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哈佛研究院

现在回顾一下从1915到1918在哈佛这三年，似乎只是继续沉醉于研读哲学，获得学
位。这种平铺直叙的生活有少数几次因生病和到附近地区旅行而被打断。但翻阅那几年
的日记，我发现在我作学生的最后年代，还有许多事值得一提。
在哈佛的第一年，我一个人住在哈佛广场教堂街与麻州道交叉点的“学院寄宿舍”。
一年后，在康奈尔和我住同房间的胡明复也来哈佛，于是我和他搬到牛津街波京斯馆
（Perkins Hall）七十七号房，后搬到八十五号房，以后又搬到波京斯馆正对面的柯恩
特馆（Co-nant Hall）。明复返回中国后，我和他的远房堂弟胡正修同住一室。在牛津
街，在我身后走的男孩子高叫：“嘿，那个家伙需要理发！”在街头走路遇到熟人，我
仍然不打招呼，因此早在康奈尔第二年，我便得了一个外号“教授”。除了心不在焉之
外，我还犹豫不决。1916年11月3日我写道：“今日余已二十四岁，仍然犹豫不决。”罗
素、裴瑞（Ralph Barton Perry）和若伊思（Josiah Royce）的著作，我看了很多。第
二年中期，我才开始想到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决定的题目是《连续：方法论之研究》
（Continuity: Study in Methodology），在论文中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何时算是程
度上的区别，何时算是品类上的区别，品类上的区别能否减低成为程度上的区别等等。
这项撰写论文的工作并未对我犹豫不决的习惯有任何助益。我的毕业论文是在席佛教授
指导之下写成的，在我通过最后考试之后，主持考试的侯京（William，E．Hocking）教
授问我撰写论文是否影响我的个性，我回答说在那方面对我毫无帮助。
让我回转头来谈一谈那三年我读书的日常事务。我选修各式各样的课程，多数是讨
论会（seminars），在讨论会上，在我最后决定我的论文题目之前，我宣读各式各样的
文章，诸如《法律可改变吗？》和一篇因果律的文章等等。我在若伊思教授指导之下从
事研究，他主持的形而上学研讨会极为动听。他介绍我阅读皮尔斯（C．S．Peirce）的
著作，其丰富而有余韵的“逻辑”饶有趣味，但难于领会。若伊思于1916年9月14日壮年
物故，无从递补。在他遗言赠送的书籍中，我获得一部麦格斯威尔（Clark Maxwell）所
著上下两册《电气与磁学》，由若伊思加以注解。对日抗战期间，我从南京流亡于1938
年到云南携带少数几本书，这书是其中之一，现在仍摆在我的书架上。裴瑞和侯尔特
（E．B．Holt）两位教授几乎转变我成为实体论（re－alism）的信徒，虽然侯京教授是
个唯心论者（idealist），在哲学方面以及私人方面，对我影响极大。英籍教授侯恩雷
（R．F．A．Hoernlé）见解不偏狭，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并未受教于伍德斯教授，惟
我第二次到剑桥（1921二四）发起哈佛教学中文，他是最重要的推动人物。我在上文提
过，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是席佛，他以发明斜线“I”而闻名，斜线的意思是“既不又不”，
单从这项发明，整个形式逻辑学便可建立，还有整个数学，如怀特海（Whitehead）和罗
素所做过的，他们的杰作当然是《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惟我以及多
数学生觉得在数学和哲学内外，其先驱，罗素著的《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
ematics）远较可读。
我不能决定究竟选修心理学还是科学史作为我的副修课程，所以这两种课程我都选
修一些。孟德伯（Hugo Münsterberg）教授是一位有声有色的生动讲师，惟我觉得在蓝
格菲（H．S．Langfeld）教授教导下，我学得较多，蓝太太也教我弹钢琴。韩德森（L．
J．Henderson）教授和沙顿（George Sarton）教我科学史，那时科学史还是一门新课程，
