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但經濟和文化中心卻是北京人自己封上去的。 北京人自己養活不了自己，同樣北京人也沒有能力建設北京。北京的發展完全是靠全國財政堆上去的，換句話說是依靠超經濟強權剝削其他省市財政的結果。 縱然如此，北京人仍然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一副唯我獨尊的嘴臉。但是他們卻忘了，在北京真正做“大官”的，卻都是北京以外地方的人。北京人的排外情緒是最強烈的，尤其是對民工及流動人口的排斥遠遠超過全國任何一個地方。
　　 北京的一幢幢高樓大廈無一不是這些外地民工辛勤血汗的結晶，但在北京他們被 視為影響市容，損害國家形象的一群。
　　 北京話≠普通話，中國“推普”工作做得最差應數北京。六朝古都傳下來的京字京韻，就是要擺這“譜兒”，豈可輕易就改？瞧他們舌頭尖子往上一卷，小眼一眯，下巴一昂，發出要表明高人一等的兒化音，讓人聽了很不舒服。
　　 民間傳說的三大“惡人”： 京（北京）油子、衛（天津）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北京惡人首當其衝。 北京沒有在全國找到自己的位置。北京不具備國際大都市人口的基本素質。 中國最難聽的話，是北京人“發明”的。不論是在尋常巷陌，還是在公共場所，不論是面對國人，還是面對外國人，均敢一視同“罵”。工體不就是以“xxxx ”、“牛B ”滿天飛而著稱的嗎？ 使得許多在京留學的外國人紛紛向《北京青年報》進行譴責，認為這有損於中國文明古國的形象。
　　 北京人道德水準怎麼樣，從他們擠公共汽車的行為神態就能揣摩出來。外國人把它當作北京的一景，我作為中國人卻引以為恥。 舉個我親身經歷過的例子，前年我在北京乘坐地鐵，人太多，沒有空座位， 我就抓着上面的調環。但是我發現幾個操着京片子的人兩隻手抓着四個吊環掛在那兒聊天，活象幾隻伸着懶腰的猩猩。而周圍幾個人因無環可抓，只得隨着列車的變速產生的慣性擠來撞去，遭人白眼。
　　 還有一次，也是在地鐵，我親眼看到兩個外國人先後為抱着孩子的兩個婦人讓座，而我周遭人們（我沒座位，站在中央）不是裝作沒看見，就是在坐在那兒假寐。我是個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但也不得不承認這兩個“”老外“ 不論在個人氣質，還是道德風度上都遠勝於這節車廂內的其他中國人。他們的禮讓沒有一點做作的意思，認為這是一個文明人本身就應該做的事情。
　　 民間有言“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北京人對做官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痴迷 。 因為在他們看來，權＝錢＝一切，所以才產生了陳希同、王寶森這中國第一貪。 但在廣東，最沒“出息”的人才去做官，他們是為納稅人服務的。北京人將滿清王朝腐朽的官宦哲學通盤繼承，這才產生了當年千夫所指“官倒”現象，雖 然“官倒”非北京一家，但最火暴的、敢為天下先者還是在北京。 北京人對政治是最敏感的，因為這是侃大山，吹牛皮，表明自己“派頭”的 一種資本。但北京人對身邊的腐敗現象也是最漠然的，認為當官就應這樣，城府 越深，越能把公檢法擺平就越能讓人“敬仰”。
　　 北京、廣東、上海三地進行比較，我更欣賞廣東和上海。廣東和上海是依靠 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勞作才發展到今天的規模，他們對全國的輻射示範作用和貢獻遠遠超過北京。他們的政府公務員隊伍更能適應市場經濟的挑戰。 想當年，上海發行了一種“半兩”的糧票，曾遭北京人的恥笑，認為太小家子氣。但我同許多上海人一樣表明我們更會精打細算地過日子。在當時， 作為紡織最為發達的上海，收入在全國平均最高，對全國的貢獻也最大。 “富而不驕”這才是我們應有的美德。北京人講究“大氣（霸氣）”，因為 這能為自己“長臉”；廣東人講究“實際（利益）”，依靠自己的才智掙到儘可能多的錢是他們最快樂的事情；上海人講究“精細”，素質高、反應機敏、辦事 認真，是中國真正的希望。
　　 總之，建國近五十年，北京代表過去的中國，廣東代表現在的中國，上海代表未來的中國。我欣賞上海，但我不是上海人。我是出生在廣東，在上海上學， 目前在北京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