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解放，只为焕发创造力 |
| 送交者: 庞忠甲 2008年02月07日14:25:25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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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经一系列“思想解放”，先后突破了“两个凡是”、“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等思想禁区，方有今天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举世惊艳的佳绩。 已往每次“思想解放”，都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目的性，那么本次“思想解放”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是什么呢？ 笼统而言，总是为了“强化中国的社会建设和道德建设。”；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因此，“解放思想也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更高境界”。 先行者纷纷尖锐指出：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重围；要决心杀出血路来。忧国忧民之忱，跃于言表，令人感奋！ 至于内容，咸认为可从十七大文件精神领会。报刊文章上，除了面面俱到的概念性宏论，可见一些突显针对性的提法：关键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大胆筹划政治特区；研究好制度设计；对“稳定压倒一切”给予新解；改变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甚至直接损害民众合法权益的发展模式；以及“叫板新加坡”，学习新加坡，让中国社会变得“干净”和“有序”，让中国人变得“有道德”和“有礼貌”等等。林林总总，究竟准备全面开花？还是直指政治改革，或是意在“道德重建”？抑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找不着北？ 以上题目无不应议，无不可议；但作为深层意义上名副其实，实至名归的“思想解放”，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愚以为唯聚焦“焕发创造力”；非仅“时措之宜”，乃“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或者说“知之至也”。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循此可望寻获求解全部老大难社会问题的金钥匙，一往无前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崇高目标。 确切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处于一个命运攸关的转折点：凭藉巨大的低成本优势，吸引全球资金和先进科技纷至沓来的“拿来主义”蜜月期已近尾声；中国必须超越“拿来主义”的发展模式，代之以自主创新能力优势，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进步，自立于进步人类之林。如果停滞不前，不能实现由“世界工厂”向“创造强国”的跨越，那么中西力量的对比，本质上与鸦片战争时期没有区别，“脆弱的超级强权”很容易在创造力的竞争中淘汰下来，迄今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甚至付诸东流，所谓“大国崛起”、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恐将流为南柯一梦。 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超强的根本的原因在于旺盛的创造力。就科技领域而论，纵观20世纪三次重大科技革新，都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 —— 三十年代以物理学为核心的科学革命；50年代半导体技术的突破和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带来核工业、电子工业、航天工业、电子计算工业、生物工程等新兴高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始于七、八十年代，至世纪末大见成效的信息技术革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主流。 信奉盛极必衰的历史经验主义预言家们，不时发出美国即将重蹈罗马帝国败落命运的推断。近十年全球大步跨入信息化新时代，也是科技创新能力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彰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的十年；美国在信息高科技革命中的领先作用，让这些预言家再度哑然失音了。美国的“信息霸权”、“金融霸权”、市场品牌、军事实力、文化吸引力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博弈，说到底，不过是创新，首先是科技创新这个强大内核的外在表现。 中国今天的经济强势如此出众，对世界经济增长拉动幅度已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平价购买力计居世界第二，如果照两位数增长的势头外推，超越首富美国已然为期不远；但究其内涵，称之为“外强中干”，并不为过。这个“干”，“干”在自主创新不足；不仅事实上创新业绩乏善可陈，根本问题在于创新底气衰弱，亦即精神杠杆作用严重缺失；如果见不及此，无论下多强决心，呼喊多响口号，投入多大资金，采取多少措施，总是隔靴抓痒，成效不彰。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但在近、现代比较重要的文史哲学理论、自然科学或应用技术进步成果中，有多少中华民族的原创发明，值得发达国家移樽就教呢？ 