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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　亦明

閔維方先生是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常務副校長、教育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據北大的官方網站介紹，閔先生“1982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獲教育學學士。1983年國家公派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深造，1984年、1985年先後獲得高等教育學碩士學位和組織社會學碩士學位。1987年獲斯坦福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教育管理與決策）。1987—1988年在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從事教育經濟學和教育財政學方面的博士後研究，併兼任該校校長助理。1988年回國受聘至北京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任教。”(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網站：閔維方網頁)。按說，閔先生是改革開放後最早出國的一批人，加之畢業於美國名校，並且專攻教育管理，由他來擔任北大領導可謂名至實歸。不過，近來耳聞目睹一些他的言論，使我開始懷疑他到底是不是斯坦福大學的博士。

我的懷疑起因於閔書記今年七月上旬在中央電視台上為北大的人事改革搞宣傳。電視節目我沒有看到，但整個節目的文本卻見諸報端。(佚名：閔維方在央視《對話》談北大人事改革)。這篇文字中，有這麼一段對話：

閔維方：有一個著名大學的校長，他就說，他說我的大學的正教，你閉着眼睛隨便摸一個，他就是世界一流的學者，林毅夫教授，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有多少教員？

林毅夫：二十位左右。

閔維方：大概出了十幾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二十幾個教師出了十幾個諾貝爾獎得主。我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的感覺，我們最大的差距是我們的學科水平，學術水平學術聲望，而這些都取決於教師隊伍。

聽了這段對話，不了解美國大學的人一定會以為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二十幾位教授中，有十幾位得到過諾貝爾獎。實際上，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目前有34名教授，他們之中只有4人得過諾貝爾獎，其中還包括一名退休教授。

(http://economics.uchicago.edu/faculty.html)。諾貝爾經濟學獎從1969年開始評選，至今全世界只有51人獲得過這項榮譽，而得獎時是芝加哥大學教授的總共只有9人，哪來的十幾個？(見http://www.nobel.se/economics/laureates/index.html)。其實，即使按照常識來推理，也不會得出“二十幾個教師出了十幾個諾貝爾獎得主”的結論的。當年加州理工學院的物理系匯集了天下英才，有一段時間五名諾貝爾獎得主在那裡共事，那就已經是名聞遐邇的佳話了，一個系同時有十幾個諾貝爾獎得主，得需要什麼樣的想象力才能編造得出來呢？而一個在美國呆了四、五年、得過三個高等教育學位的人，卻在全國人民面前作如是說。閔書記和林教授在中央電視台唱的這個雙簧戲，如果不是無知，就是在有意誤導中國人民。我當時認為是後者。另外，閔書記提到的那個著名大學校長說“我的大學的正教，你閉着眼睛隨便摸一個，他就是世界一流的學者”，根本就不象一個著名大學校長說的話，倒活象一個文盲暴發戶的口氣。閔書記，能不能告訴我們這個校長姓甚名誰？

閔書記在中央電視台上的表演到底是無知還是欺騙呢？這一直是我心頭的一個疑問。前些天偶然在網上發現了一篇閔博士的論文，使我對閔書記的根底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這篇論文的題目是：“關於一流大學建設的幾個問題”。它登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的網站裡，沒有註明在哪本刊物上發表過，但寫得非常正規，有中英文摘要，還列出了關鍵詞和參考文獻，因此可以算做是學術論文了。這篇論文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為它以“嚇死人了：看看北大黨委書記、斯坦福大學教育學博士的蹩腳英文！”為題在網絡流傳。

這麼吸引眼球的標題，當然是要看一看的了。仔細一看，哇，真是嚇死人。這篇僅有79個單詞的論文英文摘要哪裡象是出於美國名校博士之手，簡直就是初中生的漢譯英習作。簡言之，閔博士似乎還沒有掌握英文的單複數概念，還不會使用冠詞和介詞，尚搞不清主語和謂語，詞彙量極為有限，更不要提正確熟練地使用複句了。總之，我看了半天，就是看不懂它在說什麼。對照它的中文摘要，我才隱隱約約尋到了一點線索。試想一下，假如讀者是那些不懂中文的老美，他們怎麼會看懂這樣的英文呢？那麼，閔博士在四年間從斯坦福大學得到的三個學位，論文是怎麼寫出來的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除了英文本身的問題，更讓人不敢相信的是，閔書記在英文摘要中把大學“理念”這個非常普通的教育學概念翻譯成了conception，而不是老早就約定俗成的idea，這說明他缺少關於高等教育學的基本知識。實際上，“大學理念”一詞是直接譯自英國哲學家John Henry Newman在1854年發表的名著“The Idea of a University”。這本書在西方高等教育界的影響如日中天，可閔書記卻好象對它一無所知，只知道它的中文名詞，而不知道它的英文原意，所以把idea改篡成了conception。這與北大經濟學家汪丁丁把amino acid翻譯成阿米諾酸，人類學教授王銘銘把孟子翻譯成門修斯，簡直就是異曲同工，暴露出的，一個是教育學家不懂教育，一個是生物技術經濟學家不懂生物，一個是人類學家不知道自己的老祖宗。

