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講 中國科技大學（III）

·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
·思想歷程
·高溫超導
·出訪德國
·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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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是李雅明，今天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第十六次請管教授錄音，管教授，請。

·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

管：上次講到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聯合決定，改組科大領導班子，我回到北京，以及物理學會年會改選。在這期間還有一件比較重要的事，就是根據鄧小平親自點名，要開除方勵之、王若望和劉賓雁三人的黨籍。許良英（在中關村跟我們住同一棟樓），他在解放前是浙江大學物理系的學生，是王淦昌的學生,王淦昌一直對他很好，很照顧，他曾經把愛因斯坦全集翻成中文出版，這是他比較重要的貢獻。這個人被打成右派，鄧小平復出以後，他和方勵之聯合發起召開一個一百人的大右派集會，來紀念反右。這次集會因為是大右派，所以通知了錢偉長和費孝通來參加，但是後來了解，錢偉長和費孝通這兩個人他們一個是人大副委員長，一個是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給他們比較優厚的待遇。你如果看他們這些人打成右派，還真是冤枉，他們並不是要推翻共產黨要奪權，是善意的建言，根據毛主席提出的“言者無罪”，從他們的觀點來發言，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時間他們確實受了委屈。他們兩人就把這件事通報中央，中央制止，這件事也就沒有辦成。要開除方勵之的黨籍，這是鄧小平親自點名，在一個比較小的會議上，本來只有王若望和方勵之，沒有劉賓雁，旁邊有人提醒，才把他加進去，這時劉賓雁自己說的。但是要開除黨籍，按照黨章規定，首先要支部大會通過，然後報到上級單位批准。方勵之當然就在我們科技大學，要在科技大學的支部里先通過，可是支部的黨員都是他的學生或他的追隨者，所以根本不可能通過，因此改由安徽省紀律檢查委員會把他開出了，完全不符合黨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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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這大概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管：大概是一月十九日，一月十二日我們下台，我十六日離開合肥，十九日由安徽省紀委宣布開除他的黨籍。我順便插一段，當時方勵之提出來要全方位地學習西方，不僅僅是經濟方面。這也是他重大的罪狀，就是說他意識形態親近西方。但是最近我回大陸在火車上，因為沒有買到臥鋪票，那天夜裡一夜沒睡，很多人要回家過春節，乘客擠得不得了。在車上有些人隨便討論，他們說方勵之全方位說得太早，現在就已經是全方位學習西方，中央提出要跟世界接軌，方勵之只是講全方位面向，還不等於接軌，接軌就等於完全一樣了，完全都通了。在科技大學，方勵之是學術委員會主任，年終舉行一個全校的學術報告會，全校各個系推選一兩個在這一年裡面有重大成就的代表，到學校的講壇上來報告，每個系內容不同，參加的都是教授，這種報告會某種程度，有激勵各個系之間競賽的作用。但是正好在年底，聖誕節附近，方勵之就把這個會取名做“聖誕節學術報告會”，我也參加過這個會議了。後來人們就批判方勵之說他崇洋媚外，這也是一條罪狀。在學校里的一些左派分子，提出這些問題，我跟這些人講，你們太吹毛求疵了，如果你這樣講，那現在的禮拜一二三不也都是西方的，我們用的公元紀年，不就是從耶穌誕生算起的，早就是西化了，反正當時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個都是我們下台以前的事了。