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風雨飄搖的清政府接受封疆大吏張之洞、袁世凱等人的建議正式廢除科舉制，標誌着中國自隋唐以來的人才選拔制度發生了歷史性變革。此舉之後，西學影響鋪天蓋地，廢除科舉制的正面意義也因此被一再擴大，似乎科舉制從內容到形式都幾乎沒有可肯定的價值。然而，歷史卻提供了不同的結論。

科舉遺少成為延傳國學和傳播西方進步文化的先鋒和大師。

知識是融會貫通的結果，是悟性和常識的疊加。從洋務運動的李善蘭、徐壽、華蘅芳、嚴復，到戊戌派諸子，再到五四前後的蔡元培（翰林）、陳獨秀、魯迅、胡適、梅光迪、陳寅恪、吳宓、柳詒徵、趙元任、王國維、黃侃、章太炎等新文化領袖和國學大師，無不受過良好的科舉教育，接觸西學後如虎添翼。他們雖然主張各異，但都能自立門戶，彪炳千秋。廢除科舉制後鄙薄舊學的後人，再也難現昔日繁華，只能罵着科舉制望學術大家之洋興嘆息。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舊學基礎未必妨礙民主和科學；而不了解中國文化的中國人，卻很難學到西學的真諦，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必然繞不開西學中國化的課題。

科舉人才並非辦不好實業。

實業興起於西方，論科舉制度之非，總以為苦讀四書五經造就的都是傻呆，不可能學習資本主義經濟，由此，科舉制度也自然被歸咎為中國經濟落後的重要原因。筆者沒有具體統計數字，但中國20世紀第一代企業家的兩個最著名代表張謇和榮毅仁的成績，就足以反駁上述結論。張謇於慈禧太后60歲生日那年考取狀元，為翰林編修，他奠基了中國的紡織業，起飛了紡織基地南通，資助現代教育成績斐然。私塾出身的榮德生的立身治家之道是孔子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說：“古之聖賢，其言行不外《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正心、修身終至國治而天下平，亦猶是也，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他經營企業將愛護人看成第一要義，頗有當今所謂以人為本的味道，而且在實踐中得到了更好的踐行，足以使當下受過新式教育的許多企業家汗顏。

學而優則仕沒有錯，而且廢除科舉制後變本加厲了。

科舉制下的“學而優則仕”頗遭眾人詬病。筆者愚鈍，始終看不出此語錯在哪裡。當官是與民眾生活休戚相關的要事，本人就從來沒敢動過做官的意念，學問和品行不足使然。學而優未必其他優，但有知識的人比沒知識的人、知識水平高的人比知識水平低的人做官，從概率上要科學許多，學而優的人不做官，難道應該是學而劣的人做官麼?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科舉制廢除一百多年後在教育方針是為了培養革命接班人的當下，公務員考試之激烈，八成能到上吉尼斯紀錄的程度，這早已不是學而優不優的問題，而是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包括作弊。除了考試，為了入仕，還想方設法“學而劣”，投機取巧和投人所好，不然就做不了官，有什麼臉面再批評學而優則仕？

學校教育的基本功能一是修身養性，二是練就基本的專業技能。人最終能以什麼途徑換飯吃？最保守地講，不到人生過去一半是沒有定數的，這種情況，決定了前者乃素養，是立身之本；後者是為生手段，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終生都有學習的動力和機會，故而前者更為重要。科舉制對此頗為講究，比如在白鹿洞等書院會發現一種現象，那就是沒有理論創新，也不學為生技能，就是讀與換飯票無甚關係的經典；中國古時兒童蒙學，所讀的經典故事他們也不懂，就是背誦，隨着人生過程慢慢領悟。另外如苦行僧和其他宗教經典誦讀等，也有異曲同工之效。為的是養成一種精神氣質和堅持，克服浮躁和造就定力。

教育是傳統，循序漸進的改良才是正道，斬首式的做法只能取得洗澡水和小孩一起潑掉、而且沒有成熟替代品的結局。可是，近代以來，國家的風雨飄搖打亂了教育步伐，在反對所謂空洞無物的科舉制度時，學以致用的功利主義思想霸權了教育界，教育的育人功能被逐漸抽空，教育成了純粹換飯吃的活動。時至今日，反思五四時期所謂的守舊派如杜亞泉等對陳獨秀等人的批評，頗有現實意義。

科舉制廢除是官辦教育的悲劇，當初的問題僅僅是新式教育的合法性和社會認可度差，教育內容中舊學占據絕對優勢，這種弊端實際上根本用不着廢除科考這樣的大手術，調整教育內容，給新式教育和洋文憑與科考文憑等同待遇，讓其公平競爭、最後取得一個合適的區間即可。官方直接操縱教育，腰斬傳統，好的未必繼承，弊端立竿見影。其實，犯這種毛病的，又豈止中國的教育？

 作者：衛金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