也許閔書記回國日久，工作繁忙，荒廢了英文？那就看看他的中文吧。這篇論文實際是為北大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造輿論，其目的無非是要求國家增強給北大撥款的力度。閔書記的這篇論文所暴露的對美國的無知比英文摘要還要嚴重。他在論文中再三強調美國有數千所大學，好象不知道它們之中一大半是二年制的社區學院，根本就算不上是大學。實際上，美國能夠授予碩士以上學位的學校實際不到九百所。閔書記甚至不知道《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英文名稱是U.S. News & World Report，於是把它寫成“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News & World Report)”。真是咄咄怪事。

是不是幹大事的人不拘小節，才出現了上面的失誤呢？好象也不是。閔書記這篇論文討論了四個問題，但第一個論點就不符合邏輯。根據他的推理，由於大學的學術水平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競爭實力，所以要想提高國力，就要建設一流大學。這好像是在說，一個人的肺活量反映了一個人的健康水平，所以要提高健康水平，一個人應該努力提高自己的肺活量。吹氣球能夠提高肺活量，但有誰靠吹氣球來鍛煉身體呢？邏輯不通到這個程度，真是讓人瞠目結舌。

邏輯不通，也許是思維方式有問題。但如果歪曲事實，那就是學術道德的問題了。在這篇論文中，閔書記一再列舉美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實例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也個觀點就是：美國的一流大學都是由美國政府出錢打造的。比如，他說：“美國是通過對教育的大量投入才實現今日美國大學的一流地位的。1862年《莫里爾法案》（Morrill Act）使得美國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閔書記文中的“美國”當然是指美國政府。可事實是，根據美國憲法，教育的權限歸各州政府，聯邦政府不得插手。《莫里爾法案》的正式名稱是《贈地法案》(Land Grant Act)，是美國聯邦政府按照每個州的人口數量(議員人數)向州政府贈送土地，接受土地的州份必須把出售土地的錢款用於含有實用科目的高等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農工科目，A&M)。各州政府有拒絕接受贈地的權力。1862年的《贈地法案》總共贈出1740多萬英畝的土地，而在當時，土地價格極低，每英畝只有幾十美分，再加上管理不善和姦商投機，所以這些土地的出售並沒有換來多少錢。實際上，《贈地法案》對普及美國高等教育的作用非常大，但對提高大學的學術水平，它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甚至可以說有相反的作用。還有一點就是，在1862年《贈地法案》之前，美國政府，不論是聯邦政府還是州政府，對高等教育幾乎沒有什麼投入，所以說《贈地法案》“使得美國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是一句含糊的話，他掩蓋的是作者的無知，結果卻欲蓋彌彰。

事實是，美國老牌一流大學的成名，依靠的主要是私人資金，只有極少數大學的成名靠的是聯邦政府。這極少數大學就包括MIT和斯坦福大學。MIT被稱為“熱戰大學”，因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起家，靠的是當時美國聯邦政府主管軍事科研的校友萬.布什， 他通過不是那麼光采的手段為母校攬下大筆研究合同。與之相對應，斯坦福大學被稱為 “冷戰大學”，因為它在五、六十年代藉助美國對蘇聯的冷戰政策、重視軍工研究而發跡(硅谷對斯坦福大學成名的作用根本就沒有傳說的那麼大)。也就是因為如此，再加上其它原因，在美國高等教育界，很有一些人看不起這兩所學校。九十年代初，斯坦福大學因為涉嫌通過所謂的“間接費用”騙取聯邦撥款，曾被國會調查，在美國公眾面前丟了大臉，最後交了上百萬美元罰款，校長也下了台，才不了了之。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當時就公開表示了對斯坦福大學的不屑。

