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象棋大师们争夺冠军一样，科学家中间也有这种智力竞赛。科学家们为了得到科学上的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最终意味着争夺“第一名”。谁第一个作出了发现？谁第一个公开发表了一种观点？尽管在这以合作方式工作的时代，这种姿态看起来是荒谬的，但却不能忽视科学中竞争愈演愈烈的事实。 ——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

科学在本质上首先是个人的思维活动，由好奇心驱使的独立自由的思考是科学家从事科学的最原始的动力。科学又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一个包括交流、合作与竞争的互动过程。合作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一共同的目标行为一致的过程，竞争是指为了争夺同一目标而相互超越的过程。田径场上的4×100接力比赛就是竞争与合作的典型例子，一个队的四个人为了本队的夺冠目标要进行良好的合作；一个队为了与另一个队争夺这个唯一的冠军而相互竞争。

科学活动中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竞争是人类社会择优选择的必然现象，作为人类社会知识体系和社会现象的科学，也始终存在竞争。科学中最常见的一种竞争是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各种不同的科学学派之间的争论。在科学争论中，正确认识不断取代错误认识，全面普遍的认识不断取代片面局部的认识。

1、独立

所谓独立型科学家是指科学家独自一个人做出了自己得到科学共同体承认的主要贡献，它们的大部分论文是独立署名的。独立型科学家之所以独立，有课题方面的原因，例如理论研究比实验研究容易独立；也有个性方面的原因，有的科学家喜欢独处，独立发表自己的见解，部首别人的干扰。

布里奇曼也是一个典型的单干者。布里奇曼1882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00年进入哈佛大学，开始对高压物理学的研究产生兴趣。高压物理学的发展受到设备的限制，面临两个技术难题，一是传递压力流体的泄漏，一是压力容器的破裂。

1909年布里奇曼发明了“无支持面”原理自密封装置，成功地产生了2万个大气压的高压；1937年，布里奇曼率先采用美国新出现的高耐压强度材料制造高压设备，并设想出外部支持的办法，获得了5万个大气压的压力；1941年他用改进了的外部支持装置，获得10万大气压的压力，同时他还采用了一种交叉刀刃原理，获得过42万5千大气压的压力；1952年他又发明了一种更为完善的高压装置—站式设备—可使高压稳定地保持在10万大气压，而且操作和测量都比较方便。布里奇曼因发明产生超高压的装置，及利用这些装置在超高压领域的做出的众多贡献，获得了1946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作为高压物理方面的杰出实验专家，他十分注重亲身实践，每项实验研究都亲自参加制作设备和仪器，甚至像加工机械零件、吹玻管、钻孔这些事他亲自动手，实验过程中也亲自操作。他的独立性很强，对人对自己都强调独立思考，科学研究中也几乎单干，很少与别人合作，甚至研究生也不愿多带，除了几篇别的课题的论文之外，他指导的高压物理方面的博士论文总共只有14篇。布里奇曼一生发表了260篇论文和13本书，只有2篇论文是和别人合作的。

199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PCR(聚合酶链反应) 发明人穆利斯也是一个单干典型。穆利斯1944年12月出生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1972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79年穆利斯进入西斯特公司，从事DNA的合成工作。

穆利斯是个个性独特、不善于合作的科学家，他与在实验室的其他科学家多次产生矛盾；与实验室的雇员发生性关系；拿枪和用拳头威胁跟他女朋友约会的同事；由于忘了带证件而被警卫员挡在门外，他甚至威胁警卫员。因此他被免去了DNA合成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不过公司并没有开除穆利斯。

穆利斯具有强烈的个人功利主义思想，他拒绝承认PCR组的集体努力和全体人员的敬业精神是导致该方法成功的重要原因。穆利斯是最先提出PCR概念的人，是坚信它具有光明前景的几个人之一，他认为公司在他的第一篇关于PCR的论文的发表上出现了失误，因此对优先权和专利署名提出了过分要求，要求作为今后5年内公司的每一篇关于PCR的论文的第一作者。穆利斯离开公司的时候得到了公司支付参与某项发明或者开发某个产品的最高奖—1万美元。

