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哥簡評：任不寐是中國著名網上作家。他的網站──《不寐之夜》──的網址是：http://go4.163.com/~bmzy/。任不寐原名胡春林，黑龍江省人。中國人民大學86級法學院學生。曾為6.4學運領袖。經過長達6年思索和徘徊，2004年7月正式受洗成為基督徒。2004年8月移民加拿大。在接受神學院教育後，任不寐於2010年4月建立蒙特利爾華人基督教會。儘管山哥並不贊同他的一些政治觀點，但任不寐追求真理的道德勇氣還是令人讚賞的。這篇5年前他寫的反思五四運動兩位旗手魯迅和胡適的文章，是一篇很有價值的學術佳作。在那場拉開中國近代史序幕的偉大運動發生90餘年後，當代中國學人應該回顧和思考中國新文化建設的方向與路線，為民族的光明未來儘自己綿薄之力。

任不寐

蘇文峰先生在《中國基督教會史》中談到，非基運動中的中國知識分子關於基督教存在以下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第一是消滅論，第二是取代論（尤以蔡元培“美育代宗教”為代表），第三是選取論（如陳獨秀主張吸取基督教中愛的文化因素），第四的二元論（世紀上是在宗教上採取相對主義、主觀主義）。到今天為止，這些觀點仍然統治着中國知識人的心靈。不過我以為，總的來說，中國知識分子在當代關於基督教的集體表象是非基督教的，這可以從中國現代最有影響的兩位知識分子??魯迅與胡適??所代表的思想上得到驗證。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不是國學的遺老遺少，就不同程度地是魯迅與胡適的傳人。有趣的是，人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強調魯迅與胡適是反對專制、崇尚自由的文化巨人，甚至連國學最近也站出來扮演“自由引導人民”的文化旗手的角色。然而，人們可能沒有注意到，在非基督教這方面，以上三種思潮是共同一致的。如果基督信仰是民主之根和護理者，那麼，與人們所信奉的正相反，魯迅與胡適及其傳人，不過是中國反自由思潮的文化奠基人。國學、魯迅與胡適，他們從不同的方向上，培育了毛澤東主義及其對中國心靈的統治。 基督教的神是無所不在的全能的神，祂是至善而公義的，超越世界又在歷史當中。這種歷史觀棄絕了把歷史視為偶然性神秘作訪的那種存在主義觀點，也棄絕了把歷史視為經濟決定論的唯物史觀??它也超越了湯因比的挑戰應戰模式，湯因比的理論無法看見挑戰應戰的起源、其背後的制約因素及其限度。這種神導歷史觀當然不是主觀主義的隨意解說，而是建立在客觀真理??即神通過聖經這一特殊啟示清晰明白地展示給人類。這本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書，通過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耶穌，啟示人類面對所謂挑戰的時候，必須對自己的“應戰”方式承擔責任。順應神的人或邦國將得榮耀，棄絕神的將被棄絕。基督信仰確立了人的自由和責任，並為人類指明了通向解放和永福的“反應”方式（這裡我們不談神秘的預定）。這種簡單清楚的啟示絲毫不差地印證在古代以色列的歷史上，而我們用之來審視世界和中國的近現代史，你會發現神是信實的，祂從不說謊。 在世界範圍內，十八、十九世紀是人類理性勝利的世紀，啟蒙主義、達爾文主義、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從不同方向上宣布上上帝死了，於是巴別塔事件在人類歷史上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重新上演。啟蒙主義把人視為神，這些世俗神祉在砸碎教會的同時將法國置於革命的恐怖之中，之後贏得了前所未有的專制統治。達爾文把生命問題轉化為“一個臨床問題”，人的價值僅僅是昆蟲價值的某种放大。馬克思、尼采和希特勒在啟蒙之神和達爾文的無翅昆蟲中發現一群優秀的品種或個體，他們可以通過殺人的方式建立此岸天國。對於存在主義者來說，這個天國是內在的，人的價值在這內在“價值”的目標之下是無意義的，或者只是相對主義的。 希特勒和共產黨人是18、19世紀“非基運動”在20世紀的具體實踐者。希特勒是尼采的傳人。尼采認為“巨人”應該是“一群掠奪的獸，為一征服和支配人的人種。”