举目四望，从小小螺丝钉开始，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地铁、农机、农药、化肥、钢材、玻璃、水泥、塑料、钟表、电机、电灯、电影、电扇、电话、电视，电梯、电饭锅、电冰箱，微波炉、打火机、空调、电脑、传真、手机、互联网、录音机、摄影机、录像机、VCD、 DVD、圆珠笔、钢琴、风琴、提琴、电子琴、流行音乐、摩天大楼、防疫针、抗菌素、维生素、眼镜、西服、领带、皮鞋、尼龙袜、密织纤维、抽水马桶、沙发、席梦思，罐头食品甚至快餐、方便面，一切标志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大小事物概莫能外，统统来自西方世界的创造。中国孜孜追求的现代化，难道不就是西方化吗？ 改革开放至今，凡属人类一流先进创造成果，神州大地遍地开花、似乎应有尽有了，但仍然几乎都是“舶来品”或“舶来技术”的仿制品。据报道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一左右。中国已经跻身汽车、船舶制造大国，高性能发动机核心部件和精密调控系统还不能自给。整个中国民航使用的全是外国飞机。中国药物制剂每年推出上万种，却没有一项FDA通得过的合成新药。中国互联网网民已逼近两亿，大半为宽带用户，但几乎所有关键高端硬、软件系统技术都由美国开发和拥有。 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劳动生产率也提高很快，2006年工业劳动力年均创造财富1.26万美元，约为1980年时的8倍；显示低附加值的劳力密集产品结构正在转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甚至“中国工业和技术的突飞猛进几乎没有为其他国家的同步发展留下更多的余地”；但制造先进产品所需要的装备和工艺主要依靠进口，也就是说仍然不脱“拿来主义”。中国在许多大型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实现了“以我为主”，实际上多是外国人设计，请来的外国“脑袋”，花钱买来的“自主产权”。在尖端科技方面，包括载人航天工程等领域都取得重大突破，但基本上属于朝向一个国际既有成果或结论靠拢，以求缩小差距、“填补空白”的“逆向发展”，并非超越意义上的自主创新。 如果说，本次“思想解放”的目的在于迎接这一伟大的转折，何不明明白白地针对面前的最大难点：何以焕发神州中华失落已久的创造力？ 人类同一切生物的竞争优势，人类之间一切竞争的高下之分，归根到底，是创造力的赛事。离开了创造，人类只是一种相当蹩脚的动物而已，在生物界凶猛的狮虎熊豹或灵巧的小蜜蜂、蚂蚁、蜘蛛面前算得上什么呢？ 人类告别丛林，经由新石器、青铜、铁器时代，走过冗长的农业社会，开启了加速发展的工业化新纪元，转进今日突飞猛晋的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生活方式有了如梦若幻般的巨大变化进步，这一切都是人类创造力发挥和运用的成果。未来高科技社会的发展浪潮中，创新，无疑将一直居于无与伦比的先导地位。 创造求新，能够无限提升人类的能力，不断增进人类的福祉，体现了人类生存天地间的特有意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创新决胜过去、今日和未来。缺乏创新能力的民族将失去生存的资格，或被同化，或被灭亡，两者必居其一。 创新，涵盖了政治经济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等社会生活一切范畴；按照马克思主义术语，就是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要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中，生产力被认为是推动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根本要素，近乎可以决定世界的一切进程。先进生产力来自先进科学技术（包括生产管理方法）；显然，科技创新是先导性、实质性和决定性的创新。 中国长期贫弱落后挨打，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寻找原因，但根本问题一言蔽之，在于创造力低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社会创造力低下由来已久。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 （《建国方略》）说来中华创造力明显急转直下，该从南宋后期算起，至少有数百上千年历史了。 改革开放伊始，面对东西方发展水平巨大差距，朝野无不体认创造力的重要，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口号和对策应时而生。邓小平首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江泽民指出：“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朱熔基启动“科教兴国战略”。胡锦涛倡导“科学发展观”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一五”规划纲要突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2006年1月，全国科技大会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今后15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和引领未来的方针。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到2020年，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近年来，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从事全时研发的人员数量都进入了世界前列， 2006年中国投入创新研发费用达1360亿美元，超过日本的13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3300亿美元，居全球第2位；同时不断建立健全有关法律制度，采取多样鼓励奖掖办法，媒体宣传鼓动不遗余力，但自主创新实际产出能力依然乏善可陈。 