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大學

管：因為當時的改革，也沒有人認為一定是很好，所以反對我的人就說，我是在物理所搞不下去了，才被弄到那裡去，這也不對。因為在物理所也沒什麼搞不下去，當時反對的主要是黨政幹部，知識分子都很贊成的。到了科大以後也有同樣的問題，因為我去以後，黨政幹部肯定是不歡迎，最後就拍板定案。那年夏天我到德國的Max Planck固體物理所待了一段時間，有一位教授請我去。然後又去了意大利，就是第三世界的理論研究中心。再去丹麥，參加一個北歐的學術會議，回國以後就去了科大（一九八四年九月）。到科大以後，加速器要開工動土了，這個加速器和北京的高能加速器，都是谷羽擔任領導小組組長，北京那個還是鄧小平親自挖第一鍬。我們合肥這個加速器，也是國家重點項目，要什麼東西，經費都是國家保證的，組員由我、安徽省的副省長、科學院合肥分院的院長。可是成立這個小組後，從來沒有開過一次會，組長不召集我們也不能開會。那年加速器要動工了，聲勢很大，譬如嚴濟慈來了，中共中央辦公室主任胡啟立也來，省委書記、科學院黨組書記。谷羽是領導小組組長，當然也來了。在我去科大前，學校裡頭原有黨委書記叫楊海波，他在文革前是團中央書記，胡耀邦的嫡系。後來楊海波就升任安徽省省委副書記，不再兼學校的事，學校沒有書記，就讓我代理書記。在我整個任期中間，始終沒有派書記來。

李：那你變成第一把手。

管：我一直是代理書記，不是正式書記。原因是全國有十個大學，包括北大、清華、科大，校長跟黨委書記是要中央組織部任命，中央組織部一直沒時間來處理這件事，所以就一直懸在那裡。像我的擔任校長，是趙紫陽的任命狀，任期是五年，我沒到五年就下去了。谷羽要來以前，我們另外兩個副書記，就跟我講，說她以前來過，架子很大，你必須要到火車站去接她，不然她會有意見。我當時就把這副書記批評了一下，我說她是延安的老幹部，是老八路的作風，那有像你這樣要講排場，而且中央那時剛好發表一份文件，就說鄧小平不管過路到哪一省都不要你去接，所以我說連鄧小平都不要人接，為什麼谷羽就要人接。我這個人比較天真，就像我到蘇聯人家跟我說蘇聯有小偷，我還批評他們。正好那天臨時又有事，就沒去接，谷羽到了以後，我們有人接待她，把她送到稻香樓，合肥市最好的賓館。谷羽就發牢騷說你們這個新的校長，架子真大，意思就是沒去接她。我也沒怎麼注意，只覺得這個人不大對頭，不過也沒理她。