中共中央第十一屆六中全會曾引起激烈的爭論，以彭真為代表，左派的這些人，提出來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據說後座比較年輕的，有相當多人反對，在這會議上兩派，爭論得相當激烈。陸定一原來在反右時他也是積極分子，他那時是中央宣傳部長，文藝界的人都是被他打成右派，可是他卻是真正省悟了，所以他在會議上說，你寫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概念不清楚，彈性非常大，有人拿這個棍子亂打人，所以他不同意這樣寫。還有像周揚這樣的人也是這樣，周揚當時是文藝界的領導人物，他在三〇年代是地下黨員，是四條漢子之一，魯迅批判反對過他。周揚也省悟過來了，在會場也是表示反對。中共中央的習慣，凡有爭論的話，最後是由領導來拍板，毛澤東在的時候由毛澤東來拍板，現在是換鄧小平來拍板。當時鄧小平是三駕馬車之首，主張改革開放，所以大家都認為鄧小平一定會支持陸定一他們這一邊，不讓他們寫進決議。彭真提出來說，至少現在一定要寫，以後過若干年也許可以不用寫，現在至少要寫二十年，結果鄧小平拍板決定說不是寫二十年，是寫四十年。這就看出來鄧小平的左右搖擺，這是非常要命的，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寫在決議里，而我們所以下台，就是根據這個東西，包括把胡耀邦打下去，都是說他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聽之任之，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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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之前，我還在北京物理所時，鄧小平復出以後不久，在人民大會堂開一個萬人幹部大會，就是中央機關和北京市的幹部，我親自參加，聽到鄧小平的講話。我聽到深刻印象的有，不能再提政治掛帥，把經濟放在首位，後來趙紫陽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也是根據這個。他說今天在座的很多頭髮都已經白了，要有思想準備，以後可能會失業，做政治工作的人可能要失業，這些人是剛剛被解放出來，本來被四人幫打成走資派，都是很擁護鄧小平，這一聽現場譁然，他說我先給你們打個招呼。他改革開放的決心很大，得罪了不少老幹部。所以像我這種人聽了很高興。但過了不久，就出現魏京生等人，搞了北京之春，提出既要反對毛澤東的專制，也要防止鄧小平的獨裁，然後又提出五個現代化，原本是國防、農業、工業、科技四個現代化，再加上政治現代化。後來局面似乎有點要亂了，實際上不會亂，中共中央非常害怕“一放就亂”，一看不對頭，連鄧小平的名都點了。不久以後馬上開了一個同樣規模的大會，我也是親自參加，鄧小平這才提出四個堅持，兩次會的時間隔得不是很久，實際上就把前面的那個會的內容收回去了，意思是他如果不依靠現在這一批幹部的話，那不得了，這些老幹部如果聽了以後覺得人心惶惶，下面又出來像魏京生這樣的人，也不聽他的，這就會亂套了，因此他馬上來個大轉彎，不提前一次講話的內容，反而提出要四個堅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就這四個堅持，讓那些幹部聽了很來勁。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魏京生應該慢慢來，後來以魏京生出賣軍事情報為由，把他捉起來判了十四年，當然這可能不一定是鄧小平親自做的，下面的人秉承他的意思來搞了這麼一個冤案。我曾經分析過，鄧小平要能維持自己的位置，一方面要改革開放，他也知道，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能起來，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依靠那些老幹部，一下子把這些老幹部擺脫的話，也會有問題，而且他在上面，光有改革派像胡耀邦、趙紫陽這些人，他慢慢會被架空，等於說你管經濟，他也不懂經濟，甚至連胡耀邦也不懂，最後就變成技術官僚是真正掌權者。因此他就需要改革與保守兩種力量，然後他在這兩者之間搞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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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歷程