独立型科学家中，还有一种是独立于科学体制之外的科学家，他们因为思想的独特或者得不到基金的赞助，自己离开了科学活动的组织体系；或者干脆就是在业余时间里完成了科学的发现。爱因斯坦发现狭义相对论时就是一个专利局的职员。

英国化学家洛夫洛克辞去了伦敦国立医学研究院的正式工作(终身职位)，靠发明(他认为是粗制滥造一些仪器)和咨询来维持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探寻盖亚(他认为这项超前的研究不可能学术委员会的认可，从而得不到所需的经费，因此根本就没有去申请经费)。

关于科学为什么应该独立，他的解释是“今天被称为科学家的人并非真正的科学家，就如何广告文案的写作这并不是文学家一样，也许他们可以写出优美的文稿，但那和文学完全是两码事。他们是在从事一种工作，一种职业。我认为科学家不应如此，科学家更应像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他们把从事科学工作当成一种使命，这是他们所向往的唯一生活方式，而没有别的要求。他们不应该刻意去考虑下星期的钱从哪儿来-至少他们不应该如此。”

2、合作

科学合作是指在为了提高科研效率和研究质量，科学研究活动由两个以上科研人员或者科研机构共同完成。

在科学成为一种职业之前，科学研究处于分散的、个体的状态，科学合作与近代科学同时出现。科学合作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如在试验设备和仪器方面的合作，因为现代科学研究要求的实验设备更加昂贵；为弥补自己学科知识不足而与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因为科学发展交叉学科越来越多，每一个科学家的知识毕竟有限；为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而合作，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与年长的科学家合作，因为科学的社会分层已经使科研人员有了等级结构；为解决某一区域内的共同问题而产生的区域科学合作，包括地区合作、国内合作和国际合作等；为解决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的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研究院所进行的产学研合作。

对比1986～1988与1995～1997，ISI数据库收集的总论文数增加了12%，其中两人以上合作的论文数增加了46%(从177100到258500)，两个国家以上科学家的合作的论文数增长了115%(从35700到76200)。

物理学家约翰·巴丁是一个合作型科学家的典型。巴丁是唯一的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科学家，他的两个获奖项目都是与其他科学家合作的结晶。

1939年，凯利出任贝尔实验室半导体研究部主任，为了充实力量，他从麻省理工学院招来了肖克莱，负责半导体物理小组的工作；1945年肖克莱雇用了海军军械实验室的固体理论物理学家巴丁；而布拉顿是一个出色的研究表面现象的实验物理学家，从1929年就开始在贝尔实验室工作。

巴丁在固体量子理论上有扎实的基础，善于用理论结构解释和协调实验数据及其现象；而肖克莱长于用几何图像说明物理现象。这两位理论物理学家在固体理论上取长补短，相得益彰，适应了半导体研究对理论的全面需要，而布拉顿等人在半导体实验上成果由于巴丁在理论解释上的合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1945年，肖克莱设计了晶体管和有关电路，布拉顿等进行的实验却未发现预期的电流调制作用，1946年巴丁提出了表面效应理论，克服了这个困难。1947年巴丁和布拉顿合作导致了第一个晶体管—点接触晶体管的发明。

肖克莱、巴丁和布拉顿三位科学家由于在晶体管的发现过程中，在理论和实验方面发挥的不同作用，共同分享了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1年巴丁离开贝尔实验室，担任伊利诺大学的教授，1955年巴丁把研究领域转向超导研究。在进行超导研究中，巴丁意识到场论方法对求解粒子间带有吸引相互作用的费米气体多体问题，将是一种有利的工具。由于巴丁对此不够熟悉，便向当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的杨振宁教授求助，问他是否认识既精通场论又愿意从事超导电性的人。杨振宁推荐了正在那里作博士后研究的库珀。库珀于1955年秋到了伊利诺大学。与此同时，巴丁的一位年轻研究生施里弗也参加了进行。