我現在插另一段，說明當時省委的水平真的是非常低，安徽省當時的第一書記叫李貴鮮，他是留蘇的，是大學畢業生，沒有念研究所，後來在東北工作是跟李鵬很好，所以李鵬上去以後，就把他提拔到安徽省第一書記，實際上這個人我跟他接觸很多次，因為他領導我們，水平很低的。後來六四前後升任為中央人民銀行行長，更荒謬了，確實搞得很不好，已經下台了。我去科大後想改善一下知識分子的待遇，覺得學校有一個總機，我就想給副教授以上的教授家裡都裝一個分機，這樣互相聯繫都方便一點。裝了以後門數變多，總機也要稍微擴大一點，改裝了以後，第一天通話，打出去電話沒問題，外面卻都打不進來了。我就問副書記是怎麼回事，他說，你必須要出面請客，請電話局的領導、處長等，這樣才能打通，就是這樣的風氣。後來我說這樣怎麼行，如果是別的機關還可以，我們是教育機關，校長每天還要跟學生講馬列主義，怎麼反而自己請客送禮來解決問題，以後怎麼講呢？所以不能這麼做，不這麼做電話又不通。後來省委要找我們開會，打電話通知我們打不通，省委只好派了一個人來批評我們，說我們值班的人怎麼都不接電話，我正好逮到機會告一狀。我說因為是第一天新總機運作，連不該值班的人都去了，不通的原因是沒有請客，可是我們從事教育工作不能請客，如果因為這樣請客，以後怎麼教育學生，不能講假話。他們沒辦法就回去了，之後問題就解決了。但那個書記，就跟我們的人講說，看來你們新來的校長不會辦事，辦不了大事，專門在小事上計較，請一下客有什麼關係呢。這跟我年輕入黨時的理想完全不一樣，因為我在學術機關工作，不知道地方基層全都在搞這些東西，亂七八糟的。我後來回到北京，洪朝生就問我去合肥有什麼感覺。我就把這個事情跟他講，他（並不是黨員）就說哪有這樣的省委書記，應該開除黨籍。後來這個書記沒被開除黨籍，反倒是方勵之被省委開除黨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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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人有一個職業病，因為長期跟年輕人打交道，自己當過學生，大學又念了七所大學才畢業，後來在研究所也一直收學生，所以有一個“職業病”——特別袒護學生。因此對天安門事件那樣對待學生，很不能接受。在科大時，因為科大根據國家規定，在淮河以南冬天不能安暖氣，但是冬天實際上很冷，手都伸不出來。後來我們學校自己籌了一部分錢，可以安暖氣了，我當時就決定先給學生宿舍裝暖氣。老師家裡都還沒有（暖氣），所以有的老師就很有意見，我就跟他們說，你們家裡有小孩的話，如果你很窮，有一點錢可以買點好東西，你是自己吃還是先給孩子吃？這當然是先給孩子吃。在學校，學生就是我們的孩子，我就用這個辦法來說服他們。我當時到科大時，學校給我安排了五間一套房，我很快就說，我不需要那麼多房子，空在那邊沒有用，就改成一個里外兩間的套房。學校在我去那段時間爭取到很多經費，因為校長的責任也就是這樣，撈了很多重點項目，包括同步輻射加速器，也開始蓋了很多新校舍，現在叫西區。原來科大從北京搬到合肥時，是把原來的安徽師範學院攆走，把師院的房子占了，師院就搬到蕪湖去了。原本師院的規模並不大，我去了以後就開始擴大校區，離原校區有段距離的地方，叫西區，重新買了地，爭取很多經費，蓋新校舍。當時我們確定一個方針，就是行政大樓包括校長辦公室，因陋就簡，不要重蓋。先建學校的教學、實驗室或學生、老師宿舍，行政樓就保持原來簡陋的作風。現在不是，我去年去的時候，已經蓋了一個很大的行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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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那時有多少學生、教職員呢？