根據尼采和希特勒的說法，日耳曼民族是被基督教所腐化的，“這輝煌的統治種族之所以腐化的原因，第一是被天主教對女性美德的讚揚，第二是被清教徒和改革派的平民典範，第叄是因與劣等的民族通婚而造成的。”尼采悲哀的說：“如果耶穌從未來過，我們‘奴隸道德’的腐敗就不曾進入人類當中了。”希特勒說∶就歷史來說，基督教不過是一個猶太人的宗派。耶路撒冷被毀之後，按邏輯來說，基督教那種如奴役一般的倫理也必須被滅絕才是。為了德國人民和世人，我一定要知道何時該用一些自由人和像神之人的圖畫，去面對這個來自中亞奴隸式的倫理。它不僅只是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問題，更是全人類的大事。我們在對抗的是人類所帶給自己的最古老咒詛；更是在對抗人類被扭曲的最正確本能。啊！這位沙漠之神、這位發狂、愚拙、充滿復仇的亞洲暴君，竟敢用他的權謀來制定律法。……猶太人和基督徒都中了那毒，而那毒瀉除了人類自由和奇妙的本能，並且將它們降低至像狗般的醜陋層次。” 希特勒給人類帶來的結果是，大約一千六百萬的人民喪失生命（六百萬猶太人和九百萬至一千萬其它的人。其中大部份是基督徒）。在蘇聯東歐和中國，類似的悲劇同樣發生了??在中國，有8000萬人非正常死亡。人們都紛紛抱怨說，20世紀是人類遭遇戰爭和屠殺最殘酷的世紀。這種懲罰也許可以在19世紀的“非基運動”中找到根源。美國一位著名的牧師說：現代人拒絕神才是20世紀兇殘特質的主因。他轉引一位哲人的話說：“十八世紀聖經被扼殺；十九世紀神被辱殺；廿世紀人被殘殺。”二個世紀以前，在所謂的啟蒙時代，人對聖經的信心開始瓦解。接着一世紀之後，人對神的信心也瓦解；到了廿世紀，這種錯誤的思想達到頂峰，終於導致惡果??人類遭致前所未有的大屠殺。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那位美國牧師說：當你貶低上帝時，你就是貶低了人類的生命。對於無神論者來說，殺一隻蟑螂和殺一個人或百萬人都是一樣的，沒什麼差別。沒有對神的敬畏就不可能有對生命的敬畏。人類是什麼？“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創1：27）人是至高神的孩子；他的生命賦有上帝所命定的目的與任務；他註定要與造物者永遠同居天堂。但非基運動的人則認為：人是複雜的動物，和猩猩有關，從最原始的流液，經過分子和氨基酸偶然串聯，而從古老的深海中冒了出來，爬上樹，然後再從上面下來，人是猩猩的表親，和天竺鼠、老鼠也有遠親的關係。另外一種觀點正相反，他們認為人就是神，其邏輯結果必然是某些人是神，而這些神擁有殺人的正當性。 我現在正在一個福音團契里侍奉，有一次我給這些慕道的朋友講克拉瑪伊大火燒死幾百名兒童的悲劇。一位朋友很不理解，她反對我講這些已經過去那麼多年的舊事，而且顯然有損“民族尊嚴”。我相信這位朋友以後會改變她的想法。一個對基督教真理缺乏全面了解的人不可能理解生命的價值並明白愛人如己的教訓。在教會中，有一些“信徒”聲稱愛神，卻不愛人，“民族主義”等偶像在他們那裡高於個體生命的價值。我在網絡上每天記錄中國非正常死亡案例，目的並不是要把中國的醜惡公布給世界，而是把基督教尊重生命的觀念展示給國人。今天 ，中國幾乎每天都發生一些礦難，無數家庭遭受滅頂之災。整個國家對此似乎無動於衷（從官方的相關報道就看得出來），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對生命的敬畏。一個世紀之前，一位法國的工程師問他的學生說：“什麼是礦坑中最寶貴的東西？”在學生們列舉了各式各樣的礦物之後，他修正他們說：“礦坑中最寶貴的是礦工。”這一種對人類生命的觀點，是只有當人被耶穌基督的福音深深打動之後，才可能具有的。今天，當普通中國人抱怨數不勝數的生命災難的時候，是否想起20世紀初那兩場滅神運動了呢？誰不在其中呢？我相信這種判斷：在基督出生之前，這星球上的人命是極為不值錢的。在受基督教影響之前，人的生命是可以被犧牲的。即使是今天，在末被基督或基督教打動的世界各地，生命都仍是極不值錢的。在信仰基督的社會，殺嬰和棄嬰的事件基本消失了。是教會在這地球上和中國開始設立棄嬰之家、孤兒院、托兒所。基督教響應耶穌的教訓（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馬太福音19章 14節）讓孩子在人的心中重新獲得重視。透過祂的教會，耶穌終於了結了殺嬰之事。祂解放了奴隸、尊重囚犯、殘障者和婦女。祂在這世界上建立了醫院、學校，慈善機構、和秩序。在受到基督教影響之前，女人的生命也是相當沒有價值的。這些人是誰呢？