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講 中國科技大學（II）

·科技大學學運
·撤職
·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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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是李雅明，今天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第十五次請管教授錄音，管教授，請。

·科技大學學運

管：上次講到合肥的學運，那一次學運，基本上經過我們的勸說就平息下去了，後來也就平靜下來，所以省委認為我們做得很細緻，發文到全省表揚科技大學思想工作做得好。但是這時候，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兩三篇社論，批評當時的全國學生運動，其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社論，特別提到說有人（其實指的就是方勵之）認為民主是要用激烈的手段，自下而上地去爭取。但是方勵之在萬里的會上講的，我親自聽到的，並沒有說要用“激烈的手段”。萬里說民主我們已經給你了，方勵之說民主不是恩賜的，而是要由下面去爭取的，這顯然是故意的扭曲。當時學校的氣氛比較緊張，在那個期間正好我們自己的辦的黨校畢業，黨校不是正式的學校，黨員集中起來，學習黨內政策、黨綱、黨章，是由我們一個副書記王學保主持這個事。最後畢業典禮時，我們學校所有的領導都參加，每個人都講話，其中我講的就是已經給你的那份紀錄。（編註：這份紀錄已收入文後之附錄）

李：那份紀錄很不錯。

管：那一次講話，已經在人民日報社論之後，學校實際上已經有壓力，所以學生問學校感不感覺到壓力。從抗戰時期開始，一般國內的習慣，人民日報的社論就代表中央的意見，因為人民日報是黨中央的機關報，在抗戰時期叫解放日報，建國以後叫人民日報。

李：當初是誰在作這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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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黨委辦公室的人，這是正常的。另外，我的秘書告訴我，學校有不明人士坐轎車來參加這個會，因為在大陸坐轎車是很不平凡，他們也作了紀錄，實際上就是上面派來的人。後來省委宣傳部長告訴我，不是他們派的，是教委那裡派的。而且他還說，社論都已經出來了，你怎麼還這樣講話。他是同情我們，就覺得我們好像有點不識相。

李：當初安徽的省委書記是誰？

管：就是李貴鮮。

李：跟你比較有聯絡的是省或市的黨委？

管：就是安徽省黨委，我們直接歸安徽省委管。每次我們去找省委時，省委都很客氣，不把我們當下級單位。因為我們是中科院，國家一級機關的下屬單位，只是校址在合肥。所以他們還經常問我們打聽一些中 央的事情，他們並不知道，科學院和教育部的領導對我們都有意見。

