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 学术 官场

1 神童进入无间道
1978年初，我国第一个少年班在中国科技大学诞生，21名聪慧过人的中小学生被破格录取为少年大学生。一时间，关于少年大学生的报道连篇累牍，他们中年龄最大的15岁，最小的仅11岁。
　　谢彦波，湖南人，第一届科大少年班最年轻的学生。十一岁上科大。十五岁上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读硕士，跟于录院士。十八岁读博士，跟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被看好有希望在二十岁前得博士学位。“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少年班班主任汪惠迪老师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去Princeton University，跟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安德森作固体物理理论。
　　干政，安徽人，比谢彦波晚一级的科大少年班学生。八一年，十六岁时，在全国物理赴美研究生考试中获得第二名，入普林斯顿。此事当时曾经被国内报纸广泛报道。
　　谢彦波，干政，这两位知名度很大的少年班学生，几年后都离开新大陆回国了。竞然都走上一条相似的路。
某些称为“神童”的少年班学生，慢慢进入无间道状态，常常别无选择。并非自己想进，而是阴差阳错，被迫而进；并非他们愿意停留，而是被迫在状态内。
问题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美国教授极端讨厌这两位神童。科大为此又作了什么？使得这几位神童处处碰壁，去面对他们年轻时无法预料的人生。

谢彦波似乎“一帆风顺”，直到他从师于安德森在New Jersey普林斯顿大学深造。 安德森是理论物理界的巨头，自己是诺奖获得者，他的学生也是。据说是李政道特别保荐了谢彦波，因为安德森已经基本闭门不收徒弟了。
一日，安德森把谢彦波叫进办公室，在黑板上写了几行字，说这个想法几个学生都没作出来，搁了不少年了，你试试吧。谢彦波看了一会儿，想了想。说：噢，这是Piece of Cake。我证给你看。安德森心想，这小子有意思，所有人见了我，一般是大气儿都不敢出。哪有人敢对用这种口气。
又过了些天，安德森又在黑板上写了道题让谢彦波拿去作作，谢一看就说：这是Bull xxxx，不值得一证。
这种情形又发生了几次，安德森失去了耐性，看谢彦波越来越不顺眼了。谢彦波起先还没觉出来，但时间长了也感觉几分不对劲。谢想我才不怕你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大不了我转学。于是说办就办起来。风声传到安的耳朵里。安不禁大怒：你居然想从我这儿转走，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放出话来：“我不向任何人推荐谢这个学生”。安是泰斗，他的话自然一言九鼎。本来有几个感兴趣的学校吓得也缩回来。
谢彦波大恼：杀人不过头点地，你对我不好还不许别人要我，岂非欺人太甚。于是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摸到了安德森的住宅。一种说法是他有心要放火烧房子，另一说法是他敲开了安家，安德森恰好不在家。安夫人开门，见谢彦波神色不对，一只手插在鼓鼓囊囊的口袋里。不禁吓得魂飞天外，赶紧用话稳住谢，打电话把李政道找了来。李政道听说后吓得半死。因为1991年底，发生了Iowa的北大留学生卢刚杀死美国教授事件。当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时，谢彦波被怀疑为潜在的危险。中国科技大学的某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这意味着后者留学生涯的结束。这件事情后来在科大内部争议颇多。
干政的回国，没有类似的故事流传。据肖臣国教授回忆，是“他美国的导师负有把关责任，没有尊重人才，没有尊重人权。”为此，先由“李政道将他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希望他休息一年之后再出去”。究竟孰先孰后，孰因孰果，导致干政“受不了这种打击”，那就留待人们去猜想了。

