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文革之后（II）

·物理学界外事
·物理所所长
·住房问题
·“卡斯比亚”

Page 254

李：今天是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一日，第十二次请管教授录音，管教授，请。

管：在大庆会议期间，我曾经开玩笑写过两首打油诗，把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部长的名字穿插在里面，这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后来刊登在会议的小报上。这个诗最主要是人名穿插进去，其实也算不上一首诗，内容是“大庆红旗飘万里，油田健儿战沙风，昔日荒原今谷牧，不忘主席永世恩。”另外一首是“北国边疆，油海汪洋，保华光亚，斗志方强”，反正都是部长的名字，登载在会报的花絮上。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有一小部分是原先被打成走资派，刚刚开始解放出来的人，胆子还很小，因为文革十年都被打在最底层，原本都是很重要的干部。其中在我们这个组里，有一个叫武衡，文革以前是国家科委副主任，从运动开始，就被打成走资派，这时刚开始解放，所以虽然他是非常老的干部，但是他还是小心翼翼的，什么都要偷偷问我能不能讲，该不该讲。当时中国经济情况很差，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有一些优惠，我们这个组的人可以分配买到一个冰箱，那时大家都没有冰箱。这个组还可以买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大家抽签，但是冰箱就没有人要抽，因为太贵了，买不起，要八百块钱的样子，所以就由武衡包了，他有钱。在会议上提出很多振奋人心的口号，譬如说，在几年之内中国要发展十个大庆油田，总之要振兴经济，不再像以前一样政治挂帅，所以还是很激动人心的。当时口号还是继承毛泽东“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邓小平、胡耀邦复出以后，批判为洋跃进，以前的大跃进是土跃进，现在这个洋跃进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后来华国锋就不管事了。

Page 255

·物理学界外事

我今天集中讲跟外事有关的事。在文革期间甚至文革以前，中国除了能跟苏联和东欧交往以外，跟西方几乎完全没什么交往。科学研究方面，我们不参加国际的科学学术讨论会，中国也不会举办任何有外国人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中国的研究论文，只能用中文发表在国内的刊物，不能寄到国外去，包括苏联。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就宣传说苏联有铁幕，中国有竹幕，中国力量没有苏联那么强，不过也是不让外人进入的。我曾经讲过的曼德森，他很特殊在文革期间访问大陆四次，写过一本通俗的书叫“向绝对零度进军”，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高级讲师，实际上早该是教授了。这个人在超导物理及超流液氦的研究方面，都有不少建树，所以以后可以写一下他的贡献及为什么他要到中国来。

在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以前，我就曾出国参加过第十四届国际低温技术会议，会议在荷兰举行，之后他又以皇家学会的名义请我到英国访问，这是第一次我到西方世界。第二次就是我上回讲过，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后，我们十三个人的科学代表团访美。回来以后，我就到五七干校，又经过批林批孔，一直到七六年文革结束，我自己就没有任何对外的活动。在四人帮打倒以后，就有比较多机会。邓二次复出后初期还提出向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学习，认为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在经济建设方面是成功的，因为文革结束要开始搞经济了，就以这两个地方作为榜样。因为不能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作榜样，苏联又是敌对的，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一个是公开反对苏联，一个和苏联有很大歧见。铁托跟齐奥塞斯库（编注：Nicolae Ceausescu，1918-1989，1965-1989年间为罗马尼亚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一九八九年被推翻，十二月二十五日被处死。）这两个人我都见过，铁托是在他访问苏联莫斯科大学时，他在大礼堂演讲，挤得人山人海，原因是那是很少外国人来苏联，而铁托在斯大林时代又被认为是叛徒，所以很轰动。一九七八年，齐奥塞斯库跟他的夫人访问中国时到物理所，因为那时我作为物理所的领导人，所以要去接见他，我们所里也借此机会向院里敲了一笔钱，把接待室重新装潢，因为那时经费很困难。以后不久，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夫人都被民运分子枪毙了。从这以后到八七年我离开大陆以前这段时间，我可能出国过十次左右，多半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另外有一些是回访。中国有一个口号，叫做“外事无小事”，就是跟外国人来往没有小事，都要很认真，我们所里还设有外事科，都必须遵循这一个准则。

