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接力留學潮

宋健

中國近代留學潮經歷了130多年的歷史，從晚清到20世紀末已有過十代留學生。按戴逸先生的劃分，光緒初年官派幼童赴美為第一代，1950-1960年負笈留蘇、歐的列為第九代，文革以後的是第十代[1]。前有先驅，後有來者，伏涌延綿，越代相師。溯覘前八代的經歷和貢獻，始見第九代在中國現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冀望第十代及以後的走向。

人民共和國以前八次留學運動

鴉片戰爭，清廷大敗，卻放不下大清帝國康乾盛世的架子。視西方的科學技術為“奇技淫巧”，是“西學中源”，以勝敗兵家常事作阿 Q式自慰。二十年後的1860年，英法聯軍捲土重來，攻大沽，占天津，清軍大敗於通州。聯軍進入北京，搶掠屠殺，火燒圓明園。咸豐皇帝逃命到承德，由奕言斤簽《北京條約》，批准《天津條約》，割地賠款，被迫再開放一批商埠。沙俄趁機割走烏蘇里江以東數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國已不國，民不聊生，始有“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議。

第一代官派留學生是120名12―15歲的留美幼童。由早期留美的容閎(1828―1912，1847年耶魯大學機械系畢業)提議，經曾國藩、李鴻章奏請慈禧批准從全國選招的。1872至1875年分四批赴美後，分住新英格蘭百姓家中，擬先讀中學，再進大學。稍久，為避同學嘲弄，有人剪掉了辮子，改長袍馬褂為西裝，見師長羞於跪叩，還有人隨房東去基督教堂，惹怒了“選帶幼童出洋肆業局”正監督吳嘉善和駐美公使陳蘭彬，認為學生離經叛道，不讀儒書，目無師長，沾染惡習，有以夷變夏之險。不顧容閎的反對，1881年奏請慈禧批准撤回全部幼童，遣送回國。船到上海登陸時，像一群罪犯，由清兵押送，被關押起來，最後不問所學而分配到全國各地[2，3]。儘管這批歸國少年有不少以後成為晚清民初的優秀人才，如民國初年第一任總理唐紹儀、清華學校首任校長唐國安等，那並非初衷。第一批科技留學計劃以失敗告終，令世人惋惜。否則，中國科技起步會早數十年。容閎後來說：“我所有的努力都宣告無效……，我的救助中國之心也就此而止了。”百日維新失敗後他逃往香港，轉至美國而終老。詹天佑(1861―1919)等個別人“叛逃”未歸[4]，考進耶魯大學機械系，學成後回國，成為中國自己鋪建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的總工程師。

第二代是光緒初年(1877年)派出的海軍留學生近百人，分赴歐洲各國學習。回國後擔任各級海軍將領。北洋海軍右翼總兵兼旗艦“定遠號”管帶、代理提督劉步蟾(1852―1895，1877年留英)；左翼總兵兼“鎮遠號”管帶，後任提督的林泰曾(1851―1894，1877年留英)；左翼左營副將兼鐵甲艦“經遠號”管帶林永生(1855―1894，1877留英)；左翼左營參將兼快速巡洋艦“超勇號”管帶黃建勛(1853―1894，1877年留英)等人在1894―1895年甲午海戰中壯烈殉國。

嚴復(1851―1921，1877年留英)1879年在格林威治海軍大學畢業後，對西方科學發生了濃厚興趣，遂後從事著述、翻譯，成為中國“精通西學第一人”，1912年任北京大學首任校長。他首次把亞當.斯密( Adam Smith)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論》( Evolution and Ethics)等八種科學名著譯成中文(古文體)出版，為在中國傳播現代科學做出過重大貢獻。

第三代是20世紀初的留日潮。1894年正值全國為慈禧賀六十大壽時，日本海軍對北洋海軍不宣而戰。甲午海戰打了8個月，結果北洋水師全軍覆沒。4年後的1898年，慈禧殘酷鎮壓了戊戌變法，軟禁了光緒，捕殺了譚嗣同等六君子。兩年後，1900年八國聯軍19000人(日8000，英3000，美2500，俄4800，法800，奧匈帝國50，意大利50，德軍未趕到)攻入北京，燒殺搶掠，慈禧挾光緒西逃西安。簽《辛丑條約》，賠款4.5億兩關銀，40年還清，本利共9.82億兩，是為“庚子賠款”[5]。