到科大來念書的學生素質都比較好，我們在北京和北京實驗中學掛鈎，那是北京比較好的中學，這樣就有可能從實驗中學挖到一些學生。在江蘇省中學也是與我們掛鈎的中學，也是比較好的中學。台灣的大學之間競爭學生來源，好像沒有大陸那麼厲害，科大那時很認真做這件事，派人到各省市去物色，動員一些人。另外也舉辦少年班，就是特殊天才兒童，最年輕的只有十一歲，到學校時都還不能完全自理生活。他們來的前一二年作特殊訓練，然後再插入正規的班級。不過學校有個困難是，老師都不願意留在科大。原因是合肥不是沿海或像北京、上海那樣開放的城市，交通也不很方便，現在當然比較方便了。而且家屬都還留在北京，所以總是千方百計地想辦法聯繫出走，我們當是為了穩住師資，就想在上海準備增設科大的研究生院，北京已經有一個研究生院，我兼研究生院的院長。當然也多次爭取想回北京，都沒有成功，原因是原址已經被高能所占了，高能所是鄧小平親自關心的一個所，動不了他們，我們就想在上海發展。錢偉長被任命為上海工業大學的校長，錢偉長多年來一直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很有名的“三錢”之一。他在反右時被打成大右派，沒有下放勞改，從一級研究員降成三級研究員，在學校里被閒置起來，這主要罪首是何東昌。後來反右平反，錢偉長也平反了。五七年錢偉長和五個知名學者一起給中共寫意見，因而被打成右派。平凡以後，他不願意繼續留在清華，就到了上海，上海工業大學並不像清華那麼有名，但是他還寧可到那裡當校長。工業大學沒有研究生，所以我們科大就跟錢偉長商量，科大能不能在工大的校址，附設一個研究生院。錢偉長非常同意，有這個機會可以把學校升格。當時我們約定以後，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跟錢偉長在無錫秘密地開了一個會，跨年開到隔天一月一日，會議地點，是利用錢偉長在無錫的關係，找了一個比較隱蔽的地方，所謂隱秘是怕教育部、科學院知道了會阻撓。會議之後寫了協議書，決定要辦了。他們首先要報到上海市，我們要報到科學院和教委。報到上海市時，上海市委同意了，當時報到教委時，何東昌不同意，所以無法達成協議。我們報到科學院，科學院的黨組書記是嚴東升，也不同意，他的意思是，科大要在上海發展的話，不應該跟上海工大，而是應該跟上海的硅酸鹽所合作，嚴東升本來是硅酸鹽所的所長，所以他有本位的考慮，而且科學院跟教育部歷來都是有矛盾的。第一任科學院院長是郭沫若，第一任教育部長是楊秀峰，他們兩個那時就是相互矛盾，毛澤東還戲說他們是“二龍戲珠”，他們兩個耳朵都有點聾。所以如果你要跟教育部的單位合作，科學院向來都是反對的。就這樣，這個事情沒有辦成，科大一個是籌措經費，當時籌到經費可能有五億人民幣，包括同步輻射及新校區的建設，另外在重點大學這部分，我們分到了一些錢。這是當時我的工作，能爭取比較多經費，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們學校在上海、北京都有據點，以合肥為核心，這樣可能會更好。但是受到阻撓，最後沒有弄成，錢偉長也很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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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科大的學生是五年畢業，比別的學校多一年。我們就想，我們學校的質量很優秀，希望科大畢業的學生如果要考研究院的話，最好還是留在科大的研究院，因為我們學校的學生比較好，從別的學校考進來的就較差。我們想改成六年一貫制，大學改成四年（本來五年）再延長兩年，六年後取得碩士學位，這樣一來，我們很多學生只要水平夠了，就可以直升研究生，研究生的素質也會比較好，這個措施科學院黨組同意了，我們對學生也宣布了，那年五年級畢業的學生，再加一年，就可以變成碩士，所以那一年五年級學生免考，等六年畢業後再一起考。我們一個管教務的副校長，就已經答應學生了。後來教育部堅決不同意，事實上科大提出的任何改革措施，教育部都是否決的，連少年班本來也是否決的，後來是因為鄧小平親自批示，才可以辦下去，但是教育部始終沒有正式地肯定過。這一次又被打掉，這樣一來我們就出問題了，五年級的學生還要恢復畢業考試，可是時間已經很短，學生無法準備，因而強烈反彈，就在校內遊行，反對學校說話不算話。可是學校因為教育部不同意，也是沒辦法，當然你支票應該不要先開出去，等教育部同意再說，但是我們原想科學院黨組已同意了，教育部應該會支持。為這個事情，我和方勵之還特地到教育部見何東昌，何東昌的特點跟周光召一樣，我們跟他解釋為什麼這樣做，他也沒有表態，幾乎沒說一句話，我就知道他的態度很不對頭了。學生貼了很多大字報，其中除了對學校，也有些針對教育部，他們也知道是教育部不批准，有些寫了“教育部何東昌，始終把科大視為眼中釘、肉中刺”。這些東西他們也都收集去了，所以他當然很恨我們這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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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職

撤職的事情是這樣，當事方勵之在北京開會，我還在合肥學校，一月十一日，周光召（當時科學院副院長）、滕藤（中宣部副部長）、彭佩雲（教委副主任）帶了幾個人，坐專機到了合肥。為什麼坐專機，是因為一定要在十月十二日以前把處理我們學校的消息見報，因為一月十六日就罷免了胡耀邦，差四天，把我們這個放在前面，作為胡耀邦的一個罪狀，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典型，所以他們才會坐專機，免得誤事。他們來的時候，還帶了一個人叫劉傑，他原在軍隊裡做政治工作，是比較有名的模範，過去也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當時在蘇北部隊，中央下令立刻脫下軍服到合肥報到。他到科大任黨委副書記，負責思想政治工作。這些人來到學校第一天，就把科大黨委委員召集到“稻香樓”（合肥市最高級的賓館），讓我們匯報一天的工作，實際上已經有撤我們職的命令帶在身上，不過還沒有宣布，就叫我們先匯報學校的工作。我們當時也不知道，以為是單純的視察學校工作。彭佩雲還單獨找我談話，當是教委辦的教育報里，有一個不符事實的東西，它上面講，科技大學的學生非常不守規矩，李政道報告時，有很多學生都退席。確實有這樣的事，因為科大的學生是比較自由的，他們退席是因為聽不懂，而不是他講得不好。但是報上又說科大校長報告時，學生幾乎全走光，其實根本沒這回事，不知道為什麼報紙上會有這樣的報道，好像故意把我們貶低了一下。我就跟彭佩雲講，彭佩雲說她會記錄下來回去查。這個教育報裡面曾經有篇社論批過我的，沒點名就是了，就是說，蔡元培當初提的兼容並蓄是進步的，現在有人提兼容並蓄，是想讓資產積極自由化的人混進來。所以這個教育報，也確實有問題的報紙，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跟人民日報對着幹，人民日報在表揚科技大學，連續有五篇文章。第二天早晨一清早，要我們繼續匯報，但是要我提前一個小時去，我還覺得很受重視。這幾個領導都在，一開始先宣布滕藤為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我一聽還覺得很奇怪，怎麼會有兩個校長，然後又宣布彭佩雲是黨委書記，下面就開始宣布免去我的校長職務。當然還有一大串理由，理由是，管惟炎削弱學校黨的領導，削弱學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聽之任之，視若無睹，不能夠保證學校的社會主義方向，所以予以免職。接下來就是方勵之撤職的一些理由，當然就比我更嚴重了。同時命令把我調回物理所當研究員，方勵之調北京天文台當研究員。到這時候，我倒覺得很開心，因為原來學校很緊張，現在沒我的事了，我還問：是不是從現在起我就可以不管學校的任何事了，他們說是，反正就免了職。我的意思主要是，學生要鬧或是不鬧，我就沒有任何責任了，我知道這樣學生肯定會大鬧，本來學校就不是很平穩，我們雖然把學生請回去，但是社論老是在刺激他們，學生當然不滿意這個社論。宣布完以後，周光召還說，你們科大帶頭，全國有一百多個學校都鬧事，你身為校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當時就說，現在以前，我從來沒有聽到任何一個分管我們科技大學的，說我們辦學有什麼問題，包括你講的嚴重問題，從來沒有人提醒過我們，所以你們應該也有責任，只是你們的責任是可以推卸的，而我是不可以推卸的責任。人民日報還表揚我們，省委也通報表揚我們，沒有人說我們有問題，頂多說方勵之有問題，確實是這樣，不教而誅。我有個中學同學，在新疆工作，從報上看到我被免職的消息，寫了一封信給我，說我是代人受過，他認為我在外面也沒什麼不好的名聲，方勵之倒是全國有名。我後來跟他解釋，其實各有各的帳，方勵之是有他的問題，我也有我的問題。我的一位親戚就問我，有沒有實現心理準備，我說我沒有心理準備，因為我沒有錯，但是我也有心理準備，因為我把領導都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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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一月十一日以前都沒有任何風聲嗎？

