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故事：關於硅谷的學術研究

「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教授 錢穎一

　　硅谷這個地方對我有特殊的意義。我從1990年搬到硅谷，9年間目睹硅谷的騰飛。硅谷的名聲越來越大，人氣越來越旺，房價也越漲越高，我對此有親身的體會。硅谷是指從舊金山向南到聖何塞，大概縱深100公里的一塊面臨太平洋的平坦谷地。斯坦福大學位於硅谷的中心。就是這麼小的一塊地方，1998年的產值大約相當於當年我國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說這麼一塊小地方頂我們3億人左右的產值，真為可觀。

　　硅谷其實早已存在。只是在過去幾年中，特別是1996年以來，顯得格外紅火。當然主要原因是互聯網在全世界的普及。硅谷最早的創業家是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的兩個創辦人。他們在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白手起家，在一個車庫裡研製出了振盪器並創辦了惠普公司。現在的惠普公司仍然是硅谷雇員最多的公司。在惠普的發展史上，也有過多次轉產的經歷，先是做精密儀器，後來又做計算機、打印機等等。另一個對硅谷發展有很大影響的公司是50年代的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硅谷後來許多著名公司的創業人都是從那個公司出來的。有趣的是，當初他們離開仙童公司的原因，是不滿該公司老闆——因發明半導體而獲1958年諾貝爾物理獎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專橫作風。他們後來自創企業，發誓樹立新風氣。

　　硅谷是什麼？硅谷這塊土地原以農業為主，特別盛產大櫻桃，直到70年代還到處可見櫻桃樹。在外人看來，硅谷是高科技的聖地。但是從來沒有人或政府定義過什麼是高科技，或高科技含量。硅谷在不斷的創新中變化，60年代硅谷的主導產業是半導體，70年代是處理器，80年代又是軟件，90年代則是互聯網。硅谷是變化的。硅谷也有起落。比如房價的漲落就是明證。1991年買的房子到1995年房價大概跌了20％，近年來又漲上去了。所以硅谷也不是永遠增長，整個創新過程是一個新陳代謝、時起時伏的過程。硅谷是一個奇蹟，一個資本主義的奇蹟。之所以稱它是奇蹟，是因為它超出了人們的意料。不要說中國人，亞洲人，就是連歐洲人也都驚嘆不已，未曾料想到硅谷的火熱。有人把互聯網看作是可與18世紀工業革命相比的又一次有深遠意義的產業革命。我們現在下定論還為時尚早，很多事情還看不清楚，無法判斷。但是互聯網已開始改變人們的生活，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對硅谷的學術研究才剛剛開始，目前還沒有理論和經驗數據解釋它成功的奧秘。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根據我對這些年對硅谷的個人觀察以及同硅谷各種人物的交談，來講一個硅谷的故事。

　　“硅谷文化” 　　有一種看法，認為硅谷就是一所大學、一個科技園區，和很多的資金加總而成。這是一種機械的“三合一論”，與硅谷的發展事實不符。1994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安娜李·薩克森尼安（Ann Lee Saxenian）寫了一本書：《地區優勢：硅谷和128地區的文化與競爭》。該書比較了波士頓附近128公路周圍的高科技公司與硅谷高科技公司的發展歷程。值得注意的是，波士頓附近有兩所著名大學——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又有充足的資金——波士頓靠近紐約這一金融和商業的中心。在80年代前，128公路周圍的高科技遙遙領先於硅谷。但是80年代以後，硅谷超越了前者。對此連作者本人都感到意外。她很坦率地說，她在80年代寫碩士論文的時候，原來的主題是想論述硅谷為什麼將走下坡路，因為那裡的生產成本變得越來越高。但後來的事實表明硅谷的收益增長得更快。這引起她深思，她試圖去解這個謎，於是寫了這本書。

