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科學家也是常人，要生計，要工作，要收入，要養家糊口。科學家一般不會為行騙而從事科學，但是，當生計出現威脅的時候，科學家用科學為手段行騙，那是毫無奇怪的。當科學走入死路，巨額資金投入，卻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當科學家開始擔心社會對他們的信心破滅的時候，當社會對他們的工作產生質疑的時候，當這些懷疑開始動搖科研經費來源的時候，這時，科學家就不再是“神聖的”科學家了，而是和面臨破產的美國汽車巨頭和泡沫破滅的華爾街金融公司這些地方的人員一樣，要為自己的生計犯愁了，這個時候，“科學家”的凡人本性就暴露無遺， 假冒偽劣，偷雞摸狗，什麼都是可能的了。
今年3月份，科學網置頂一篇博客文章——《發生在哈佛醫學院的一起嚴重學術造假》，點擊量超過兩萬次，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和討論。文中揭示，一項重大的科學發現，竟是實驗方法缺陷所致的非特異的假象，卻能在美國迅速得到領域內同行的認可與跟進。科學網是一家博客實名制的網站，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浙江大學教授郭磊。近日，記者採訪了郭磊教授本人。
郭磊在浙大攻博期間，於1998年獲得國家留學基金的資助，前往哈佛醫學院留學。2000年底回國，在浙江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部任教。2002年被浙江大學聘為教授，博導。2003年中，應哈佛實驗室主任邀請，再次到哈佛醫學院進修工作，直至2008年。郭磊前後兩次在哈佛大學有七年多的留學和工作經歷。
“皇帝新裝式的美國學術造假現象”
郭磊告訴記者，事情發生在他第二次在哈佛醫學院科研工作期間。他從事的是多囊腎(PKD)遺傳病的基礎研究。多囊腎是一種較常見的嚴重遺傳病。在美國，每500-1000人中就有一人罹患此病；每個病人背後就可能是一個家族，影響的人數眾多。因此，在美國，對這種病的研究非常重視。有關PKD的研究項目獲得如美國國立衛生院(NIH)等機構資助的機會也很大。2003年初，他們實驗室剛剛在《自然—遺傳學》（Nature Genetics）雜誌上發了一篇文章。文章所提的科研發現，驗證和發展了2002年中耶魯大學Rosenbaum教授實驗室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觀點，很好地解釋了PKD基因的突變為什麼會引起多囊腎等疾病。因此，這篇文章發表後在生物醫學界引起很大轟動。
坐在記者對面的郭磊平靜敘述着發生在他身上的事。
“最新生物醫學成果鑑定的一般方式是同樣或類似的結論由不同的實驗室相互驗證。一個新的科研成果如果能被不同實驗室相互獨立證實，通常在較短時期內就能被界內同行認可。”因此，當時美國眾多科研小組紛紛在此方向上跟進。在很短時間內，有相似發現的文章達數十篇之多，其中不乏《自然》(Nature)，《細胞》(Cell)等一流學術雜誌的文章。
然而，郭磊表示，自己在其後的多次實驗驗證中，未能有效重複觀察到此種現象。哪怕用相同的實驗程序和實驗材料，照樣沒有類似結果。後來，他通過不同的實驗，發現和證實此種“科學現象”，實際上是實驗方法缺陷所造成的非特異的假象。
之後他又採用各種不同試劑和方法設計，反覆重複實驗。“這樣，我對自己發現的有效性和可信度非常有信心。在此過程中，我還無意中發現了其研究領域一些研究人員在其它方面的直接和間接的造假現象和證據。這更驗證了我對這個重大理論是造假而得的懷疑。”郭磊如此認為。
這時郭磊再回頭仔細看其領域中有相關發現的文章，從中發現了多處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破綻。“我的發現揭示，PKD領域這一重大科學進展，竟可能是這樣一種皇帝新裝式的東西。這種群體造假騙局，嚴重威脅病人的利益和健康，對社會危害極大。”
郭磊說，如果第一篇文章是“誠實的錯誤”造成的話，是可以理解的。這在科學研究中是難免的。但大量的以此數據和現象為出發點的後續研究，不可能沒有發現其中的問題。而後續科研小組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或有意隱瞞，那就是學術不端。這和當年發生在法國的N射線集體造假事件非常相似。當然，他們這麼做的動機，在於為了能更容易發表文章和獲得科研資助。
郭磊指出，在世界一流學府的高端學術研究中，此種集體參與的學術作假現象，遠比抄襲、剽竊等形式的低端造假行為“高明”多了，同時對社會的危害也大多了。
“哈佛不願面對我發現的真相”
郭磊將這種現象和觀點向科室主任報告。他還在各種科學的學術交流場合、科研報告會上多次闡述自己的發現和觀點，對那些文章和工作的科學性提出質疑。“在很長時間內，哈佛的科研同事中無人能從科學和邏輯上有效反駁我的觀點”。
在科室主任對這種重大科研不端的質疑置之不理的情況下，由於當時對哈佛醫學院的科研信譽還有相當信心，郭磊於2007年4月向哈佛醫學院主管科研誠信的副院長Margaret Dale當面報告了此現象，希望她能出面調查這一重大群體造假事件。但副院長說：“科學會自我糾正的。”言外之意，不必大驚小怪。
會面二十多天后，在沒有收到任何回音的情況下，郭磊又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副院長詢問事情的調查進展。“此email發出幾天后，我就收到了實驗室主任要我走人的email。這是很直接的報復”，郭磊表示，他還保留着這些往來的電子郵件。
最後，郭磊於2007年11月向美國健康和人類服務部的科研誠信辦公室(ORI)寫信，舉報此科研造假事件。並申訴他本人由於舉報科研造假而受到了哈佛醫學院的組織報復。收到郭磊的申訴後，ORI答覆表示，將會讓哈佛醫學院組織專家調查組進行調查。
“由於我的申訴涉及哈佛醫學院報復舉報者的內容， ORI讓他們自己組織調查組調查自己，自己處理，完全不符合法律和常理。這種自查自的調查往往會不了了之。事情發展也確實如此，到現在，我沒聽到關於此事任何的處理意見。”郭磊這樣認為。
“美國科研界的學術腐敗是此次經濟危機的根源”
郭磊後來回到浙江大學，現從事其他方向的科學研究。但這事對他的影響還在。
他認為發生在美國哈佛、耶魯等一流科研機構中的這類高端學術造假，是美國社會道德水準明顯下滑的標誌。
“當大量納稅人的錢被用於科研造假， 基於這種不實科研的科學技術發展肯定是無效的。生物醫藥方面的學術造假，先不說道德層面，最直接的後果是對病人的極度不負責，是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經歷此事後，郭磊對美國社會有更深層次的了解和看法。
美國對科研的投入居世界首位。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美國對生物醫藥領域的科研資助占了國家研發基金的大部分。大量的民間資本，也流向了生物醫藥方面的項目中。“生物醫藥科技的發展，被社會寄予厚望。但如果對一個領域的長期高投入不能產生有效的回報，勢必會造成和加劇社會發展失衡。因此，大規模的科研學術造假，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資本，是造成本次發源於美國、影響全球的經濟危機的根源和罪魁禍首。”郭磊如此分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