1956年，库珀首先迈出了关键的和基础性的一步，提出了现在以“库珀对”而闻名的电子对概念。1957年1月底，施里弗提出了超导体的基础波函数。在此基础上，1957年三人合作发表了论文，一个全新的揭示超导电性的微观理论就诞生了。现在人们习惯采用这个理论的三位作者各自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称之为BCS理论。1972年，巴丁、库珀和施里弗分享了197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3、合作型科学家关系的破裂

合作可以极大地开阔意义个人的科研视野，并把科学推进到远远超过个人所能独立完成的程度。但合作也可能在个人和集体之间产生紧张的关系。

现在的合作情形比上一代人远为复杂。许多论文出现大批的合著者，涉及到不同的实验室，有时还在不同的国家之中。某一领域里的专家不能完全了解在另一个领域里进行工作的依据。因此合作关系要求参与的个人预集体间要有极大的相互信任和尊重。

在合作研究中，一个潜在的问题涉及到论文作者的排名。在很多领域里，作者排名中出现的名字顺序暗指贡献的大小。现在的很多论文都有多个作者，论文脚注往往会声明每一个论文作者的贡献是一样的。

人们对科学家之间关系破裂的细节不甚了解，同时科学家们对破裂关系的原因也讳莫如深。英国科学家克罗特与美国科学家斯莫利和柯尔因合作发现富勒烯同获199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但是，后来克罗特和斯莫利却不欢而散。

到1987年4月，克罗托为了和赖斯小组一起进行富勒烯的研究工作，18个月来已经去了8趟休斯敦。他的第8次访问结束于1987年4月29日，这也注定是他最后一次访问了。他与斯莫利间不断增长的紧张情绪，终于发展成了公开的敌视。尽管在外人面前，他们一直坚持c60是集体努力的结晶，但是他们之间在某些特殊的细节上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克罗托和斯莫利带着仇视分道扬镳了，曾一度给他们的科学生涯带来硕果累累的合作关系这时已支离破碎。

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与杨振宁因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57年后两人关系出现裂痕，出现裂痕的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各自对自己在宇称不守恒发现中发挥的作用和所出贡献的地位看法不同。

杨振宁认为“在我同李政道做朋友的16年间，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离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外人看来，我们的合作是密切而出色的，这种合作对物理学的贡献良多。人们对此感到艳羡。李政道自己也断言，这种合作对他的事业和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段叙述给人感觉是杨振宁在两人的合作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正是李政道特别反感的地方。

李政道则更愿意相信两人的合作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是一种智力的互补。李政道认为“杨振宁花费了很大的努力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自始至终的领导者形象，而把我置于次要的地位。那时所有熟悉我们的物理学家都知道这不是事实，我们的合作完全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我们的才智是不同的，但却是互补的。这就是我们合作为什么成功的原因。杨振宁甚至努力把这样一种关系延伸到早期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根据他的描述，虽然我是费米的学生，但是，杨振宁事实上是我的老师。鉴于费米在所有时代都是伟大的导师之一，这种描述的的确确是极为不可思议的。在芝加哥，杨振宁和我都是研究生。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相互间有很多的取长补短，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知识水准。但是，杨振宁怎么能够把初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我从费米那里接受的指导和教诲相混淆呢？”

显然，李政道的叙述要谦虚和温和一些，也可能更符合实际一些。在很多科学发现的合作中，很难清楚地表明谁的作用更大，即使是师生之间的合作。

4、竞争

科学竞争的一种形式是争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科学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对这种劳动的最大的激励方式就是得到科学共同体(某一领域科学家群体的总称)的承认，即承认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牛顿应该算是一个典型的竞争型科学家。他在万有引力论方面和光学方面与胡克争夺优先权，在微积分方面与莱布尼兹争夺优先权，在天文观测方面侵夺弗拉姆斯提德的优先权。目前，专利保护法作为承认发明的优先权为各国所采用，出版物则作为承认科学研究的优先权的普遍依据。

