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二十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相对片面倾向或许需要我们给予适当关注并力争加以扭转
：

⒈重视传统较多，重视改革不足。北京大学各方面的传统无疑需要高度重视，科学弘
扬，但继续深化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思路一定要始终坚持，认真贯彻。在看得准、有把
握的改革和创新方面，我们既应醒得早，也应起得早。否则会坐失改革良机，影响学校发
展。换个角度说，“常为新的”也是北京大学的重要传统。

　 ⒉重视发展较多，重视控制不足。发展是硬道理，重视发展理所当然，但受办学条件
的限制，发展过快会导致学校超负荷运转，并产生一系列问题，这在北京大学的发展史上
已有过教训。鉴于北京大学的事业发展规模一定要和办学条件相适应，所以目前总体说来
，应合理而严格地控制学校的事业发展规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北京大学成立了规划委
员会以及所属的校园规划委员会、学科规划委员会、事业规划委员会等三个分会。也正是
基于这种考虑，同时为了减轻学校领导的正面压力，贯穿充分论证和严格控制原则的《北
京大学关于校属实体机构设置或调整的申请与审批程序的规定》正式实施。但这一《规定
》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在几种程序并行的情况下，坚持充分论证和严格控制原则的
程序，不仅要顶住压力或受到批评，而且有时会被申请者设法巧妙地避开或绕过。与《北
京大学关于校属实体机构设置或调整的申请与审批程序的规定》的实施情况相比，《北京
大学关于校园内各项建设项目立项审批程序的规定》实施得相对规范和严格些，控制效果
也相对好些。

　 ⒊重视全面较多，重视重点不足。在学校重视发展的情况下，校内许多单位都有比较
强烈的扩展意识，都在强调自身的重要性，而且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某些方面的扩展
，并得到了与这些扩展相关的增量资源；校外（包括国内、国际）许多单位都有比较强烈
的与北京大学交流与合作的愿望，其中不少愿望通过各种途径得以实现。因此，“有所为
，有所不为”以及“控制规模” 、“保证质量” 、“突出重点” 、“优化结构”的战
略构想难以落实。

⒋重视局部较多，重视全局不足。学校发展规划工作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有时是在重
视局部较多而重视全局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因为在局部看来具有很大合理性和必要性的
某些决定，在全局看来却具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换句话说，有时我们将充满局
部合理性的事情放在一起，可能会构成一个存在许多不合理性的全局。

　　⒌重视数量较多，重视质量不足。提高教育质量是北京大学始终坚持的首要任务，但
在某些人“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的意见中，重视数量成为重视质量的前提之一，同时，
量化指标也是衡量我们工作业绩大小的重要标准，所以，以控制数量为前提的质量意识和
精品意识有待加强。

　　⒍重视规模较多，重视效益不足。与上述数量和质量的关系类似，在某些人“没有规
模就没有效益”的意见中，重视规模成为重视效益的前提之一，同时，规模的从小到大毕
竟包含了不少人的工作业绩和辛勤劳动，所以，以控制规模为前提的效益意识相形见绌。

　　⒎重视经费较多，重视空间不足。我们经常提到办学经费对学校发展的重要作用，竭
尽全力并千方百计争取办学经费，但较少考虑校园空间对学校发展的重要作用，未象争取
办学经费那样竭尽全力并千方百计拓展校园空间。就燕园校区而言，我们数十年间失去了
经过最大限度努力有望拓展校园空间的两种机遇，而近年来却接受了从长远意义上说是缩
小校园空间的两次选择。两种机遇之一是燕园校区力争向西特别是向六郎庄一带拓展，两
种机遇之二是象我们与清华大学成功地申请携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学和携手共建蓝旗营住宅
区那样，力争在清华大学周围（清华大学主校区的发展余地比我们燕园校区要大得多）携
手共建科技园、学生公寓区或另一片教师住宅区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向来亲如一家，
如今在携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两校更应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全面合作，共同
发展）。两次选择之一是在燕园校区周围出售了教师住宅，两次选择之二是在燕园校区周
围建设了科技园。

　　⒏重视领导较多，重视群众不足。学校发展规划中的某些重要问题确实多次征求了相
关领导的意见，也尽可能征求了某些知名学者和各阶层代表的意见，但受个别访谈、座谈
会等传统方式的局限，我们却未能充分满足广大群众（包括学生）的参与权和知情权。结
合北京大学校务公开制度的实施，学校发展规划中的重要问题今后应有选择地通过校园网
向广大群众公开相关信息，充分征求广大群众意见。

　　⒐重视教师较多，重视学生不足。学校发展规划中对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改善的需
求考虑和落实得较多，但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改善的需求考虑和落实得相对少些。学
校的一切工作都应面向学生，为学生服务，今后有关改善学生学习和生活条件的规划(如
综合体育馆、学生活动中心等)应尽量优先加以落实。同时，学校的发展规划也要象经常
征求教师意见那样，利用各种方式经常征求学生的意见。