她們就是我們的母親、姐妹和女兒。可悲的是，今日擁護女權的人並不將之歸功於基督和基督教，或者她們對此完全無知。中國人和日本人是比較尊敬老年人的民族，不過也是在基督教傳入後，才開始有為老人家蓋養老院的觀念。在“黑暗”的中世紀，整個社會都在幫助窮人。1855年，“紐約觀察者”(the New York Observer)報導道：“無信仰者大聲疾呼它的博愛主義，但是卻是由宗教在執行這項工作。” 是的，在基督來臨之前，人命是十分卑賤的！沒有基督就沒有良善可言。 因此我們在魯迅和胡適身上看不到愛。他們擁有的是深刻的仇恨和邏輯力量。魯迅是中國的尼采，他與毛澤東在精神上是血脈相連的，這一點毛沒有誇大或者說謊。“巨人”觀念是一種精神病，但它是為人的驕傲服務的。它需要給人仰視超過需要別人的解放。他甚至可以販賣抒情和苦難來贏得驕傲，但當這一切不能成就的時候則轉化為巨人的孤獨和仇恨。我們今天在魯學的傳人中都能看見這種精神病症。這種巨人妄想症從老子和孔子時代就成為中國心靈最大的精神枷鎖。胡適代表了中國精神另外一種極端，其本質同樣是驕傲，或致命的道德自負。胡適所為的“不朽”只有在有神論的基礎上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只能解釋為“我想不朽，我想故我在”這種語言遊戲。胡適對中國非基運動的“貢獻”不低於魯迅，而且近年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因此值得稍加分析。 尼采之於魯迅，無過於杜威之於胡適。從杜威那裡，胡適給中國人介紹了一個不真實或者歪曲的美國，而這種美國觀念，今天仍然統治着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思想。如果這個世界仍然是美國中心的，如果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建立美國式民主，那麼胡適對中國心靈的影響要遠超過只是到過日本的魯迅。杜威是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的第一位會長。他是簽署第一份人文主義者宣言的人，他不信基督；事實上，他覺得基督教是美國公立教育制度中最需要解決的一大困難。杜威的影響是很大的，他通過胡適等人對中國的影響更大。這有歷史上的原因。杜威發揮影響的時候，正是中國第一輪“改革開放”的時候，在他之前和之後，中國人沒有機會了解更多的與杜威思想完全對立的美國精神。人們也只知道杜威對教育的貢獻。但他們不知道，在杜威之前，美國在二百多年間的基督化教育之下，全國只有百分之四的文盲比率，而今日公立和漸增的世俗化教育下，文盲比例是百分之卅二。杜威的美國，更準確地說，胡適的美國，不是真實的。或者不是主要的美國。 另外一位影響中國非基運動領袖人物的是羅素。羅素是一位反基督教人士，也是當代傑出的哲學家。他寫了《為什麼我不是一個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一書被非基人士反覆引證。但是，人們可能不知道，羅素曾說：當你接受進化論科學思想時，生命就是無意義的。那麼到底他為什麼不相信神呢？是因為科學和哲學證明神的不存在嗎？不，乃是因為神的道德觀念和他的罪相牴觸的緣故。羅素結過數次婚，也離了數次婚。一位判決允准他妻子求去的法官說，他是一名無賴，沒有一個通姦者會做出那種通姦的行為。他不要成為一個基督徒??他拒絕悔改，而神的道德觀念和他的罪牴觸。

但人們必須明白，那種專制主義心靈，或者說儒家傳統給人的“致命的道德自負”，無論在魯迅身上，還是在胡適身上，或者在“國學”身上，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方，政治自由的邏輯起源是人的的普遍原罪，有趣的是，在中國，各方非基人士反而把自由的根基建立在人的完善或者尊嚴上，這對於胡適等歐美派知識分子來說尤其讓人難以理解。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魯學、胡學和國學最近的爭吵，這場文化界的三國演義通過“鄭家棟事件”而頗具影響。 首先我們看到，鄭家棟出事了，文化人興奮了。換句話說，一個文化人出事了，千百個文化人站出來，這種現象一直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特質??“儒者氣象”除了通過自我陶醉來表象以外，另外一種方式就是通過對“墮落性事件”的高談闊論和見獵心喜來顯示自己的道德優越感和智力優越感??