處於國防崩潰，民不聊生，社怨沸騰的內外壓力下，“西狩”西安的慈禧不得不採取一些改革措施：改革教育制度，停科舉，廢八股；以日本為楷模，鼓勵留學；從留學生中考選進士、舉人和政府官員。詹天佑、嚴復、辜鴻銘(1857―1928，生於馬來西亞，自幼留學英、法、德等國)等1910年成為第一批留學生進士[6]。採納並轉發張之洞1898年寫的《勸學篇》：“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西書甚繁，不切要害，東人已刪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越西洋，有何不可？”[7]1903年清廷採納張之洞奉詔擬定的《獎勵遊學畢業生章程》並公布實施。官費、公費、自費留日運動形成高潮，每年赴日青年多達萬人。20世紀初10年中留日學生總數至少有5萬人。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成立“同盟會”，主要領導人和地方分會主盟人(孫中山、胡漢民、黃興、鄧家彥、汪精衛、宋教仁、秋瑾、蔡元培、廖仲愷、徐鍚麟、吳玉章等)都是留日學者。兩年內即有960多位學生加盟。發起留日潮的人始料不到的是，他們回國後成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先鋒隊和中堅力量。在清末民主革命的進程中，歸國留日學生們起到了關鍵作用[8]。

第四代是庚款留美生。1907年被傳教士明恩溥說服了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提議將美國分到的庚子賠款2444萬美元(按每兩關銀折合0.742美元計)中的超過實際消耗部分減退1078萬美元，用於中國辦高等教育和招尋中國學生留美。次年參眾兩院批准總統提議，規定此款應由美國人掌握。此後，英、日、法等國都效法美國，退回部分庚款，用於興辦中國高等教育。1911年中國為選拔和預培留美學生，建立清華學校。從1909―1929年清華學校派送留美預備部畢業學生967人；1929―1937年經四次招考，共派送104人；1938―1945年招考兩次，共錄取39人。總計由清華選派庚款留美學生1971人[9]。按規定應有80%學理工科[10，11]，文科占20%。

與此同時，有大量“自助學者”赴美求學，故從1909―1945年留美學生總數遠大於“庚款”學生數，達到三、四千人。葉企孫(物理)、吳有訓(物理)、胡剛復(物理)、趙忠堯(物理)、胡明復(數學)、施汝為(物理)、秉志(生物)、梅貽琦(電機)、何杰(地質)、周仁(冶金)、高士其(生物)、周培源(物理)、竺可楨(地理、氣象)、侯德榜(化學)、張鈺哲(航空)、顧毓琇(電機)、楊石先(化學)、錢學森(航空)、錢偉長(力學)、梁思成(建築)、張光斗(水利)等等都是各屆庚款留美學生。這是開拓中國現代科技事業的一代，很多人成了學科奠基人和學術棟梁，為中國基礎科學和技術科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培養了人才。

留法勤工儉學是第五代。從1915年開始，中國知識界的李石曾(1881―1973，1902年留法)12�c、蔡元培(1868―1940，1907年留德)、吳稚暉(1865―1953，1901年留日)、汪精衛(1883―1944,1903年留日)等人激奮于振興中國的科學技術，鼓勵青年向西方學習，提倡“勤以做工，儉以求學”，發起成立“留法勤工儉學會”，在里昂、北京等地設立分會，招尋自願赴法求學的青年。在河北高陽縣辦“留法工藝學校”，為貧寒子弟留法做準備。李石曾還組建“法華教育會”，與法社會各界建立聯繫，為留法創造半工半讀條件。到1916年已接待100多人，至1920年赴法求學人數已達1600人，逐步形成全國性潮流，延續了20多年，為以後中國的政治、科技、文化、藝術各項事業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培養了大批棟梁人才。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聶榮臻、李立三、蔡和森、蔡暢、李富春等都是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儉學的。嚴濟慈、童第周、徐悲鴻、錢三強、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學家、藝術家、音樂家都隨此潮在法國學習和工作過。

第六代是20年代留蘇學生。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兩年後，於1919年3月成立了第三(共產)國際，1920年5月決定建立莫斯科東方大學(全稱：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招生對象是蘇聯遠東各少數民族和亞洲各國的革命青年13�c。瞿秋白、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肖勁光、王一飛、柯慶施、彭述之等首批去東方大學學習。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東方大學中國部改名為孫逸仙大學，又叫中山大學。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由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選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學14�c。張聞天、葉劍英、王稼祥、秦邦憲、羅亦農、許光達、楊尚昆、伍修權、烏蘭夫、廖承志、劉伯堅、譚平山、蔣經國、屈武、谷正綱等都在東方大學或中山大學學習過。1923年以後，朱德、鄧小平、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聶榮臻、李富春等從西歐轉到莫斯科東方大學。1926年中山大學在校生340人，1927年達到800人。到中山大學1930年關閉止，留學生總數當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年聯共(布)遠東局在滿洲里開設政治學校，畢業後分送蘇各大學續讀，共接收中國學生310人(廣州180，上海、北平、天津共100，湖南、雲南、黃埔軍校各10人)15�c。

