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先生三思:誠其意而後談愛國
万俟歆
(2006年8月31日)

最近，北美大學的理科院系關於“中國人搶奪學術成果”的議論沸沸揚揚，我所在的系主任即給所有的教授、博士後、和研究生都轉發了《紐約客》譴責華人數學大師丘成桐先生的文章，更有甚者一位英籍同事竟在辦公室門口張貼了文中諷刺丘先生的漫畫，初看時恨不得將之立即扯去。此後每當同事問起，只好辯解說，恐怕文章作者有誤解，即使那是《紐約客》的精心之作，雖然作者曾創作了名聞遐邇的《美麗心靈》。無論如何，總要一致對外吧？

然而那辯解徒然蒼白無力。稍加審視便即明白，實在是丘成桐先生利令智昏砸了自己的腳，也讓我輩海外中國學人無地自容。在良知里，我無言以對。 ( )

兩個多月前，國內的報紙“忽如一夜春風來”般以鋪天蓋地之勢報道了中山大學數學系朱熹平和美國里海大學曹懷東兩位教授“封頂龐加萊猜想”的事跡。作為時刻關心祖國的海外科學工作者，自然也有耳聞。當即諮詢美國幾大數學系的朋友，問可有此事？一致的答覆是那是笑話，且許多好友表示百思不得其解：何以數學大家丘成桐院士會鑿此笑柄，這樣明顯荒謬的新聞又怎可以通過新華社首發紅遍大江南北？自此，雖然地位低微，也開始關注這件數學與科學界的大事。這樁新聞出台以後，國內的讀者反響很大，很多人都以為中國的數學事業繼陳景潤之後又結出了更大的碩果。據新華社六月初的報道，丘成桐先生評價朱熹平和曹懷東的貢獻時指出，“說這一工作比哥德巴赫猜想重要得多，毫不過分”。丘成桐的密友，但專業領域不在幾何或拓撲學的楊樂院士稱：如果按百分之百劃分，那麼美國數學家哈密爾頓的貢獻在５０％以上，提出解決這一猜想要領的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的貢獻在２５％左右, “中國科學家的貢獻，包括丘成桐、朱熹平、曹懷東等，在３０％左右。” 國內的媒體並且強調說，“龐加萊猜想”是克雷研究所公布的七個百萬美元巨獎難題之一，儼然朱曹二位可以分一大杯羹。隨後，丘成桐先生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和友誼賓館組織召開了國際弦理論大會，如果不是分身乏力，原本也想回國參與的。然而，如此隆重召開一個物理學大會，似乎使人聞到濃重的政治氣息。中科院物理所的友人講，丘成桐先生就在那樣一個絕大多數聽眾是物理學家，學生和記者的場合，宣揚朱熹平和曹懷東“證明了龐加萊猜想”。目擊的朋友說，會議門衛嚴格地檢查特別頒發的“通行證”，丘成桐先生把佩雷爾曼的自謙之詞打印出來，發給聽眾，又用投影儀把那些客氣話放在大屏幕上，以此來貶低佩雷爾曼的貢獻。而這樣的部分，在中科院晨興數學中心網上公布的幻燈片裡卻被刪除了。

由於開始關注這件事，儘管人在海外，專業領域僅是與數學相關，不可遏抑的擔心卻與日俱增。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更何況新華社的英文稿件從來斗倍受西方媒體關注。在國外，最初的反應是沉寂；偶爾零星，在有關數學和物理的論壇開始有人就以此為據嘲諷，“（抄襲，浮誇這樣的學術腐敗）按照中國的標準，那不算一回事。”

到了7月份，可怕的沉默開始爆發了。《華爾街日報》的署名文章以“龐加萊猜想相信已被隱居的俄國人解決”為題，說出了解決龐加萊猜想的功績大半在佩雷爾曼這樣的事實。這個本不應有爭議的事實在圈子是早就不能再清楚了，可惜國人還蒙在鼓裡。《華報》文中既得過菲爾茲獎，也得過Wolf獎的數學大師Milnor不點名地說朱曹那“基於佩雷爾曼突破性工作的龐加萊猜想的‘一個完整證明’”是“猴子的扳手”，也就是破壞性地挑起了成果之爭。數日後，美國數學會經過審慎考慮，在九月號的《美國數學會會志》（註：實際八月初出版）上宣布了“對龐加萊與幾何化猜想的證明正在形成一致意見”一文。這個來自正規權威學術團體的意見清晰的表明龐加萊猜想的功績大多數是佩雷爾曼的，少數是哈密爾頓的。關於克雷研究所的百萬美元獎金“, 到底是把獎金全部授予佩雷爾曼一個人呢還是包括其他人作為共同的獲獎者—也許哈密爾頓? （克雷研究所主任）卡爾森說現在考慮那些可能性還為時過早。”