竞争型科学家是那些对发现的优先权比较担心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思想的交流是经常的，很多的成果的发表很难说清楚是谁先提出来的。作为第一个证明接触或者暴露于x射线辐射可以在生物体内引起基因突变的学者、获得1946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缪勒就是一例。

缪勒1890年12月生于美国的曼哈顿，16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文学，1910年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哥伦比亚医学院读研究生。1910～1913年间，缪勒参与了摩尔根(1866～1945)的果蝇小组的部分工作。

缪勒把自己看成是摩尔根的助手而不只是他的学生，为了发现的优先权问题，他后来一直对摩尔根的种种做法耿耿于怀。他认为，摩尔根原来只不过是个保守主义者，只不过是勉强接受了关于遗传的现代观点，而这种接受主要是受了他年轻的学生们得出的日益增多的实验数据和解释的影响。而后来，采纳了学生们的结果和解释的摩尔根却以自己的名义发布这些发现，占有了学生们的优先权，构筑了自己的“摩尔根主义”学说。

对缪勒来说，一个荣誉不公的典型的例子是《孟德尔的遗传机制》一书的署名次序。缪勒写了书中摩尔根不愿意写的大部分内容，结果却是摩尔却署名第一，摩尔根的学生斯特蒂文特署名第二(斯特蒂文特当时已离开美国去加勒比和南美洲做采集旅行，不可能写很多东西)，缪勒署名第三。

后来，摩尔根以一个人的名义出版了一本与这本书内容雷同的另一本书《遗传的物质基础》，则是完全占有了其他人的成果。另外，缪勒为果蝇小组贡献了很多理论思想，但在果蝇小组发表的文章中，没有一篇附有缪勒的名字，在致谢中也没有写明缪勒的特殊贡献。摩尔根的这种做法使得缪勒离开了实验室。

而在斯特蒂文特眼里，摩尔根是一个慷慨大方、善于激发学生智慧的人。他让学生们内进行自由讨论，结果谁是第一个产生某些新概念的人往往无法弄清，而且也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家都是比较公平的。认识差异的根源可能在于，当时缪勒认为自己与摩尔根是负责人与助手关系，两者构成了竞争；而斯特蒂文特和摩尔根是师生关系，社会地位的差距较大，摩尔根借助斯特蒂文特一起和缪勒进行竞争。因为对摩尔根和斯特蒂文特等人的敌意，缪勒被称为是一个患有“优先权综合症”的狂妄的人。

5、典型案例1：高温超导体科学家群体

1986年到1988年，是高临界温度超导体取得历史性突破的3年，高温超导体发现的竞争激烈程度也是科学发现史上少有的。在这场竞争中，几个关键的人物是德国科学家柏诺兹和瑞士科学家穆勒、美籍华裔科学家朱经武、中国科学家赵忠贤、日本科学家北泽宏一。从以下描述可以看出，柏诺兹和缪勒是这场发现高温超导竞争的引发者，而朱经武、赵忠贤、北泽宏一等人争分夺秒的竞争大大加快了超导研究的步伐。

自1911年荷兰科学家卡末林·昂内斯发现汞的超导效应之后，探索具有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一直是科学家们的追求。1973年，人们发现了超导合金―铌锗合金，其临界超导温度为23.2K，该记录保持了13年。

1986年1月，在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设在瑞士苏黎世实验室中工作的科学家柏诺兹和穆勒，首先发现钡镧铜氧化物是高温超导体，并将超导温度提高到30K；紧接着，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部又将超导温度提高到37K；1986年底，美国贝尔实验室研究的氧化物超导材料，其临界超导温度达到40K，液氢的“温度壁垒”(40K)被跨越。