Page 256

我想先讲一些比较趣味的事。中外的情况不大一样，所以刚开始开放时发生一些事情。譬如曾请到美国一位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在Berkeley发现反质子的人，他带来个女朋友，经过广州，在旅馆安排时就发生问题。他要安排在一起，但是中国法律、规矩是不允许这样，这样就有所僵持，后来有人想出比较通融的方法，就是安排两个房间，但是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门，他们自己可以互通。物理所有一次邀请一位德国康士坦特物理教授伯克，他也是带着一个女朋友，原来是要带夫人来，夫人住友谊宾馆可以合法住在一起，他带女朋友，我们就不允许住在一起，所以必须另外安排一个房间，要另外付费，他不愿意，说还是要住在一起，他说没关系，他的太太同意的，而且她女朋友的丈夫，连同他的太太，四个人从小就在一起，所以他们也是同意的，为什么要安排住在一起呢？因为他有病，夜里有可能会发病，所以他的太太就安排她来照顾，本来是要带她的他太太来的，可是她临时有事，所以才请她（女朋友）来的。

Page 257

最早带队到大陆访问的（十三人的华人代表团）科学家任之恭，六四以后，吾尔开希到马里兰大学演讲举行一个晚会，发了请帖邀请他，他也想去，但是华盛顿大使馆就跟他说，吾尔开希是通缉犯，你是每次国庆宴会上最主要的贵宾，你怎么能去参加这样的晚会。据他跟我说，他当时就跟大使馆的人说，如果你们觉得我参加这个会以后就不能参加国庆招待会，那就不要请我好了，他还是去参加晚会。他在科技大学访问时，在校门口看到一张布告，内容是说学校的老师过世，校方安排了一个追悼会。他就说，你们这个校长，比外国校长事情多了。的确是这样，连生老病死学校都要管，而且学校自己还办中学、小学、幼儿园，还有食堂，所以校长就像管一个小社会，什么都要管。

跟我们物理所关系比较密切的美籍华人，一位是Berkely的沈元壤，吴家玮（现在刚退休的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当时是西北大学物理系系主任），他们两位比较早跟我们打交道，我们也聘请他们为兼职教授。那时就开始安排所里的研究人员到美国进修，或是访问、交换。开始中国官派的访问学者每个月国家补助三百块美元，生活非常困难。居然出现这样的事情，北大的一个副教授在伊利诺伊大学访问，国家公费派去进修，所以政府付给他三百美元，可是他的学生在那做研究生，是九百美元一个月。沈元壤、吴家玮说你们不需要公费，像有些人很优秀，相当于教授、副教授，我们所里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去了完全可以接受美国的待遇，那时教授、副教授去得很少，大多是比较年轻的，但也可以由美方给钱。可是当时科学院的外事局不同意，为这件事争吵很久，原因是不能接受外援，现在看起来是大笑话，其实是不了解外头的世界。后来在沈、吴多方解释及帮助之下，物理所才去了相当多人，也是跟我们领导思想开放有关。有很多人批评我们物理所，说我们出去的人太多了。像上海硅酸盐所严东升，就批评我们，他们规定一年出国顶多不超过六个人，而且都是有目的，选好对象，对口的所，能够达到目的才去，你们这个就是放任自流。我始终认为我们的做法是对的。当时大陆的科研经费非常紧张，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实际上没有条件做实验。譬如我们做低温物理实验要用液氦，液氦一礼拜只用两次，不能每天做实验，这两次还得排队，不像现在液氦二十四小时都可供应，随时都可以做。所以实验受到限制，经费又不够，这样一来也腾出空间了。十年文革期间基本上不看外国文献，跟国外也没有任何交流，实验课题可能都很陈旧了，你到外国去熏陶一下，就可以把新的课题带进来，等于是利用外国的经费作实验，又可接受新鲜事物，所以后来陆续我们就变成一个潮流了。而那些批评我们的人，所内也是怨声载道。

Page 258

李：这时候您已经在负责物理所了吗？什么时候开始的？

管：对，我正式任命为所长是一九八〇年，再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〇年期间，四人帮打倒以后，我们的所长是施汝为，我是执行所长，名义上他是所长，有四个副所长，里头有一个执行所长，他实际上因为年纪大了也不管事了，一九八〇年我正式被任命为所长。所以刚才讲的，都是我在主持物理所时候的事。以后我会专门讲一下物理所的改革，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我们的改革非常有利，而且是走在国家现代改革的前端，现在有很多也是我们那时的做法保留下来，那时的改革可以说是国内第一份。杨振宁还说，就是因为我在物理所的改革做得很好，所以后来升任为科技大学的校长，实际上不是。