管：學生大概是四千人左右，研究生占一千多，研究生的比例相當高。教職員大概有四五百人。

李：這比現在的清華（編註：新竹清華大學）稍微小一點。

管：對。現在台灣很多人都有私人轎車，那是大陸根本沒有私人車，學校里當然會有公用車，車子始終是上海的國產車，省委啦，其他地方官僚是開進口車，起碼是日本車。不過那時候的車進口稅很重，一輛車相當於一棟小洋房的價錢，所以街上跑的車，就像一棟小洋樓在街上跑，老百姓看了很眼紅的。可是另一方面，合肥的小學、中學校舍，有的連玻璃都沒有，合肥雖然不像北方北京那麼冷，可是冬天也差不多，可能冷的時間短一點，夏天也非常熱，冬天又非常冷。所以中小學教師，冬天的時候手指頭都伸不出來，凍得沒法寫黑板。可是省委書記卻開着那麼高級的小轎車，住的條件又非常優越。我當時有一條罪名是“削弱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我覺得，一個講政治課的人，怎麼能把現實講得天花亂墜，讓學生覺得你很好。思想政治工作不是萬能的，不是說你實際上貪污、亂七八糟，再講得天花亂墜，人家就會覺得你好，所以應該是要配合，實事求是的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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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裡頭我們辦了五個食堂，科大食堂辦得好是有名的。這五個食堂有競爭，通用飯票，五個食堂學生任意選擇，因為大陸跟台灣不一樣，台灣是招標外面的廠商進來辦，大陸是學校自己辦，所有的事情學校通包，學校等於是一個小社會，這個當然效率會不高。我們用這個辦法，哪個食堂辦的好人就多，不好的自然被淘汰，這樣就有競爭，食堂辦得好就會比較好，連外面來出差的人都稱讚。我們自己也在食堂吃飯，本來學校有安排小灶給我們校長、副校長、書記，我們就只用來接待外賓，平常也在食堂跟學生一起吃。司機對我的反映是，覺得我不像一個校長，像生產大隊的隊長，就是沒有架子。所以谷羽這個人怎麼會有那麼大架子，還要人家去接，不過這個人實在是瞎胡鬧，她因此對科技大學有意見，也對包忠謀管同步輻射的人意見很大。越是這樣我們越想去了解，因為包忠謀這個人，底下的人對他的評價都很好，認為他帶頭幹活，而且又專業。但是人家認為他這種人是“舊人員”，在中共那時始終對國外回來的人或國民黨時期留下來的人，總有看法覺得是舊人員，像我這種人沒問題，雖然我的出身也不好，但是別人看不出來，也不揪我的底細。所以我到那地方倒是有個好處，我兩邊的人都能鎮得住，一邊是教授，一看就知道我是學物理的人，另一方面黨政幹部也拿我沒辦法，因為我的資歷不會比他們低。當然更老的幹部，想原來物理所的書記，資歷當然比我深，但是一般像我們學校，下面的復員軍人，他們肯定都比不上我，所以我兩邊都能壓得住。但是通常領導都希望下面有一定的矛盾，然後他在中間才能壓得住。譬如說鄧小平，為什麼他改革開放用胡耀邦、趙紫陽，但另外彭真、胡喬木、陳雲這些人他也要保留着，他保留的意義是，這樣他在上面兩邊都駕馭得住。如果把那些人都去掉，剩下胡耀邦、趙紫陽或年輕的，他未必比他們更能幹，但是胡耀邦、趙紫陽去管陳雲肯定管不了，非得要像鄧小平這樣的老資格的才管得住。所以我其實在共產黨這麼多年，我並不是不懂，要像保住官的話，我有的是辦法。當然我是有點天真，因為很長時間，我總覺得共產黨是講理的，這就是我最天真的地方。所以在學校裡頭，這兩派一直是彼長此消，互相在權力鬥爭。在我還沒去以前，嚴濟慈是校長，但是實際上根本不出面，不管事，學校的書記是楊海波，楊海波這個人也是不管事，是個老好人。當時有人反映，有人晚上去他家裡找他，他也接待。大陸領導真的不一樣，白天黑夜都有人找你，我剛才講當物理組的召集人，就好多人找，就是要說下面怎麼不公平這些事，這種事找到家裡來的人多得不得了。晚上人家找楊海波，他也不得不接待，但是他一面看電視，一面聽你說，人家就認為他是官僚主義，態度不熱情。那時下面有幾個副校長，其中有兩個是老科學家，一個叫錢臨照，另一個是楊承宗，他是留法的，另外有兩個老幹部副校長（我當校長時老幹部副校長都沒有，都是學術方面的），一位姓馬，一位姓盧，這兩個人是死對頭。老幹部跟搞學術的兩方又爭權奪利，楊海波不太管事，所以整個領導班子處於癱瘓狀態，我去了以後就完全換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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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是您去以後才把他們換掉，還是之前就換掉的？

·同步輻射加速器

管：我去之後才換下來。我去以前，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會被換下去，所以其中有些人知道我要去當校長，還到北京來找過我，都是互相在攻擊對方，希望我去以後會站在他們那一邊，所以後來決定把他們全部都免掉。我上任以後他們就都免掉，換上來五個新的人，但是他們仍在學校裡頭。一般來講，新校長上任應該會找舊校長、老幹部請益，我一個也沒找，因為找他們一問，他們就會講一些事情，另外一派人反對的，你不按照他們建議的做，他們對你就有意見，自然就捲入那是非里。所以我採取的方針根本不理他們，新的班子自己來搞。