发明专利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被视为一个国家科技产出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专利申请量始终是科技工作的“软肋”。1984年中国专利制度诞生以来，专利申请量迅速增加，增长速度已居世界榜首，但现下每百万人口申请专利数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其中半数来自国外，本国申请者主要来自个人，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约75%的高校申请很少或空白 。从质量上看，仍未打破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主的格局，还有不少生命周期极短的注水专利；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比例低下（不足20％，国外在85％以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发明专利更少。专利技术成果转化率极低，据统计每年申请登记的专利技术只有不到5％得以实施，绝大部分“无人喝彩”，束之高阁，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与此相应，知识产权方面非常薄弱，“中国制造”缺乏国际品牌，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低端位置。2006年中国高科技行业在《百富榜》上几乎全军皆墨。至于诺贝尔科学奖桂冠，杨振宁先生有个标准化说法：“我相信二十年后中国本土会产生诺贝尔奖得主。”三年前他说二十年，去年仍然是二十年，不知下次能不减掉几年。 据英国权威财经刊物《经济学人》基于全球82个经济体的创新力表现，并预估未来5年的创新能力作出的2006年创新力排行榜中，中国名列第54。在世界上不同机构按不同模型编制的创新力排行榜上，中国经常名列下游，甚至有后退的趋势。必须指出，目下常见的这类排行榜的评定指标，包括了经济发展、引进外国科技等成绩，如按自主创新而论，中国排名势必更不足观。 事实上，今日中国社会风气离自主创新境界还远，不仅牢牢滞留在取巧模仿之上，许多人更热衷于抄袭、造假、盗版这样的发财捷径。假冒伪劣遍及各行各业，祸国殃民，流毒国际，甚至直接危及消费者的生命。不要以为大跃进放卫星荒诞不经盖世无双，今日翻开官方报纸上的广告，随便取医学成就为例，可见根治癌症、杜绝肝炎、秃子长毛、矮子拔高、灰甲复元、音乐育婴、预防非典、不孕佳音、艾兹杀手、排毒延寿、盖世华陀, 不一而足，任挑一样，诺贝尔医学奖项都得甘拜下风。尤其可怕的是，历来被视为神圣、干净的学术殿堂，假学历、假文凭、假论文、假头衔、假成果，斯文扫地，比比皆是。中国出了几位难能可贵的学术打假英雄，反而成了众矢之的，到处挨骂。打假就像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当年日本明治维新坦然倡言“脱亚入欧”，既向西方虚心学习科技，也学习支持科技发展的先进思想和人文精神，实现了民主化和现代化，并没有丢失自家文化传统精华；清朝洋务运动以“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企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却误了卿卿性命。 奇怪的是，中国社会在大力利用西方资金，模仿、搬用西方科技进步成就，事事以“与国际接轨”为殊荣的同时，好象想不到西方的成功其来有自，决非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少人“得了便宜还卖乖”，一味固步自封，撒娇“说不”。主流舆论界好象还停留在冷战思维框子里，唯恐美国不倒霉、不败落，以幸灾乐祸、丑化辱骂西方为乐事；继续挥舞自欺欺人的“反对全盘西化”政治棍子，同前清官家一般，以为只要不择手段地将科技移植到手即可，既不能从社会政治制度上去找原因，尤以探究西方社会富有宗教背景的深层价值观的重要导向作用为思想禁忌雷区。 为什么中国一流才俊，在自己国土上难有创新大作为，却见海外华人屡有光荣摘取诺贝尔奖桂冠？为什么在创新力排行榜上，最受国人批判诟病的大国美国和日本，以及不受注目的小邦瑞典、芬兰等一贯稳居前列；同为华人社会的国家或经济体如新加坡、台湾、香港等时常名列前茅，或有亮丽表现？论者多以为令人纳闷，不可思议。 中国有什么危机？政改停滞、权力腐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老龄趋势、性别失衡、经济过热、金融坏帐、房价狂飙、股市泡沫、就业困难、社保缺失、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水源匮乏、能源紧张、公共安全、公共卫生、民族冲突、台湾统独 …… 都是显性老大难题目，但就历史的观点看来，没有哪一条比得上中国社会根本的致命的超级危机――创造力危机（creativity crisis）。 事实表明，中国迄今犹未形成一种利于人的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性机制，以至于在科技创新或是制度创新方面一概欲振乏力。 国家提升创造力的战略，是一个需要触及深层次本源的系统工程。创新是探索未知事物、开拓未知领域，追求前所未有的目标，常常由想不到的人物，在想不到的场合和想不到的时间里发生，很难事先搞规划、订指标、定任务。舆论导向、注入经费、建立制度、配置资源、优惠激励，固然重要，但若抓不住根本源头，无非东施效颦，表面文章，花花俏俏，伪而不真，淮桔成枳，怎成得气候？ 中国创造能力失落的怪病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如果不能“深入人心”，“触及灵魂”，直奔“性与天道”大本大源，从基本价值观、思想信仰或“心态文化”上找准病根，是谈不上对症下药的。唯其如此，“焕发创造力”之难，难在务必经由思想解放求得根本解决。 其实早在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知识界，就认准中国贫弱落后，不仅因为制度落后，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国民精神”患上了“劣根性”顽症。