Page 259

一九七八年为了振奋学术界的人心，组织了一次全国的物理年会，实际上不是年会，因为多少年都没有开了，就是恢复物理年会的制度。在这个年会下面，一共有五六个小会同时召开，声势很浩大。大会主席是周培源，我是大会秘书长，实际上是由我布置这个会的，地点在庐山，那次会比较重视，科委主任方毅去了。还闹了一点纠纷，因为方毅跟周培源都要到，那两三天就把庐山封起来，不让游客上去。

这次会议以后，紧接着我就去法国开会——第十四届国际低温物理会议，从第十五届到第二十届，我都是这个国际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去了五个人，包括我的学生。

李：您在科学院怎么会有学生？

管：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开始五六年，那时我还在苏联，曾经实行过副博士（候补博士）制度，到五七年就停止，但是可以收研究生，研究生没有学位，所以我六〇年回国以后，在文革以前，就收了一些研究生。

Page 260

李：研究生是哪里来的呢？

管：是大学毕业生，中科院招考进来的。另外，中科院已经自己办了一个中国科技大学了，科大是一九五八年创办的。周恩来提议的，仿莫斯科的科学技术大学，苏联这个学校是保密的，卡皮查兼任物理系的系主任。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办的时候，一共十三个系，都是属于理工科，理科有物理系、近代物理系、物理教研室。工科并不是传统的工科，都是和国防有关的。

李：科技大学设在什么地方？

管：北京的西郊，文革时搬到合肥去，原址就被海军给占了，邓小平下令把海军赶走，特别指示高能物理所占了。

中国当时是由邓小平管科技，派了一批中学生，到外国去念大学（这其实是不太合适，只派了那一批），到德国、法国、英国都有，一国都是四五十人，出国前先在国内训练一下外语。这期学生去了以后，由国家付钱。我们去法国开会时就听学生跟我们讲，法国要填表说国家给多少钱，想要了解看学生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政府就要他们多填，不能填原来的数字，太可笑了。但是多填以后，又有问题，学校有规定，如果收入低于某个限度，可以住在比较优惠的宿舍，填多以后就没有这个优惠了，这是打肿脸充胖子。所以很多学生就发牢骚，生活很苦，因为要缴比较多的房租，自己国家给的钱又很少，结果就传出去了，登在法国的报纸上，我们去的时候正好闹了这场笑话。还听说，有一个学生，他跟一个台湾的女生谈恋爱，当时是绝对禁忌的，这个学生很坦率，就跟大使馆的人讲了，大使馆当时就把他扣留下来，台湾的女生就在外面要求法国方面支援，可是人在大使馆里头，法国方面也没办法。后来他们就要把他押回国，在过海关时，法国方面就把他留下来，说要找他谈话，实际上是救了他，后来听说他好像就入了法国籍还去服兵役。

Page 261

北大跟中国科学院比较好一点，尤其是北京清华研究人员在国外的收入要缴公，研究人员接受对方给钱，有的就给得很多，在外国来讲其实是很平常，但和中国比简直是大发洋财。所以那时候有人说，知识分子在国内受气，不如出国去，还可捞点油水回来。后来这些行政人员眼红，就要求超过多少要上缴，尤其是北京清华。太太一律不能同行，因为怕两个一起跑掉，德国有个洪堡基金，专门为四十岁以下拥有博士学位的外国人而设，这个基金非常优惠，名额有限。这个洪堡基金先有六个月在德国学德文，然后两年做研究。年龄一定要四十岁以下，这两年的待遇相当高，尤其是和中国大陆比非常高。还有很多其它优惠，比如说如果太太一起来，也都是免费。每年还有一个月在德国或欧洲游览，完全由基金会招待，两年回去以后，还把部分仪器送给你，之后年三、四年还可以再回德国一次，也是完全由他们招待，这是终身的。德国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培养一些亲德国的科学家，这些人跟德国一直有联系。后来中国也有人选上了，但是给的多余的钱要上缴，而且太太不让随行。德国人知道了，有一次方毅到德国访问，德国就向他提出来说，以后不接受中国学者，或者接受了但是给另一种低的待遇，因为我们给钱是给学生不是给政府，假如钱要缴给政府，那还不如缴回给我们，同时要允许太太同行，方毅当场就同意了，一般的人都没有这么大魄力，这样就比较好了。我们物理所从来不要你在外面的钱缴回所里，连问都不问，各地方都有一些土政策。还有，如果你到国外接受了礼品，超过一定的金额以上，也要上缴。根据两院交流的协议，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回访瑞士，一共有五个人，由我带队，瑞士是讲法文和德文，所以我们还带了一个翻译，总共六个人，那个翻译就是内蒙古的头头乌兰夫的女儿。瑞士有两个高工，一个是乐山高工，另一个是苏黎世高工，苏黎世高工就是爱因斯坦待过的地方。乐山高工有一位教授他跟我讲，我看你们有的人没有戴手表，有的带的手表很简陋，我想让我太太选五个手表送给你们，但是听说你们回去还要上缴。但是当时按规定不能说回去要缴，怕说出去笑话，所以我们还硬着头皮说不上缴，他就真的给我们每个人买一个瑞士的表，回去以后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缴回科学院的外事局。我们回去给钱三强汇报，钱三强还说可以廉价处理给我们，后来外事局又说不行，根据我们的了解，交上去的东西，都是外事局的人自己分了。

