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說看土改——張愛玲的《秧歌》在大陸
戴晴

土改，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簡稱。在中國，這無疑是現代化最主要的命題，不但與“土
里刨食”的平頭百姓絲絲相牽，也與奪權而後掌權的共產黨的命運緊緊糾結在一起。
在大陸，生活在城裡的人與土改本沒有直接干係，原可以不知道。無奈共產黨看重政
治宣傳，看重“億萬人民同心同德”。於是，報章雜誌、電影歌舞輪番轟炸之外，還
有無孔不入的系統與部門的傳達，終於把“這場偉大的運動”弄到無人不知的地步。
但正因為是宣傳，也可以說，反而沒有人知道土改到底是怎麼回事。
中國是農業大國，毛澤東就是靠土改起家的。沒有 1920s年代末他和他的同志們手執
土槍梭標“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所有”（1928年井岡山《土地法》），不可能有後
來的“紅色政權”的得以生存。當然接下來土地政策在共產黨手裡一直變來變去，細
細揣摩其脈絡，似乎主要取決於在當時的局勢下，“紅色政權”是只須赤貧者效命(富
裕者搶了過後殺掉就算了)，還是須拉上地主富農們一同效力（如抗擊日寇）。鄧小平 
1970s年代末歸位之後，所燒起的三把漂亮大火之一，也是土地政策——還農民以對其
所耕種的土地的有限使用權——以此奠定了他垂暮之年的霸主地位。
這些都是主題以外的話，這裡說的，是共產黨大範圍掌權之始，即1940s年代末和
1950s年代初的那場最著名的土改。
那可是一場火熱的運動，用官方史家的話說，“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完成，是建國初
期中國人民在政治戰線和經濟戰線上的一個巨大的勝利，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億萬
翻身農民勁頭空前高漲”（《凱歌行進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這話從那時
就說，一直說到了今天——當然先是黨報說，於是大家也就跟着說。
但是，有沒有人不說，或者說出一番別的景象、別的道理呢?不知是意拉攏還是嚇唬，
抑或是有恃無恐，當然也可能出於極為天真的驕傲，當政的黨,似乎沒有想將土改遮
掩。只看當時留在大陸代表“言論、思想與良知”的文人、學者、藝術家，以及徒有
其名的政客——民主人士們，幾乎無一遺漏地被送下鄉參加(或稱見習)土改，就是明
證。他們回來也都真誠而得體地以此題材創作，無法創作的，就具名寫下心得與感
受，於是土改也由此民主地定了調。無由恭逢其盛的我們這一代，也即到了文革才登
上舞台抒發豪情的這一茬子人，雖說依舊張揚地發揮着土改餘威，但除了油畫《一件
血衣》或群雕《收租院》，對土改實在毫無認識。
直到1996年——“偉大的土改運動”之後大約半個世紀——我才從新近出版的兩本薄
薄的小書裡，見到一絲土改之端倪。這是兩位同為本世紀20年代初出生的女作家，在
中國成噸的土改報導、土改文學裡，她們的敘述只可稱滄海一粟，但僅這寥寥數言的
描述，已使我震秫不已。
這就是過世不久的張愛玲和尚輾轉於病榻的韋君宜。
在中國，直到80年代中，50歲以下的人裡邊，除了專門的研究者，幾乎沒有人知道張
愛玲。然而，1989年之後，與相當一部分或被冷落、或被封存的三、四十年代作家一
道，張愛玲悄然流布。這當然首先得益於讀者目睹坦克而後的信念崩潰，甚於任何時