謙卑及寬容，或者意識自己不過也是一個罪人（甚至在法律上或所謂輿論上），這種基本的宗教看見是從來沒有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僅與人民群眾一樣興奮樂於用石頭把抹大拉的瑪利亞砸扁，她還要利用這種痛擊或參與群眾暴政，同時使自己在別人的屍體上跳舞，或者借着別人下落上升??我與群眾比起來是多麼的高屋建瓴，特別是我與那個牆倒眾人推的可憐蟲比起來多麼的聖潔無暇。 “鄭家棟事件”首先當然是國學派的醜聞，但知識分子的反應尤其耐人尋味。徐友漁先生可以視為胡適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及時發表了《“鄭家棟事件”與儒學無關》一文（原載世紀中國）。但這一評論屬於“看上去很美”，想起來卻可愛的那類。徐先生正確地告訴讀者說，鄭家棟事件本來不值得成為事件，因為個體性的事件或“私人問題”與學術批評無關。然而，對於這個不值得成為事件的事件，徐有漁先生還是把它寫成了事件。這只能說明，徐有漁先生是高度重視“鄭家棟事件”的“工具價值”的。在這種虛己的重視中，“私人鄭家棟”與“私人徐友漁”被黑白分明地分割開了，“私人徐友漁”與“私人鄭家棟”不僅在道德上高下立判，而且“公共知識分子徐友漁”還要告訴公共領域，對“鄭家棟”這樣道德墮落的私人（或者道德階級敵人）進行關注，完全是不值得的。 相對來說，崔衛平的道德文章（《把儒學從儒學家手中解放出來》，原載《新京報》）可能屬於魯學範圍內的文字（當然她自己肯定反對）。崔女士通篇文章重複了以哈維爾的名義鼓吹毛式“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一習慣，那種道德上欲置人於死地、又踏上一隻腳叫人永世不的翻身的氣概，實在令人恐懼。當然，腳踏鄭家棟是“不值得重視”的次問題，值得重視的主問題是，“我腳踏鄭家棟”。換句話說，讓評論家重視的永遠不是鄭家棟有多壞，而是崔衛平們有多好。 “崔衛平們有多好”是中國文人千古不變的理想，是儒家思想真正的利益追求。這種文人精神一方面需要通過文學抒情把自己想象為多好，因此它堅決反對基督教人人有罪，按本性人都該下地獄這種深刻的內省；另一方面，她有“道德墮落事件饑渴症”。也就是說，她需要甚至製造放大道德敗壞事件，通過並只能通過把這些不道德事件對象化從而確證自身。儒家道德的荒謬之處在這個地方，為了證明自己是君子，就必須把別人論證為小人，或者說，它為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標特別需要小人的存在，而並非象她自己所標榜的那樣，它是為了培養君子的。儒家實在是製造他人道德醜聞的小人之學，而這種深刻的道德敗壞又堅定地根植於資源的競爭，道德上的征戰是為了捍衛食物利益和敵人意識的。 因此，“鄭家棟事件”可以視為“鄭家棟現象”，它確實顯示了儒家文明在內的邏輯悲劇，只不過這種文化悲劇主要不是通過鄭家棟們顯示出來的，而主要是通過“徐友漁崔衛平”們表現出來的。這種現象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具有普遍性。文學派和自由派以道德文章毀人立身，這表明“三國”實為一族。是為非基一族。 如果中國的心靈仍然為非基主義的魯迅精神和胡適思想占據的話，中國遭遇各種苦難、紛爭和互相踐踏，無法擺脫專制是不奇怪的。如果說西方正在為19世紀的非基運動在20世紀接受懲罰，那麼中國正在為20世紀的非基運動在20世紀和21世紀接受懲罰。中國革命之後所發生的一切，與法國革命之後所發生的一切，何其相似。中國知識分子在今天理直氣壯的無神論呼喊，與十九世紀那些理性主義或非理性主義喧囂何其相似。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神在歷史中，不僅表現在中國非基運動大潮興起的現代，也主管着中國古代的歷史。人們應該記得，康熙開始的百年禁教，這一百年，正是中國與西方進一步拉大差距的一百年，中國在禁止福音的同時也禁止了科學和民主，整個國家處於全面危機之中。中國的歷史就是不信者被懲罰的歷史。最近網絡上有一併篇被廣泛轉載的文章，《中國歷史上的15次人口滅殺》，作者不清楚是何人。有意思的是，他在開篇處“複製”了《災變論》中的一段話： 中國歷史上幾乎每一個日子都在血雨腥風中飄搖，每一個心靈在皮鞭和飢餓的恐懼中顫抖??於是，每一個救世主先後揭干而起了。中國的專制主義誕生於中國的災亂之中。