關：關於方勵之當然風聲不斷，曾經都要他自動退黨。另外還有一些跡象，李昌曾經當過科技大學第一副校長，是科學院副院長兼任，他在這不久以前專門到科大跟我們黨委談，意思是要我們注意，要有所警覺，上面可能有人要整我們了，他當然沒有這樣明講。我跟方勵之碰面時，跟他講過，對萬里、李昌不理解，這些人方都跟他們辯論過，這些人其實都是好人，他們雖然批評我們，但是他們是為了要幫助我們，並不是要整我們。六四以後李昌跟其他三個中央委員靠邊站，到現在為止好像都是這樣。其中一個是杜潤生，杜原先是科學院秘書長，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首先就拿他開刀，張勁夫都還沒垮台，杜被陳伯達點的名，說趕緊把他處理掉，我親自聽到的傳達。杜潤生在科學院領導中是最有文化修養的，他在解放以後不久，曾經在中南分局工作過，在湖南湖北那一帶，做李先念、習仲勛這些人的助手，這時就被毛澤東批成小腳女人走路，不是大刀闊斧的搞生產大隊，實際上他們是對的。在科學院知識分子中杜潤生很受歡迎，因為他講話、作報告都比較有水平，跟一般老幹部不一樣。在延安時也被整過，他兒子跟我講的，那時是“整風”，懷疑他是特務，那時是蘇聯專家有肅反的經驗，蘇聯、第三國際派來的人，在延安幫助中共整頓內部。後來萬里提出來“包產到戶”，農村興旺起來了，每年中共中央的第一個文件，都是關於農業的，這些都是杜潤生起草的，所以他是很有名的農業專家，但是在六四以後，也是被認為是有問題的人，可是當時黨委委員都不以為然，認為他是在批評我們，其實他是來愛護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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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宣布以後，我當時就不再參加他們會議，也沒回學校，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宣布怎麼搞，但是一宣布以後肯定學生是要鬧的，所以我就在合肥市包公祠、城隍廟逛，主要是覺得有問題，回學校反而麻煩，他既然說我可以不用管，我就等着回北京。我當時很高興，我不用通知親戚朋友改變通訊地址，他們看報紙就都知道了。