谷羽她想把我們的同步輻射加速器砍掉，她帶了章綜（也是學物理的），與幾個人到西德參觀柏林跟漢堡的同步輻射加速器，回來以後就寫了一個報告，認為科技大學的同步輻射沒有必要再建了，高能所有一個就夠了。正好那一年，國家一百五十項建設財力不夠，發了一個文希望能砍掉一些，一般很多單位都是不希望被砍掉，還去力爭的，科學院自己的提出來說要砍掉，那計委當然很高興。我們也不知道她要砍掉，因為她在北京直接寫報告黨組轉中央，說不要做了，要砍掉。要砍掉的話，按理來說我們領導小組應該要開會，但是她始終沒有召開會議。她就寫報告讓院黨組成員傳閱，因為不能每天都開會，院黨組的人都不敢不同意，只有盧嘉錫院長去意大利訪問不在，還等他回國後簽字就定案報上去，這是我們同步輻射派了兩個人到科學院找谷羽簽字，我們要買儀器需要外匯。這兩個人找到谷羽以後，她就大發牢騷，你們這個同步輻射根本就不應該做，之前已經浪費很多人民幣就算了，現在怎麼又要花這麼多美金，她忽然說她以後不管了，你們以後有管校長管。我聽後大吃一驚。那時同步輻射還提出一個口號是政治任務，因為大陸強調政治任務，就是和台灣比賽，我們見同步輻射裡面有幾個專業人員很厲害，斯坦福都想用幾千美金的薪水挖他們過去，他們都很想去，因為薪水跟大陸比那簡直是不得了，我們就用政治任務硬是把他們壓住，不讓他們去。現在說下馬，他們當然就要走了。為了建這個加速器已經作了十二年預先研究，還在北京開過一個四百人學者論證會，王淦昌主持的。這個會議方毅、計委主任、胡啟立、嚴濟慈都出席了，論證的結論是方毅說他當了褲子也要把加速器蓋起來，這麼嚴肅的論證，當時我是物理所組長以“用戶”的身份也出席了這個會，怎麼能這麼隨便說砍就砍呢。這兩個人一聽愣住了，我們那邊熱火朝天努力地做，你怎麼說不做就不做，而且谷羽發牢騷說她領導小組組長不幹了，你們有什麼事不要再來找我，你們有管校長管。我們科學院機關秘書室，也有我們科大畢業的學生在那裡工作，看到這個下馬文件，打電話告訴我們，我一聽這不得了，也沒開會怎麼就說要下馬，我當時非常生氣，就趕回北京，要跟院裡討論這件事。我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打電話給黨組書記嚴東升，他當時正在開會，我說不管，開會也要出來接這個電話，他的秘書以前當過我的秘書，就請嚴東升出來接電話，我把嚴東升大罵一頓，批評他太沒原則，隨隨便便就簽字，也沒告訴我們，我們還在那熱火地搞，究竟是什麼道理。他當然沒什麼道理，電話講了有半個多小時，後來他的秘書跟我講，他說他長這麼大年紀還沒有人這樣教訓過他。我就一個一個找那些黨組成員，他們都不敢得罪谷羽，我一想這事情不對頭，再等盧嘉錫回來一簽字就完蛋了。上面本來就希望能砍一些預算，人家都賴着不肯砍，你現在願意砍，當然很容易就批了。我就想要找方毅，因為方毅當時說他就算褲子當了也要把加速器做起來。那是方毅剛好腿骨折沒上班，在家裡，我就跟他秘書講，我有非常要緊的事，非得見他不可。後來方毅同意在他家裡見我。他住在中南海裡頭，我原先不知道。到他家裡去我就把這事情一說，我本來想提醒他當時講過的話，當時覺得不好意思，我就說如果國家真的沒有錢了，我們寧可挪用學校其他方面的經費，省一點，也要把加速器搞上去。方毅當時是科學方面最高決策（科委主任）也是政治局委員，他說加速器絕對不能下馬，很明確。而且他還說胡喬木這些人，專門給人家打棍子，蔣南翔、何東昌是花崗石腦袋，怎麼辦教育，這樣我就安心了，這件事剎住了。後來盧嘉錫回國，我也去找他，他說，就算你沒來找我，我也不會同意。他跟方毅兩人是表兄弟，可能方毅跟他已經說過了，所以他也不會同意，就這樣把這件事擋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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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李政道想在Brookhaven開一個三家同步輻射的學術會議，就是台灣的同步輻射、北京的高能所一機兩用、還有我們，他是好意想拉近兩岸的關係，但是在台灣開也不對，在大陸開也不是，所以在美國開這一個會，確實也成功了。除了這三家，另外也請了美國的同步輻射方面的人，一起參加這個會。這個會議決定大陸去二十五個人，台灣我不知道去幾個人。二十五個人是高能所去十五個，科技大學十個。十個人裡面，因為我們加速器的分支很多，如果每個分支派一個，有點不夠，結果科學院還把這二十五個名額抽走十個，按比例科技大學就只能去六個了，科學院的十個是誰去呢？就是谷羽，還有谷羽的秘書、張百發（北京市副市長）、周光召這些人去了。