我自己的思想歷程，年輕的時候信仰共產主義，加入共產黨，那時入黨宣誓，說要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維護黨的利益，那真是理想主義的，中共是列寧式的黨，跟別的黨不一樣，別的黨很鬆散，那時批評國民黨叫撒灰政策，黨員多得很，只要你願意入黨都可以，意思是人越多勢力越大，對入黨條件並沒有太大要求。但是共產黨則要經過很嚴格的審查才能入黨，這是不容易的事，很多人因條件不夠無法入黨。入黨要繳黨費，要過組織生活，然後黨要布置你工作，你要接受黨指派的任務，完成黨的任務。我參加不久以後，就覺得這是很大的一個負擔，本來沒有入黨可以自由自在的，入黨以後就得參加組織會議，每天檢查自己的思想，組織討論還會分配任務，你就得完成所交付的任務。還得事事和中央精神一致，但我認為共產主義方向是正確的，我在哈工大時是團委書記並教政治課，為此我曾經讀完《資本論》，我把資本論當物理學來讀，資本論確實是寫得很科學的。我在莫斯科大學見到毛澤東演講，真的覺得是見到偉人，而且他的身材比較魁梧，面孔金光閃閃，跟別人就是不一樣，彭德懷在他旁邊比起來臉色就有點蒼白。他當時講的話，我後來很快就發覺不對，但是講的當時我並沒覺得不對，到了五八、五九年才開始有點懷疑和動搖，但你作為一個黨員有義務要讓自己的行動和言論與中央保持一致。我後來開始有點懷疑，覺得毛澤東不是那麼神，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間逐漸顯露出來的荒腔走板，大躍進的時候就已經很荒唐，但是我不在國內，還不太能體會。和中央保持一致這個東西，是中共中央決定還是黨綱的決定，後來我就發生一個問題，如果一個蘇聯共產黨員，我就要跟蘇聯中央保持一致，那就要追隨赫魯曉夫，可是赫魯曉夫中共中央又認為他是修正主義。四人幫的時候，我跟中央保持一致，中央癱瘓了只剩下中央文革，那不是就要跟中央文革一致，看到四人幫搞的東西不對頭的話，至少不能公開表示反對。我的思想可以以六四為界，在六四以前，所有我的講話，都是站在維護黨的立場來講的，甚至於包括我批判何東昌，那也是因為何東昌把鄧小平害了。一九九〇年大陸校長訪美代表團成員問我怎麼樣做才能贏得人心，我就說首先把何東昌撤了，然後把方勵之平反。但是我還是站在對黨有利的立場講的，一直到現在有時我還這樣講，你出動坦克，給自己臉上抹黑，站在黨的立場來講，也是不應該這樣做，你就是要鎮壓學生，也不需動用坦克，學生有沒有槍、沒有炮、炸彈，而且也沒有學生像國外的暴動，燒汽車、搶商店等等，為什麼要用這麼嚴重的手段，正好給西方一個把柄，往自己臉上抹黑，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還是站在維護的立場。但是六四以後我講話的內容，就逐漸放棄堅持與中央保持一致的立場了。那天我們開玩笑講，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不參加共產黨缺乏熱情，所以三〇年代以魯迅為代表的那些文藝界人士，絕大部分都是左傾反對國民黨的（胡適也沒有說擁護國民黨，是採取中立狀態，但是胡適肯定是反共那沒問題），但是五十幾歲的人如果還相信共產黨，那就缺乏智慧了。所以我可以說既有熱情又有智慧。就是大概在這個時候慢慢醒悟過來，在六四以後，世界日報記者訪問我，寫了一個文章標題是“五十年共產黨員幻夢一場”，我的黨齡已經有五十多年，當時我看到那個標題還覺得有點不大對頭，覺得好像是叛變。我讀過魯迅的書，有一個人批評他是叛徒，那時站在維護封建禮教的角度，魯迅都毫無愧疚，宣布自己是“貳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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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超導