李：十二日就已經見報了嗎？

管：十二日當天晚上就見報，他們事先就弄好了。當天上午，就把學校教職員集合到省委禮堂，傳達這個命令，介紹新校長給他們，因為不敢在學校傳達，萬一傳達被學生聽到，學生馬上就要鬧事。據說介紹新校長時，沒人鼓掌。傳達後要求他們回學校，分班傳達。因為晚上要廣播，在廣播以前，要先做好學生工作，但是如果把所有學生集合在一起傳達很危險，所以分散由各班集合起來傳達。除了文件以外，還有教育部編的方勵之的言論集，收集方勵之的錯誤言論。其實這些內容科大的學生不一定知道，因為都是方勵之在別的學校講的，傳達以後，學生反而都知道了，每傳達一句，學生都鼓掌，表示贊同方的言論，本來是想傳達反動言論集，結果反而散布“毒素”。學生馬上要上街遊行，當局事先知道學生要上街，所以在校外就有很多便衣人員，而且數目和學生相等。這時學校把大門關起來，不讓學生上街，學生非要上街，場面變得很激烈。最後有一個數學系的副研究員，他站在高處，聲淚俱下的勸阻，說他當年打成右派，下放了十幾年，要大家到學校大禮堂討論不要上街，一直到很晚才把學生弄到大禮堂。新來的校長和黨委書記很長時間不敢跟學生見面。那天晚上廣播了，晚上我才回到學校，王學保副書記建議說：明天幫你買票回北京，你在這很麻煩，學生要鬧可能也會找你。可是有一件事讓我走不了，我的一個博士生要論文答辯，訂在十五日，所以至少我要十五日以後才能走，而且答辯委員會有幾個人是從南京、北京請來的。本來這個會應該在學校舉行，後來就改到合肥的賓館“梅山飯店”舉行。物理系的副系主任叫方榮川，他也參加這個會，賓館一聽有位方教授，以為是方勵之，賓館的便衣就不讓他進去，後來才搞清楚。我那幾天住在學校宿舍里，很多學生絡繹不絕來找我，要我簽名，有的學生說，本來畢業證書是校長簽名，現在你簽不了，就要我在學生證上簽名，有的是拿書或筆記本，我都一律給寫了八個字“努力讀書報國有門”。這時有一個香港虎報的記者（我後來才知道）混進學校，後來他寫文章，把這些內容都寫進去了。當時我還給學生做工作，我說新來的校長，原來我也認識，也是不錯的。因為滕藤這個人我在清華念一年級時，他已經畢業，留校當團委書記，所以我認識他。後來學生越來越多，就說排長隊太擁擠了，有人建議到操場設個案子，學生簽名表示支持我們。有的學生在宿舍四樓到三樓之間，貼了很大的標語“管校長和方副校長永遠是我們的校長”，據說他們故意用特殊的漿糊不容易脫落。另外有學生寫大字報，建議學生要建立一個藝術性的雕塑，弄一個“方管子”，最後又把我跟方勵之的北京地址公告，因為那時快過年了，學生可以寫慰問信，後來果然我家的慰問信多得不得了，那些信我都還保存在北京。學生當時非常激動，學生知道我一月十六日要坐火車回北京，就說好了要到車站歡送，實際上就是上街遊行了，有些學生已買好回家度寒假的車票，為了送行，也退票了。但是那時已經規定很嚴格不准上街遊行鬧事，學生決定不集合，也不拿旗子標語，完全分散的到車站，但是這個消息還是被學校知道了，學校覺得這樣還是有問題，而且學生還買月台票，準備到月台上送行。滕藤就來找我講，他說為了避免你不方便，滕藤這人也是有點兩面派，他當時跟我講，我是中宣部副部長，調到這裡來當校長，也不曉得是不是犯了什麼錯，他還跟我發起了牢騷。然後他說，要把我用車送到水家湖，水家湖是合肥出去後的第一個大站，不要在合肥上車，這樣學生就送不了。我當時說，你這種做法是鴕鳥政策，你以為這樣學生送不了我，就沒事，學生一到車站發現送不了我，一定會知道是你們搞的鬼，說不定還會鬧得更大。他們那是不敢跟學生開會，我說我勸說學生不要到車站送我，就開一個學生大會，我向他們告辭，不要不辭而別，順便勸說學生，也為你介紹一下，這樣比較好。他當然不肯，因為他沒把握。過了一個小時他又來找我，說教委不同意你在水家湖上車，因為從水家湖上車到北京下車，有北京的學生會去接，特別是北京研究生院的學生，而且他們還發動別的學校的學生，要到北京火車站去接，就決定乾脆用車把我送到蚌埠，更遠的地方，再坐杭州到北京的車，學生就不曉得我坐這班車，我也沒辦法只能同意。後來物理所派去參加論文答辯的一個同事，他還是搭那班到北京的火車，月台上每隔五步有一個站崗的人，學生到火車站，也不讓他們進月台，其中有一個學生，他的哥哥是火車站的人，他就回家穿他哥哥的制服和帽子，進了月台拿着花要送給我，但是到處找不到我，後來就把這個花請物理所的那個人交給我，那個花在北京還保存着。在蚌埠等車時，市委書記還請我吃晚飯，這比毛澤東時期好多了，否則像我們這種人肯定是下放勞改，當時雖免職，但不代表我犯罪，所以還比較受到禮遇。正在吃晚飯時，廣播說胡耀邦辭職下台了，在這以前我們也沒有聽到任何風聲，胡耀邦也是鄧小平的人，怎麼會突然下台，市委書記就安慰我，總書記都辭職，你這免職也不算什麼。我本來就覺得無所謂，反而是一身輕鬆，在學校當校長上下矛盾。我去科大以前最害怕的是怕學生把我轟下去，學生把我轟下去跟上面把我撤職這兩者之間，我一定要選擇一個，實際上有可以說是我自己選擇上面把我撤職，因為我完全不懂得官場的升遷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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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生為什麼會把你轟下去？