　　10.重视程序较多，重视论证不足。学校发展规划中的某些问题确实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但履行必要程序前后的酝酿和论证有时并不充分。而个别程序的履行有时难免匆忙上
会、快走过场之嫌。这使学校发展规划中某些决策的科学性受到一定影响。换个角度说，
学校发展规划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不是因为不符合程序，而是因为未充分论证。

　　11.重视议论较多，重视落实不足。在学校发展规划工作中，许多人十分重视议论，
而且其中不乏正确议论和精辟见解，但有时仅仅限于议论，议完辄止。有的议论可以落实
而无人重视，也有的议论有人重视而无法落实。

　　12.重视投入较多，重视产出不足。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是产出一流的成果，而要产
出一流的成果，必然要保证财力和物力的足够投入。反过来说，在重视财力和物力足够投
入的同时，也要尽量保证一流成果的产出。具体而言，投入者应尽量加强对一流成果产出
的督促，被投入者应尽量保证对一流成果产出的落实。但在学校发展规划的实际工作中，
上述督促和落实都略显不足。往往是投入分配时，投入者和被投入者都比较积极主动；而
产出统计时，投入者和被投入者有时比较消极被动。

　　13.重视协调较多，重视研究不足。学校发展规划中的某些重要问题确实在领导层或
其他范围进行了讨论和协调，但由于进行这些讨论和协调前后的研究既不系统也不深入，
缺乏高质量的、建设性的、可操作的研究报告或方案设计作为讨论和协调的参考，这使某
些决策缺乏科学的研究依据，往往成为相关方面临时折中或互相让步的产物，距离客观上
的最佳结果实在太远，甚至与最佳结果和长远目标背道而驰。这无疑增加了下一步调整和
改革的难度。例如，以往在学院命名、机构设置和建筑选址等方面的个别决策就是如此。
而要卓有成效、扎扎实实地对学校发展规划中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科学研究
，无论是在体制和机制，还是在财力和物力等方面，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试以由我任召
集人的北京大学发展规划专家组为例，为了适应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我们
于1999年11月向学校郑重提交了“世界一流大学研究” 课题的详尽论证报告，申请研究
经费（由24位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教授组成的发展规划专家组，作为研究学校发展规划的
专家系统，从无任何运转经费，原本设想以集体承担学校重要研究课题的方式申请研究经
费）。我们的简要设想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北京大学今后“全部工作的重心”，但世
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有那些？世界一流大学各自的历史、特点、优势、人才培养模式、管理
体制、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是什么？它们有何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我们如何学
习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和北京大学校情的实际，把北京大学
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我们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学科齐全的
整体优势，最大限度地组织各学科一流的专家学者，全面、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世界一流大
学。我们提出，“世界一流大学研究”课题将建立在统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基础上
，紧紧围绕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大力突出改革、创新，充分体现科学性、
创造性、综合性、超前性的研究特色。力争扎扎实实地搞出几项对当前学校改革发展起重
要参考作用，并最大限度地包含专家组集体智慧和科学性、创造性劳动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来。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研究”课题，发展规划专家组成员的研究积极性很高。但由于研
究经费之事至今仍未落实，所以“世界一流大学研究”课题还无法启动。

　　14.重视眼前较多，重视长远不足。在学校发展规划中，将近期内标志性成果的产生
与学科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相结合，是既重视眼前又重视长远的体现。但也有某些解决眼
前问题或产生眼前利益的决策，是以或多或少制约长远发展或影响长远利益为代价的。试
以北京大学科技园的选址为例，从眼前看，北京大学科技园公司作为一级土地开发商在北
京大学燕园校区周围进行商业性开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可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
和产品化，可吸引或孵化一批有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还可为企业家们提供广泛接触高新
技术成果的场所等。但从长远看，北京大学科技园公司作为一级土地开发商在北京大学燕
园校区周围进行商业性开发会产生四方面问题：一是减少了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预留地，使
本来就十分紧张的教学和科研预留地更加紧张；二是科技园的商业性开发气息今后在一定
程度上会冲击学校（尤其是基础学科）的教学秩序和学术研究；三是科技园中白颐路西侧
的建筑风格与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燕园校区早期建筑风格缺乏协调，而二者之
间在地缘上却紧密相连；四是随着校办企业的改制和未来与学校的彻底脱钩，学校与科技
园公司以及进入科技园的企业之间的矛盾将不断暴露并日趋复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北京大学燕园校区的发展余地比清华大学主校区要小得多，而作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比清华大学主校区却大得多，同时，北京大学以基础
性学科为主的学校特色与清华大学以应用性学科为主的学校特色也有所不同，所以在大学
科技园选址建设等用地问题上，我们千万不可与清华大学相提并论，简单攀比。

　　15.重视事业规划较多，重视校园规划不足。虽然在理论上学校既重视事业规划，也重视
校园规划，如学校层面设立事业规划委员会、学科规划委员会和校园规划委员会，发展规
划部层面设立事业规划办公室（负责事业规划、学科规划）和校园规划办公室。但实际上
我们在制定和落实学校整体发展规划时，往往较多考虑事业规划、学科规划对校园规划的
要求，较少考虑校园规划对事业规划、学科规划的制约。