到北京以後不久，當時國際上關於高溫超導研究很熱。一九八六年四月份，在德國雜誌上，發表了銅氧化物高溫超導的第一篇報導，他們是在IBM公司蘇黎世分部工作，這篇文章登在德國雜誌上，很少有人看到。他們自己也沒有信心，所以論文標題是《可能超導》，而且轉變溫度很寬，現在看樣本是不及格的。這兩個人為什麼只說“可能”超導體呢？因為超導體兩大宏觀性質，一個是電阻等於零，另一個是有邁斯納效應（編註：邁斯納Walther Meissner，1882-1974，德國物理學家），他們沒有做邁斯納效應實驗，如果他們一直是研究超導的，做這個實驗根本不困難。說“可能”超導他們自己也並不是那麼肯定。我有一個好朋友蔡建華，他是南京大學教授，當時在澳大利亞訪問，有一天早晨他到圖書館去，偶然翻到這本雜誌，發現這篇報導，已經是五六月份了，他馬上就寫了一封信給我，希望我注意這件事，他信里也讓我轉告我在北京物理所的學生趙忠賢，我就讓我的學生張其瑞，轉告趙忠賢。趙忠賢這個人的特點是他跟得非常快，同時我們在科技大學也開展這方面研究，張其瑞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提出來說要做特殊類型的超導體，包括氧化物超導體。我們在七八年作五年科學規劃時，就已經列了一條，把探測高溫超導作為國家重點項目，當時還有很多人反對，認為這個太專門了。高溫超導出來以後，當時有很多非常有名在美國作超導的人都不太相信，就算看到了也沒有動手做，所以朱經武就占了這個便宜。因為在這以前，每隔一兩年、兩三年都有人講說他突破超導臨界溫度，如我們第一參加在法國舉行的第十四屆低溫物理會議時，那個會議最後有個圓桌會議，就是討論超導，當時認為氧化亞銅是150多K的超導體，當時倒是沒有做出來它是零電阻，只有做出來有邁斯納效應，朱經武就說是他們先發現，跟他爭的是俄國人，當時蘇聯人的英文都很差，所以爭不過他。後來那個俄國人在蘇聯還申請了很大一筆經費，蓋了一棟實驗室，日子久了發現這都是錯的，沒那一回事，像這種是每隔幾年都會發生。而就是一九八六年四月份，日本鹿兒島大學也報導一個30多K的超導薄膜，那次正好我帶一個代表團訪問日本，中日每兩年交換一次，在仙台開會，我們臨出發前看到這個消息，會議一開始我們就提出這個問題，仙台會議上根本否定這個報導，主持會議的田中教授，說他們本來不讓發表，不知為什麼又真的發表了，那些人根本是外行，溫度測量有問題，後來也就不了了之。所以西德這個文章，你很難一下子相信。順便講一下，朱經武曾經建議我邀請他的指導教授馬賽阿斯（編註：Bernd Teo Matthias，1918-1980，德國-美國物理學家，專門研究超導材料，一九四七年移民美國）訪問大陸，我就寫了一封邀請信，請他訪問北京。他看到這封信以後，就打電話把朱經武大罵一頓，說任何一個邀請我的人，都會同時邀請我的夫人，怎麼這個邀請信里沒有，朱經武很緊張，就打電話要我重寫一個。我們就改成連夫人一起邀請，可惜後來他就去世了，始終也沒能來大陸。法國人曾經做過同樣的材料，但是只測到100K，30幾K才超導，所以沒發現。蘇聯人甚至說，我們看到高溫超導體的文章，我們要實驗的話，根本不用做樣品，本來就有了，只要從架子上拿下來就可以。這些人都是失之交臂，如果當時認真做，現在就是他們得諾貝爾獎了。朱經武開始做的時候，重複繆勒（編註：Karl Alex Muller，1927-，瑞士物理學家，獲得一九八七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實驗，但是朱經武加了壓力，加壓後臨界溫度就從38K上升到40多K，最後最高到50多K，當時他非常興奮，因為創紀錄了，他還傳真告訴我說已經做到50多K了，那時我已經回到物理所。後來把La換成Y，朱經武試了以後並不超導，就擱在一邊了，這一段歷史是朱經武手下的大將蒙如玲告訴我的（她原先是北京物理所的人）。吳茂昆畢業以後在阿拉巴馬當助教授，他們就讓吳去試，結果吳茂昆把這個拿回阿拉巴馬做，可能燒的條件比較好，結果做出來YBCO的臨界溫度有90多K，發現以後，吳茂昆又拿回休士頓做邁斯納效應。發表的時候，他們送PRL（編註：物理期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怕審稿的人壓下來自己做，發表的時候，就把Y改成Yb（實際上後來發現Yb也是90多K超導），他們打算等到審稿完要發表時再改過來。在這以前，崔長庚在北京物理所重複繆勒的試驗，但是他發現好像70多K就超導，繆勒才38K，當時也是大突破。