管：你如果站在跟當局完全一樣，譬如你整方勵之或批評學生，學生當然會把你轟下來，學生把你轟下去，按理說你是立場堅定，應該升官。原來的黨委副書記王學保陪我到蚌埠，晚上吃完飯就上杭州去北京的車，火車到北京站，車長突然到我車廂，告訴我先別下車，讓其他的旅客先走，過了一陣子等旅客都走了，那時學生不知道我坐的是杭州的車，不可能有人來接，我就從另外一個通道出去，物理所所長楊國禎跟黨委書記林泉，還有我太太，我的孩子，上面安排他們來接我，物理所派車把我送到中關村宿舍。在車上我的親戚看到後頭有一輛車緊跟着我們，一直有人跟着我們，這以後，在我家門口一直有便衣在站崗，當然方勵之家也有。有人跟我的一個鄰居商量，要在他們家待着，因為從他家窗戶可以看到我家大門出口，意思怕我跟北京的學生有來往，再度煽動學生，但是鄰居的母親拒絕了，她說如果同意你這樣做，我在這裡（中關村）就沒臉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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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合肥的車到北京站時，確實有很多學生到火車站迎接我，有些學生到了月台上。找不到我，因為我沒坐那個車，他們不知道，所以其中有些學生拿着花來回在車廂上找，有的學生就被抓起來，理由是擾亂秩序，在車廂亂跑。

自我們下台以前，還有一段趣事。因為省委一直對我們很好，很客氣，而且還表揚過我們，他們在我們下台前一個多禮拜，接到中央的文件知道中央認為我們有問題，知道我們要下台了，當時我們自己還不知道，他也不能跟我們講。他覺得要轉彎，因為他原先都認為我們是很好的。在我下台一個多月以前，省委安排我當選安徽省科委主席，就是省委認為我沒有問題，現在我們突然有問題，他也有問題了，事先怎麼沒看出來我們是有問題。我曾看到中央文件，討論學生工作問題。中共中央學生工作組組長就是何東昌，那次會有胡耀邦、趙紫陽、何東昌和胡啟立講話。鄧小平在這之前開了一個小會，小會只有胡耀邦、趙紫陽這些人參加，何東昌也參加，雖然他的地位很低，但是因為他是學生工作組組長，這次會是討論學生問題，所以他也參加了。就在這個會上，鄧小平提出來，實際上是批評胡耀邦，說方勵之不是勸其退黨的問題，應該是開除黨籍。因為胡啟立批要他退黨，胡耀邦說不能退，鄧小平說不是退黨的問題，而是要開除黨籍。再加王若望、劉賓雁，鄧小平點名要開除三人黨籍。這以後，又開了一個專門的學生工作會，這四個人作報告，報告裡頭胡耀邦已經完全反轉，說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因為鄧小平一批評，他馬上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就站在這個角度，但為時已晚了。趙紫陽講話也點名中國科技大學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堡壘。何東昌說，在適當時機，我們要調整某些大學的領導班子，這都是在我下台前我看到的，我一看當然知道指的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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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所以你在下台前已經看過這些文件。

管：對，但是他沒有講是科技大學。

李：可是他不是講科技大學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堡壘嗎？

管：趙紫陽是講了，但是何東昌沒指明要調整科技大學的領導班子，雖然我已經猜到是我，但是我沒有想到我也要下台，我這人思想比較簡單，這份文件傳達到我們學校，也只有我能看，所以省委在我們下台一個多禮拜以前就已經接到文件，更清楚說我要下台，所以在我下台以前，他們一定要批評我們一下，否則等我們下台，他們也有問題了，至少是沒出來我們有問題。書記李貴鮮因為平常跟我們很好，這時我分析的，他拉不下這面子來批評我們，就把我們黨委委員召集到省委那去開會，實際上是要批評我們，然後他不出面，由王光宇，這個人是老省委書記，在安徽多年，現在年紀太大已經退休，變成安徽省人大主席，雖然不是那麼重要的職位，但是他在安徽省說一句話就算一句話，人家稱他為安徽省的鄧小平，連省委書記都很尊敬他，這個人我們以前從沒見過，根本不認識。由他來主持這個會，他沒問題，因為他也沒吹捧過我們，也跟我們沒有交情。首先就傳達文件，就是原先只有我能看的文件，現在給黨委委員傳達，之後，要求我們每一個人根據中央的文件，檢討學校的工作，做一個發言，第一個就是我。我就說，我看到中央的文件以後，我檢討覺得自己確實做得不夠，儘管我們是勸導學生回去或不要上街，但是還是有學生上街了，我們思想工作做得不夠，所以影響全國都有學生上街。其他的委員也跟着我的調子應付過去了，之後王光宇就發言批評我們。他說你們學校的學生上街遊行要求民主自由，他們懂什麼叫民主自由，我當時在街上也看到他們，我覺得很好笑，然後批評我們，現在中央已經有這份文件這麼清楚，你這個校長根本就沒有做工作，而且已經到這個地步，你還不檢討。他講完以後，大家覺得很吃驚，好像過不了關。他因為不了解我，也沒有更多的內容可以講，所以就只講兩條，一個沒做思想工作，一個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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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您剛才說王光宇召集的黨委，是哪裡的黨委？