沙顿教的两门课，班上只有我一个学生。上课地点是魏德纳图书馆（Widen－erLibrary）
内沙顿的小书房。我决定不了我该不该点头或说是，或像班上任何学生那样，静静地坐
着。我并未选修韩廷顿教授的课，但征询他对我的论文和课外活动的意见。他鼓励我在
图书馆涉猎，被我找到芮格（Wm．F．Rigg）写的一篇文章：《两世纪前的中国星图》
（A Chinese Star Map Two Centuries Old，刊在1916年1月的《大众天文学》），以及
史雷格（Gustav Schlegel）1875年所著《中国天体学》一书中大批资料，我据以写了一
篇文章《中西星名图稿》（Jong－Shi Shing ming Twukao）在上海《科学》第三卷（1
917年）发表，费了我两个月一百三十小时才写完。我继续对语言学发生兴趣，选修了葛
然简（Charles H．Grandgent）教授的《言语学入门》。在哈佛的最后一年，我第一次
会到以《基本英语》闻名的理查斯（Ivor A．Richards），以后在清华大学，他成为我
的同事，我们时常见面。后来我对基本英语兴趣浓厚，写了一本基本英语教科书，且试
以非美国口音灌了一套录音片（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附录音片）。基本英语便是
理查斯和欧格登（C．K．Ogden）共同发明的。那几年我有一次有趣的语言经验，即倾听
聋盲天才海伦·凯勒（Helen Keller）讲演。通常她先用手语和译员讲话，再由译员说
出她要说的话，可是那次她自己高声讲出，惟我颇难听懂她的话。三十年后，我却很容
易和贝尔电话公司试验室的聋子音响学者布鲁姆（Edger Bloom）交谈，当时我在贝尔试
验室任顾问。他们业已发明了光谱图，显示出话语各种频率因素的相关强度，以便初学
者能看到他发音的型态，而对自己的发音和他要仿学的声音加以比较。我继续研究中国
方言，有很多机会从哈佛到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朋友听到并学习方言。一位朋友张云（Ch
ang Yun）是陕西西安人，他教我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来下，来下！
人家娃，在书房读书呢。
咱的娃，拿勺勺要水呢。
不说起，是他二爸呢。
说起他娘可不行。
去下，去下，叫娃要去要去！
（译者注：发音略）
最怪的是“书”字，中国大部地区读为shu，他则读为fu，我们都学着他玩。张云业
已去世，1973年4月28日我上次旅行时曾拜访他，我仍然记得而且背诵出他的腔调，他颇
引以为乐。
虽然要准备考试、撰报告、写论文，我仍有时间参加许多课外活动。在康奈尔我学
过天文学一门课程，我继续研究星球，1916年6月我学会看仙后星座的位置来判定时间。
我买了一架望远镜，1918年8月18日，当射手座消失在月亮的黑暗面之际，我能看到它的
月掩（Occultation）。在课外阅读方面，我极欣赏怀特的《自传》（Andrew D．White
' Autobiography）、班奈特的《一天二十四小时》（Arnold Bennett's Twenty－Four
Hours a Day）、戴莫根的《奇人的预算》（DeMor－gan's Budget of Paradoxes）、
及加洛尔的《猪怪兽》（Lewis Carroll's Hunting the Snark）。我也选修更多的函授
课程，如个人效率课。我对效率本身比自己增加效率，更有兴趣。我不大去听公开讲演，
惟常去听克罗则（Samuel Crothers）在正对着我房间的一神教堂讲道。我喜欢听他讲，
不是我相信一神论，而是因为他是好的论文家和善于雄辩的演说家。我继续在哲学会社、
数学会社、世界会社、中国学生会社等团体为活跃分子，和在康奈尔时候一样，参加一
年一度在各城市举行的中国学生联盟会议。我作的独幕喜剧《挂号信》在会议中上演不
只一次，一次是在达马瑞斯哥塔（Damariscotta），另一次我想是在哈佛。最费时的课
外活动仍然是编辑《科学》中文杂志，该杂志办事处迁到哈佛，因为多数积极成员已转
入哈佛（《科学》杂志社最后迁回中国）。有一个时期我身心交疲，不得不请求教授写
信要我减少课外活动。
那项借口只是借口而已，我依然继续作我喜欢作的事，不是不是妨碍我的正常工作。