1987年1月初，日本川崎国立分子研究所将超导温度提高到43K；不久日本综合电子研究所又将超导温度提高到46K和53K；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由赵忠贤、陈立泉领导的研究组，获得了48.6K的锶镧铜氧系超导体，并看到这类物质有在70K发生转变的迹象；1987年2月16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宣布，朱经武与吴茂昆获得转变温度为93K的超导体；1987年2月20日，中国也宣布发现100K以上超导体；1987年3月3日，日本宣布发现123K超导体；1987年3月27日，美国华裔科学家又发现在氧化物超导材料中有转变温度为240K的超导迹象；很快日本鹿儿岛大学工学部发现由镧、锶、铜、氧组成的陶瓷材料在14℃温度下存在超导迹象；1987年12月30日，美国休斯敦大学宣布，朱经武又将超导温度提高到40.2℃。

1927年,在瑞士出生的穆勒1958年在瑞士联邦工业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63年开始在IBM公司苏黎世研究实验室工作；1972年成为物理部负责人；1982年提升为公司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意味着他有权自由地选择研究课题。柏诺兹是1950年出生于德国，1982年也在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同年进入苏黎世研究实验室工作。

柏诺兹和缪勒是从1983年夏天开始合作研究的，他们虽然相差23岁，但两人却能平起平坐，成为亲密无间的研究伙伴。穆勒在理论上比较有造诣，他认为在金属氧化物中可能存在高临界转变问题的超导体；而柏诺兹在实验方面又非常熟练的技能，精通化学和制造陶瓷材料的技术。

两人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在试验过100多种氧化物后，终于在1986年1月26日发现了一种Ba-La-Cu-O材料在35K时开始出现超导现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出于谨慎并再三核实结果后，他们4月份才向一本知名度不高的德国《物理学杂志》寄交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Ba-La-Cu-O系中可能的高TC超导电性》。1986年10月，他们将另一篇论文寄交《欧洲物理学通讯》，报道了这种氧化物的磁化率的结果，再一次证实了他们寻找到的这种氧化物确实是超导材料。他们的开拓性工作很快得到了科学界的承认，并掀起超导研究的高潮。1987年10月，柏诺兹和穆勒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朱经武是出生于中国湖南、长大于台湾、留学于美国的物理学家。朱经武主要从事超导电性、磁学和电介质物理的研究。1986年夏天曾预言，如果自己三年内不能发现高温超导体的话，就将放弃自己多年的这项研究。

没过多久，柏诺兹和缪勒的论文发表了。由于很多人或者没有看到他们的论文或者看到后也不相信，因此没有引起重视。但是朱经武对他们的结果敏锐地做出了肯定的判断，并与自己的研究小组加紧了研究工作。他们用高压方法使La-Ba-Cu-O材料的超导转变问题提高到了40.2K(论文发表于1987年1月26日《物理评论通讯》)，接着又提高到52.5K(论文发表于1987年1月30日《科学》)。

当认识到高压方法已到极限时，他们对材料的纯度和成分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新的结论。在进一步改变材料和处理条件后，1987年1月29日，朱经武等人首次宣布得到了90K以上电阻消失的超导体(论文发表于1987年3月2日《物理评论通讯》)。这也是超导物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因为这是人类首次发现突破了液氮温区(77K)的超导体。出于专利方面的考虑，这篇论文没有公布新材料的化学成分。

赵忠贤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低温物理和超导性研究的科学家。从1976年开始物理研究所就开始从事进行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研究项目。1986年9月赵忠贤看到柏诺兹和穆勒的论文后，马上认识到了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并和从事快离子研究的陈立泉合作，与其他科人员一起开始了有关的研究工作。

1988年底，赵忠贤等人在多相的Sr-La-Cu-O系统中观察到起始转变温度为48.6K的超导转变，在Ba-La-Cu-O系中观察到了起始转变温度为46.3K的超导转变。1987年2月20日凌晨，他们得到了起始临界转变温度在100K以上的YbaCuO系超导体，2月21日，论文递交《科学通报》。在这一期间，赵忠贤等人连续工作了48个小时未曾休息。2月23日，他们又制出了第2批样品，证明其制造工艺使可以重复的。2月24日中国科学院发布新闻宣布获得液氮温区的钇钡铜氧超导体，并公布了化学成分。