物理所的党委书记甘柏，在东北解放战争时，他是金县党委书记，我当时是在省的教育厅工作。他后来到物理所担任党委书记，这个人很不象话，跟我的关系很恶劣。我们物理所有一个研究员叫吕大钧。人是相当能干，但是很会吹牛。唐山大地震后，预报地震变成全国很热门的课题，物理所也有人有兴趣做。这个人就赶时髦，他原先是做镭射（激光）的，他就在北京郊区的山洞里头，找到一道缝隙，他用镭射去测量，监测宽度在二十四小时内的变化，他说他能非常准确地预报地震，因为那时余震还很多。但是我们科学院还有地震研究所及地球物理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所研究地震当然比我们专门，这两个研究所的科学家都反对他，认为他是瞎吹，这个人不服气，就跟他们吵。后来我跟他说，你要预报的话就给我预报，如果正确的话，我出去帮你证明，结果他给我预报都是不准的，所以我当然也不相信他。那时我们物理所有人真地把地壳固体潮测出来了，二十四小时一个周期，但是固体潮有异常是不是跟地震有关系还不一定，这到现在都还是科学上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如果能准确预报地震那是不得了的事。这个人跟甘柏关系很好，甘柏也相信他的这个东西，因为甘柏的知识水平不高很容易被他骗了，他又跟日本奈良市的市长（也是自认很能预测地震）不知怎么挂上钩，那个市长就邀请吕大钧，到日本交流地震预报的经验，党委书记也想要去，原本学术交流党委书记时不能去的，一方面是他不懂专业，也不会说外文，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是吕大钧帮他联系上了，日本奈良市市长，也是个政客，就邀请他们去访问。我们也无法阻挡，虽然知道他是瞎吹，但是他跟外国联系上了，没受邀请日本是很难去的。去了以后，奈良市长送了很多贵重的礼物，回来以后按规定要上缴，但是党委书记不缴，吕大钧当然也跟着不缴，外事科科长就来跟我讲，我就批了一个条子，说按照院里规定一定要缴，甘柏就大发雷霆说我怎么可以管他，说他去的时候也花了二百块人民币带礼物送给市长。后来他还是不缴，也拿他没办法，当然吕大钧也跟着不缴。还有一件事，科学院那时候开始要照顾知识分子，就分了一间房子给我们的老所长，八十多岁了，他原来住的房子就已经不错，他自己也要求比较严格，就说他不要，这是照顾科学家，并不是照顾党政干部的，他（甘柏）又要去了，群众反弹也很大，但是院里也就给了。前面的几位党委书记虽然有点胡搞，还有点事业心，他就完全是来享受的，其他什么都不管了。

Page 264

有一年去日本开会，“中日双边超导交流会”每两年一次，中国和日本轮流举办。这大概是在一九八六年，我们有五个人，也是我带队的到日本仙台开会，会议时听到大陆东北金属研究所的学者在日本访问，访问期间在日本的咖啡馆被台湾的女服务生勾引，而这个台湾服务生是间谍，他回国内还真地给过情报，后来被查出来了，这不知道是真是假。当时只要跟台湾打交道，那是非常危险的事。