歷史學家們稱之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赴歐洲、蘇聯的留學生絕大部分成為優秀的革命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走向勝利的支柱力量。

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後，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繼續向美、英和西歐各國派遣官費留學生，每年有100人左右，最多時每年達千人。自費留學的人數也日益增長。除清華大學繼續選派庚款留美生外，英、法所退部分庚款和一些慈善機構的支持也有利於中國留學潮保持不衰。由於二戰後交通不便，很多人畢業後留在國外長期工作，戰後回國時已是卓有成就的科學家和熟習現代產業技術的工程師，為中國科學研究體系和工業基礎的建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從1927年到1937年期間的留學生可稱為第七代。

第八代是指1938-1948年期間赴歐、美的留學生。抗戰期間，留學人數銳減，從1938-1941年僅有300人左右出國留學3�c。抗戰勝利後，全國上下渴望進行和平建設和加速國家工業化進程。戰爭時期中國武器裝備的落後，激勵了新的留學熱潮。當時政府制定了《自費留學生派遣辦法》，為大批學生和學者到西方學習和工作創造了較有利的條件。李政道(物理)、朱光亞(物理)、唐傲慶(化學)、孫本旺(1913―1984，數學)、張瑞馬先(化學)五人是蔣介石親自決定選派的。1946年蔣介石找吳大猷、曾昭倫和華羅庚問為什麼中國不能造原子彈。答曰，中國缺少人才。蔣委託三位科學家立即選派並護送一批最優秀青年去美學習，回來造原子彈。五人於1946年9月從上海起程去美國。美國政府以原子技術對外國保密為由，拒絕接收。吳大猷和華羅庚不得不宣布解散，請各位自尋出路16�c。

據高教部統計17�c，到1950年滯留在各國的留學生和學者有5000多人。其中美國3500人，日本1200人，英國443人，法國197人，德國50人，丹麥和加拿大各20人等等，大多數是抗戰前後出國留學或工作的。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黨中央和老一代科學家們召喚學子們回國工作。1949-1954年經過坎坷挫折和艱苦不繞的鬥爭而回到祖國的1424人，多數是從美(937人)、英(193人)、日(119人)和法國(85人)回來的。到50年代末回國人數增至2500名。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趙忠堯、郭永懷、李恆德、師昌緒、陳能寬、侯祥麟等，是朝鮮戰爭後，經過中美多次談判才迫使美國停止扣留而回到祖國的。他們為開拓和發展新中國的教育、科技、國防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

50年代的第九代留學生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共產黨人流血犧牲、忘我追求的目標，是實現民族解放和祖國的富強。為建設事業培養人才始終是各代領導人念念不忘的大事。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毛澤東就給在蘇聯國際兒童院學習的中國孩子們寫信說：“新中國需要很多的學者及技術人員，你們向這個方面努力是很適當的。望你們努力學習，將來回國服務。”18�c解放戰爭勝利前夕的1948年8月，黨中央批准由東北局選派21名青年去蘇聯學習科學技術，五十年代都回國工作19�c。文革期間“四人幫”立“4821蘇修特務案”，對他們進行迫害審查，故“4821”之名從此傳開。“4821”拉開了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規模向蘇、東歐各國公費派遣留學生的序幕20�c。

據教育部的報告稱17�c，在“4821”以前還有24名“老留學生”，他們是在國際兒童院長大的中國革命先驅和烈士子女，以蘇聯公民身份進入各大學,1951年後，轉為中國留學生21�c。

與中國歷史上歷次留學運動不同的是，新中國派遣留學生計劃與國家工業建設計劃密切結合。1949年初七屆二中全會決議中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22�c全國解放後中央政府立即開始制定工業化發展計劃。在周恩來總理領導下，花了三年的時間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1953-1957)，規定了“集中主要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相應地培養技術人才，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1952年8月周恩來率團到莫斯科與蘇聯政府商談援助執行“一五計劃”問題。陳雲、李富春與蘇具體談判達8個月。1953年5月簽訂《關於蘇聯政府援助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23�c。