人民日報也發表了。我那時在合肥，他給我打電話說科技大學能不能做邁納斯效應，他已經發現70多K，想拿到科技大學來做邁斯納效應，我說當然可以。當時他還沒拿，實驗就重複不了，但是人民日報已經登出去說發現70K，連貝爾實驗室還有安德森（Philip W. Anderson）都寫信給物理所，希望拿到詳細的材料，貝爾實驗室還說願意合作，吹出去了，卻重複不了，沒有信心，就以為是假的，實際上一點都不假。LaBaCuO如果是214的比例，那就是38K，如果是123的比例，那就是90多K，稀土元素替換Y，差不多都是90K，所以他們做的當時，雖然原料是按214配比，但是燒的條件不一樣，可以燒出123的相來，我想認為應該是燒出123的相，所以發現70K超導的跡象，但是因為樣品不純，所以很難重複，也不是作假。現在繆勒每次報告時還提這個事，說北京發現70K，因為繆勒有點壓制朱經武，因為繆勒得諾貝爾獎，但是他只有38K，連液氦溫度都沒到。真正超過液氦溫度是朱經武他們，而且能興起熱潮，跟這個有關係，否則沒有也還做不了。繆勒想壓制朱經武，故意強調北京，說他們發現70K。朱經武發現YBCO，也不是按照123比例配的，本來也是按照214，只是把La替換為Y，他做出來裡頭不是一個相，其中有123相，所以才有90K超導，還有其他的雜相，但是123相最夠多的話就能短路，你一量就是超導體了。所以後來申請專利時，好像一直沒有申請到，因為貝爾跟他們打官司，貝爾說123相是他們做出來的，因為最後是貝爾確定是其中123相造成的90K，朱經武文章裡頭講至少有三個相，搞不清楚是哪一個相負責90K。朱經武作出來以後，一方面要搶先發表，另一方面怕人家抄襲以後也做出來，所以他除了剛剛送出去的文章動了手腳以外，另外就是在報紙上公布，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由他的副手，只說發現了一個90K的超導體，不要說出來是什麼成份什麼東西，先公布一下。這個副手竟然把YBCO說出去，正好中共駐休士頓的領事館有一個人也參加這個會，這個人很機靈，馬上就傳真給科學院，科學院的周光召就派副院長胡啟恆（胡啟立的妹妹），到物理所找楊國禎，楊國禎就找了趙忠賢，告訴他趕緊將La換成Y，所以趙忠賢很快就做出來了，而且宣布說有100多K，想壓倒朱經武，而且到現在還說是自己獨立發現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然後把我的名字也登出來，我還沾了這個光，給我恢復名譽了。趙忠賢因此當選為院士，而且又是中共中央委員，扶搖直上。他是科大第二屆的學生，畢業論文是在物理所跟我做的，後來他沒念研究所。這個人在文革期間，他們都是造反派，我們研究室分成兩派，有一派堅決認為我是走資派，要打成第四類敵我矛盾，趙忠賢、崔長庚是保皇派，認為我是第三類，所以他們就光批劉少奇，人家說他們是遠程大炮，從某種意義來講是比較維護我的。他也是物理所最早出國到劍橋去進修的。大陸還強調說休士頓公布時沒講什麼材料，大陸人民日報就寫YBCO，所以第一個宣布YBCO的是我們，而且日本人是因為看到中國宣布這個東西，才開始做。那年美國APS（編註：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的簡稱）三月會議上一共有五個人演講，第一個當然是繆勒，第二個是朱經武，第三個是日本人，第四個是趙忠賢，第五個是貝爾實驗室的人。這個會當時很轟動，會場內外都擠了很多人，不過就美國來講，前面四個都是外國人，最後一個才是美國人，好像不太光彩。趙忠賢回來就講，他去紐約當時就感覺兩件大事，一個是三月會議，另外一個就是學生在擁戴胡耀邦簽名，聯署反對胡耀邦下台。趙忠賢這個人的特點是他跟得非常快，最後也是一個中國人在美國發現TlBaCaCuO，是130多K超導，當時是最高紀錄。那時在瑞士開一個高溫超導的國際會議，趙忠賢出席了，TlBaCaCuO的消息宣布出來後，趙忠賢馬上就打電報回國，要國內的人趕緊做，會議結束時，北京也做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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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訪德國

