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本身有两个层面。一个叫作新文化运动，一个叫作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现在被中国官方主要定义为爱国运动，淡化了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不能不作的尴尬的事情，因为民主和科学代表的普世价值正被微妙地否定中。其实，五四爱国运动恰恰是五四运动的最大败笔，直接和延续到今天的党国政治体制有关。 自古以来，中国的学生（儒生）就有很高的政治热情，大家都想“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老祖先们没有提供超出政治的舞台来评价个人的价值。春秋战国的天下大乱，把中国人搞怕了，一门心思地想怎样才能治国平天下，其他一切学问都没有这个政治任务重要。儒家的家国情结流淌在每个中国人心中。80年代，北大狂欢游行庆祝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就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后来，清华学子不甘落后，提出了颇具工科性格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这些其实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思想对我们的影响，那种担负起天下的责任的情怀。 我不是说说这种情怀是错误的。要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最高尚的人们都被这种情怀激励着，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抛头颅洒热血。岳飞如此，文天祥如此，曾国藩如此，左宗棠也是如此。这是儒家能够产生出来的最高尚的人群。至今，也是人们要学习的榜样。 但对于学生，过于重视政治理想，反而会坏事。儒家思想其实是蛮简单的，非常简单地区分君子和小人。这种区分大多时候是很感性的，也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儒家的这种君子和小人之分，就像一个孩子看电影，总习惯简单地用好人和坏人来区分人物，这是很肤浅地对复杂人性的理解。一会儿说要“杀身成仁”，另一方面又“良臣择主而侍”。怎样产生君王，更是儒家无法回答的，只好用“天人合一”这样粗糙的理论来说“天意”如此。天意如此就像“历史选择了满清”一样模棱两可。 五四学生运动的口号是“内惩国贼，外争主权”。内贼是三个负责交涉的外交官，他们被定为“卖国贼”。现在大家都知道，负责谈判的外交人员是根本不可能卖国的。他们需要听从国内政府的指令。学生的这种感情激动是很儒家的，这是简单地判断君子和小人的习惯。李鸿章与洋人谈判也是如此。军队打败仗了，战争打输了，需要签订不平等条约，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怪军队或者政府无能，反而是条约的签字者成了卖国贼，这种思维一点都不讲道理。 学生并不了解很多内幕，同时许多当时的外交活动还在幕后讨价还价，不能公开。政治事务和外交交涉，与电子、会计、医生一样，是很专业的事务，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处理，外人最好少插手的好。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将来好作为专业人士服务社会。但学生的政治热情过于强烈，对政府的信任不足，就非常感性地走上街头了。 前两天听到一个韩非子的说法“儒生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听了之后不禁拍案叫绝。中国文化人喜欢议政，也喜欢武侠小说，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替天行道似的，却缺乏了尊重规则，尊重专业的精神。政治是天下的公器，和每个人都有关，但并不表明每个人都有能力直接参与政治。人民，最终还是需要委托有政治人才的政党来打点自己的公共事务。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普及公平的价值观来启蒙人民，人民通过舆论来监督政府，而不是直接参与政治，除非你参加一个政党。每个人各司其职的好，不要一拥而上，乱了规则。 五四作为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比所谓的爱国主义运动更具有长远的意义。今天，我们纪念五四，不是为了鲁莽的爱国，而是为了用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科学和民主之后，中国的学者渐渐地意识到基督信仰在西方文明中的基础地位。彼此的误解越来越少，而了解也越来越深。“赛小姐”和“德先生”背后的“基老爷”，也渐渐被中国学人所理解。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学术书籍被翻译成中文，东西方的文明交流正在一个新的水平上进行。过于感性且简单化的儒家，没有办法应付复杂现代商业社会的事务。总之，学生安于校园的学习最好；同时，政府要容忍校园的学术自由。学术可以为了将来的政治，千万不要介入当前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