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为后人今世告别非人的“丛林法则”，启动一部“真正人类史”，早早振响了“天之木铎” 。 孔子研习、总结、阐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珍贵历史经验，提供了一整套好比“天机解密”的儒家学说，基于“性与天道”亦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情理常识，导出“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企图引领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作新民。”（见《大学章句》）驱动社会经小康臻大同发展进步不止。 中国得天独厚，作为孔圣故乡，凭着儒家学说的指引，本应继承、改革和发展西周德治和谐盛世的礼法制度，建成一个利于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创新发展无止境。 在巫魅意识盛行，教育水平低下，社会分配回报机制远非合理化的上古君主制社会，孔子理性儒家学说的现实可行性极低；圣人“知其不可而为之”，力图通过“上层路线”捷径试点改革而不可得，却遭遇了暴秦赶尽杀绝的打击。西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似乎出现了重大转机；不幸的是，名谓“儒家思想统治”，实则帝王家反其意而用之，扭曲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一种扼杀中国人天赋灵性创造能力，非常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传之万世的两心失衡愚民治国方略。由此为始，真孔蒙尘，伪儒当道，遗祸千载，误尽苍生；应当正名为冒名顶替的御用“伪儒思想统治”。 由汉而唐，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虽受伪儒制约，还没有落到完全停滞或倒退的地步。到了宋朝，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经过五代丧乱、王安石变法，社会动荡不宁，外族侵犯祸乱无已，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王朝为求巩固政权，厉行高度中央集权政策，同时力图强化内部精神控制。此际炫惑一时的玄学、佛教、道教，都因过於消极、出世，难於成为治国之道，於是伪儒得到了进一步勃兴的历史机会。伪儒思想家们配合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政治需要，博采释、道消极因素之精，融合发展，结果产生了所谓新儒学的理学，又叫做道学，把传统的“三纲五常”推向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偏锋，进入了一个史称后儒的伪儒理论新阶段，是为西汉武帝以来的又一次“儒学大改造”。 这场“儒学大改造”的产物，成为明清正统治国理论的朱子之学，几乎阻断了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一切渠道，不可能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进步，不可能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以及公平竞争、市场经济这样的进步文明观念，同它们势同冰炭，水火不容；就此自绝于近代世界进步潮流。适成对照，就在伪儒变本加厉积重难返的晚明时期，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宗教革命成功，民主启蒙，思想解放，科技革命，经济活跃，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大转折已然势不可挡。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到“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康有为语）。为求富国强兵之道，中国精英阶层的注意力起初集中在西方科技文明上，希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语），“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直至洋务运动遭受重挫後，寻找中国积弱难振的原因，人们终於意识到了“中学”的不中用，逐渐聚焦於“大成至圣先师”身上，怀疑和责备统治思想两千年的“儒家学说”的负面作用；到五四运动时，就同韦伯（德国着名社会学家，Max Weber 1864－1920）完全想到一处去了。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曾经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称赏基督教新教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成功进行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人们藉着这种“世界图像”试图解答下列的疑问：我们愿意“从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後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记----要如何才能获得解救。（引自Wolfgang Schluchter著《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联经出版社，1987）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可能有一种发蒙振聩的意义。 现代辞书定义的“文化”，广义而言相当於社会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总成，包罗万象，囊括一切。所谓文化的先进性，首先应当体现在灵性创造能力循正向顺畅发挥，社会良性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上。