我一月十二日下台，中共向全世界廣播了這件事。我有一個美國朋友叫Jack Dow他是搞凝聚態物理的理論物理，半導體方面。就給我寫了封信，邀請我訪問Notre Dame大學，他說我現在受難了，不妨到他那裡，做客座教授。這封信如果拿去申請出國，肯定是不行，所以我就要他重新一封普通邀請信。他就再寫了一封邀請信，我就拿這個信交給科學院，申請出國，科學院好幾個月都不答覆，也不說可不可以，就放着石沉大海。Dow卻認為不會有問題，他就都給我租了房子，我就跟院裡說，你要是不批准也得趕緊說，要不人家租了房子，以後房租怎麼辦。院裡才說，我不能去，理由是，現在學生正在給胡耀邦聯署簽名，我去了以後很不方便。

李：是周光召說不讓你去的嗎？

管：是國際聯絡局局長，周的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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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周光召是副院長？

管：周光召還是副院長，院長是盧嘉錫，不過周管這個事。當時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們的意思是照顧我，怕我去了以後很為難，不方便。同時我接到八月份在日本京都開第十六屆國際低溫物理大會的邀請，我是國際委員會的委員，從第十四屆開始就是委員，有邀請報告，我們寄去六篇文章也都接受了。日本人還說可以提供所有費用，另外可以推薦兩個人，他們可以提供旅費，我就推薦了一個學生還有鄭家祺，這個人就是我說過，在火車上人家拿花請他轉交給我。我推薦這兩個人，也申請去日本。由大陸申請去日本的手續很麻煩，我當時就提出八月份去日本，日本也沒有胡耀邦的事，他們說當然可以，我就覺得我也不是不能出國，我就等着八月份去日本。我做好一切準備，最後臨走以前大概一個多禮拜，又通知我說我不能去，我推薦的兩個人可以去。問他們是什麼理由，這次根本就不講什麼理由了，反正就是不能去。後來人家告訴我，在我申請出國的文件上，周光召批示“根據中央精神，管惟炎不宜出國”，究竟是什麼中央精神，我也不知道。過了不久以後，我發現方勵之出國了，他去訪問意大利，後來據說是趙紫陽批的，因為像方勵之這樣的人，能不能出國，下面的人不敢批的。我看到方勵之出國，我馬上就找院部，質疑為什麼我不能出國而方勵之可以，好像我的罪行比他還嚴重。他們藉口解釋說因為他是去歐洲，意思是歐洲沒問題。正好這時，歐洲FKF（編註：德文Festkorperforschung，此為德國Max Planck Institute的固態研究中心，簡稱FKF）國家科研中心的副所長，那個科研中心有點像美國Argonne實驗室一樣，有三千人，裡頭有很多研究所，其中有個固體物理所，這是FKF的頭正在訪問北京，嚴濟慈的兒子嚴陸光，是科學院電工所所長，他也搞超導，他在家裡請這個副所長吃飯，找了我當陪客。飯桌上講起這件事，這個副所長當場就給我寫了邀請信，邀請我訪問德國一年。我想這應該再沒有藉口了，果然他們也不能不批准。但是他們故意找茬，說德國方面給的工資太低了吧，我一看，我說你們看錯了，人家寫的是一個月，你們看成一年。他們也沒辦法，但是只批了可以去三個月。當時我就找物理所的黨委書記林泉，他以前在我所長任內當過副所長，我說人家邀請我一年，而且是做實驗，現在只批三個月，可能實驗都還沒開始做就結束了，對方也許就不想邀請我，哪有人三個月就能做出實驗結果。後來林泉就說，你現在不要再多說，否則也許連三個月都不讓你去，到了那邊以後再要求延期，而且直接跟院裡寫。後來我就接受他的忠告，沒有再提，我就出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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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這是什麼時候？

管：是一九八七年十月份。但是我去德國並沒有直接去FKF，後來才去。我先到吉森大學，吉森大學的一位教授，和我同是國際低溫物理雜誌的編委，他的學生Heden就邀請我去訪問四個月，Heden爭取到一個有四個月薪水很高的名額。到德國後我就寫信要求延長為兩年，理由是，當年周光召沒當副院長時也出國訪問兩年，我的意思是想比照辦理。他就又提出刁難，要我把這兩年是在哪裡、什麼待遇等等交代清楚。我要湊兩年計劃很容易，很快我就把兩年計劃寫信回復，結果他又只批了一年四個月。後來我就申辯說，如果你只願批准一年四個月，為什麼還要我提供兩年的計劃，讓我大費周章地聯繫安排，最後又說不準，後來他不得不同意兩年。我總共寫了五封信，周光召一封信也沒回我，都是叫下面的人告訴我，反正我也是故意利用這個機會罵他。我本來是很守紀律的人，到了兩年我應該要回去。一九八九年二月份就滿一年四個月，二月底我就到美國Dow那裡去了，到美國時國內開始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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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一九八九年年初，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了封信，信的內容主要是提前要求把魏京生放出來，等於是特赦。理由是，一九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中國建國四十周年，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利用這個機會舉行特赦，這樣對中國的形象很好，這是很善意的建議。後來鄧小平對這封信大為不滿，他就講了三句話，第一，看來還是要依靠工人階級，意思就是知識分子不可靠；第二，反右看來還是沒有錯。第三句話我忘了，反正就是對方勵之很不滿意。其實方勵之的信是善意的，雖然意見不一樣但是站在維護鄧小平和黨的威信。後來方勵之和許良英，兩個人要組織右派百人大會，許良英是非常積極，現在他還被軟禁監視，行動完全不自由，也不能出國。許先後組織兩次簽名，一次是老科學家簽名，要求放出魏京生，其中簽名主要有王淦昌，還有幾個有名的人物。另一次是文藝界的人，其中比較有名的有冰心。這兩次都無效，不了了之，中共對這些人也不敢像對魏京生那樣統統抓起來，罪魁禍首都是許良英，都是他發動的，也沒有把他抓起來，就只有把他軟禁。