我继续涉猎音乐，选修一门高级和声学课程。在《科学》杂志上登出我作的三首或四首
曲谱。我无须清晨二时排队买桑德斯剧院（Sanders Theater）及交响乐馆（Symphony
Hall）的票，去听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 Quarter）、柏德鲁斯基（Paderewski）
及霍夫曼。我在日记上热烈记载了柴科夫斯基（Tschaikowski）第四首和贝多芬第九首。
在去听音乐会之前，我一连几天练弹贝多芬第九首。当时我的喜好多少是传统性的，现
在或许仍然如此。福朗查雷四重奏演出史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所作曲谱，我在
1916年1月27日的日记上说：“依我看，似乎毫无意义。”我看戏剧不如听音乐会的次数
多。我倒蛮喜欢看《查理的姑母》（Charlie's Aunt），至于在舞台上演的《金银岛》，
我觉得“史蒂文生（译者按：《金银岛》之作者）的味道所留无多”（1917年5月19日日
记）。还好，我阅读加洛尔的著作多年后，才看到它在舞台上及在银幕上被弄坏，我将
他的两部名著译成中文时（1922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938年和1968年《走到镜子
里》），他的著作还未搬上舞台或银幕。
截到现在，我对世界的大事所述无多，那是因为我对这些事极少注意，惟我在1914
年世界大战开始时确曾记“何等荒谬！”在美国于1917年4月17日对德宣战时，我不得不
于1917年6月15日向征兵局登记为外国人，以免服役，直到50年代我才归化为美国人。以
后我在芝加哥看到整夜喧嚣庆祝1918年11月11日停战。
在这三年之间，我的健康情形大多数时间一定颇为良好，我参加了那么多活动，可
是我也有过颇为严重的病痛，每年至少进一次医院。1916年我在波士顿高卜医院（Copp
Hospital）由杜德莱（Dudley）医生操刀割除盲肠，我于7月21日手术后一星期，费了
两小时在日记上写了十三页，描述那次的经历。我数我的呼吸，数到七十三便麻醉过去。
由于我住院开刀，得识看顾我的护士菲珀黛（M．E．Philpott）小姐，友谊保持多年。
开刀结果，那年夏季中国学生会议，我便未得一英里竞走冠军，以后再未获胜。1917年
2月，我在床上呕吐不止，有一段短时期几乎人事不知，不得不在学校医疗院住几天。那
年稍后，我的老毛病心跳病又犯，但贝莱（Bailey）医生说没有关系。到了12月，我因
“鼻梁歪斜”又在医疗院开刀。这次他们使用氧化氮和以太混合剂、我只数到二十三便
失去知觉（1917年12月2日日记）。可是我出院之后只有三天，鼻子又塞住不通，被送到
眼耳鼻医疗院再开一次刀。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一切才恢复正常。尽管我的健康情
形好坏不一，我总是颇为活跃，这一定对我有好处。我继续长途散步，惟不似在丘陵起
伏的绮色佳散步那样陡峭。有一次我走过剑桥桥（盐震桥）（Salt－Shakers Bridge）
到东波士顿，回头经哈佛桥到哈佛广场，共费四小时。那些年我也骑脚踏车，不过我仍
觉得走路是更好的运动。
我提到过许多教授和教授朋友的姓名，惟除了“科学社”同事外，还未谈及别的朋
友，“科学社”同事多数来自康奈尔。
我在哈佛比在康奈尔交了更多的美国朋友。有一位狄谋思（Raphael Demos）和我同
系，另一位是物理学者冷缯（Victor Lenzen），有几门课和我同班，现在我在柏克莱仍
然时常见到他。我们在牛津街狐狸圃（Foxcroft）餐厅一同搭伙，常开卫挺生的玩笑，
称他为“顶卫生”，因为他极讲究食品卫生。青年才俊魏纳（Norbert Wiener）当时也
在哈佛，可是我对其父寮·魏纳（Leo Wiener）所知较多，因为他对语言学颇为关切。
后来由于小魏纳访问中国和我二次到哈佛，我对他所知增多。我也扩展所学，多次会晤
卫斯理大学的谢费德（A．D．Sheffield）教授，在中国和他谈论很多语言问题。
除了贝夫一家女孩外，我还没有提到其他女朋友。在哈佛（即芮德克理夫〔Radcli
ffe〕和卫斯理〔Wellesley〕，我确有比在康奈尔时更多的女朋友。其他我约会的女孩