所以，閔書記想要通過“美國一流大學是政府投資建造的”這個論點來要求中國政府也投資北大建造一流，這如果不是由於對美國高等教育史的不懂裝懂，就是在故意欺騙政府。

閔書記提到的美國另一項聯邦法案是1958年的《國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閔書記寫道：《國防教育法》“體現了他們作為一種國家行為支持高等教育發展的政策取向。”事實是，《國防教育法》要扶持的是美國整個教育系統，包括中小學和大學，主要方式也是通過給學生提供助學貸款來誘導學生學習科學及相關科目。這項法案明確禁止聯邦政府的任何部門以這個法案為藉口來控制和干預教育事務。實際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影響美國高等教育的最重要立法當推1944年通過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俗稱GI Bill)，它為退伍軍人進入大學或技術學院(post-seconda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提供學費補貼。在實施的七年間，聯邦政府向大學注入了70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四、五百個億。與之相比，1958年的《國防教育法》在頭四年撥出的助學貸款還不到三億美元，每所學校每年能夠得到的聯邦資助不得超過25萬美元。所以，《國防教育法》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閔書記把它拿出來當論據，表現出的還是缺乏對美國高等教育史的全面系統的了解。

閔書記在他的這篇論文中不僅歪曲史實，而且膽大到捏造史實來為自己服務。他寫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等都是在這個被稱為美國高等教育歷史上第一個大40年（the first big forty years for American education）中建立起來的。而這些新建立的院校，可以說是美國新一代的大學，是按照德國的洪堡思想建立起來的。它們的創校校長都是清一色的留學德國的博士。”確實，十九世紀的最後四十年是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最為關鍵的時期，但上述三所大學的首任校長不僅不是“清一色的留學德國的博士”，實際上他們沒有一個人得到過德國的博士學位。其中，芝加哥大學首任校長William Rainey Harper 19歲時從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斯坦福大學首任校長David Starr Jordan是康乃爾大學的碩士，從印第安那醫學院得到的MD，這兩個人在受聘擔任大學校長職位之前，都沒有到過德國，哪來的留學德國？即使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首任校長Daniel Coit Gilman也只是曾在歐洲“遊學”了兩年，足跡遍及歐洲，在德國只呆了一個冬天，連留學都算不上，還談什麼德國的博士？閔書記信口雌黃到這個程度，真可以說是肆無忌憚。

另外，閔書記煞有介事地地提出“美國高等教育歷史上第一個大40年”，並且列出了英文，好象這是美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個固定的、習慣的提法。其實，這個提法很可能不是那么正規。因為按照常識，如果提出了“第一個大40年”，那肯定應該還有第二個、甚至第三個“大40年”。但在美國高等教育史上過去的一個世紀中，根本就找不到第二個持續發展的　　“大40年”時光。實際上，從1958年到1967的十年，由於美國聯邦政府科研投入的急劇上升，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因此被譽為“Golden Decade”(金色的十年)。“金色的十年”是美國高等教育史中公認的提法，可閔書記對它卻充耳不聞，反到拋出了一個不倫不類的“第一個大40年”。這反映的還是他對美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了解的零星破碎，一鱗半爪。

其實，閔書記在這篇論文中所表現出的不僅是對美國高等教育的無知，即使是對他任職的北大，他也所知不多。他說“蔡元培上任之初……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李大釗請來任圖書館館長”，他還說“杜威（John Dewey）在北大當了兩年多教授”，這都是子虛烏有的杜撰。當年蔡元培想要聘請的圖書館主任人選是章士釗，並請他擔任文科教授，只是在章士釗堅辭不就之後，蔡元培才聘請了章士釗極力推薦、但名氣不大的李大釗。蔡元培在北大掌權總共還不到六年，他在1916年底任北大校長，上任伊始就聘了陳獨秀，半年後聘了胡適，到了1917年底才聘任李大釗，怎麼能說“在很短的時間內”呢？北大在1920年才把教授的頭銜給了李大釗，更說明他不是蔡元培心中的理想人選。實際上，蔡元培聘李大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人情難卻，只不過李大釗後來宣傳馬克思主義而成名，北大也就將錯就錯，把他算成蔡元培選聘的英才之一。至於說“杜威在北大當了兩年多教授”，更是無稽之談。杜威當年受他的學生胡適和蔣夢麟的邀請，在五四運動前夕到達中國，在中國總共呆了26個月。這期間，杜威走遍中國宣講自己的實驗哲學和教育思想。胡適的本意是要靠杜威來樹立自己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他也確實達到了這個目的，但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和文科學長陳獨秀都對杜威的實驗哲學不感興趣，哪能聘他當北大的教授呢？閔書記言之鑿鑿，莫非看到了北大的隱典秘籍？何不拿出來與大家分享分享？北大倒確實在1920年授予杜威榮譽博士學位，但那和聘任教授根本就是兩碼事。