我们到法国开会期间，他们告诉我们有个地方是贫民窟，但是我们看了以后，比我们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物理所的研究人员都要好得多，因为那是物理所的助理研究员就住在用石棉瓦盖起来的，不是真正的房子，也没有卫生设备。所以和人家贫民窟一比，我们还宁愿住在贫民窟。

·住房问题

李：四九年以后一直都这样吗？还是文革以后不同？

管：文革以后还有两三年，有一部分人一直住在这种房子。

李：文革以前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Page 265

管：文革前也有一部分人住在里头，新毕业刚结婚的大学生，没房子住，就住在这里头，如果没结婚就住在集体宿舍，六个人一间。科学院在物理所旁边有一集体宿舍，刚毕业的分配到科学院，就住在集体宿舍。

李：向你们这种领导干部，是不是可以住得稍微好一点？

管：我刚去的时候，有两三个月住在旅馆里头，因为那时还没有分定，国家科委还想争取我到大使馆工作。像我这样从苏联回来就比较特殊，就分配给我一间房子。

这份资料是国内有人已经为我写过一本传记，是王新荣和刘兵合写的。刘兵是研究物理学史，现任北京清华大学理学院副院长，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这个稿子本来已经在云南找到出版社愿意出版，已经都谈妥定稿了，后来政府没让出版，这个是他们的原稿（编注：只有部分影印的原稿），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访问过我，过去跟他们也很少接触，他们全靠回我家乡找我弟弟、我爱人，到科技大学等等地方找资料写出来的，我到美国时就看过原稿，其中有一篇是讲“我的大学——战争与土改”，这句话他打了引号，可能是确实我自己讲过。之前曾经把稿子寄给我修改，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我当时看了以后，他们要求看我能不能改，后来改了一段以后，我想与其修改，还不如我自己写，修改更费事，所以我就停止了，后来我估计大概也出版不了，就算了。这些稿子也可以当作参考，当时后面这个部分我完全没有看，前面因为要改所以我看过，有些事情可以帮助回忆。

Page 266

我回国以后，分配住房也相当不容易，分配在一个套间的内室，和人合住，我出去的话要经过另一家，房子面积大概跟我现在的研究室差不多（编注：大约六坪左右）。外面住的就是陈春先一家，陈估计我回国以后一定是个重要人物，在物理所一定不简单，就主动把我拉到他住的地方合住，后来房子稍微宽裕以后，他们就搬出去了，变成我自己住，就比较宽裕了。当时住房相当紧张，我们住在三楼，但是我太太在郊区工作，她每个礼拜六才回来，曾请过保姆来带女儿，一个月后我女儿生病了，我看不是办法，就把我女儿托给岳家，在北京市内，每个礼拜到我岳家聚会。这时就变成我一个人住两间房子，按理也不算多，但是后来又一家人口比较多，我就主动把这房子让给他们，我搬到一个四楼，很小的一个房子，而且是两家合用一个厕所。由于这件事物理所员工对我印象比较好，因为一般人不会这样做，而且管房子的人都劝我不要这样做，以后再争取这样的机会不可能了，但是我还是把它让了。当时比较困难的是，我太太在外地，不能喂奶，只能给小孩喝牛奶，当时在城里买不到牛奶。我在一九六〇年困难时期回来以后，我虽然是助理研究员，但是七级以上，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是十三级，所以在困难时期有一点特殊供应，所谓特殊供应是，一个礼拜有几瓶牛奶，一个月有半斤肉，两斤黄豆，二十个鸡蛋，两条烟。我还记得当时我不抽烟，管这事的人就帮我写抽烟，正好我的岳父就占了这个便宜，当然我把这些特殊供应送到我岳家，给我的女儿。这样的情况大概有两年，从六一年到六二年。到六三、六四年因为陈云主持经济有了所谓高级糖、高级菜出现，困难逐渐好转。