期的思想控制也出了大力。
就是在這時，我才第一次讀張愛玲。
這位還沒有長大，就已經成熟、老到得讓人發怵的前輩作家令我傾倒。這，在我剛一
碰《金鎖記》、碰《姑姑語錄》等散文，就知道了。但這邊出版的多是選本，各式各
樣，就算把 1990 年的《草爐餅》、把《張愛玲蘇青對談》都收了進去的“文集”，
也未將作品收全。但我一不是專家，二對張愛玲還沒有迷到只言片字都要找來捉摸一
番的地步，對“全集”也就沒有過什麼渴望。加之這邊的研究者，包括被認為相當非
官方、且對張懷着親切的念想的人士，都無一例外地貶抑她到了香港之後的作品，說
是“壞作品”，是“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
者原有的光彩”；更有甚者，一名為她作傳的人竟指稱它們“是兩部思想傾向十分偏
激的反共作品”，“是命題作文”(?!)（分別見柯靈《遙寄張愛玲》和於青《張愛玲
傳略》(《張愛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
但《秧歌》和《赤地之戀》，最終還是在她所述故事的發生地出現了——出現於大陸
那場突然暴出的短暫的張愛玲熱的當口。
這“熱”當然是始自驚聞她離世的噩耗之後，波及了不下幾十家報章、雜誌和出版
社。但是，不但明白標出“全集”，且真的把這兩部作品也印出來並且從從容容地賣
了出去的，只有兩家：大連出版社和內蒙人民出版社——只是後者對原文略略作了修
改，如將張愛玲秉筆直書的陳毅二字改為等。
《赤地之戀》講的是城裡的幹部的故事，只涉及到土改；《秧歌》則完全是土改後的
農村。她說的是一個距上海不遠的江浙一帶鄉下豐年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金根是一個
在張的筆下相當少見的美好青年：勤勞、誠實、果敢、好學、友愛、克制，恪守舊道
德的同時勇於接受新事物，人也是健壯俊美。他是翻身農民，不但分了地還分了浮
財，其生產力，也被“極大地解放”着——他是勞動模範，地里的收成是“九擔
谷”。他的人生願望非常簡單：供養妻子，使她不致離家遠赴上海幫傭。而供養的標
准，就是吃上干的飯而已。（九擔谷是900斤，對於金根這個三口之家，每天應有2斤
半米好吃了）這一願望在書中出現了兩次，一次是妻在離別兩年之後返家；一次是新
出閣的妹妹歸省。這第二回，他以自己的名義對妻要求：
“今天我要吃一頓好好的飯，不要那稀里光當的東西，”他低聲向她說，“煮得硬一
點，我要那米一顆顆的數得出來。”(p.104)
他的妻子漫應之，結果端上桌的“仍舊是每天吃的那種薄粥，薄得發青；繩子似的野
菜切成一段段，在裡面漂浮着”。她不是與小姑沒有感情，她怕小姑婆家以為他們有
得吃。
即使這樣的飯，五歲的小女兒也總是纏着要吃；吃不上，就去偷看下鄉創作電影的
“城裡同志”吃，而為此一次次挨打。最後，到了故事的高潮，農民們不但要將收成
的一半交公糧、要按國家派定的價格賣餘糧、要忍受低價收購的蠶絲、茶葉、麻，要
自貼材料和功夫做軍鞋，要交錢買飛機大炮„„到了他們盼着或許能吃上一口像樣的飯
的新年的時候，新的攤派又來了：
農會裡通過一項決議，各村都要去給四鄉的軍屬拜年，送年禮。每家攤派半隻豬、四
十斤年糕，上面掛着紅綠彩綢，由秧歌隊帶頭，吹吹打打送上門去。(p.109)這麼作的
理由是:
我們要把這件事當作一個任務來完成它。這實在是一個政治任務，有政治意義的。人
民解放軍的家屬，我們應該照顧的。沒有人民解放軍，你哪裡來的田地?從前的軍隊專
門害老百姓，現在兩樣了，現在的軍隊是人民自己的軍隊。軍民一家人!