　　顯然，著名學府和充足資金並不是造就硅谷的充分條件。那麼，硅谷奇蹟究竟是什麼造成的呢？這個問題我問過很多硅谷人，還沒有人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不少人把硅谷的成功歸因於“硅谷文化”。但“文化”一詞太虛泛了，它可以把我們尚不理解的因素都裝在裡面。然而，有一點大家都同意，那就是硅谷文化的重要成分是創業文化。那麼又是什麼構成創業文化呢？雖然我們還不能對此有準確的說法，但我注意到近年來硅谷人喜歡形容硅谷是創業公司的“棲息地”（Habitat）。用一個生物學的術語來形容硅谷文化，的確耐人尋味。

　　棲息地原指動植物棲生之地。動植物之所以在此棲息是因為環境適宜，而環境則包括了複雜的因素，比如氣溫、濕度、植被，還有許多我們尚未了解的因素。把硅谷說成是高科技創業公司的棲息地，說明其中層次複雜，難以用機械或電子工程的術語來恰當地形容它，最好用生物學的術語作類比。這一棲息地至少包括了以下七個方面的因素：①硅谷公司的生產結構是開放型的。②硅谷人才流動頻繁，跳槽的情況常有發生。③加州法律環境較為寬鬆，使跳槽變得容易。④硅谷人容許失敗。⑤硅谷人的生活和工作觀是“活着為了工作”（Live to work），而在其他地方，則是“工作為了活着”（Work to live）。硅谷人是工作狂。⑥在硅谷工作的外國移民特別多。⑦美國的全國證券交易商自動報價系統（NASDAQ）股票市場為硅谷公司上市創造了有利條件。以上只是對構成硅谷棲息地的不完全的描述。這些因素一起造成了一片新天地。人們對它的理解還剛剛開始。

　　企業家與企業公司

　　我們常常會把企業家和經理混為一談。實際上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英文裡企業家是Entrepreneur，由此衍生出“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一詞。經理是Manage。，來源於“管理”（Managing）一詞。企業家開創從前沒有的事業。新想法、新產品、新工藝、新人馬、新市場，從無到有，棄舊從新。企業家與革命家相像，他們喜歡標新立異，甘冒風險，不喜歡四平八穩。企業家創建一家公司成功後，往往賣掉這個公司，再去創辦另一家公司，以此為樂。企業家往往沒有受過正規的商學院教育，所以沒有現成的框框。但經理則不一樣。經理的主要職責是要管理好一個現有的企業，做好各方面的協調。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不願也不應冒大大的風險。經理往往受過正規的工商管理碩士（MBA）教育，有的還是名牌大學畢業。當然，企業家和經理之間有關聯，也有先是企業家後又成為經理的，也有先是經理後來成為企業家的，或者一個人同時既是企業家又是經理。例如，惠普的兩個創業者是企業家。但惠普成長起來以後，他們又是很好的管理者，很好的經理。但這不是通則。在多數的情況下，一個人的素質不太容易既適合做企業家又適合於做經理。一個很好的企業家可能是非常糟糕的管理者。比如恩科公司（Cisco）的創業者是一對夫妻，他們的管理技能就很差。這也就是為什麼創業公司的創始人往往後來會被股東炒就魚。

　　在硅谷，創業是一種風氣。其他地方人們多熱衷於買賣股票。但在硅谷，人們想的是如何自己創業，乃至於發行原始股。 　　創業的兩個最初的基本要素是人和想法（Ideas）。現在，從有一個想法到公司上市，大概需要18個月，而且這個周期正變得越來越短。創業人發揚的是“延安精神”、“插隊精神”。大家擠在租來的小辦公室內，每天喝點可樂，吃點比薩餅，穿着隨意甚至邋遢。近幾年來，特別在與計算機有關的公司，創業人起初不拿工資。他們拿乾股，等將來公司上市，或者賣給別的企業時發大財。因為那點工資對他們來說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如果要發工資的話，還要籌這筆錢，成本會很高。比如Hotmail是一個印度人辦的公司。他的公司從創業到賣給微軟僅一年時間，以上億美元成交。微軟願意出大價錢的原因是它擁有幾千萬客戶，而Hotmail說，我們的客戶就是我們的資產，估價時可比照有線電視客戶的價值。