有韩美英，她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王瑞娴是我的音乐朋友，她在波士顿音乐院主修钢
琴，那时我当然不晓得她是我未来太太在上海中西女塾（Mc Tyeire's）的同学。她嫁给
康奈尔我的同学董（J．C．S．Tung），生了四个孩子，都成为有成就的音乐家，两个女
儿在音乐会上任钢琴手，两个儿子在宾州交响乐团任指挥。另外一位女友名叫李（Mabl
e Lee），以她的年龄来说，具有极成熟的性格。有一次，我演说比赛榜上无名，她逐句
分析我的讲词，使我心里好过而不觉难受。我常见到一个女孩子叫牛惠珠，是我哈佛医
学朋友牛惠生的姊姊（或妹妹）。有一次，邓赖卜（Dunlap）博士请我们两个吃晚饭，
她带了一件半织好的毛衣，没注意到我丢掉毛线球，因而拉着毛线走过芮德克理夫校园，
约走了三十码，才发觉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哈佛的后期，最常见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
弟辨明我也常见，因为我们两个人对语言颇有同好。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
合弹钢琴二人合奏曲（如拉哥〔Largo〕从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乐》〔Dvorak's Ne
w World Symphony〕改作之曲），离开她的时候，给她写长信。
我虽然常和女孩约会并和女朋友玩乐，可是我从未对任何一位认真发生兴趣，也许
安娜除外，不过她已和我的1910年清华同班同学胡宣明订婚，我不敢更深一步进行。并
非在感情上我并无准备，我早年已对侬姑发生爱慕之情，甚至对男朋友，如在常州溪山
学校的李宗棠（译音）及在哈佛的胡正修，颇为亲近。某次，正修发觉我对他太好，而
要了结这种无聊举动。整个说来，我对感情之事颇不愿牵涉在内，我想主要理由是我家
已为我正式订亲，我还未能解除婚约。早先在常州的时候，我的家人为我和远亲陈仪庄
（译音）订婚，当然未经我同意。这一定是1904年以后的事，因为我的父母并未谈及此
事（译者按：著者父母于1904年逝世）。我心向革命，去美后并不太在乎此事，惟总觉
得是一种精神负担。1916年1月10日左右，我决定采取行动退婚。几年（译者按：原文如
此，似应为“几天”）之后，我费时两个多小时写信给我的舅舅冯聃生，想解决这个问
题。我在日记上写道：我从伦理观点衡量此问题，此问题亦在伦理上衡量我。到了5月1
0日他才复我信，用语含糊不定。以后在1917年5月14日，我写信给在上海的远房叔祖赵
竹君，他具自由思想，对我颇为同情，且亦公正。惟在三年之后方始解约，因而我可以
结婚。
在获得乔治与马莎·德贝奖学金、席尔斯奖学金（Sears Scholarship）、华克研究
奖学金（James Walker Fellowship）和谢尔登旅行研究奖学金（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之后，我又获得一项超博士旅行研究奖学金，离开哈佛。人们旅行国外，
通常靠这种奖学金，惟我深恐战后的欧洲过于混乱，决定在美国旅行，先去芝加哥，然
后到加州。动身之前，我着实漫游一番。

四、风城芝加哥

1918—1919这个学年是我记忆中最不安定也最动摇的年份之一。我不晓得做什么、
到哪里去，不论是就地理、国别而言，抑或就学术及感情而言，不错，我获得哈佛谢尔
登旅行研究奖学金，就该从事研究哲学，可是我却浪迹天涯而不作有计划的旅行。过去
的一二年，我一直在作我所谓的“沉思小游”。不是盘腿打坐如僧人状，而是在街道上、
沿着河边等处行走，让我的思想漫游，很少停下来记录。这样做颇能使身心松弛，有时
甚至产生好的效果。这次，我开始长途漫游。我将随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
在肩头，从剑桥西行，远到皮斯费德（Pittsfield），途中停留在极便宜的房间。有时，
我搭乘城市与城市间的电车，如到不劳克登（Brockton）、普利茅斯（Plymouth）及普
洛维腾（Providence）。有一次，我想是在南塔盖特（Nantucket）附近，我走到一家门