六四以前在北大，有一個“三角地”，就像倫敦的海德公園一樣，有些大字報，有人上去講，就越來越活躍，像王丹就是其中很重要的成員之一，有時候就請李淑嫻、方勵之他們去參加。我的了解，六四事件演變成那麼嚴重，時間那麼長（差不多有兩個月），有那麼多人參加，而且後來又絕食那麼長時間，這個原因，完全是中共中央一手造成的。據我了解，運動一開始時，是中共中央要悼念胡耀邦，胡耀邦雖然免去總書記，但是保留政治局委員，並沒有說他反黨。他在開會時，發言激烈中風去世，中共中央決定要悼念，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連鄧小平都要去，比較隆重。學生當然很同情胡耀邦，因此就準備在廣場外平行的開一個悼念的會。學生把胡耀邦推崇的相當高，這有點像四五事件推崇周恩來一樣，實際上是反對中央鎮壓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們提出來說胡耀邦代表“中國魂”，這口號對鄧小平來講是很忌諱的，因為“中國魂”應該是鄧小平，代表中國的靈魂人物，怎麼會是胡耀邦。

我後來在巴黎，看到吾爾開希，他們剛逃出，法國政府允許他們避難，一九八九年正是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紀念，他們請各個國家的代表，那時是七月十四日，和六四事件只差一個多月，所以不可能請中共的領導人，就在海外物色一些中國人，我那時在馬里蘭大學訪問，法國的駐美大使館就邀請我，他當然不能說是政府代表，就說中國人士代表。會上就看到那些剛剛從大陸逃出來的，包括吾爾開希、嚴家琪等等這些人，他們在法國成立“民主聯合陣線”，距他們跟我講，他們當天晚上準備要第二天在天安門廣場召集這個平行會議時，各個學校的積極分子覺得很困難，學生不願意參加，學生都喜歡念書，一般學生如果意願不高，只有幾個人去那邊就沒意思，最好人越多越好，所以他們本來是很擔心開不了，學生會覺得吾爾開希是老幾，號召力不夠，不會跟你跑。但中央知道他們開了這個會，非常擔心，因此決定天安門廣場要封閉，不准人進場，怕他們在外面平行開這個會。結果這個事情反而變成強有力的號召，他們回去一講，大家都很氣，反而有很多人參加。明顯是中共中央在動員，柴玲、吾爾開希哪有那麼大本事，後來他們又說方勵之是後台，就通緝方勵之，那更沒有道理，方勵之根本沒有發動六四天安門事件。根據我的分析，第一次是他們自己發動的，學生又打出一個“中國魂”，更加激怒了中共，明明是故意作對，並不是真的悼念胡耀邦。後來鄧小平有一個黨內講話，就定了一個調子，鄧小平說學生是動亂。學生當然認為自己是愛國行動，他們的要求也像科大學生一樣，要民主、自由、反對官僚。人民日報一月二十五日就發表一篇社論，批判學生，激起二十六或二十七日五十幾萬人上街，鄧小平說學生是動亂，反而把群眾煽動起來。換句話說這個社論的刺激，起了動員的作用，變成規模比較大的，中共中央當然就比較注意了。但是過了幾天以後，還是涼下去了，積極分子當然不願意涼下去，但是也沒辦法，因為群眾也並不一定都是聽你的。一開始熱鬧很氣憤叫一下，後來也就算了。

這期間有兩家刊物，一個是上海經濟導報，有一個叫戚本立的，他組織了悼念胡耀邦的座談，還有北京一家雜誌也組織了座談會，就把學生的觀點寫進去了，這是江澤民在上海是市委書記，就查禁了這份雜誌，但是經濟導報是中央駐上海的一個機構，並不歸上海市管，中央不表態，所謂中央就是趙紫陽總書記，好像不同意，所以江澤民也很生氣，說他也是政治局委員，也有權代表中央，就把它給查封了。因此北京的記者協會又上街遊行，是不是有趙紫陽的後台我不知道，後來人家說江澤民是黑馬，其實不是，他有功勞，他幫助鄧小平鎮壓這個動亂，這也是鄧小平看重江澤民的原因之一。學生裡頭的積極分子，就利用這個機會聲援，也再度上街，又形成高潮。我的意思是江澤民等於發動第二次高潮，別人沒有這樣分析過，是我自己分析的。如果上海沒有查禁的事件，北京這邊也已經涼下去了。這樣一來學生又起來了，中間又有和學生對話，學生在人民大會堂跪着情願，這些處理得都很不好，讓學生好像下不了台階，不像我們在合肥給學生台階下，學生本來就不想再繼續靜坐，事情也就結束。後來李鵬跟學生對話，也很不對頭，何東昌還講過“我們就像家長一樣是愛護你們的”，吾爾開希這些人就反駁說：“你們怎麼能是我們的家長，家長是命令我們的，我們是主人，你們是公僕。”就這樣給頂回去了，諸如此類的事情還有很多。