　　企業家創業的公司，上市或者賣給其他的企業後，創業家就此大功告成。通常創業家不願意在公司里繼續幹下去，而是另起爐灶。思科公司的創始人80年代在斯垣大學計算機系做工程師。在工作中，他產生了一個想法，在計算機之間加一個硬件可以使聯網變得方便。他去找校方，但校方不願意搞，他又問能不能介紹給其他大學，校方也不願意。一氣之下，他和妻子跑到舊金山，用25美元註冊了一個公司，取名Cisco，是舊金山英文名稱San Francisco的最後五個字母。公司的標誌是金門大橋。他們沒有錢，就用信用卡上的一萬美元透支開始創業，製造了第一台網絡聯接器（Router）。企業家不到萬不得己不願意去找風險投資家要錢。風險投資的資金對企業家來說成本高，甚至本人會被炒就魚。此事就發生在思科公司，下面還會講到。

　　創新與創業又是兩個密切聯繫但又不相同的概念。創新（Innovation）可以在已有的企業中實現，也可以通過建立新企業實現。創業（Start－up）指的是在已有企業之外建立全新的企業。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麼很多創新不是發生在已有的、技術力量和資金都很雄厚的大企業，而是產生在那些看上去既無技術力量，又無資金的新立小企業。 　　這不是一個簡單易答的問題。它可能與兩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是激勵。大公司無法給創新者提供足夠報酬，因為風險太大，報酬要足夠大。缺乏激勵導致許多新想法無法在大公司中生長。二是約束。大公司內部創新往往會受到軟預算約束的困擾：在一個大公司內部，停止一個項目或關閉一個部門是很困難的決定。而市場淘汰一家小公司則輕而易舉。

　　我們看到，許多創新是通過創業來實現的。因此，現在一些大公司除了自己搞研發外，還去購買小的創業公司的產品或技術。

　　創業資本／風險投資 　　在斯坦福大學附件沿280公路，有一個地方叫沙丘大街（Sandhill Road）300號，那裡有幾幢小樓房。據說，大約美國一半的創業資本公司都在這裡。這顯然是創業資本公司的聖地。創業資本的投資風險非常高。但我們通常只聽到成功的例子，那是因為或者失敗的公司已經消失，被人們遺忘，或者失敗者不願意談及失敗的經歷。事實上，平均大約九成的風險投資是不成功的。但有些成功的投資，回報是投資成本的成百上千倍。正是由於，高風險／高收益，風險投資多由私人而非政府進行。

　　風險投資公司有一套經營方法。比如KPCB是硅谷一家有名的風險投資公司。它當初投資了英特爾、亞馬遜、蘋果等等後來特別成功的公司。有人說這是世界第一風險投資公司。它有多少人呢？一共25個人，包括9個合伙人，四五個助手，加上幾個秘書，僅此而已。舉該公司投資亞馬遜的例子。亞馬遜的創始人在一個星期六來風險投資公司約見，說有一個想法，在網上賣書。公司留下了他的網址，並且約此人一個星期後再來。然後幾個合伙人就立即上網訂了幾本書。書很快就寄來了。所以，很簡單，一星期後就簽約，這項投資就這麼做成了。這一筆生意當然賺了大錢。那麼他們的項目鑑定報告有多長呢？一共兩頁。在該公司，一個項目往往是一個合伙人主要負責，但最後9個合伙人要一致同意才能上。所以他們摸索了一套自己的辦法。另外的公司可能是另外一套辦法。成功的就生存下來了，輸者被自然淘汰。