覺得很奇怪，學術會議這些人去做什麼，下面當然意見很大，趁公費旅遊，花國家的錢。後來我們這邊加速器的人就說，既然這樣，反正六個名額也不夠分，就讓我也去，雖然我不是搞加速器的。而且谷羽去了，如果她在會議上亂講又把我們砍掉了，為了保險起見，就幫我把一切手續都辦好，但是我堅決拒絕去，就浪費了一個名額。因為我覺得，雖然我是管這個的，但是我又不是這方面的專業人員，我去做什麼，這畢竟是學術會議。開會的時候，像谷羽他們這些當然就打瞌睡，反正他們也聽不懂。後來參觀的時候，她也打瞌睡，美國方面解說的人就不太高興，就問旁邊的人說這個科學家是誰，旁邊的美國人了解情況，就說他是鄧小平朋友的夫人。另外張百發到芝加哥參觀費米實驗室，有三天時間參觀，他當然沒有這個耐心，他就要到跳蚤市場買東西，當時學生怕這樣影響不好，就跟他說看他要買什麼去幫他買，學生想維護國家的面子。但是跳蚤市場也無法事先說要買什麼東西，總之是個大笑話。回來以後閒聊時，我就跟方勵之講這個事，方勵之有一次在北大演講時，學生很支持很歡迎，希望向學校借大禮堂，但是學校不借，不知道為什麼學校不借給學生，就在一間比較大的教室，擠滿了人。他去講了很多東西，他講的話都是別人心裡的話，只是沒有人敢在大庭廣眾下講。譬如他講知識分子的待遇，橫着比、豎着比都是最的，橫着跟理髮的比也比不過，豎着比跟剛解放時，國民黨留下的老科學家，都是三百塊人民幣，現在的一級教授連三百塊都沒有，而且還有通貨膨脹的問題。學生當然都鼓掌，順便他就講了張百發這件事，還說像張百發這樣的人，在國外早就下台了，他其實也是隨便講。過不久以後，谷羽就打電話給我，說不得了了，你們那個方勵之大罵張百發，把張百發得罪了。張百發如果生氣不干的話，北京市的高能加速器就要完蛋了。你趕緊叫方勵之向張百發道歉。我一聽，第一，方勵之講的話是我告訴他的，第二，這也是事實。我當時就頂回去，我說，張百發不可能不干，鄧小平有沒有罵他，是方勵之罵他，那是方勵之的事，如果他這樣不干的話，對鄧小平不忠，是他自己的問題。我也沒告訴方勵之，他始終不知道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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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同步輻射這件事，我意見很大，雖然已經被我擋回去，但是我心裡還是很氣，實在是太欺負人，而且毫無道理。這是一九八五或八六年的事。後來我跟方勵之有一次到北京找周光召，因為周光召當時是副院長，是分管科大的。我就順便給他提了意見，因為那時中共中央正好要整黨，還組織了一個“中共中央整黨委員會”，主任是薄一波。每個單位都要整黨，科技大學也是，我們把它應付過去了，以前每次整黨都很厲害，都是要整人。我跟周光召講，現在正在整黨，我向你匯報一件事，黨的紀律非常重要，不要只整下面的小蘿蔔頭，有個老幹部不服從組織分配，就是谷羽。你們不是任命她為我們加速器領導小組組長，她自己說不幹了，這是違反黨的紀律。我跟方勵之一起去找他，不過這件事是我講的，方勵之倒是沒講什麼。周光召這個人就是這樣，當時正好內部胡喬木他們要提名他為中央委員，現在正是關鍵時刻，怎麼能得罪谷羽，所以他就不表態，只說他會調查了解一下，我們也不能要求他立刻表態，因為不能只聽我們的片面之詞，雖然他是知道這件事。後來他就找教育局長何龍（這個人原來也是哈工大的），叫他去調查，但是何龍千萬不能說是他要調查的，後來這件事就不了了之。可是我還是不服氣，科學院每年終都要開一次全院的工作總結會議，像科技大學還有各所的所長、書記都要參加，一百多人開會，分成十二個組，我是教育組組長，然後大家提建議，最後再開大會，組長匯集意見以後，在大會上發言。我在小組裡沒有講，在大會報告時，除了匯總我們組裡的意見，就把谷羽的問題給端出來了，除了把谷羽的事情講一遍，還說我們已經跟副院長匯報過，但是不了了之。谷羽也在現場，但是她也沒辦法。散會以後，其他的組長就跟我開玩笑說，你這個批評是真刀真槍，我們的發言都是不疼不癢的，領導人能接受。所以後來我為什麼會下台，我在合肥有個親戚問我，我下台之前心裡有沒有事先準備。我說一方面我沒有事先準備，因為我並沒有犯錯，可是另一方面我也有心理準備，因為我把領導都得罪了，他們當然有可能藉機把我搞下去。周光召支持把我們的同步輻射砍掉，他還有一句名言，“你從二層樓跳下去，總比從四層樓跳下去好”，意思就是同步輻射雖然已經蓋了一段，現在下馬會有一點損失，但是如果繼續往前做再下馬，那損失就更大，所以他支持谷羽把我們砍掉，當然最後沒成功。後來我在美國時看人民日報海外版，頭版頭條，說科技大學同步輻射建成了，是國家的大事。學校同仁也給我發了賀電。