1957年3月，中蘇政府又簽訂《關於特種技術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援助議定書》，1957年10月簽訂《國防技術新協議》，蘇方對原子能工業、火箭、航空、電子等技術給予技術援助。1958年1月又簽《關於共同進行和蘇聯幫助中國進行重大科學技術研究的協定》。由於中國科技人員嚴重不足，缺乏工作經驗，為實施這些計劃，必須加速派遣留學生，加強對尖端技術和科學前沿人才的培養24��25�c。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中央即決定大規模向蘇聯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成立了由聶榮臻、李富春、陸定一主持的留學生派遣工作領導小組，制定方針、計劃和組織實施，以便與經濟建設計劃相協調。

從1950年到1952年，中國先後與蘇聯和東歐各國達成了交換留學生協議並陸續開始執行。由中國教育部門派出的留學生,1950年35名，1951年381名，1952年231名，1953年675名，1954年1518名，1955年2093名,1956年2401名。1957-1960年每年減少至400―500名。60年代初中蘇關繫緊張後，派出人數進一步減少，1964年以後基本停止向蘇聯派遣，改向西方各國。據教育部統計，1950-1963年間總共派出留學生9594人，分布於蘇(8357人)、東歐(共925人：東德273，捷克238，波蘭160，匈牙利88，羅馬尼亞75，保加利亞68，阿爾巴尼亞23)、西歐和亞洲各國17�c。

按照中蘇政府於1952年8月簽訂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蘇聯高等學校學習之協定》，由蘇聯政府支付中國公民在蘇高校學習時的生活費和學習費，包括大學生津貼每人每月500盧布，研究生700盧布。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償還本協定上述各項費用的50%，每年兩次按非貿易付款協定由中國人民銀行匯入蘇聯國家銀行所開賬戶上。

除前述教育部門派出的以外，還有50年代軍委系統派出的軍事留學生800人，共青團中央派出138人。為執行各項蘇、歐援建計劃，“一五”期間由工業部門獨立派出7800人去蘇聯、東歐工廠、礦山對口實習工藝技術和管理，其中管理人員609人，工程技術人員4876人，工人2291人，其他44人26�c。

為支援中國大規模建設，蘇聯政府先後派出8500多名專家和技術人員來華工作，計1951-1953年1210名，1954-1957年5000名，1958-1960年2024名，1960年全部撤走專家時有1390名。同一時期中國使用蘇聯優惠貸款26.5億美元(年利1%)，用以引進各種技術裝備和物資。西方學者評論說：蘇聯50年代向中國提供援助和資本貨物的重要性無論如何估計都不為過。蘇聯轉讓的設計能力和技術成果歷史上前所未有。薄一波提示後人：50年代蘇聯政府和人民對中國的支持和幫助，中國人不應忘記。

50-60年代派出的1萬8千多留學人員全部回國，無條件地服從分配，愉快地奔赴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奉獻出自己的智慧和青春年華，成為後來發展工業和全面建立科研體系的骨幹力量。他們在蘇聯、東歐各國學習期間得到了各國政府和人民的熱情幫助，與教師、同學建立了誠摯的友情，成為中俄、中歐友好時代的美好佳話載入史冊。

改革開放留學潮

第十代留學生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國的工作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改革開放列為國策。為學習和吸收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經營管理經驗及其它有益的文化，向世界開放，加速培養人才成為第一要務。鄧小平於1978年6月提出：“留學生的數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我們要從外語基礎好的高中畢業生中選派一批到外國進大學，今年選三、四千，明年派萬把人。這是加快速度的辦法。現在我們的格格太小，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我們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大學的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學習，這樣也可能有一個比較，看看我們自己的大學究竟辦得如何。教育部要研究一下，花多少錢都值得。”27�c

鄧小平的指示開啟了中國留學運動的一個全新的時代。1971年10月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地位，打開了與西方各國經濟技術交流的大門，為交換留學生創造了有利條件。1978年7月美國卡特總統科技顧問弗蘭克·普雷斯(Dr. Frank Press)向方毅副總理髮出邀請，請中國政府派代表團去美商談今後幾年“中國計劃派出的學生人數、專業興趣、學習課程的性質(大學生、研究生、進修生、得學位和不得學位的學生和是否需要上語言課)以及選拔到美國學習的學生事先的準備工作。我(美)方準備討論在美國大學裡接受中國學生可能做出的安排，希望來中國學習的美國學生的大概人數和專業等安排及安置學生的機構，以便根據他們的專業、水平、經歷和語言能力，確保其在最合適的大學裡學習最適宜的課程。……鑑於雙方對交換學術的高度興趣，我們認為9月會晤是必要的，它將為這些交流建立一個及時和成功的開端。”28�c 與美國達成協議後，國家教委陸續與英國(1979)、埃及(1979)、加拿大(1979)、荷蘭(1979)、意大利(1980)、日本(1981)、聯邦德國(1981)、法國(1981)、比利時(1981)、澳大利亞(1986)等國政府達成交換留學生協議。