　　人們談論風險投資，往往僅限於資金方面的作用。不錯，風險投資提供了資本。但是風險投資的另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幫助組織和改造公司的領導班子。所謂領導班子，指總裁（CEO）和主管財務、銷售和技術的幾位副總裁。世界上比資本更為缺乏的是好的公司領導班子。在美國，據說現在有150家大公司的CEO的位置找不到合適的人。一家風險投資公司比別的強，關鍵在於它知道誰和誰能搭配在一起，不僅每一個人都要好，還要這幾個人能在一起配合，這就難了。硅谷集中了各種各樣的人才，而風險投資家有廣泛的關係網，熟悉各種各樣的人。哪個風險投資家這方面能力強，它所投資的公司上市的時候，市場價值就高。

　　風險投資公司組織領導班子時，有時不得不把創業人趕走。企業家當然會很憤怒。喬布斯創建了蘋果公司，後來被趕走了。最後又把他請回來，那是後話。另一個有名的例子是思科公司。這對創業者夫妻創業後，KPCB給他們注入了資金。結果怎麼樣呢？該風險投資公司派人來當總經理，因為它是大股東。結果有一天開會時，把女合伙人叫來跟她說，現在董事會做出決定，你被解僱了。之後，男的也離開了。這位女士像藝術家一樣，管理毫無章法，跟其他管理人搞不合。而男的根本就是一個技術人員，對公司戰略毫無感覺。夫妻倆一氣之下，把33％的股票全賣了。當時他們的股票大概只值10塊錢，現在超過100塊錢。後來他們倆離婚了，這位女士跑到新罕布什不開了一家專門賣指甲油的公司，或許她會感慨思科公司已是硅谷最成功的公司之一。

　　企業家把公司做大了，公司治理結構會有一個轉變過程。企業從創業進入成熟後，需要不同的人才來管理。這個轉變的過程需要有機構。風險投資家往往在其中起了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因此，風險投資公司與所融資的企業的關係非常密切。從組織班子、參與管理、實行監督這一角度看，風險投資公司與華爾街上的投資銀行和共同基金等金融中介機構有重大差別，因為後者與他們投資的公司之間的關係是“保持距離型”（Arm's length）的，他們的操作只限於交易而不參與公司的戰略決策，而前者對他們所投資的公司起戰略決策作用。

　　“另類”大學

　　講硅谷的故事不能不提斯坦福大學。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斯坦福大學在硅谷的生產過程中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與斯坦福大學有關的企業（即斯坦福的師生和校友創辦的企業）的產值就占硅谷產值的50－6O％。斯坦福的科研實力很強，但這恐怕不是全部。波士頓附近的哈佛和麻省理工加起來，我想比斯坦福的科研實力更強。在舊金山東邊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其工程技術實力也不亞於斯坦福，但在它周圍並沒有類似硅谷的區域出現。

　　在某種意義上，斯坦福大學是“另類”大學。首先是校方對師生創業的積極態度。有時候一個人的影響力有特殊意義。30年代斯坦福工程學院院長特曼教授（Frederick Terman）就是這樣一個人。正是他把已在東部工作的前學生Hewlett和Packard招回到斯坦福，從自己腰包里給他們投資了500多美元幫助他們開創了惠普公司。據說這是世界上第一筆“天使資本”（Angel capital）。天使資本是指個人（即天使）出筆小錢給萌芽中的企業。企業有了一定產品後才去找創業資本做風險投資。後來惠普公司對硅谷的影響有目共睹。特曼教授開此先河，開創了大學支持教授、學生創業的風氣，一直影響到現在。

