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我在香港鳳凰衛視預錄《秋雨時分》的“人格尊嚴”部分，說了一件曾經讓我很不舒服的事。我說，我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參加上海文化藝術界的活動了，前年下半年被一位朋友硬拉，到衡山賓館的一個大會議廳參加了一次，上海不少大學和研究院所的一批人文學科專家都在。他們在發言中頻頻提到一個名字，不帶姓，只說後面兩個字，顯得十分親切和熟悉，我一聽，肯定不是康德和羅素，也不是孔子和朱熹，但我卻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連忙問旁座的一位先生，這位先生很驚訝地看着我，說，這是這座城市的最高領導啊！我一想，這個人的全名倒是在報紙上見到過，但從來沒有聽人這麼去掉姓氏親熱地叫過，因此又問，這些教授和他很熟嗎？旁座的先生告訴我，不可能，因為這個人官職很高，他們不可能認識他。我感到奇怪的是，這個領導人肯定不是從事人文科學研究的，為什麼這麼多學者教授一次次不怕重複地提到他呢？我說，這是一種精神跪拜，那天跪拜對象並不在現場，可稱之為“缺席跪拜”。

我雖然沒有點名，但連鳳凰衛視錄製現場的工作人員都立即聽出來了。我所說的被學者教授們一聲聲親切呼喚的名字，就是“良宇”。

除了鳳凰衛視的節目中這麼說之外，我至少還幾十次地向朋友們講述過我從這件事情引起的擔憂。記得那天在會場，主持人還點我發言，我因為有了上述的心情，在發言中故意強調了上海這些年來在文化上的嚴重滯後，那些學者教授都很吃驚地看着我，其中有兩個還打斷我，說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國內坐標，只在乎國際坐標。他們打斷我發言的架勢，完全是居高臨下。

我當時想，對我傲慢不要緊，但這是一個有關人文學科的研討，我在這個問題上至少比你們的那位“良宇”更有發言權吧？你們的恭敬和傲慢，也太不學術了吧？

我至今並不認為那些學者、教授知道某個領導人所犯的錯誤，我只是肯定：學者、教授們失去人格的吹捧習慣，助長了某些領導人的自以為是，目空一切。這就是文化所起的負面作用。我還記得某某大學一位教授的發言：“良宇上個月所說的這句話，雖然德國啟蒙主義哲學家也說過，但更有新意。”我相信，當代中國很多文人成天在做這樣的事，使不少官員忘了自己究竟是誰。

真正的知識分子是應該對公共權力擔負監察責任的。我長久以來反覆在推薦的康德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有勇氣在一切公共事務中運用理性”，就是這個意思。但是我看到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從事對無權力者的批判，發泄對同行的嫉恨。聽上去聲音很響，卻不必支付點滴勇氣。他們一次次省略某個自己並不認識的領導人的姓氏親親熱熱地叫着，只要是為了顯示自己的立場和背景，不為什麼，只為在糟踐同行時讓別人誤會成是上級的意圖，又明知任何機構也不會去查。他們認為，這就是“人生智慧”。

但是，文化的良知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