口按铃，问应门的女主人：“你有面包和牛奶‘胡佛化’一个徒步旅行的人吗？”她上
下打量我一番，走进去给我一个火腿三明治和牛奶，甚至还有一个苹果，让我大嚼一顿。
在那些因作战而物资贫乏的年代，“胡佛化”意指依照胡佛（Herbert Hoover后任美国
总统）的劝告，节约消费。我吃完之后，要付她钱。她起初不要我付，最后接受一枚两
角五分辅币，让我“觉得好过一点”，她说：“这里没有流浪汉，你也不像是。”（译
者按：徒步旅行人和流浪汉之英文均为tramp。）这次漫游最吃力也最冒险的一件事，是
爬上葛雷劳克山（Mount Greylock），爬得我极为疲倦，因而我决定最好乘火车返回剑
桥。在旅途中我发现人们告诉你什么事，大多信口而出，并非十分正确的。他们说：
“你不会找不到的，”其实，意为极容易找不到；他们告诉你还有一英里，其实，意为
约二英里。另外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是他们并未注意到我是外国人，也不管我是中
国人还是日本人，那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距离珍珠港事变还有一些年。
在另一回合课外活动之前，我没有离开剑桥。杨铨返回中国出任上海《科学》月刊
总编辑，交给我任下年在美编辑事务。8月21日，我在居留三年之后，“终于”离开剑桥，
于9月20日到达芝加哥，沿途在几处短时停留。我乘船经过科德角，到西方电气公司（W
estern Electric Co．）拜访Robert W．King。我和卡甫一同去看塔京顿的“十七”
（Booth Tarkington's Seventeen）演出。然后我搭哈德逊海湾轮船（Hudson Bay Lin
e）去程奈塔代，到奇异公司看达维。我回到绮色佳参加“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学社”
的联合会议，在会上，中国教育部长范源廉和我的老师齐莱教授都讲了话。其后到赛拉
库斯（Syracuse）参加中国学生会议，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会上发表讲演，会后返回
绮色佳，我甚至还有时间跟周安娜和她弟弟（或哥哥）周辨明学跳华尔兹舞。这一切都
发生在9月19日我真的“终于”坐火车去芝加哥之前的四个星期。
甚至在初秋，我已经觉到芝加哥诚如其声名，是个风城。我在“中途”（Midway译
者按：在芝加哥郊区，飞机场附近）走了好久，终于找到一家有房屋出租，在追可赛道
（Drexel Ave．）五七三六号，每月租金十二元。我从剑桥运来行李太多，难于找到地
方存放。9月28日，四个大箱子运到，计一架钢琴、一个大旅行箱、一个大箱子内装钢琴
坐凳、大英百科全书一套、一个文件橱、一个文件复印箱以及脚踏车零件——东西太多，
以至女房东纪图太太（Mrs．Kittle）要求增加租金。我将脚踏车零件集合起来，还没有
怎么骑，第二天便被人偷走。
但我对个人关系却颇为满意。我到达那天便看到我的南京两江学堂的同学丁（Ting
Supao）。我也晤见孙国封和叶企孙。（丁、叶两人1973年我到北京都有幸遇到。）大
学当局待我如“大学的客人”，热忱为我安排研究处所，给我图书馆及需要时试验室设
备。我在9月29日的日记上这样写穆尔（E．H．Moore）教授：“在我记忆中，还未遇到
一位更好的教授。”关于安格尔（James R．Angell）教授，我是这样写的：“他极为忙
碌，但却极易接近。”
我以谢尔登旅行研究员的身份，主要的工作本来应该研究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可是我举棋不定，不知道着重于哲学呢还是着重于科学，我今天依然如
此。1918年11月初，我的科学史教师沙顿博士给我一封信说：“你不该对开始工作太过
胆怯。”但我除为中文科学月刊撰写文章外，又写了若干学期报告，题目如《颜色与声
音的逻辑》，写这些报告我常请教赖尔逊试验室（Ryerson Laboratory）的龙恩（Arth
ur C．Lunn）教授。除了我的教师之外，我还常见费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的劳
佛（Berthold Laufer），以前我想在《科学》上刊载他写的《卡尔丹悬吊》（Cardan