　　斯坦福師生創業是一種風氣。硅谷的有些公司就是一些正在斯坦福就學的學生創辦的。著名的例子是雅虎（Yahoo）。當時楊致遠（Jerry Yang）和一個同學寫了一個搜尋器的程序，放在學校的網絡上。雖然很受歡迎，但學校管計算機的人抱怨網絡因此變得太擁擠。結果他們就自己出來辦了個公司，取名雅虎，純屬玩一玩。沒有想到一不留神賺了大錢。斯坦福工學院的一座樓里先後誕生了三家著名公司：昇陽（SUN）、硅谷圖文（SGI）和思科（Cisco）。昇陽的英文SUN是斯坦福大學網絡（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的縮寫。創業人是斯坦福的師生，當發明了工作站（Workstation）後，便自己出來辦了公司。開創硅谷圖文公司的是斯坦福的一個教授，這已不是他的第一個公司了。網景瀏覽器的前身Mosaic原是伊利諾大學的教授開發的。伊利諾大學是在美國工程科學方面處於領先地位的大學，擁有超級計算機。斯坦福的Robert Clark發現後，把他們整個科研小組挖到硅谷，創立網景公司，並開發了網景瀏覽器，從此改變了人們上網的經歷。網景公司上市時極為轟動。類似的，UNIX操作系統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發明的操作系統，現在被廣泛應用在昇陽公司的工作站上。 　　需要指出的是，斯坦福大學並沒有“校辦工廠”或“校辦企業”。它辦的工業園區當年以象徵性的1美元的價格出租給創業公司。它的技術專利辦公室只是幫助教授申請專利。學校的幾十億美元的基金交給一個資本管理公司做多樣化投資以分散風險，其中只有很小部分投在風險投資公司。但大學不參加所投資企業的管理，在這個意義上，學校並不“經商”。學校的基金主要來源於校友和成功企業家對學校的捐贈。學校則以捐贈者命名建築物和講座教授的方式銘記這些捐款者。 　　硅谷以外的“硅谷” 　　那麼，在硅谷以外還有哪些“硅谷”呢？在美國國內，有波士頓地區、休斯頓地區、華盛頓地區的北弗吉尼亞地區等等。在美國國外的比較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中國台灣的新竹、印度的班加羅爾和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其中中國台灣新竹和印度班加羅爾的共同特點是他們與硅谷的密切聯繫，在某種意義上是硅谷的延伸。

　　新竹的例子很有意義。我1988年訪問中國台灣的時候參觀過新竹科學園區，當時還不太成功。90年代以後，由於大量的留美學生回歸，使得新竹成為一片新天地。六七十年代很多留學生畢業後留在美國公司工作，其中在硅谷的也不少。當時被認為是“人才外流”。到了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時候，這些人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做到高層管理人員（總裁、副總裁、部門經理）和高級工程師的職位。到了90年代初、中期，不少中國台灣留學生回台灣辦公司，有些還兩邊跑。他們創辦的公司，多與美國和硅谷有密切聯繫——不僅在產品和技術上，而且在市場和想法上——結果信息非常流通。現在再也沒有人抱怨“人才外流”了。實際上現在是人才國際大循環。正因為如此，才使得中國台灣的新竹成為在美國國外與硅谷最為接近的“硅谷”。這使我想起，微軟的人在回顧他們的創業史時曾說，他們是騎在IBM這頭熊的背上發展的（riding the bear），當時他們只能騎到IBM上。中國台灣新竹現在就是騎在硅谷這頭熊上。

　　拿中國台灣與韓國比較更有啟發意義。韓國有高科技發展上是另一個路數。它是購買美國技術專利最多的國家，買回來之後就自己開發，韓國強調自己的品牌。韓國也有很多人留學美國，但畢業後就回國，與美國企業的聯繫不深。至少現在看來，中國台灣的高科技發展要高於韓國一等。

　　近年來，印度的班加羅爾有很大的發展，原因是許多硅谷的公司去那裡開公司。印度勞動力比中國便宜，而且工程訓練和教育良好。另外印度還有兩個優勢：一個優勢是英語是他們的母語。我們中國人太受語言的限制，特別是男同志，雖然工程技術可以，但語言能力普遍較差。這很影響軟件的開發。有趣的是在硅谷的中國人開的公司多數是從事硬件開發的，而印度人的公司多數是從事軟件開發的，這就很說明問題。語言能力影響人際交流，這就使得在美國的中國工程師比印度工程師吃虧，不太容易被提升。管理人員一天到晚大部分工作是交流，寫電子郵件。我們中國人寫的電子郵件，用詞就不用說了，句子一看全是中文翻過去的。印度人的英語好，還夾有英國的韻味，因而更受美國人的欣賞，他們在高科技公司就升得比較快。

