他同一个时代，是我们的幸运。
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
教，2018 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
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
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
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
◎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
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
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
◎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
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
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
◎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
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
秦晖老师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涉猎广泛，但其实他的研究一直紧紧围绕着
中国国家转型的核心问题意识。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亲历者的反思，也是一
个历史学家“通古今之变”的责任与担当。
他是典型的“π ”型的学者，从中国古代历史一路走来，辐射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
题的国家，以社会史和经济史两条理路为基本支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转型的全景式思考。
虽然秦晖老师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
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
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
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
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
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
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
然开朗之感。
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
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秦晖讲课像大干部作报告，不停的“哼、啊、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