大門一開，被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斷和抑制了20多年的留學渴望迸發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學潮。與西方世界隔絕了30多年之後，1978年12月首批50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華盛頓，進入各高等學校。從1978到1989這十年中，經國家教委派往前述各國的留學生達到96100人。其中公費派出的29990人。

中國大量派留學生的決定得到了海外科學界的熱情支持。80年代初，李政道先生發起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計劃(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kication Program �熀喎QCUSPEA)到1986年按此計劃安排了700多名學生進入美國大學。康奈爾大學的吳瑞教授於1981年倡議把CUSPEA擴展到中美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領域(簡稱CUSBMBEA)29�c。復旦大學名譽教授、哈佛大學化學系主任、美國科學院院士多林教授於1981年發起了中美化學研究生計劃(CGP)。丁肇中先生於1982年提議設立實驗物理研究生培養計劃。陳省身先生1982年倡議並組織實施選擇赴美數學研究生項目，等等。

中國大規模派遣留學生的決定也得到了海外民間和官方各種基金會的熱情贊助。首先為留學生提供獎學金的有美國李氏基金會(The Li Foundation，1982)，包玉剛先生(1918-1991)捐設的包兆龍留學生獎學金(1983)等。1985年包玉剛致信鄧小平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提議設立“中英友好獎學金計劃”，包爵士及其家屬認捐1400萬英鎊，中國政府出資1400萬英鎊，英國政府從外援基金中撥資700萬英鎊，由英國文化委員會在英國本土實施該計劃。1986年6月三方在倫敦簽署了備忘錄，成立了“中英友好獎學金計劃委員會”，每年支持350-420名中國研究生和學者到英國大學和研究機構從事學習和學術研究。

從1979到2000年，僅由中國教育部門向西方各國派出的留學生就達45萬7700人，分布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美國20萬、日本5.5萬、加拿大3.8萬、英國3.65萬、德國2.6萬、澳大利亞1.78萬、法國1.63萬、俄羅斯1.18萬。還有大批青年通過親友和其他渠道出國留學，未包括在教育部門統計之內。

八十年代中國政府根據中外的實際情況，完善了留學生政策，那就是“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核心依然是鼓勵回國工作，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為祖國服務。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說：“希望所有出國學習的人回來。不管他們過去的政治態度怎麼樣，都可以回來，回來後要妥善安排。這個政策不能變。告訴他們，要做出貢獻，還是回國好。”

二十年中約50萬人出國留學，這是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運動的偉大成就之一。這第十代留學生，很多已經或陸續回國，成為發展中國科學技術、高技術產業和推動社會進步的新一代骨幹力量。仍在國外工作的學子們，也在尋找機會，珍惜機遇，用各種方式為祖國的振興和人類科學事業的進步貢獻力量。20世紀出現的一批世界著名華人科學家，事所必然，但一切必然莫不通過偶然而實現，憑機遇而發生。正如楊振寧所說：諾貝爾獎也是可遇而不可求。

改革開放路漫漫

從鴉片戰爭撞開中國緊閉的大門，到20世紀末的自主改革開放，經歷了一個半世紀的漫長歲月，充滿了曲折、坎坷、流血和犧牲，多少仁人志士和學者獻出了生命。正如戊戌變法後血濺菜市口的譚嗣同(1865―1898)所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30雖經苦勸，但他不肯躲避，決心以血喚醒民眾。

一百多年的歷史表明，從苦難深重的中國出國留學的，都是忍辱負重，發憤圖強，為祖國強盛而拼搏，去投入一場戰鬥。歡送的親友以為是去“西裝革履、牛奶麵包”，實則大謬不然。打工求學，常饑寒交迫。自費的一旦斷了接濟，求生存就成了首要任務。即使公費生，首往異國他鄉，語言障礙，精神壓力，無親缺友，需要全力以赴去應對那越來越酷烈的教育制度。歷代留學生和學者中遭迫害、扣壓、驅逐、遣返的不計其數。他們的艱辛和苦難，歷史記錄汗牛充棟。