Page 267

李：您的女生是哪一年生的？

管：她是一九六二年生的。当时生活条件确实很困难。后来一旦到了外国，如果不是公费而是别人供应的话，那就很了不起。有一个笑话，就是黄昆，美国方面邀请他参加“三月会议”，告诉他除了来回机票以外，到了美国以后全由美方招待，外事局一看，既然全包的话，就给你二十块美金，他就有点害怕说他不想去了，如果美方无人接机，二十块美金到不了会场，后来我们物理所有点外汇，就说借给他，之后科学院觉得不太对头，才多给他一些。我们当时出去开会也都是这样，一个人身上只有二十块美金，像我们去巴黎，中间经过沙巴停留，连喝点水都不敢，因为就只有那一点钱。后来就好一点，像我们出去开会，不是大使馆全程陪同，而是发给钱，一天多少钱这样，当然也是很少。钱是稍微多一点，但是和中国工资就不能比了，就舍不得花这些零用钱，所以很多人都会带泡面这类的东西，尽量把钱省下来，买别的东西。还有很多留学生也是这样，就到穷人商店买东西，有的甚至只买一点面粉做面团吃，反正就是尽量把钱省下来，卖五大件，因为当时买进口的东西要加税，价钱非常高。在国内我曾经有资格买过一台十九英寸的彩色电视，那是很特殊的，因为我是所长才有票可以买的，我二十年的储蓄大概五、六千元，买电视就花掉三千多元。所以如果能直接在国外买就比较便宜，但是规定只能带一件回国，所以千方百计要省钱来买。

Page 268

李：你们到法国开会感觉怎样？

管：格兰诺布尔是除了巴黎以外的法国第二科研中心，那里有名的有一个劳埃-郎之万研究所，劳埃（编注：Max von Laue，1879-1960，德国物理学家，获得一九一四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德国人，郎之万（编注：Paul Langevin，1872-1946，法国物理学家）是法国人，实际上是德、法、英三国集资，建立这个研究所，因为英国后参加所以只有以德、法科学家命名，这个研究所主要是有一个高通量中子堆，当时是世界上最好的，通量是10的14次方，主要应用的对象是研究凝聚态物理。中子的散射分两种，一种弹性散射，另一种非弹性散射，弹性散射是做结构分析，非弹性散射是做能谱，进去的中子和出来的中子不一样，那里头有所谓的冷中子，把中子冷却到4K。这样的能量，才跟固体里的准粒子能量相当。中子本来在核物理是很重要的武器，中子发现以后，核物理就解决大问题，原来要研究原子核只能用加速器，要撞原子核必须用非常高的能量，所以后来重心就到了美国，原来英国是物理中心。而中子不需要能量就能进去，但到现在来讲研究核物理已经完成它的历史（郑宗爽就是研究中子物理的），转向应用来研究凝聚态物理，开辟了它的第二春。我在这个研究所停留三个月。因为认识他们的所长Turner，那年我们在他家过圣诞节，他的女儿跟那朋友同居还没有结婚，这在中国肯定是不允许的，圣诞节就在一起过，还有另外一个中国人跟我一起去，我们两个和他们夫妇四个人玩一个游戏，把某个东西放在我们四个后面，他的女儿在另外一个房间猜，看是在哪个人的后面，他的女生每次都猜对，后来才知道是作假，他跟女儿约好了暗号。在我们离开法国不久以后，他的老婆就跟别人私奔到巴黎，他有段时间心情很不高兴。后来他的老婆又回来找他，他竟然还接纳了，在中国来看是不可理解的事。朗道的学生阿比里寇索夫，他解朗道-金兹堡方程，得出第二类超导体非常成功，而且预言第二类超导体会出现阿比里寇索夫点阵（磁通点阵）。这个人在法国拐走一个科学家的太太，到苏联去，但是不久以后那个太太受不了苏联的苦日子，又跑回去了。

Page 269

当时如果你能够出国，而且待相当长的时间你就成为富翁了，中间也有很多不幸的事。化学所有一个人在外国待了两三年，带了好几大件很高兴，可是回来后才发现他的太太在这期间有外遇，他就很生气把这几大件从窗户扔下去，自己也跟着跳楼。

李：从国外买得几大件要自己提回去吗？

管：不用，在外国买了以后，在国内提货，有专门这样做中国人生意的，透过大使馆，在纽约或其他国家都有，专门做驻外人员要回国买几大件生意的。一般驻外人员包括大使馆的待遇都很低，比不上在国外拿钱的访问学者，所以他们对这些人的态度都很不好，因为很嫉妒。在国外上厕所可以不带卫生纸，到处都是这样，但你如果到大使馆上厕所，就不供应卫生纸，因为我们都习惯了，在外面不会随身带卫生纸，大使馆的人就说，我们不能放卫生纸在里面，因为如果放的话，你们都偷走了。留学生真的是这样，因为千方百计要把钱省下来买几大件。