2 美国教授也是人

谢彦波一路春风得意，在国内跟的是院士级的大人物，在美国跟的是诺奖级的学者。但当时的他，似乎无法理解这些科学泰斗们的内心。
我们的时代，已不是只凭个人学习，就能掌握科学前沿的时代。要深入科学殿堂，要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先进的实验和计算条件，师友的砥砺切磋， 尤其需要名师的适当点拨。 一个有天分，肯努力的人在家庭，社会的良性外界条件下，才能在科学事业中，取得一些成就。在相对开放学术环境下的美国，科学泰斗们不是象在中国那样，可能完全靠人际关系获得后来的地位，一般极端自信，对学生也有相当控制欲望。和他们如何交往，是从小生活在掌声中的神童们应上的必修课。一般来说，科学泰斗们希望学生领悟问题，深入思考问题，而不是“短平快”拿到学位走人。田长霖回忆，他刚到Princeton University读研究生时，发觉教授们从不正面回答学生的问题，而总是使用不断的反诘。 这其实很正常。Albert Einstein 说，他最讨厌在木板上最浅之处钻几个洞的研究方式。大科学家们本能上不喜欢那类不去思考，而是搬用别人现成思路的学生；本能上排斥一两道题做得快就自以为聪明绝顶的学生；更厌恶那种不尊重师长的学生。 对学生， 毕竟从事科研探索的同时，有机会就科学问题听取导师的看法。这是同伴无法给予的巨大帮助。

美国教授和中国教授一样，他们也是人，也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不求回报的慷慨是人类最罕见和最珍视的行为，微妙而又不容易定义。它受到礼仪与环境的包围，得到奖章和激情演说的赞誉。 但大学并非慈善机构。个人利益高于阶级利益，高于种族利益。教授们有自己的生存压力，他们要完成研究。 学生进行的实验，补偿了教授体力之不足；学生的数值模拟，使教授从繁琐工作中解脱；学生的理论探索，使教授工作更为完备。

同时，某些取得巨大成功的教授，也有阴暗心理。某些受种族歧视的华裔教授，因为找不到美国学生，甚至许诺签证绿卡来引诱中国学生，学生的资助维持生存尚不易，而且“浪费了他的钱”的学生必须帮他扫雪，修剪草坪，伺候夫人坐月子。还用付比学生资助还低的钱，请当时中国知名教授当Cheap labor，甚至还贬低诬指他人来掩饰自己。 他们将自己早年在美所受的艰辛，加倍倾泄在同胞身上。有这样的情形，在国内被万人瞩目架子奇大的美籍华人教授，在美国熟悉他的留美中国学生圈中，居然流传的是其可笑传闻。 这里的欺骗和虚伪，并不是简单的邪恶，或是有待进一步社会进化删除掉的残留特征，而是他们社会生活的低级谋略，只不过走过了头，不符合美国大学的惯例罢了。

据说，谢彦波干政的导师并非最极端的华裔教授。在美国大学里，很多教授对不中意的学生，干脆采取不多费工夫，置之不理的态度。卢刚的美国教授，还是给了卢刚资助直至卢得到博士学位，算是放他一条生路。至于不愿再要卢刚而要山林华做博士后，那时他的权利。而且，师生既然无法合作，下成死棋，换导师转学并非大逆不道。无论因神童们“不通人情世故”，还是教授“刻薄寡恩”，实在无法协调，总有解决之道。神童们到了普林斯顿大学，难道就是进入无间道？

而且，作为培育神童的中国科技大学，又做了什么？去过美国的人都知道，普林斯顿大学并非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所能指挥；谢彦波干政与导师的关系紧张，并不等于错全在两人；更不等于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安是泰斗，他的话自然一言九鼎”，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学术界的想象；“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不等于“谢彦波回到科大”。中国科技大学有关人士语焉不详，估计无非是连哄带骗，把人先弄回来再说。