換言之，Kleiner-Lott, 曹－朱，Morgan－Tian，這三組解釋者中的任何一組斗並無可能分到哪怕是一美元。“30％”的貢獻說難道不荒謬嗎？
《會志》的聲明用三大段的文字含蓄的討論了丘成桐的作為和曹－朱的描述佩雷爾曼證明的論文。新華社的兩篇英文稿文章被提及：
“‘中國數學家破解世界難題’，新華通訊社2006年6月3日的一篇文章標題如此報導。文章首句說，‘令全球科學家困擾上百年的難題已被兩位中國數學家最終解決。’”
“一些新聞文章被翻譯成英文放在網上。在那些文章里，曹朱這兩位中國數學家的成就得到強調，而佩雷爾曼的功績則以不夠顯著的方式被提及。新華通訊社2006年6月21日發的一篇文稿里，佩雷爾曼的名字甚至根本沒有出現。”洞悉真相的炎黃子孫看到這裡想必都已汗顏。

當時讀文的強烈感受是希望自己本來並不知道那些，又或者丘成桐先生能夠挺身而出，以數學大師的身份和Milnor，和美國數學會抗爭，說明朱熹平和曹懷東是有相當的貢獻的，哪怕他這次說的是10％,5％而不是30％。可惜，面對國外專家的較真，丘先生的態度卻是推卸責任：“媒體報道是從丘成桐於2006年6月3日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開始的，當時丘宣布了曹朱的工作。丘成桐說他被某些媒體錯誤的引用了，故對那些話不負責任。”

究竟是哪些媒體誤引了呢？我想，新華社發的第一篇稿子“破解百年數學難題”，就已經為這次宣傳定了調子，絕不可能是誤引。再有，新華社直接引述的“30％”之說出自楊樂院士之口(注: 儘管他後來模糊地否認)，那也不會有誤（後來新華社報道里丘成桐又重申了這一評價）。大概丘先生先前藉助數學圈中不太常規的途徑——新聞發布會——宣稱“中國數學家最終證明龐加萊猜想”的時候未料到後來的困境吧。

繼而，8月15日的《紐約時報》登出文章：“捉摸不透的證明，捉摸不透的證明人”，對佩雷爾曼證明龐加萊猜想一事做了一個綜述。其中引述Anderson教授的話告訴公眾，Kleiner-Lott, 曹－朱，Morgan－Tian這三組解釋者的工作“就是對佩雷爾曼工作的同行評審。”此時，8月22日的國際數學家大會已腳步聲近，國內漸漸對事實的真相多了一些了解。只是我想大眾可能還不明白，這樣一個笑話正因為其太荒謬，絕對不可能是單純的學術之爭。

但是就在此時，我忽然在中文網上發現國內公眾的注意力已從龐加萊猜想的傳奇上轉移到批判北大上。廣州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發表了以“丘成桐：北京大學引進海外人才大部分是假的”為題的訪談。丘成桐先生在採訪中說“《紐約時報》說北京大學40%的引進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國調查一下，我擔保大部分是假的。”把北大的海外引進人才，據說占全部引進人才的40％，說成大部分是假的。這個聳人聽聞的說法一下子吸引住大眾的眼球。隨後，丘成桐在不同的場合聲稱“我和北大不存在私人恩怨問題”，對北大，北大數學系，和北大教授田剛橫加指責。因為抓住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由於貧富差距加大人們對整個社會體制，特別是教育和醫療等問題不滿的心理，丘成桐先生又一次成功地得到了大眾的回應。一貫對大陸事務幸災樂禍的《》和《美國之音》則以“丘成桐和北大之爭與中共高教弊端”為題對丘成桐和焦國標等人做了採訪。

在我的記憶中，曾幾何時起，性格強烈的丘成桐先生就是以這樣一尊“敢說話”的“愛國數學家”的形象登陸中國。然而，聯想前因後果，看到丘先生義憤填膺的樣子，卻不禁心情沉重。其實，人們習慣於將“敢做敢言”和“正直無私”聯繫在一起，但這兩者之間並不必然相關。在歷史上，前漢的樊噲，後漢的馬武，後周的趙匡胤都曾經號稱敢諫的“直人”，誰知歷史卻證明他們其實並不是真正的忠直之士。“敢”的強烈姿態往往和個性有關，在特定的歷史情勢之下可能是別有居心的做作，有時也是客觀使然。汪精衛不也曾經大義凜然嗎？雖然身在重洋異域，祖宗的教誨不能忘記：“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所謂誠其意者，勿自欺也。”

“格物”、“致知”，是我們做科學的人工作上的目標。但若意圖更進一步，成為影響國家和社會的領袖型人物，“意誠”是最起碼的要求。

終於，《紐約客》推出了“傳奇問題與榮譽之爭”這一附有11篇漫畫的鋒利長文。它的作者之一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座教授，《美麗心靈》一書的作者，曾經入圍普利策獎最後一輪的Sylvia Nasar。文中的主要篇幅在記敘佩雷爾曼證明龐加萊猜想的全過程，其餘部分則是講述丘成桐的成長歷史，丘學派在海外的影響以及丘與陳省身、田剛的關係。文中提及了楊樂院士所說的中國數學家所謂“30％”的貢獻和一些學界掌故，其中包括：劉克峰與丘成桐合作的文章涉嫌抄襲Givental的思想；丘成桐“越來越焦慮自己在數學界的地位”，出於嫉妒田剛而不想讓世界數學家大會在北京召開（但“丘成桐否認他曾試圖把大會搬到香港。”）；“普林斯頓數學系前系主任Joseph Kohn說，‘丘成桐不嫉妒田剛的數學，但他眼紅田在中國的影響力。’”；以及多位著名數學家對丘成桐的指責。