从大本大源意义上说，这个大方向的成因，在於文化的根本，或根本的文化，亦即作为“心态文化”或基本价值观的思想信仰体系，以及由此决定的无形推手调控驱动作用。 “心态文化”或基本价值观是整个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它是无形的，非强制性的，但一旦为行为主体所接受，成为长期秉承的一整套思想信仰，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地缘政治逐渐淡化。今天一些高度发达、引领潮流的强大国家，如美国、西欧和日本等的主流政治家，处理国际事务，不仅立足现实政治经济利益，更加注重世界发展的方向感，体认基本价值观的深远战略意义，产生了一种“价值观外交”的趋势，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支点，相应展现了规范大国关系的新游戏规则。在这些大国的话语中，“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意味着存在天然的和平、诚信、持久合作关系，即便其中某些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彼此看好其拥有的创造力和共同发展进步前景。至于尚未具备那种足以支持“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尽管一时“抓住机遇”，经济业绩优异，但创新能力总是上不去；虽冠“民主、共和”为国名，把“自由、平等、人权、法治”都写进了宪法，甚至外交表现韬光养晦，放下身段，仍是信赖不得，也难看好未来。更不用说那些被视为“流氓国家”的对象了。 话说西方学术界中，韦伯独具慧眼，非但首先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那里“路轨上的转辙器”── 基督教宗教改革造就的新教文化精神特质联系起来，还是少数对中国社会感兴趣，并实际着手研究者之一。韦伯和黑格尔一样，将中国纳入“东方专制主义”的格局，并以“不变”作为其本质特色。在韦伯看来，中国的儒学占有延续一两千年的正统地位，对一般人思想行为的影响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毫不逊色；同时中国在人口规模和资源条件上和欧洲十六、七世纪时的情形颇为类似，因此他有意探讨中国为什麽既有一定有利条件，却迟迟没有朝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国社会无所长进的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国在礼教拘束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杀、漠视。”那儿“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种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的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实话直说的黑格尔勾勒出了中国悲剧最为鲜明的特征。真、善、美，真是第一，没有真，还有什麽善和美？难道伪儒以“崇公抑私”扼杀个性的假仁假义不就是人间最大的撒谎吗？中国“国民性格”的虚伪性和阴暗面，太多阴谋、内斗和狡诈，创新观念几乎泯灭不存，莫非根源在此。 诚如青年毛泽东所言：“吾国思想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也。 韦伯和黑格尔作为外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症结有如此深切的见解，真是难能可贵了。可惜的是，他们未能掌握更多历史资料，没有察知真假儒家双包案的存在。 奇妙的是，最早明确指出中国所谓儒家统治实为伪儒统治的也是外国人士。明万历年间的利马窦(Matteo Ricci)为始，以天主教为主的西方传教士开始有计划地被派遣到中国。利玛窦於1579年到达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将《论语》翻译成了拉丁文，於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其後有英文的《论语》在西方流传。传教士除了传教外，还对中国政治经济和人文思想进行考察和学习。他们发现，当时流行的伪儒文化，背情悖理，充满迷信思想和知性谬误，难与基督教的“契约宗教”人本主义精神兼容。在他们的努力下，把发现的真儒第一手资料传播到了欧洲知识界。虽然当时的传教活动因为康熙大帝和罗马教皇之间的对抗而未果，但他们收集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在西方出版，立即成为西方启蒙学者们狂热追逐的对象，当时欧洲许多有识之士深受启发鼓舞。通过这个渠道，儒家思想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进而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 一位美国知名汉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克里尔（Herrlee G. Creel， 1905－1994）所著《孔子与中国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 1949年初版，1960年修订再版；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有中译本），对真假孔子这宗千古冤案说得特别明白。作者认为，汉武帝时开始了对孔子思想的重大篡改，宋明理学家阐述的孔子思想不会被孔子认可。他说首先作出上述判断的是明代在华传教的西方耶苏会教士，他们质疑当时流行的儒学，认为充满迷信思想和知性谬误，主张返回到真孔子那里。结果传教士们把他们发现的真孔子及其思想传播了到欧洲。他认为，如果现时的许多中国人不能适当地区分正统的国家儒学（伪儒）与被歪曲的早期儒家思想，那么，他们所有一切认识便都不是真实的了。 中国近代史上，虽不乏铮铮之士指出真假孔子泾渭分明，可是在伪儒遮云蔽日的大环境里，几被淹没于无形。儒家思想历经扭曲、摧残之余，今日又成为大热门，但主流理论界尚未在立诚区分真伪上下大功夫，“假作真时真亦假”，还是一笔糊涂帐；伪儒的虚假道统地位摇而不堕，真版孔子思想体系犹在五里雾中。