20世紀上半葉，從辛亥革命到建立共和國以前，在革命鬥爭中犧牲和被反動派殺害，在各種場合為國捐軀的歸國留學生成千上萬。下列是曾見諸報章而震動全國的悲壯。

1905年4月，吹響民主革命號角的《革命軍》作者，留日歸來的鄒容(1885―1905，1902年留日)瘐死獄中。

1905年12月，湖南留日學生陳天華(1875―1905)為抗議日本政府《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而蹈海自絕，以死抗議日本政府，喚醒同胞，年僅30歲。

1906年10月，山西留日學生李培仁(1866―1906)為推動從德國人手上收回山西礦權運動而蹈海。

1907年7月，留日學者秋瑾女士(1875―1907)殉難於紹興，終年31歲。留絕命筆曰：“秋風秋雨愁煞人”，“痛同胞之醉夢猶昏，悲祖國之陸沉誰挽”。“即此永別，風潮取彼頭顱!”

1911年，林覺民(1887―1911)摯同學數人從日本趕回廣州參加起義，葬身黃花崗。致妻訣別書云：“吾作此書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陰間一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有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求福也。汝其勿悲。”年僅25歲。

1913年3月，辛亥革命先驅、留日學者宋教仁(1882―1913)在上海遇刺，二日後逝世，年32歲。

1925年8月，孫中山的忠實朋友和同志廖仲愷(1877―1925，生於美國，留學日本)被刺身亡。夫人何香凝說，“廖先生是為着中國爭自由而死，為國民革命而死。”

辛亥革命以後大革命時代被殺害的著名留學生有：楊暗公(1898―1927，1917年留日)，汪壽華(1901―1927，1921年留蘇)，孫炳文(1885―1927，1922年留德)，李大釗(1889―1927，1913年留日)，陳延年(1898―1927，1919年留法勤學)，陳喬年(1902―1928，1919年留法勤學)，趙世炎(1901―1927，1920年留法勤學，1923年留蘇)，張太雷(1899―1927，1921年留蘇)，王一飛(1898―1928，1921年留蘇)，傅烈(1899―1928，1920年留法勤學，1924年留蘇)，羅亦農(1902―1928，1920年留蘇)，向警予(女，1895―1928，1919年留法勤學，1925年留蘇)，彭湃(1896―1929，1921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郭隆真(女，1894―1931，1920年留法勤學，1924年留蘇)，王步文(1898―1931，1925年留日)，蔡和森(1895―1931，1919年留法勤學)，劉伯堅(1895―1935，1920年留法勤學，1923年留蘇)，瞿秋白(1899―1935，1920年去蘇任記者多年)，等等。

共和國成立以後，滯留在各國的留學生和學者歸心似箭，急切尋求回國之途，遭到了美國、日本、英國等政府的阻撓。他們奮起反抗，進行了艱苦的鬥爭，始得歸回祖國。

中國現代卓越的地質學家李四光(1889-1971，1904年留日，1917年留英)衝破重重險阻於1950年回到祖國，領導開創了新中國的地質事業。

錢學森先生在美國受到的迫害是學者們苦難經歷中悲切的代表。32 33 34�c。40年代末，正當他在航空、航天、火箭理論和技術方面卓有成就，為美國航天事業做出卓越貢獻時，受到麥卡錫主義政府的迫害。他留美12年後功成名就時，年36歲，於1947年回國探視，與青梅竹馬的蔣英完婚。因與朋友聚會聽音樂，美國指控他是共產黨，回國秘通中共，吊銷了他參與研究工作的證件。滿腔憤怒的錢先生決定返回祖國，不准，反而遭拘捕，保釋後又被扣留五年多。朝鮮戰爭後，經周恩來總理和外交部的援救，才和一批被美扣留多年的留美學者返回祖國。1986年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會議，聽取錢先生關於系統工程的報告，得知他接到母校加州理工學院邀請返校參加學術活動，勸他寬容地回去看看。錢先生仍怒不可遏，說：“我的情況不同。美國政府如此迫害，他不道歉，不改正錯誤，我不能回去”。後來，他對我們講：“只要美國不承認錯誤，我此生此世絕不踏上美國的土地”!35錢先生1954年在美國出版了《工程控制論》一書，開創了一門新的技術科學，受到全世界科學界的讚揚。他說，“那是為反抗美國特務的迫害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