後來就越來越厲害，像我知道物理所，只有楊國禎沒去天安門，其他很多人都去了，所里還開車送汽水。中間有一段時間趙紫陽訪問朝鮮，鄧小平不能親自到學生那裡去，完全是透過何東昌、李鵬這些人，曲意扭曲學生意圖，後來又有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情況就越來越嚴重了。趙紫陽可能是省悟了，親自到天安門廣場，還掉淚說他來晚了，後來就把他說成是搞分裂，好像是他支持學生的，我想這完全是瞎扯的。處理科技大學事件時，他說我們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堡壘，而且在整胡耀邦時，他也說過，胡是總書記，他是總理，兩個人很難配合，換句話說他也推波助瀾。但他確實也看到，胡耀邦雖然下了台，可是胡的威信反而更高，可能這方面慢慢對他產生影響，他也進步，等於有所轉變，並不是他有陰謀分裂黨，或者是要故意對抗。當時他也見不了鄧小平了，中間李鵬他們搬弄是非，再加上他到朝鮮訪問期間加油添醋，使得鄧小平完全受人包圍擺弄，那是政府確實有點癱瘓，也沒人出面了。據說街上的旗子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沒有，其他連黨校的旗子都有了，各部門統統都上了街，人非常得多。雖然那樣，北京那時秩序還是很好，連小偷都罷偷了，學生完全是理性和平的。當時在中共中央沒有決定戒嚴和解放軍要進城以前，理論上一方面是讚揚學生，但也讚揚政府，能夠容忍學生沒鎮壓。但是不知怎地，五月十九日突然宣布戒嚴，解放軍要進城，於是就發生老百姓攔車，連中學生都參加攔車。後來他們就說這是暴民，按照我的觀點，如果不是後來解放軍進來，怎麼會有“暴民”，“暴民”也沒有藉口可以起來，而且按照我們在合肥處理學運的經驗，或是趙紫陽的精神，完全可以把事情緩和下去，不至於最後變成一個大血案，在全世界產生惡劣的形象。

從那個時候起，在美國的學界及三地（台灣、大陸、香港）的學生空前大團結，本來都還有界限。我曾經在這以前訪問休士頓大學，正好是中秋節，不是六四，還很早以前，台灣的學生和大陸學生比較友好，是聯合慶祝中秋節，晚上還播放電影，我記得很清楚放了兩部電影，一部是大陸電影，一部是台灣的，那是我覺得台灣很幼稚，因為台灣放的電影是沒有政治內容的，大陸的電影是有些宣傳在裡頭，不過雖然友好，還是有很大界限。六四以後，就完全沒有界限了。那時就不分台灣、香港、大陸，一致譴責大陸的血腥屠殺，兩家中文報紙也垮台了。本來除了台灣的世界日報以外，還有中報、大陸辦的華僑日報，華僑日報垮台是因為記者都罷工，支持同情學生，中報的領導曾到北京見過鄧小平，所以他是親共的，底下的人都反共，報紙每天社論是他寫的支持中共，其他的東西統統是反共的，所以這份報紙後來也是內部鬧矛盾，搞不下去了，現在這兩份報紙都沒有了，只剩下世界日報一家獨霸。多年來在海外苦心積慮的統戰工作毀於一旦，現在當然慢慢又恢復了。我在紐約見到吳健雄時，她親自跟我講，她以後不會再到北京，如果回大陸，她也只到南京她的母校。還有我在波士頓時，有一個天體物理學家林家翹，他也是非常不理解為什麼大陸這樣搞。在休士頓大學，有一個教授胡班比，原來是親大陸的，之前如果他的學生對大陸不滿，他就大發雷霆，可是六四以後，他也到休士頓的領事館去遊行，反對中共。我的意思就是多年辛苦經營的統戰工作，都毀於一旦。當時我在物理所時，全國有三十一個原來是台灣人在美國念書得了博士學位，但是沒回台灣，到了大陸定居，其中有十一個在物理所，中共中央社會部經常到我們所里來，了解情況，做他們的工作，這些人都安排了政協委員什麼的。他們都是親大陸，也是做了犧牲，因為大陸很苦，工資又低，對他們來講比大陸國內原有的人多了一倍，但是和美國台灣比又差太遠，因為其他生活條件都很差，雖然大陸給他們很多優惠，但是還是比不上海外。這些人都是秉持着愛國的理想回來的，現在物理所只剩下兩三人，這都是因為六四造成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