却见先圣任凭打扮揉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时间“祥云兆体，凤鸟来临”。不少人竟以为构建和谐社会，伪儒那一套犹可大用特用；殊不知此儒非那儒，此和谐非那和谐，同提升创新能力，建设真性和谐社会水火不容，风马牛不相及呢。 家有瑰宝，蒙尘千载。本次思想解放，应是一项发掘本国传统文化宝藏，兼收并蓄全人类具有真理内涵的思想精华，开拓中国特色先进“心态文化”资源，建树支持勃兴创造力的共同价值观，支持神州中华转化为创新型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建设系统工程。 议论至此，愚以为当今“思想解放”必须针对中国创造力危机，宜采取下面三个入门步骤： 1．弄通“创造力”的本质及其作用机理 引发社会性的大兴趣、大讨论、大觉醒，从根从头，深入剖析“创造力”的本质及其作用机理；无论“上智下愚”，豁然开朗，融会贯通，洞悉奥秘，知其所以然，乃能导向后续“整改”步骤，产生华夏社会创新化转型的实效。 诚如青年毛泽东所说：“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2．总结历史经验，寻找中国创造力衰落和西方创造力隆兴的根本原因。 弄通“创造力”的本质及其作用机理，由“昏昏”而“昭昭”，成为明白人，遂有可能利用中外古今历史作为实际教科书，破迷解惑，“以史为鉴而知兴衰”焉。 着力查明创造力周以后减退，特别是南宋而下一蹶不振的深层原因，理清中国命运多舛的脉络；同时以全球视野，破解西方世界后来居上，创新发明如火如荼而起，开创历史新阶段，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缘由。 心明眼亮，进而优化求解。 3．开拓先进“心态文化”资源，寻求中国特色“焕发创造力”优化解题方案 真版孔子儒家学说原是立足大本大源的恒道至理，历久弥新，光华永驻。 今日中国其实没有多少可选方案？明摆着优化解题之道是，实施一项开拓性的复兴孔儒系统工程：辨明真伪，返本开新，重新解说，与时俱进；藉孔子思想体系为框架，荟萃人类世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思想精华，成就一部植基中华、通行天下，引导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融世界大同、共产主义、基督天国精义于一炉的现代“全球伦理”大成宝典。一旦经世致用，头号危机以及等而下之的社会性“老大难”议题，包括迟迟吾行的政治改革，权力制衡，可持续发展等超级命题，终将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一通百通，迎刃而解；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渊渊其渊，浩浩其天，和谐共进，渐入佳境。 华夏旧邦，其命维新也。 本次思想解放，一旦确认“焕发创造力”为宗旨，将是一场贯彻“人之所以为人”本来意义的理性大探索；不同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配合重大政策转变自上而下专题舆论准备的“有限”思想解放，是为导向人类自我解放，通达自由王国，具有一通到底的“终极意义”的全方位思想大解放的序曲。 一旦拉开序幕，可能就此不再需要定期号召特定任务的思想解放了。那具有“终极意义”的全方位思想大解放，本是思想自由开放的大环境中不断进行的连续过程，如同空气和水般无处不在，须臾不离，伴随历史长河迤逦前行，永无终结的一天；其间不断引导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相促进，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叁矣。 拥有强大创新能力的西方发达国家，其社会性“心态文化”源自神性宗教救赎信仰。西部基督教文化区的成功和东方孔子儒家思想的遭遇可以为证，在古代社会，神性信仰较之理性教化更加可行，济世功能更为有效；但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神性信仰赖为基石的奇迹灵异不再为人虔诚笃信，天堂地狱的威慑利诱作用逐渐失效，一场危及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信仰危机”已经悄然来临。 理性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方向。还是韦伯说得好。他对现代化有个经典解释：现代化即“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西方基督教以神性宗教教义内涵催化人类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终要导致理性觉醒，乃至非常需要一种足以体现“人之所以为人”崇高原则的理性化信仰体系，以支持、接续迄今行之有效但不免趋于弱化的神性宗教济世功能。 本次思想解放是中国焕发创造力的需要，也为西方世界因应神性信仰危机，持续发展进步，提供无上宝贵的理性化解题方案，其积极成果当为整个人类大家庭生生世世千秋万代享用不尽。
参考文章 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
真假女儿经――为孔子正名
孔子－爱因斯坦的“终极”交集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
“仁”的重新解说
中庸之道，其至矣乎——“孔门传授心法”重新解说
“礼”的重新解说
孔子的社会发展目的论
儒学济世可行性分析
真儒蒙尘－华夏沉沦——神州悲怆命运交响曲
挑出中国政制顽症的总病根——《尚书》启示录
重新解说西方文明史（上）——孔子神性版比较实验论
重新解说西方文明史（中）——孔子神性版比较实验论
重新解说西方文明史（下）——孔子神性版比较实验论
孔子学说与“全球伦理”
中国民主启蒙突破口──为私正名
中国式“心态文化”的致命迷津
“权力制衡”的真性动力来自利己私心
人类社会进步，仰仗科技创新
中国特色“受控权力制衡”方案
试论中国政改优化创新超越之路
两类不同性质的“大国崛起”
2008年2月 纽约
联系电邮： paulpang21@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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