但“人民的軍隊”距喝着稀粥的村民們實在太遠了，局面於是變成沒有人願意、也沒
有人交納得起。
“農會主任和他的妻——也就是婦聯主任——分別召集大會，又去挨家訪問，個別說
服，但仍舊毫無效力。王同志不得不一家家去催。(p.109)。
這王同志是國家政權在這個村子的代表，打出的是“愛國”、“對政府的態度”等等
嚇人的名頭。但“勞動模範”金根仍一口咬定沒錢也沒糧:
“王同志”，他大聲喊起來，“你出去問問大家，我們每天吃的都是些什麼東西——
米湯里連一點米花都看不見!饒這麼着，我們的米都已經快沒有了。眼看着就要過年
了，心裡就像滾油煎的一樣。”(p.110)
但王同志何等角色，錢最終還是被擠了出來，僅有的口糧也變作了慰問年糕。到了日
子，金根挑着磨好蒸就的年糕，隨着大隊村民，朝村公所走去，而餓得捨不得離開年
糕擔子的小姑娘緊跟在父親身後。就在那裡，事情發生了：看秤的王同志，不知是余
怒未熄還是實情就是如此，剛說了句“斤兩不足”，金根就嚷起來，別人也都跟着嚷
——翻身農民不僅勞動有“勁頭”，他們的憤怒也“空前高漲”了。
接下來的是，飢餓的農民喊着“借米過年”“什麼借不借，是我們自己的糧食!”擁到
就設在村中的政府糧庫。忠於職守的王同志高喊着“人民財產動不得”，在混亂中被
打了一扁擔，情急之下（也許是訓練有素地）成了第一個向人群實彈射擊的人。幾個
村民喪命，金根受傷，他的小女兒在混亂中被踩死。
故事的結局是：知道絕無活路的金根自裁。而王同志則敏感地察覺出這或許是樁間諜
案。就在他對鄉民動刑，以期擠出一套可信的口供時，糧庫失火了：
民兵們揮動着紅纓槍在那紅光里衝過。內中有一個民兵堅持着說剛起火的時候，他曾
經看見一個女人在黑影里奔跑，被他追着，一直把她趕到火里去了。(p.163)
不用解說，沒有讀者會不知道，這就是金根年輕的妻。小說沒有寫王同志後來究竟是
得到了提升還是遭了裁撤，但讀者知道他不是一個天生的嗜血惡魔，也不是一顆篤定
的沒有思索能力的螺絲釘。作為一名執政黨黨員、一名站在第一線為共和國的鋼鐵
廠、原子彈，或許還包括披掛着政治大義的堂館和別宮搜刮資金的鬥士，王同志對自
己的政權也是有點小小的腹誹的：
他對於政府有些驚人的浪費的地方也覺得有些心悸。……他知道這些錢都是從哪裡來
的，因為是由他經手，非常吃力地從農民身上一點一滴榨來的。(p.75)
而就在他子彈出膛、眼見人倒下去、血流出來之後：
“我們失敗了，”他沉重地說。然後他又重複了一句，就像是他還是第一次說這話，
“我們失敗了。”
“我們對自己的老百姓開槍。”王同志惘惘地說。(p.139)
雖然這槍不是開在天安門廣場，不是開在全世界記者的攝像鏡頭前。
與《金鎖記》比，《秧歌》或許不是張愛玲最為得心應手之作。她自己就說過：“文
人該是園裡的一棵樹，天生在那裡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長，眼界越寬，看得更遠，
要往別處發展，也未嘗不可，風吹了種子，播送到遠方，另生出一棵樹，可是那到底
是很艱難的事。”（《寫什麼》）
鄉下的人和事，對她說來是陌生的，寫起來當然艱難。比如，她顯然沒有弄懂村裡的
民兵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情。但艱難之下，為什麼還要作呢，何不依舊只在上海燈火迷
朦的老公館裡倘佯?在《秧歌》的〈跋〉中，她對此其實已經有了交代:“裡邊的人物
雖然都是虛構的，事情卻都是有根有據的”。她相信她看到和聽到的這些事，因為她
相信人，相信“說這些話的人，都是我確實知道他們沒有說謊的習慣，也沒有說謊的
理由”。不僅相信，明擺在那裡的饑荒和對明擺着的事實撒謊，還有為什麼會有飢餓
與為什麼會撒謊，着實令她不安。因為，這樁樁瑣事，與她得自大場合、大渠道的大
聲音、大解說是太不同了，不由得使她“無法忘記，放在心裡帶東帶西”，並逼着她
細細揣度她置身其中的新政權的本性。
這一切在心中“潛伏浸潤”久了，無由排遣，終於寫出。
張愛玲是一個對大而無當的政治理念相當疏離的人，這從她對她的兩任丈夫的政治傾