管：是學校的黨委，我是黨委代理書記，下面其他是委員。他講完以後，我實際上不知道王光宇是安徽省的鄧小平，我就不服氣，跟他辯論，認為他的批評不對，你自己才應該接受這個兩個批評。第一個，我們是做了思想工作，省委還表揚我們。第二，你說我們不檢討，我們剛剛不是檢討了嗎？雖然省委表揚過我們，我們還是說思想工作做得不夠。你才是那樣，第一，你沒有做思想工作，當時你在街上看到學生遊行，你怎麼不上去勸，還在旁邊看笑話，我們還勸學生回去。中央現在已經有文件了，你還不檢討。我講完這些話，把與會眾人嚇住，因為包括省委書記也不敢頂他，我當時不知道他的地位，另外我也覺得他講得沒有道理，所以大家都覺得很緊張，他肯定要大發脾氣了，可是結果他沒有發脾氣，反而還笑嘻嘻的，還拍我的肩膀說：“你老兄責任重大”，就完了。後來我分析原因，他已經知道我要下台，沒必要再跟我辯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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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台以後，在北京有很多我的老同學、老同事，都說我是勝利歸來，他們基本上還是同情我的，認為我並沒有做錯，上面的處理是不正確的，也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只有我的孩子，上中關村中學，第二天人家故意問他“你爸爸是誰”，他說你看報紙頭版頭條就知道了。其他並沒有人認為這是不光彩。我去科大時，我並不擔心上面會撤我的職，因為沒什麼道理，我只擔心學生會轟我下來，我很清楚，因為我自己搞學生運動，就轟過校長，學生很容易鬧事的，所以我最大的擔心是這個，當然後來的結果不是，學生那次對我的支持，是我畢生難忘的。馬里蘭大學吳京生教授見到我，就說，一輩子只要有這麼一次就夠了。

·重回北京

回到北京以後，物理所對我確實很好，當然我不能繼續當官，但是還把我的辦公室重新粉刷，對我特別照顧。物理所的研究生，也有好幾十個人非常同情我、支持我，請我去演講、參加活動。我還到科大研究生院去演講過一次，當然是只講“高溫超導”，不講別的了。講到這裡我追溯一件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跟高能所在一起，因為整個校舍原本都是科技大學的，高能所占了以後，保留一小部分為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後來研究生越來越多，地方不夠用，學生就有意見，要求擴展，希望科學院可以多撥一點經費，改善一下。那次我不在北京，因為平常我都在合肥，雖然我是院長，但都是由副院長管事。副院長請了周光召和方勵之（那時還沒被認為有問題）在同一天先後演講（這時方勵之在北大演講過以後不久）。周光召上去照本宣科，學生就說我們有一些問題，希望他能回答，周光召不願意回答問題，說他要把講稿講完，學生就拍桌子鬧起來了，周光召還自我嘲弄說，你們是拍桌子時表示歡迎還是不高興（德國人表示講得好，就是拍桌子），就有一個學生說，我們是希望你趕緊結束，我們要聽方勵之演講。後來他辦法，就先走了，那個副院長一直覺得對院領導很不好意思。方勵之講話就非常受歡迎，後來我問過方勵之，為什麼講話學生那麼歡迎，他就說，我就是照心裡想得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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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正好趕上那一年物理學會要改選，四年一次，那時物理學會的理事長是錢三強，在這以前是周培源，周培源延任了很多年，所以錢三強就對他不滿意，在下面發牢騷管周培源叫周白毛。有幾個副理事長，其中一個就是周光召，周光召跟錢都是二機部的，後來錢當副院長，就把他調到科學院，我是物理學會秘書長，物理學會歸全國科協管。根據傳統規定，所有學會日常辦事機構都放在科學院的研究所，像物理學會就在物理所，化學學會就在化學所，所以該所的所長曆來都是該學會的秘書長，我的前任所長施汝為也是秘書長，當然也都是常務理事。除了我這個秘書長以外，還有兩個副秘書長，一個是也是物理所的人叫李蔭遠，他跟楊振寧在西南聯大同學，還有一個是北大的副校長沈克奇，也是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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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這個是大家選的還是？