日本东京大学的北泽宏一领导的研究小组的研究工作在1986年11月全面展开。11月13日，北泽宏一辅导的一位本科生首先独立证实了柏诺兹和缪勒的工作。11月22日，他们投出了首篇对钡镧铜氧高温超导体的迈斯纳效应测量的论文。12月23日，他们递交了世界上第一份关于高温超导材料的专利申请。1987年2月，日本东京大学的另一个研究小组宣布发现了临界温度高达80K的新超导体。

在这场世界性的竞争中，出现了几个较有争议的问题。一是朱经武的两篇论文中出现的打字错误(代表钇的元素符号Y被打印成了代表镱的元素符号Yb)，这是人为的设计还是偶然的失误？这里涉及到研究中工作中的保密与泄密、科技道德等问题？；二是合作研究者的荣誉分配问题。例如，美国的公众舆论认为把属于朱经武的合作者吴茂昆的荣誉过多地给了朱经武，北泽宏一的两位本科生甚至没有在论文中书名；三是关于工业间谍的猜疑。朱经武的合作者之一在其回忆文章中，针对中国几次获得成功和宣布成果都在朱经武获得成果后，数此暗示有人将秘密传到中国；四是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将如何处理科学发现活动中合作研究者越来越多、多重独立发现的事实。

6、典型案例2：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是20世纪科学竞争与合作的典型范例之一。布拉格在为沃森的自传《双螺旋》一书作的序言中谈到了一个科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的竞争与合作时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处境。

他写道：“他知道有个同行在某个问题上已经工作了多年，并且积累了大量难得的资料。这个同行知道成功就在眼前，因此没有公开发表这些资料。这个研究者看到过这些资料，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想象中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者说仅仅一种新观点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在这个时候，如果他提出同对方合作，可能会被认为是想捞一点外快。他应该单枪匹马地去干吗？很难判断一个重要的新观点究竟真的是一个人独出心裁想出来的，还是在同别人交谈中不知不觉地吸收来的。鉴于这种困难，在科学家中间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法规，大家承认同行对研究的方式有申明自己要求的权利。但是有一定的限度。当竞争不止来自一个方面的时候，就不能再踌躇不前了。在解决DNA结构的过程中，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显得尤为突出。由于考虑到伦敦金氏学院的威尔金斯长期耐心的研究，以及剑桥的克里克和沃森最后出色地并很快地解决了DNA的结构问题，1962年在颁发诺贝尔奖金时，才使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皆大欢喜。”

沃森曾师从噬菌体遗传学家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是一位对遗传学很有造诣的年青生物学家；克里克在物理学方面接受过训练，十分了解 X射线结晶学，虽然克里克本人不懂遗传学，但因为薛定谔《生命是什么》一书的启发，而对基因的结构和生物学功能很感兴趣。1951年，23岁的沃森与35岁的克里克来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开始密切合作，探索DNA的结构。

和沃森和克里克他们两人竞争的有两个小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及其助手罗莎琳·富兰克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家鲍林。威尔金斯与富兰克林根据X射线衍射研究，已经知道了DNA分子是由许多亚单位的堆积层组成，这些亚单位具有规则的螺旋状几何形状，而且DNA分子是长链的多聚体，其直径保持恒定不变。鲍林通过对蛋白质 α螺旋的研究，认为大多数已知蛋白质中的多肽链会自动卷曲成螺旋状，这可能到处DNA分子的单螺旋结构。沃森和克里克采用了鲍林的直觉研究方法来分析DNA分子的结构，即先根据理论上的考虑建立模型，再用X射线衍射结构来检验模型。

显然，在这场竞争中，沃森和克里克最大地得益于威尔金斯与富兰克林、鲍林的研究结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沃森和克里克否定了脱氧核糖核酸的单螺旋与三螺旋模型，提出了正确的双螺旋模型，并在1953年4月《自然》杂志的一篇论文中公布于世。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而富兰克林于1958年37岁时去世，自然地不在被受奖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