（第十三講完）

第十四講 中國科技大學（I）

·科大民主改革
·方勵之
·李淑嫻
·何東昌
·校長負責制
·萬里
·學生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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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是李雅明，今天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五日，第十四次請管教授錄音，管教授，情。

·中國科大民主改革

關：今天繼續介紹一下關於科大民主改革的事情。我到科大以前，原來的領導班子內部有兩大矛盾：一是兩個老幹部彼此之間的矛盾，另一個是老幹部和老科學家之間的矛盾。校長嚴濟慈基本上不在學校，所以由黨委書記負責，但是黨委書記不太管事，因此整個學校在我去以前，領導是處於半癱瘓狀態。我去後完全換了新人，擺脫原先就領導班子的矛盾和包袱，這是我們比較有利的條件，我們也決心不去請教他們。他們對我們也許有些不滿，但是也沒有辦法，因為他們已經離開原先的領導崗位了。我去科大以後，爭取了相當多經費，一是擴大新校區，中央當時撥出七億多經費補助幾所重點學校，我們爭取到一億多，這樣科大的校園面積至少擴大一倍。在離我們學校不遠的地方買了一塊地，而且同步輻射就蓋在那裡，另外還有一些教學大樓、學生宿舍之類的。在學校進行的民主改革，第一是廢除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變成校長負責制。這對科大來講是比較容易的，因為我自己就是代理書記，假如有另一位書記只能監督保證，被奪權了，恐怕會有反彈。

李：您上回講過是有幾個學校試點這樣實行。

管：教育部規定了兩個學校試點，我們是自作主張參加試點。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工廠要逐漸改為廠長負責制，我們就根據這個精神。我們這個決定報到科學院、安徽省、教育部，安徽省委和科學院都明文統一了，但是教育部何東昌不同意，不過我們還是這樣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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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勵之