管：是大家選的，首先是選理事，理事再選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再互相推舉。後來我調到合肥，不在物理所，秘書長因為是常務理事會選舉，也不能隨便更改，我當時希望由李蔭遠代理我的職務。周光召是副理事長，他是在院部，那時可能還沒當副院長，就是數理化學部的副主任，也許是副院長我不記得了，反正他是在科學院的院部。由於錢三強平常不管事，他想管事，原本秘書長是我，他可能不太好辦，現在他就想乘這個機會把學會抓在手裡，他就要科學院國際合作局副局長代理秘書長，也沒跟我商量，但是對他很方便，他在院部，他直接下命令馬上就可以辦了，這就和傳統的不符合。而且常務理事會裡頭本來就有一個副秘書長，也是物理所的人，我走了以後由他來代替是很自然的事，我已經跟他講，我覺得應該在常務理事會討論一下，不能這樣一個人說了就算，結果發現他也沒經過常務理事會，就已經任命那個人代理我。我回到北京剛好開常務理事會，我提出來反對，我們本來就有兩個副秘書長，秘書長離開北京不方便，應該由副秘書長其中一個人來代理，怎麼會突然有一個完全不相干的人來代理，這樣是不行的。而且這樣與傳統違背了，本來都是設在物理所，現在弄到院部去，是不是想一手遮天。他們那些人統統都不吭聲，會議很嚴肅，實際上常務理事都是同情支持我的。後來他就講，今天理事長沒來，等理事長來了再討論。我就說你這樣不對，我們物理學會不是首長負責制，不是理事長說了就算，我們是集體領導，理事長不來等於是棄權，我們就可以決定，沒有必要等他來。結果大家同意我的意見，就把那個代理秘書長給否決掉了，所以他就懷恨在心。不過我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我也不是故意要整他或跟他作對。這是我剛去合肥不久發生的事。我下台以後回到北京，我還是秘書長，正好要開物理學會要改選，錢三強主持會議。會上原來確定方勵之要報告，錢就提出來要取消，說他不合適，別人也不敢說什麼。我說不能取消，中央又沒有說他不能做研究工作，他只是調到北京天文台工作，學術報告不就是研究工作的報告，沒有理由撤銷的。那次會議周光召沒來，我知道他不敢來，他一來怕我要收拾他。最後大家也沒理由反對，這次物理學年會還是安排了方勵之的報告，這件事在國外的報紙上還專門刊登了消息，但為了怕學生聽到都要來聽這個報告，所以這場報告時發票限制入場的，其他的報告都沒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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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有一次校慶，在這校慶前兩三天，開一個物理課題評議的會，我也是評議委員，應邀從北京去南大，學術活動進行完以後，邀請我大學校作報告，介紹高溫超導。布告貼出以後，學校發現，學生要聽的很多，而且主要不是對高溫超導這個主題有興趣，而是科大這個被免職的校長來了，學校就在校外找了個禮堂，也限製發票入場。本來是正式邀請我參加校慶大會，前一天晚上，南大校長曲欽岳突然親自來賓館找我，說對不起，根據省委的意見，你不能參加這個會，那天我們學校派人陪你在南京市旅遊一天。省委怕萬一學生在那種場合看見我，提一些問題，或突然鬧起來，因為還有一些外賓，怕影響不好，我本來就無所謂，就不參加校慶了。南京大學校長告訴我說，一月十二日宣布下台時，他人在香港，他們是一個代表團，大概有十個校長，他們看到消息，就半開玩笑半議論的說，學校如果鬧事校長就要罷官，這很危險，我還不如回去以後自己先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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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會討論下一屆常務理事候選人名單時，我曾認為不會再被選進下屆理事會的，但討論名單時我還有權參加。錢三強因為過了七十歲就要下來，所以他提出周光召為繼任人選。後來在他缺席的情況下，又繼續討論，這時在開全國物理學會代表大會的前夕。我提出來黃昆擔任下屆理事長，兩個理由，第一個前任理事長（錢三強）是核物理的，現在應該要換一個凝聚態物理的，不能老是核物理，周光召也是核物理的。第二個我認為周光召的人品有問題，周的人緣並不壞，而且表面上來講人好像不錯，六四後，還有人認為他保護科學院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完全是假的，很多人不知道，他的真面目我是很清楚的。因此洪朝生、謝希德就說，是不是因為你下台的事，我說當然也有關係，他們兩人認為周光召不會耍手段要我下台，我就把所有過程都講了，但是我也無法證明就是他讓我下台，但是我認為他人品有問題，就算不是他提的，他應該要幫我講話，說明我沒問題，因為他是我的頂頭上司，，因為中央並沒有人了解我，但是他應該了解這個情況，他站在這個位置上，就有義務幫我講話。就等於我跟方勵之的關係，上面認為方勵之有問題，我明明知道方勵之沒有問題，如果也跟着上面說他有問題，那我這個人品就有問題。最後他們兩個竟然被我說服了，也認為周光召人品有問題，因為他們兩個當然認為我沒問題，怎麼後來會下台，即使不是周光召提出的，他也有責任主動保護我，就像我有責任要保護下面的人，我一直也是這樣認為。