苏绍智（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曾经总结从开国到那时候为止，一共搞四十二次政治运动，这四十二次运动主要的内容都是要整一部分人，所以把人际关系搞得很紧张。我们第一次到日本就有种不一样的感觉，我们三个参观京都大学的研究所以后，晚间一起在一个小胡同里散步，一字排开边说边走，后来我们才发现，因为我们走得很慢，又一字排开，有一个日本女孩骑着自行车被我们挡住了，但是她也不声张，就下来推车在我们后头慢走，我们回头一看，就赶紧让开一条路，她并没马上骑车，牵车通过我们，还回头跟我们鞠躬表示感谢，然后才骑车离开，当时我们觉得很有感触，因为在国内决不会有这样的事。文革以后我到合肥去，从北京坐火车到合肥，天津是个大站，停留十多分钟，我就下来到月台看看。有人买栗羊羹，是天津特产，我就问“同志这栗羊羹多少钱一个”，他瞪眼说：“你没长眼睛？”态度非常恶劣，后来仔细看是有价钱在上面，因为当时是傍晚，我的老花眼镜放在车上，所以看不清楚，就不敢再问他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对比，确实是不一样。我刚到台湾时，有一次到中坜看话剧，我就坐火车到中坜，下了火车我就问路旁的人打听剧院在哪里，那个男生骑着摩托车，后头载的可能是他的女朋友，正在等红灯，他就跟我比划老半天以后，他觉得太复杂了，我一定找不到，就说干脆他带我去，让他的女朋友在旁边等，他先把我送到剧院。我想，经过文革，大陆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后来我跟我开玩笑，就说这样会不会得罪你的女朋友，他说不会。所以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大陆是彻底被毁掉了，现在情况不知道怎样。

Page 270

我小的时候，想到俄国东北那边，就觉得天应该是黑的，像德国，天也应该是黑的，因为有希特勒，杀人魔鬼。可是我们到西德看，并不是这样。心里有这种印象，当时以为外国好像是很糟糕。我第一次到美国是经过大西洋，先到法国，刚好是星期天的早晨，从机场坐巴士经过市区到大使馆，看到巴黎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感觉特别安静，跟中国每天敲锣打鼓要搞运动，差别很大。

Page 271

李：您最近又有机会回到大陆去，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好一点？

·卡斯比亚

管：因为接触时间很短，所以还不清楚。李政道他是比较热心帮助中国大陆，他组织了一个“卡斯比亚”（编注：卡斯比亚是Chinese-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简称CUSPEA）招考大陆物理系的留学生，每年一百个名额，派美国两位教授大陆来面试，由各个学校推荐人选，最后由这两个教授一个个面试的。一共维持了十年，大约一千人，最近有人跟我讲，一千人里头只有二十六个人回去。每年一百个名额里头，当年我在大陆期间，科技大学占三十几个名额，北大只是科大的一半，清华一开始没有物理系所以比较少，科大学生占的比重相当大。科大学生质量是很好的，科大物理系毕业生，有百分之八十进了研究所，而且有很多在国外研究所，另外百分之一二十是分配在科学院，所以良性循环，虽然科大比别人晚一年毕业，而且合肥的地点不好，不如北京、上海，老师很难维持得住,学生则不请自来，因为学生在乎得是出路。另外科大也比较注意到外面招学生，每年都要到各省去宣传，科大还有少年班，最小有十一岁的学生，各省将近二分之一的状元都在科大，现在没有了，最近方荣川（原科大物理系系主任，现在中央大学）来访，告诉我。

Page 272

李政道做的第二个贡献是，建立了一个高能加速器，虽然是高能加速器里能量最低的。建这个加速器时，邓小平亲自挖第一锹，我还参加这个典礼。当时国家科委主任是宋健，原本在哈工大时他当过我的学生，他跟我的出身差不多，都是早期参加革命，念哈工大，到苏联时我在莫斯科大学，他在波曼高工，也是差不多七年，他也是念完研究生才回来，回来以后他就在七机部，跟钱学森在一起合作写了一本书。我还记得邓小平去挖锹时，不认识他，还问人说他是谁，可见邓小平不会管那么细。李政道后来发现他的“卡斯比亚”实际上帮助美国了，中国很好优秀的学生，前期的训练都在中国，美国等于是捡了便宜，再加上六四以后，他们都拿了绿卡。他后来就想怎样帮助动员这些人回国，建议成立一个博士后流动站，现在大陆很多单位都还有，当时的目的就是吸引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这个博士后流动站有什么好处？本来大陆都是由国家分配，这个你可自己找单位，第二，马上就有房子住，而且马上解决两地关系的问题，这在大陆是很大的问题，像我跟郑宗爽在同一城市，只是一个在郊区，一个礼拜见一次面，有的人甚至一年才能见一次面，在流动站这个问题马上解决。以三年为期，三年以后还可换地方。尽管这样，还是没有很多人回国，现在变成国内的博士流动站。