3 神童困境的背后
回来后的干政，所有出路被封杀，百思不得其解，情绪恶化，被自己禁锢在了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 谢彦波的“运气”稍好，总算摆脱了恶梦，以硕士的身份“屈就”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
中国学界由于长期封闭，自主创新不够，崇洋媚外有加。中国科技大学校方考虑，自己培养的神童，杀了世界著名大学的诺奖获得者，当然可怕。
但这种猜想有多大可能性？ 美国的一流大学中，云集着来自全球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经历背景的知名学者和优秀学生。平心而论，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师生关系，远比国内平和。中国科技大学校方是否以己度人，将国内蛮横大学阀逼得学生铤而走险的事例套用到美国？
按中国规矩，中国科大校方既然早知谢彦波干政有神童们普遍的人际协调能力差的弱点，何必推荐给大科学家？既然科技大学要他们回来，给一份教学工作是否真的要大科学家点头？冷战时代受迫害回国的钱学森，小布什时代犯小失误被判刑的尹清强，均可以在国内马上就职，难道少年大学生就要闭门思过10余年？
按美国规矩，既然谢干两人已离开中国科技大学，他们的事自有美国法律处理，科大又何必插手？北京大学因为卢刚杀人，就要被逐出国际学术界？中国科技大学难道要自居于Princeton University的仆从地位，来获得“世界名校”的欢心？
为了拓展想象力，往最坏处猜想，我们看到了一个既想将“培养”“引荐” 神童的功劳归于自己，又怕得罪心目中的“中央领导”“世界级学阀” “世界名校”，对20岁上下年轻留学生施展哄骗战术的学术官僚团体的可怜形象。至于神童得知被骗后的感受，反正和校方无关。即使个把神童就此垮掉，反正还有其他数百个呢。10多年后，最红的神童不顺利，引起对中国科技大学的关注，则完全没有预料到。
善良软弱的宁铂离开了科大校园，对科大充满了不信任的宁铂父亲感到抬不起头，给当时方毅副总理写推荐信的倪霖对宁铂很内疚。干政母亲沉默对外，相伴苦命的儿子。被媒体和舆论压垮的“神童”家长们，认真想过这困境的成因吗？
也许中国科技大学当时的决策人物头脑不至于那么简单。但从事情前后来看，给个总结，对少年大学生的培养，不无好处。
名闻全美的神童Brandenn Bremmer高中毕业时年仅十岁。代表毕业生致词时说，自己属于“濒临灭绝的物种”。这就是神童孤独的甚至是痛苦的内心。人类不仅要保存人类自己的基因，而且对于任何动植物物种的灭绝都感到惋借。不管将要灭绝的是毒蛇猛兽，还是温禽良鸟，人类都会给以力所能及的保护措施，使之免遭灭绝的厄运。诚然，将神童作为榜样树立在所有孩子面前，让他们去效仿，那么我们民族的未来十分危险。但是，不管是不是真的神童，从保护自己的智力资源出发，中华民族应使自己在某一方面优秀的子民也能够生存下去，也许他们在另外很多方面弱于普通人。保护少年大学生的意义正在于此。全按适者生存，后果是什么，大家有目共睹：文革时期得不到当地干部的支持“推荐上大学”，说明你“人际协调能力差”，本该被淘汰。那么我们民族的未来将是什么 ？
中国科技大学，在2004年举办过一次1978级少年班首次班级聚会，在布置一新的科大校史馆里，把已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张亚勤的名字排在了该班陈列柜中最醒目的地方，而对这个班级的其他同学却没有一视同仁。在几张有宁铂、谢彦波等出现的图片下面，仅仅写下“少年班同学”几个字，让不知底细的人连他们叫什么都不知道。而当年这几名被称为“神童”的孩子曾被媒体广泛报道，不仅被报道者个人风光一时，连科大也跟着沾了不少光，成为了当时排名仅在清华北大后面的重点名校。可一旦神童“出事”，光环褪去，母校却连他们的名字也不敢提了。
中国官场的争功诿过，如果毒化了校园，何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当年最红的神童不顺利，简单推卸说宁铂谢彦波干政脆弱，责怪媒体炒作少年班，就是不责怪自己。学校办的不顺利，简单责怪安徽省吸引人才困难，责怪领导不重视，就是不责怪自己。中国科技大学的决策人物们，除了自吹自擂当年的荣耀， 还应该深思犯下的失误。
幸而，谢彦波还是度过了厄运，发表的学术论作为证：
谢彦波. EZ模型中的有限尺寸效应[J]. 物理学报，2003，52（10）
谢彦波; 汪秉宏; 杨伟松; 王卫宁;进化争当少数者博弈模型中自适应动力学演化机制, 科学通报,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