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郭沫若在身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也留下了巨大的反思空間。在郭老誕辰110周年之際，本報記者就國內學界對郭沫若的反思和爭議採訪了學者丁東，在緬懷和頌揚一位世紀老人的時刻，我們也得以從別樣的視角審視一代學人。

　　南方周末：我們為什麼反思郭沫若？

　　丁東：魯迅之後，郭沫若被樹為文化旗手。解放後，他一直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位居科學藝術兩界首席，並一直兼任國家要職。毫無疑問，郭沫若是建國後中國知識界主流的代表。

　　我們需要探尋的是，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漫長的煉獄中，郭沫若有着怎樣的心路歷程。郭沫若在科學和藝術上都是勤奮的，他並沒有因位居高官而鬆懈著述，對郭老的成就已經有許多傳記、論文、回憶文章作了充分的讚揚。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是在一場接一場的運動中度過的。除“文革”那一場運動對郭老有所傷害之外，他一直充當運動先鋒。比如他率先對諸如胡適派、胡風集團、右派分子等革命對象聲討、批判；同時他又盲從和推動個人迷信，他在生前面世的那些白紙黑字，很多已經很難經受歷史的檢驗，有些明顯的過頭話。

　　我們把郭沫若作為一個生活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加以考察，可以看到他身上所體現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這種悲劇在每個知識分子身上的表現千差萬別。郭沫若因為經歷和地位的特殊，他本身上就有了一種典型意義。

　　南方周末：引起人們爭議的是郭老的後半生。

　　丁東：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發表措辭嚴厲的檄文《斥反動文藝》，把沈從文界定為“桃紅色”作家，朱光潛界定為“藍色”作家，蕭乾則是“黑色”作家，“我們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藍色的、黑色的、桃紅色的作家，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着”，必須“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

　　據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回憶：1949年2月、3月，沈從文不開心，鬧情緒，原因主要是郭沫若發表的那篇《斥反動文藝》，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裡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險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沈從文從此徹底告別了他心愛的文學事業。

　　類似的聲討式的批判貫穿在郭沫若1948年以後的政治和文化生涯中。

　　1955年，胡風問題由文藝思想之爭、宗派之爭被升級為與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同年4月1日，郭沫若發表了《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之後，他又發表文章《請依法處理胡風》。

　　南方周末：“焚書”之說也是郭老遭人詬病的地方，你知道具體是怎麼回事嗎？

　　丁東：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上，有一個沉痛的發言，他說：“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着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這番話的本意並非真的要燒書，無非是以詩人的誇張認定自己的文字“沒有一點價值”，以此表示從頭改造自己的決心。但4個月後焚書成為一種風潮。有人據此指責郭沫若這番話是開了“文革”大規模焚書的先河，這顯然是誇大了郭沫若發言的威力。但是，這番話出自文壇泰斗之口，確實為全盤否定歷史的極“左”思潮助長了聲勢。

　　郭老的晚年，每當發生重大政治事件，往往要發表詩詞表態。

　　比如，1966年9月9日發表題為《文革》的詩詞，歌頌“文革”的到來。“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寫了《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五個月後，中國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郭老又寫了一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

　　南方周末：作為詩人的自由和作為學者的獨立在後期的郭老身上已經難覓蹤跡。

　　丁東：學界對郭沫若的反思除了他的個人品德，還有學術品質。郭老1950年代之後的幾乎所有的創作，詩歌也好、戲劇也好，甚至學術研究，都極大程度表現出一種非己的狀態，譬如，郭老在評論毛澤東詩詞和書法時說：“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家的頂峰。例如以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巖多寫了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麼生動、多麼瀟灑、多麼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着豪放不羈的氣韻。在這裡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眼前。”

　　郭老是飽學之士，對毛澤東出現的錯別字、書法中出現的筆誤不僅不指出，還要在評論中編出一套說辭，硬把毛澤東這些失誤說成是優點，並且發揮到“四個第一”的政治高度。

　　1971年10月，郭老建國後惟一的一部關於文學的學術著作《李白和杜甫》出版，這部書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作者力圖“以今天的標準”來揚李貶杜。所謂“今天的標準”實際上是在迎合個人崇拜的潮流。郭老在拔高李白的同時對杜甫的人格和作品作了苛於前人的貶損。

　　郭老的悲劇在於，作為一代文壇泰斗、史學大師，他不是沒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無力自拔。“文革”中，其子被抓，危在旦夕。於立群讓他在當晚的宴會上向周恩來求救，他竟未能發一言。他內心世界其實極為痛苦，性格中軟弱的一面，又加劇着這種痛苦。

　　郭沫若留給後人的不僅有巨大的文化財富，還有晚年的悲劇歷程。他的內心世界是一座巨大的冰山，我們能夠看到的只是露出的一個尖頂。其餘部分，也許永遠無法浮出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