我有一個老同學給我寫信，說我比別的學校校長困難，因為我們學校有一個方勵之，所以我比別人為難。我就跟他講，你這樣的講法是錯誤的，我從來沒有感覺到因為有方勵之而覺得為難。因為我是搞自然科學的，我做實驗，如果看到是黑的就是黑的，看到白的就是白的，從來不會因為看到是黑的我會覺得為難，看到什麼就是什麼。譬如方勵之，我看到他是好人就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絲毫不為難。你說的為難，就是為了保官，明明知道這個人並不壞，而且我覺得方勵之人品很好，是透明的，上面說他不好，為了保住職位，才會為難。在我來講，我沒有什麼為難，假如擺脫保官的問題，就不存在為難的問題了，我反而希望我們學校有方勵之，因為他的能力真的很好，從來不認為他是我的絆腳石。和黨政幹部來比，像我們這些人為什麼如此什麼都不怕，敢發言，因為如果我被罷官，還是可以做我的研究工作，反而更好，所以沒有保官的思想。周光召在人民日報上講，方勵之是知識界的敗類，可是當初方勵之是他科學雜誌的副主編，而且胡喬木專門要在雜誌上批判，他沒有贊成也沒有反對，實際上心裡明白方勵之並沒有錯，他就是想保住職位，所以他必須那樣子講。我這樣子解釋以後，他們兩位就接受我的說法，不選周光召，選了黃昆，擔任物理學會的理事長。本來我應該連理事都選不上，因為中央都認為我有問題，在選舉前夕，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一個高溫超導的報道，當時糊裡糊塗認為中國的高溫超導比朱經武只晚幾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宣布中國做出100K以上的高溫超導體，比朱經武還高。人民日報發表這個消息的前一天，在物理所舉行一個座談會，我也參加了，還有個科學家叫師昌緒，是搞材料科學的，會中我也發言了。結果人民日報在發表這個消息時，別人的發言都沒有登，就登了我的發言，而且我的頭銜是“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是楊國禎，就是所長兼的。後來我一看那內容，根本不是我發表的，是師昌緒發言的內容。人民日報記者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我的名字見報，等於是某種程度給我恢復名譽。這件事後來有兩個反應，一個是我們家鄉，原來我做地下工作時的上級叫王太祥，他原來是我們縣地下工作的領導人，我的家鄉如東中學，蓋了一棟實驗樓，由我題詞，我下台以後，就有人問是不是要拿掉，人民日報一登我的名字，王就說，你看根本沒問題，還幫他打了一下氣。另一個反應就是滕藤，他給人民日報正式提了意見，說我們正在批判方勵之跟管惟炎在學校的辦學思想，你這樣一登，我們就批不下去，就亂了，學生認為這個人不錯，人民日報還可以登頭版頭條，這樣一登以後就把他們卡住了，反而讓有些人認為我沒有問題。這事正好發生在物理學會要改選之前，改選時，周培源是老理事長，他也出席了，他一直對我很關心，那時中央提名一些年輕有能力有專業水平的作為國家領導，有一次周培源找我談話，問了我的履歷，實際上他要推薦我當副總理，但是周培源推薦沒有用的，鄧小平推薦才有用。周培源到會議開幕時講話說，這次高溫超導能夠得到國際水平，前後任所長有很重要的關係，管惟炎本來就是搞這個的，所以一些基礎、團隊都是他培養起來的，就把我表揚一番，之後又說，當然最近在科大出了一點小問題。在這以後，其他的一些小報，光明日報，北京市的一些報紙，還有中國科技報，連續登了好幾次關於我的事跡，等於給我恢復名譽。有篇文章名義上是寫中國科技大學超導的研究，實際上是些科技大學，標題是“較量還沒結束”，這就是挑釁性的標題，就是說雖然把我們整下去了，可是還沒有定論，以後可能還要翻案。後來科技日報的頭，在六四時也出了問題，實際上他們是支持同情我的，但是不能公開講科大的事，只能表面上講業務，實際上，你一看也知道講的科大的事，雖然也寫得好像是跟國際的較量還沒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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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會開會，方勵之來演講了，學生因為是發票的所以沒能參加。因為人民日報“高溫超導”的報道，我也被選上理事，甚至理事會選舉，我又選上常務理事，常務理事裡頭，要互相提名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當然黃昆就被推薦為理事長，然後黃昆就主持新任理事會，黃昆就提出要我當副理事長，我等於還升官了，本來我以為什麼都沒有了，就因為人民日報寫的這個事情。就這樣我擔任副理事長，楊國禎是秘書長，一直做了四年。

李：大家私底下對你還是蠻支持的。

管：學界都很了解，包括現在還是這樣，所有來台灣的人跟我見面都沒有問題。

李：這是哪一年？

管：這是一九八七年。我下台的同一年，一月份下台，物理學代表大會是四月份召開。

（第十五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