　　第二個優勢是印度與硅谷有12個小時時差。為什麼這樣說呢？在硅谷，如果一個客戶有一個軟件問題，晚上5點鐘送到公司去，第二天上午9點鐘就可以來取。因為硅谷的下午5點鐘正好是印度的早上5點鐘，所以一個電子郵件過去，那邊晚上9點活兒就干出來了，正好是硅谷的第二天早晨9點。

　　由於印度的這些優勢，使得硅谷的公司願意去印度投資。

　　簡要的結論：硅谷不是計劃造出來的

　　我們從硅谷的成功中看到的是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充分發揮。硅谷不是計劃造出來的。硅谷也不可能產生於僵化的體制。只有一種寬鬆的創業體制和非常分散的決策過程才能創造出硅谷這樣的奇蹟。發展高科技，資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種能充分發揮人的創造力的體制和文化，用以造就創業者的棲息地。

　　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創業和創業公司，是推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在主流經濟學中，過去只局限於研究價格調節機制。在非主流的經濟學裡，特別是奧地利學派，則非常強調企業家精神。比如熊彼特，他認為資本主義的最大活力是企業家的創新，他稱之為“創造性的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奧地利學派的另外一個重要代表是哈耶克。他從根本上批評計劃經濟，認為社會的知識是分散在每個個人身上，而任何計劃者都不可能把握所有信息。因此，只有發揮每一個個人的積極性，激發他們的創造性，經濟才會有活力。計劃經濟的失敗，以及如今硅谷的成功，都證明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

　　有一種觀點認為，越是高科技越是要政府來管，因為市場會失靈。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站不住腳。什麼是高科技？高科技的重要特點是不確定因素大，風險大。如果政府參與大量的創業投資，將會冒很大風險。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發錢”的話，白給的錢沒有人不想要。更為根本的是，新知識來源於創造者，來源於老百姓，而政府的知識落後於在第一線從事開發的老百姓。等政府明白了，已經晚了。進一步說，政府某些官員的思路習慣，往往是計劃經濟的手段和熱衷於找靈丹妙藥，也不利於高科技的健康發展。更值得擔憂的是，政府直接插手投資和審批，對有審批投資權的官員則可能是大開腐敗之門。

　　然而，我們也應看到，在發展高科技方面政府不是沒有作為。政府應該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調動和保護創業者的積極性。比如，放寬政策，明確產權，允許技術入股，允許企業轉讓；搞好中國的NASDAQ，為企業上市創造條件：放寬留學生回國政策，支持海外與國內的高科技合作等等。

　　我們中國人不缺少企業家精神。當前最大的制約因素還是在我們的某些傳統舊體制上。還是那些老話，要“鬆綁”，要“放水養魚”，要有“深圳速度”。試想一下，比爾·蓋茨和喬布斯當年有資格拿到我們頒發的工程師證書嗎？他們的企業會被我們的“專家”們認定為“高科技含量”高的企業嗎？我很懷疑，因為他們連大學都沒有畢業，而個人電腦當時簡直就是玩具嘛！歸根結底，不是中國缺乏企業家精神，而是我們的某些傳統舊體制把企業和企業家都捆死了，這才是問題的要害。不鬆綁的話，不要說高科技，就是普通科技也沒有希望。

　　深圳近年來的成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實例。幾年前我們還不能想象深圳會成為我國高科技的重鎮。論科技實力，深圳遠不及北京和上海。但是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大膽實施了一系列利於創業的政策，比如深圳率先實行了技術入股和員工持股，調動了創業的積極性。深圳市政府注意轉換職能，為企業提供高效率的服務。深圳又是一個移民城市。正是因為這種環境，一大批新興企業在這裡生根、成長。當我們講了硅谷的故事後，再來看深圳的崛起，我們就不會大感吃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