第二件事，我自己任命方勵之是第一副校長，原先他們幾個副校長都是並立的，各人分管一部分，校長才能協調管理副校長，副校長彼此之間不能管的。第一副校長的涵義就是可以代理校長來協調管理副校長，等於是培養接班人。原因是我到科大後，我發現方勵之這個人，原先人家擔心他有沒有行政能力，我覺得他處理事情非常有條理，最重要是他很公正、客觀，所以一般下面的人比較擁護。我到科大是外來的，方勵之在那兒十多年了，對學校的事務、教師都比我熟悉得多，我如果充分發揮他的作用的話，對我來講是很輕鬆的事。舉例來說，大陸的領導，尤其是基層領導非常辛苦的，任何群眾都可以到你家裡來找你，常常因為搞運動都是有矛盾，所以告狀的很多，尤其是調整工資，提升研究員，這時領導家裡便亂得一塌糊塗，很多人都會來找。因為有名額限制，似乎上頭故意製造群眾矛盾，群眾斗群眾，所以每當有調整工資這事，告狀的、糾紛的非常多。可是方勵之處理以後相當平穩，當然還是有人找，可是比起其他單位或以前情況要好很多，原因是他比較公正。從這件事我判斷，他不只有行政能力，而且處事公正，糾紛矛盾比較少，因此我就充分讓他來處理這事。

李：您認得方勵之是什麼時候？

管：以前知道有這個人，不過不太認識，而且在外面那對他的評論，因為知識分子互相嫉妒，聽到都是負面的比較多，除了馬列主義的問題，他說馬列主義已經過時了。但是我接觸以後發現並沒有，而且他沒有政治野心。因為如果他有政治野心，我首先應該能感覺得到，因為他應該會想取代我這個校長，但是我從來沒有這種感覺，他對我還是很尊重的，我對他當然是很信任，放手讓他去做的。他包括到學生裡頭講一些東西，譬如說他反對趙紫陽，並不是他想做總理，取而代之，他只是知識分子講心裡的話。我覺得他當時有兩個特點，一個是他確實比我們這些人看得清楚。因為我們多年在共產黨的教育下，沒有接觸其他東西，就習慣成自然。譬如，我們都跟學生講，你們都是黨、國家培養的，你們畢業以後，一定要報效黨國。方勵之就說，根本不是這樣，是納稅人出的錢給政府，政府有義務要辦教育，在資本主義國家就是這樣。所以不是黨、國家培養了老百姓，而是老百姓養活了政府。這種觀念一講出來，覺得也對，但是如果沒人講，認為之前講的也對。另外毛澤東時代的一個標兵叫雷鋒，大家學雷鋒。雷鋒的好處是做好事不張揚，很多事跡都是他死後才發現，所以說學雷鋒時，他已經死了，雷鋒活着的時候，誰也不知道有雷鋒這個人。這件事使我想起來，中共曾受到一個教訓，當年在延安時代，毛澤東培養一個全國有名的勞動英雄，是陝北的農民叫吳滿有。抗戰時期還沒有土改，二五減租，他勞動非常好，所以創造很多財富，延安是很窮的，地方貧瘠，生活困難。毛澤東培養吳滿有這樣一個全國的英雄，有很多首歌歌頌吳滿有的，我們當時也唱過，毛澤東親自跟他談話，有很多次訪問，是全國有名的勞動英雄。但是後來在內戰時期，延安失守，吳滿有被俘虜了，因為他後來參軍，更加突出英雄，國民黨就讓他廣播大罵共產黨，變成叛徒。所以後來共產黨表揚的人，都是死了以後才表揚，因為這樣才無法叛變。所以雷鋒死後毛主席、總理都表演過他，全國都要學習雷鋒好榜樣。其中雷鋒有一個特點是，他要做一個螺絲釘，在大機器里，不求名位，無聲無息的。這樣聽起來也對，總不能說自己想要當總理，但是方勵之說，大家都當螺絲釘的話都是讓別人來統治你，你讓老百姓都是螺絲釘，就安於本分，任人擺布。像這些問題，如果習慣用那套系統去想，就覺得是對的。可是方勵之這樣一講，就覺得有問題，他講的才是對的。所以方勵之確實表現某種程度的先進性，在外面這些很容易看出來有問題，可是在共產黨國家裡頭的人，就很不容易看出來，多少年習慣了那一套教育，他卻能超脫看得見問題。他說什麼叫知識分子，不是說有學問、有知識就是知識分子，而是要有獨立“意識”，要有能自己獨立的思考的能力，在我們科研工作上也應這樣，他在政治上就強調這一點。他在學生當中的威信相當高。另外他有勇氣，有些人也許看到這些問題，但是不敢講，方勵之有這個勇氣敢公開去講，這一點也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