Suspension，译者按：Cardano为十六世纪意大利数学家）时，曾写信给他。他指给我看
博物馆内的许多无价中国古物，还介绍我到纽伯瑞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他正
在那里为许多中国古书如第一版《康熙字典》编目。我继续对天文学发生兴趣，经常使
用我的两英寸望远镜。一项极令我失望的现象是1918年8月18日夜晚射手星座掩入月阴，
我张大眼睛等待又等待，最后看到它像一个——咳，它毫无仪式的现出来。12月11日我
到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Williamsbay，Wis．）夜可思天文台（Yerkes Observatory），
由比斯布罗克（Georgevan Biesbroeck）教授引导我参观，特别是圆顶大建筑物里面的
最大折射望远镜。以前我和他通过信，以后更常有信札往还。两年后，我寄给他我结婚
喜柬，说我们于“1921年6月2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译者按：
原文为21日，实为1日之误）结婚。他将这封喜柬贴在布告牌上，作为一种天文现象。
回头来再说我在芝加哥的事情。在这段期间，我比我记忆所及的任何其他时间更为
神经过敏且更举棋不定。在多方面，我无法集中心志。第一，我的兴趣广泛，未能专一。
我在史蒂芬（Stevens）先生指导下学旋律配合法，使用卜劳特所著的《旋律配合法》
（E．Prout's Counterpoint）以及《高高上苍》等中国合声歌曲。我阅读了金氏著的
《四十个世纪的农民》（F．H．King's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cs），这是劳佛介绍
我看的。还浏览了《哈佛名著》（Harvard Classics），虽然我想不久离开芝加哥，我
仍然买了一套二手货《哈佛名著》。1918年11月左右，我几乎每星期都去教堂，惟因我
在基本上怀疑，故未加入任何教堂。在查经班上我遇到陆志韦，多年后他作了燕京大学
的校长。
我的内向趋势由于外在世界的巨大变动而多少有些缓和。虽然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
大战不似以后参加第二次大战费力那么多，可是我们全都感觉到战争存在。1918年11月
7日正午笛声长鸣，每个人停止工作，跑到外边。我走到闹区，看到街道上飞满了纸张；
人们敲打盆盖、锅盖以及瓶罐；报纸完全卖光；商店全都关门打烊；图书馆停止开放；
彩色纸条从窗户飞出。结果当然是官方声明错发消息。其后于1918年11月11日清晨两点
一刻，我被欢嚣声吵醒，宣布“世界大战结束啦”。那天没有上课。
我居不安席的情况由于我的身体状态而更趋复杂，至少未得帮助。我受不了芝加哥
宽广的“中途”吹来的冷风，我得了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热度高达一○二度，卧床不起
一星期多。那时我的恶习不多，我还没有吸烟。1918年12月1日，我甚至说：“哈哈，自
1917年12月1日起，我成功地戒绝了嚼口香糖。”为了某种理由，也许是医生的劝告，我
以柑橙果腹，以后以牛奶充饥。12月10日，我觉得有点冷，早晨喝一杯咖啡。在我走出
餐厅之际，我感觉脚下有一种迟钝的弹力，就像脚底长了两时厚的橡皮。我受不了啦，
12月14日，我离开芝加哥前往温暖而有阳光的加州。那个年头旅行费用不多，从芝加哥
经由洛杉矶到旧金山火车票价加卧铺不过九十元，餐费一天三元。我参观了“大峡谷”
（Grand Canyon），在12月17日的日记上叙述我骑骡子走过“亮安小径”（Bright Ang
el Trail）共写了六页。火车由洛杉矶北上围绕岱阿布罗山（Mount Diablo）到北柏克
莱和有钟楼的加大校园，使我想起了康奈尔的图书馆钟楼。我定居在奥尔斯顿大道（Al
lston Way）青年会三二六号房间，度过一个远较温暖的学期。定居？还没有，我搬到电
报道（Telegraph Ave．）二二四○号，不久搬回青年会四○九号房，又搬到四二一号房，
这才真的定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