閔書記的文章比較長，我沒有必要給他逐條批改。僅根據以上幾條，我就有足夠的理由質疑他的博士學位。我說“質疑”，並不是說閔書記也象北大名教授胡適先生在八十六年前那樣，靠冒充的博士學位撈到了教授頭銜，而只是對閔博士的學識和治學態度感到莫名驚詫。我相信閔書記確實是閔博士。我所不解的是，斯坦福大學的教育學院在美國數一數二，它培養的博士寫出來的論文怎麼連我這個“業餘教育專家”都能夠隨便挑出這麼多毛病？雖然閔書記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中國職業教育，但在美國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卻一定要通過一些必修的學位課程。更何況，閔書記經常在中國公眾面前以美國教育專家的面目出現。如果閔書記有真的知識，幹嘛要靠歪曲和捏造事實來作文章呢？

據北大新聞網的一篇文章介紹，閔書記僅用“4年讀下包括博士在內的3個學位，成為斯坦福用最短時間獲得3個學位的第一人”(王宏甲：尋找一個對祖國有責任感的人)。這句話的可信程度不是很高，因為沒有哪個學校會無聊到統計這類數據，況且說這句話的人還是斯坦福大學的教育學院院長。(童立：閔維方：從礦工到黨委書記)。能夠想象天津市長在中國代表中央政府說話嗎？再者說，對於學位，最重要的是一個人所獲得的最高學位，一個人如果有了博士學位，那他的碩士學位，哪怕有一百個，都根本算不上什麼。這就象一個將軍絕對不會把自己的少尉、中校軍銜也扛在肩膀上一樣。閔書記對自己的那兩個碩士學位念念不忘，如數家珍，更讓人大惑不解。

另外，據閔書記自己說：“我在斯坦福大學學習的時候，經常去伯克利、哈佛、MIT、哥倫比亞等著名大學”。(閔維方：關於一流大學建設的幾個問題)。從斯坦福到伯克利，只有半小時的車程，可以說是舉腳之勞。但從斯坦福到哈佛、MIT、哥倫比亞等大學，卻要跨越整個北美大陸。能夠在學生期間經常往返於美國東西海岸的中國留學生，即使是現在也不多見，更何況在八十年代：那時一個人每月生活費還不夠買一張兩地間往返的飛機票。我納悶的是，他的英文這麼糟，知識這麼貧乏，思維這麼混亂，怎麼還能夠悠閒地、富裕地在四年間完成從一個中國普通大學的學士到世界名校博士的飛躍？

參考文獻

　　佚名：閔維方在央視《對話》談北大人事改革。《大連半島晨報》2003年7月12日。
　　http://www.cas.ac.cn/html/Dir/2003/07/12/7254.htm
　　王宏甲：尋找一個對祖國有責任感的人。《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年05月23日第七版。
　　http://www.pku.org.cn/data/data.jsp?id=minweifang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網站：閔維方網頁。://www.gse.pku.edu.cn/falcuty/person_page/0/minwf.htm
　　閔維方：關於一流大學建設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網站。　　http://www.gse.pku.edu.cn/lunwen/jjlw0074.asp
　　童立：閔維方：從礦工到黨委書記。北大新聞網2002年11月5日。　　http://www.pku.edu.cn/news/xiao_kan/newpaper/972/1-2.htm

附錄：

閔維方論文中英文摘要關於一流大學建設的幾個問題

(北京大學，北京100871)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常務副校長，教育學院院長閔維方

摘要：在當今的激烈國際競爭中，大學是影響到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應該是國家發展的戰略重點之一。一流大學除了必須有世界一流教學科研成果和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等硬指標，還必須特別強調寬鬆活躍的學術環境和探求真理的科學精神。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必須在教育理念、辦學戰略、用人制度和管理體制等方面實現跨越　式發展，並要善於借鑑國際高等教育發的展經驗，形成廣闊的世界眼光，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競爭，才有可能達到世界一流的水平。

關鍵詞：世界一流大學；中國高等教育；大學教育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MIN Wei-fang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for a country’s competitiveness. Thus to develop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should be one of the strategic priorities for a country. In addition to high quality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sufficientfinancial resources, univers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make more efforts to cultivate spirit to pursue truth and academic freedom, and continue to renew its conception and operation, and borrow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in order to develop more quickly and achieve world class status.

Key words：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