向幾乎持視而不見的態度即可證之。她注重的只是各種各樣理念的行為結果，即真的
發生了什麼，以及人們出於人的本性對周邊發生的一切的反應。然而，再疏離，最本
質的東西並沒有從這名以細膩和鞭辟入裡而見長的小說家身上失掉——或曰整風整掉
或交心交掉——諸如對美與丑的鑑別，對幼弱的同情，對惡勢力的憎惡等等。而且，
最重要的是，想騙她、或者讓她假裝天真地為政治大義哪怕稍微捧捧場，怕都沒那麼
容易。拿政協常委或者人大副委員長做餌也不成。
對《秧歌》和《赤地之戀》藝術成就（或非成就）的討論，可以暫置一旁。問題是，
另一種聲音終於發出來了，雖然遲了差不多半個世紀（最近有幸聽到一位在這邊正紅
得炙手的也如張愛玲當年那麼年輕的女小說家對社會人生創作等等所發的議論。當被
問及作家的歷史責任感時，她笑起來，倩兮盼兮間透出憐憫與鄙夷：“責任？那不是
太低下了？”）。
《秧歌》畢竟是小說。通過小說了解人生、了解歷史，只能是間接的、感性的。更何
況還是一家之言，這一家又是從未到過鄉下的大小姐。不錯，張愛玲無法與土生土長
的浩然比，也無法與帶了任務走下去、本身就是“同志”、可以盡情調閱資料的丁
玲、周立波（丁玲的土改小說《太陽照耀在桑乾河上》獲斯大林文學二等獎。周立波
土改小說《暴風驟雨》被謝鐵驪拍成同名電影。）一干人比，當然更不能與喉舌們
比。我們盡可以多聽聽，然後在心裡對他們諸家做個比較。
還好，就在文人與文學只能“緊緊地圍繞在黨的周圍”，使得不甘與不擅圍繞者，就
到一邊去弄風月，於是“常使讀者帶笑(嘲笑)看”的今天，終於有學者走出來了。於
是，科學地分析土地改革運動，分析它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已成為可能。最
近已有地理歷史學家譚其鑲《日記摘編》於今年發表(《史學理論》96—2期)，其主要
部分，就是他的土改日記。此外，正有嚴肅熱誠，且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社會學家，
在有條不紊地就土改進行系列調查，立志將真實材料搶救出來。我們不必惋嘆《秧
歌》的貢獻有限，尤其是，張愛玲若能讀到這批資料，當不會太感寂寞——在她的一
顆種子被風吹開去，在陌生的堅土上摸索着紮根的時候。
由於篇幅所限，這篇小文已不可能細述另一位作家韋君宜在她的《露沙的路》中對土
改驚心動魄的描述。與張不同，韋是“老黨員”、“老革命”，在中國的文壇一直享
有很高的聲譽。研究者與細心的讀者可能還記得她的《洗禮》和《母與子》，但不知
有沒有人指出過，在1995年出版的那本集諛詞之大全的《懷念喬木同志》中，她是唯
一一個說了一句“我在有些方面與他意見不同”的人。
最後，不能不提到的兩個小地方是，在《秧歌》裡，張愛玲給一個最最不堪、最最面
目可憎者取的名字是李得勝——這是“偉大領袖”1947年機智無畏地與胡宗南在陝北
捉迷藏的時候給自己取的化名啊！後來，他的妻、女、侄的名字也都是緣着這個姓，
取為李進、李敏、李納、李實。
筆者傾向於《秧歌》的作者並不知這一切，壞蛋與偉人名字相同，碰巧罷了。但還有
一處，即這本《秧歌》出版的審批問題：誰都知道，這小書不賣猶可，只要一上市，
接着來的，只能是遭批、遭禁、遭追究乃至懲處。誰來負責，或者說，誰來頂雷呢?作
者如今已安坐天國興致盎然地在注視着，只好找編者。翻開書找找——責任編輯：李鵬。
這回，再說“碰巧”，恐怕就太巧了吧!
行文至此，想到《秧歌》的種種好處，決定再買兩本送朋友。踱到街上，向書攤小販
打問，被問到的不是一臉茫然就是一臉惶然，當然詭秘者也有。我當即決定，趕快回
家把我的兩本密藏起來。走着走着，忽然又想到，這書從上市到今天，也快有半年了
吧，怎麼一點火藥味也沒有聞到呢，冷槍也未見放——如對付《雪白血紅》的作者張
正隆那樣。
或許，正如策劃者當初所料：託了編者李鵬先生的大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