李：我看那个新闻我不太懂，像在台湾拿到博士学位，可以申请教授的职位，这个只是博士后研究员的话，出路是不是有问题？

Page 273

管：如果优秀的话就可以变成正式的研究员。

李：假如在台湾来讲可能就不是那么有吸引力，因为你到一个地方只是暂时的工作。

管：不过可以当作你永久工作的前提。物理所后来杨国祯当所长还规定年龄超过三十五岁不要。李政道就主要搞这三件事，杨振宁当时也帮了忙，把中国物理学会跟美国物理学会挂上钩（他当时要筹一百万美元的基金，后来好像没有成功）接待中国的中、高级学者，到美国非常优秀的大学进修，由美国物理学会负责推荐，像甘子钊、物理所所长杨国祯都曾参加过这个计划，杨在我之后接任所长十四年，在没当所长之前也参加过这个计划。杨振宁当时的意思，希望他们一方面在外国进修两年，培养领导人才，后来也真的都是领导。先后大概有二十多人去，一年两三个人。另外有一个计划没有成功，这个计划是希望他们在这段期间跟卡斯比亚的学生组织讨论会，中国人自己的学术交流会，这样的话等于母鸡带小鸡，互相有些影响。有一次我到美国，他请我吃饭，跟我讨论一件事，他建议能不能在昆明中美合办一个研究所，他对那个地方有感情（西南联大旧址），另外是他也知道中国政治干扰科学太厉害，远离政治中心，在那个地方可以比较安心作研究。他说成立一个董事会，五个中国人，五个美国人，这样就可以减少政治干扰。我说这个可能很难，大陆重视党的领导，这样让外国人参与领导，党怎么领导，这个事情当然也不会办成。我们第一次访问美国时，美国物理学会曾经想把一台加速器送给中国，不用花钱，只要中国自己拆装，自己付运费就可以。这个加速器能量是7GeV电子同步加速器，在美国的坎布里奇（Cambridge），那时毛泽东还活着，一九七三年时，当然不能接受外援。当时美国觉得7GeV已经没有用，因为那时同步辐射还没有那么吃香，其实那是如果要过来的话，7GeV做同步辐射非常好，虽然做高能加速器可能没什么用。李政道在外面民运人士给他起了外号叫“李政委”，原因是六四时，国际很多科学家正在香山开一个会，后来弄得非常紧张，他（李政道）去联系派了专门车子，把他们送到机场，那时很危险，这件事倒没有什么。后来主要有一次他见了李鹏，很长时间很多人都不愿意见李鹏。六四以后有一次我在纽约，袁家骝跟吴健雄家里，吴健雄说以后如果到大陆的话，只到南京，不去北京，因为南京中央大学是她的母校，所以她不能不去，而且南大还建立她的铜像，中国物理学会也有吴健雄奖。李政道回来以后，就说他通过e-mail的方式，跟海外华人的头头联系，说他见李鹏是有条件的，要求公布六四被害人的名单，还有其他三个条件，后来实际上也没那么回事，所以留学生对他有意见，就是觉得他不应该去见李鹏。

一九八〇年时，我去参加UCLA开的第十五届国际低温物理会议，这时我已经是国际委员会的委员，有一个邀请报告，主要是介绍二十年大陆的低温物理。我是经过香港到洛杉矶去，海关就问我身上有多少钱，我告诉他一个数目很少，他说，你凭这些钱，哪能开会待七天（后来实际上待了一个多月，因为接着有很多人邀请）。后来我拿出会议邀请函，主办单位会付我一千美元，这样才勉强进去了。第十九届是在英国剑桥开的，那是在一九九〇年九月份。我开会期间正好方励之刚从国内放出来，在剑桥的天文研究所，开完会以后我就去找他，还到了苏格兰，我弟弟那时正好从大陆到那里访问，他当初跟我一起离开家，那时他只有十五岁，所以没有到东北，他就留在苏北进了华中军政大学学医了，现在是第二军医大学的教授，当时他在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

（第十二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