僅以戰爭為例,在商朝的《卜辭》中就記載了各種戰爭61次。而據《春秋》記載，在春秋時期242年間各種戰爭448次。到了戰國時期，僅大規模的戰爭就有222次。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談到，秦“統一大業”攻魏殺8萬人，戰五國聯軍殺8萬2千人，伐韓殺1萬人，擊楚殺8萬人，攻韓殺6萬人，伐楚殺2萬人，伐韓，魏殺24萬人，攻魏殺4萬人，擊魏殺10萬人，又攻韓殺4萬人，前262年擊趙白起殺盡42萬人，又攻韓殺4萬人，又攻趙殺9萬人。秦皇既歿，後宮姬妾凡沒有兒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禮完畢之後，20多萬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於非命；以後凡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樣悲慘的下場。 之後，作者談到中國十五次大規模殺人：（1）秦末十年戰爭，消滅了原來人口的70%。（2）漢武帝伐匈奴，50%的人死亡。 （3）西漢末年混戰，人口死亡65%。（4）黃巾起義和三國鏖戰，98.3%的人口死亡。（5）西晉八王之亂（數字不詳）。（6）南北朝混戰，朝的齊代有2000萬人，到北周時人口僅900萬；南朝宋代有469萬人，到南陳滅亡時只有200萬人，損失率達60%。 （7）隋朝，人口由公元606年4602萬人，減到639年1235萬，損失率73%。 （8）安史之亂，公元755年有5292萬人，到760年人口1699萬。損失率68%。 （9）唐末宋初，唐武宗（841-846年）時有496萬戶，後周世宗（955-960年）僅120萬戶，到宋初為200萬戶。損失率76%。 （10）金、元滅兩宋 ，1122年全國人口9347萬，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萬。損失率高達91%。 （11）元末混戰 （未詳）。（12）明末混戰 從李自成起義到吳三桂滅亡，滿清入關，混戰五十四年。明末人口為一億，到清世祖時全國人口只剩下1400萬人了，銳減了80%多，損失人口8000多萬。（13）清代的白蓮教起義（1796-1805），1786年人口3億9110萬人，起義失敗後，人口為2億7566萬人，相互屠殺損失了1億1千萬人口。（14）太平天國。太平天國爆發（1851年）前夕中國人口4.3億，太平天國失敗（1863年）後，中國只有2.3億人，中國2億人4000萬人死於戰爭中。（15）抗日戰爭與中國內戰， 日本人屠殺3000多萬中國人。1946-1949年國共內戰，國軍死亡341萬，共軍死亡150萬，三年共有491萬人戰死。需要補充的是，最後這一統計不包括平民死亡，包括這一數據，中國至少有1100萬人喪生。另外，人們普遍相信，中共建政以來，“非正常關係死亡人口”為8000萬。 我們怎樣理解這一災變歷史的血腥記錄呢？以色列的偉大先知以賽亞曾預言說： 天哪、要聽、地阿、側耳而聽。因為耶和華說、我養育兒女、將他們養大、他們竟 悖逆我。（賽1：2） 犯罪的國民、擔着罪孽的百姓 、行惡的種類、敗壞的兒女。他們離棄耶和華、藐視以色列的聖者、與他生疏、往後退步。你們為什麼屢次悖逆、還要受責打 麼。你們已經滿頭疼痛、全心發昏。從腳掌到頭頂、沒有一處完全的。儘是傷口、 青腫、與新打的傷痕。都沒有收口、沒有纏裹、也沒有用膏滋潤。你們的地土已經荒涼。你們的城邑被火焚毀。你們的田地、在你們眼前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傾覆、就成為荒涼。 （賽1：4-7）
你們這所多瑪的官長阿、要聽耶和華的話。你們這蛾摩拉的百姓阿、要側耳聽我們神的訓誨。若不聽從、反倒悖逆、必被刀劍吞滅。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賽1：10 、20 ）

你可以否認，說，耶和華只是以色列的神。 但每個人都是上帝的兒女。“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 （賽2：4） 【未完】 －－原載：《觀察》，2005-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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