《美國數學會會志》用一整段的文字懷疑朱熹平和曹懷東的解釋文章“是否經過嚴肅的審查”，而“當被問及該文是否象通常那樣被審查，丘成桐說是的”。而《紐約客》披露了這又是一個謊言：
“今年4月13日，亞洲數學期刊（A.J.M）編輯委員會的31名數學家收到了丘和主編的一封簡短的e-mail，通知他們用三天的時間考慮一篇作者為朱熹平、曹懷東，標題為“瑞奇流的哈密爾頓-佩雷爾曼理論:龐加萊和幾何化猜想”的論文，丘打算在這個刊物上發表。這個郵件沒有包含文章內容、審稿人意見以及文章摘要。至少有兩個編委提出想看一下文章內容，但被告知不能提供。4月16日，曹收到丘的消息，告訴他文章已被A.J.M接收了，文章摘要已經公布到刊物的網站上。”

《紐約客》的文章讓丘先生聲名掃地。為了辯解，互聯網上出現了據說是文章里說了丘先生壞話的兩位數學家回復給丘成桐先生的“澄清”。假設“澄清”是真的，那麼是丘先生給那些指責他的數學家發信置疑，其中有兩位回復做出辯解。再假設丘先生公布的私人信件是完全而真實的，那又能怎樣呢？丘先生的支持者或是做出的翻譯即另有誤導之嫌。如據稱Stroock給丘成桐的“道歉信”中說：
“In particular, I told her that, at least to my ears, Yau weakens his case and lays himself open to his enemies by sounding too self-promoting.”
這份所謂“道歉”比較客觀的翻譯應當是：
“我特別對她指出，至少從我聽到的情況來說，丘由於給人一種一意要推銷自己的成就的感覺，從而削弱了他自己的意見的說服力並且為對手提供了反擊的方便。”（“Self-promoting”又怎能說是“特立獨行”呢？）

換言之，兩位向丘成桐這位在美國名震當代的數學家“道歉”的教授其實並沒有否認自己說過的話，反而印證了《美麗心靈》作者絕無捏造，其他幾位“不道歉”的同樣是名震當代的大師講過的東西就更無可辯駁了。（這個“澄清”事件同時也說明了，西人數學家尚須“道歉”，在美國工作的華人數學家又有誰敢挺身而出，直面丘成桐這位擎天巨擘呢？）

再退一萬步講，假設《紐約客》文章的作者是出於民族偏見而誹謗侮辱丘成桐，則丘成桐何不訴之於法律，令我等一快！遺憾的是，屢次強調自己“心中坦蕩蕩”的丘先生沒有這樣做。其實，即便《紐約時報》的文章有失偏頗，個別的地方可能存在有選擇地使用資料地情況，卻也很難找出哪裡不符合實際情況。如果說“立場決定觀點”，那麼丘先生的偏頗觀點是否就應歸咎於自己的政治鬥爭立場呢？有人轉而說這是北大為了轉移公眾注意力而推動的“妖魔化”丘成桐的運動。作為旁觀者，我不相信北大有這個能量。《紐約客》是素稱凜然不懼總統的美東左派知識分子的堡壘，即便才雄勢大的布什家族也對它束手無策。冷眼旁觀，丘成桐指責北大，批判教育制度的目的倒恰恰是想金蟬脫殼。（按：丘先生在新華網最新文章“丘成桐再批中國學界壟斷：學術不應“搞權術””中指出“不少人為拿取博士學位，願意付出一百萬元，這利益可不少呢！他們早已把學術研究看成一門生意。”這樣聳人聽聞的論斷無疑可使大眾立時無暇再關注兩個月前的“封頂說”。）

如今，丘成桐先生似乎抱着“攘外必先安內”的信念試圖以學術地位影響政治，再以政治領導學術。朱熹平、曹懷東協助驗證龐加萊猜想這樣一個本應是積極的，再簡單不過的事件，竟被丘先生通過媒體運作成貽笑四海的醜聞，既給海外科學家抹黑，又破壞國內外學界的精誠團結，實在值得我輩深思。

正如數學大師Gromov對佩雷爾曼的評價：“做偉大的工作，需要純淨的頭腦。你只能思考數學。想任何別的事都是人性的弱點。”學術大師固然令人敬仰，但若想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做出超越自我的成就，就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因為“人性的弱點”走上從治學者向政治家轉型的不歸路。

布衣赤子：万俟歆
零六年八月三十日
草於美西寓所 [首發,歡迎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