　　16.重视校园开发较多，重视校园保护不足。北京大学燕园校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从这一特定情况出发，我们的校园开发和建设意识似乎有余，而校园爱护和保护意
识明显不足。如果我们现在呼吁，希望大家都象爱护和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和保护燕
园校区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也许一点都不过分。在燕园校区的开发和建设方面，今后
对新建的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设施及与校外单位合建的教育培训设施等，应进行特别严格
的控制。

　　17.重视被动适应较多，重视主动设计不足。学校发展规划工作在某些场合下往往是
被动适应，甚至是应急性的拍板或亡羊补牢式的善后，而较少重视事先准备和主动设计，
尤其是战略性的顶层设计或未雨绸缪式的前瞻性思考。

18.重视职业培训较多，重视学术培训不足。职业培训大多与应用性学科或一般层次
教育相关，主要培养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因社会需求较大、经济效
益较好而受到相对重视；学术培训大多与基础性学科或较高层次教育相关，主要培养长于
基础和理论的学术研究型人才，因社会需求较小、经济效益较差而受到的重视相对不足。
但北京大学作为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在控制数量、提高质量的前提下，学术培
训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19.重视行政管理较多，重视学术管理不足。在许多美国一流大学的具体运行过程中
，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就分工和区别方面说，行
政管理主要靠政策、制度与规范（许多重要政策、制度与规范的制定者是各类委员会，学
校职能部门只是这些重要政策、制度与规范的执行者），由校长和其他行政主管具体负责
；学术管理主要靠教授（包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教授一般通过参加与学术有关
的委员会的形式发挥作用。但从美国教授参与管理的角度看，他们不仅在学术管理方面发
挥很大作用，而且通过兼任行政管理方面的职务（如行政主管或行政管理方面的委员会成
员），也在行政管理方面发挥很大作用。

　　从北京大学目前的情况看，北京大学通过教代会以及各种委员会或专家组、研究组的
形式，已使部分教授（包括教授、副教授）参与了管理，但从美国一流大学的运行机制、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看，北京大学似应逐渐建立
更多的委员会或专家组、研究组，使更多的教授参与管理。不仅在学术管理方面应尽量发
挥教授的作用，而且在行政管理方面，特别是某些重要政策的研究、讨论和论证，也应尽
量发挥更多教授的作用。这不仅可使学校领导腾出时间抓大事，可使某些付出太多时间和
精力参与管理的“双肩挑”教授增加点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时间，可使更多的教授关心学校
、了解学校、增强紧迫感和主人翁感，充分调动更多教授的积极性，同时还有助于学校的
科学决策，有助于教授和管理者的成功合作、有效磋商、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

　　从长远说，以后随着北京大学临时的或固定的委员会或专家组、研究组的逐渐增加，
其负责人由知名教授（而不是由学校领导、职能部门领导或院系领导）担任者应逐渐增多
（主要指与学术有关的委员会或专家组、研究组）；其成员包括校外和社会专家的也应逐
渐增多。因为随着大学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密切，大学的决策过程最好有一种社会的参与机
制（美国许多大学的董事会和某些委员会，都有校外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所以在北京大
学党委的领导下，不仅学校的行政力量和学术力量要参与决策，而且社会力量最好也参与
学校的某些决策。这样会使北京大学的决策更加集中和体现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意愿，提
高学校决策的科学性和适应性。

　　同时，学校职能部门制定政策和管理院系的功能应逐渐弱化，而宏观协调、执行政策、提
供信息和优质服务的功能应逐渐强化。在学校某些重要政策的制定方面，以后最好随着时
间的推移能逐步做到：委员会或专家组、研究组论证政策，学校党政领导决定政策，学校
职能部门执行政策。即某项重要政策，先由委员会或专家组、研究组认真研究、充分讨论
和科学论证，再由学校党政领导决定，然后由学校职能部门执行。

　　20.重视社会服务较多，重视教学科研不足。为社会服务是大学的重要功能，当然需
要高度重视。但为社会服务应以不影响教学和科研为前提，因为教学和科研毕竟是北京大
学最重要的两项功能。再说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本身，也是北京大学为社会提供优质
服务的重要体现。北京大学为社会服务时，既要重视某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又要重视某些科研成果向政府决策科学依据的转化。北京大学在与某些省市、企业或国内
外其他机构进行合作过程中出现的所谓 “签约能力强而履约能力弱”现象，是否从一个
角度说明北京大学在为社会服务方面也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应避免摊子铺得太大
，战线拉得太长？与此相关的是，多年来我们相对重视利用学校的土地资源为社会服务，
而相对忽视利用社会的土地资源为学校服务，特别是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北京大学是
兼具“社会化”与“学术化”双重性格的著名大学，学校土地上“社会空间”的安排不能
过多地影响“学术空间”。

　　当然，以上二十种相对片面倾向，只是就我个人的肤浅认识、不同的具体情况及某些
特定内涵相对而言，难免存在局限性。而如果从理论上绝对而言，则二十个方面中每一方
面的前后两者不可偏废，都要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