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開始了真正的工業化建設，數代中國人的夢寐夙願開始成真。歷代歸國的學子們，意氣風發，崇論宏議，榮辱皆忘，全身投入工業化建設和科學技術事業，與全國人民共同奮鬥，寫下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光輝的新篇章。然而，歷史從來不是一帆風順。世事如大海，無日不風波。五十年代運動不斷，一直發展到文革十年大亂。包括科學家、工程師在內的知識界，那些建設新中國的中堅力量，捧着一顆心在奉獻着的歸國學者們，在一個接一個運動的衝擊下，驚疑、彷徨，不知所措。即使謙誠應對，也難避開旋渦。文革期間“四人幫”和造反派們的返祖野性達到了頂峰。批判、鬥爭、牛棚、放逐，留美的成了美國特務，留蘇的從“4821”起，都是蘇修特務。從第三國際兒童院回到祖國的先烈子弟們，自認為是“天生的國際主義者”，放言無忌，在逆境中輕拋青春生命，辜負了一片忠心，此種悲愴並非一二20�c。老一代科學家們，想用科學去克服愚昧的，變成反動權威。像馬寅初先生那樣大氣凜然，明知寡不敵眾，單槍匹馬，孤軍奮戰，絕不向那些以勢壓人的勢力投降，這是極少數。部分學者於人格喪失後，不堪受辱，拂袖棄世而去36�c。精英既去，萬馬齊喑。倘若魯迅先生在世，也難以倖免37�c。就這樣斷斷續續20年，工程師不做工程，科學家不格物致知，文學藝術家斯文掃地，尚存的老、中、少學子們都白白荒廢了20多年的光陰。浩劫過去，春風又吹開了夭桃穠李，新中國已向全世界開放。知識界興高采烈，崇辱皆忘，又重新投入戰鬥。然而，歲月無情，前幾代漸凋謝離去，第九代留學生和從國際兒童院長大的小弟小妹們也已兩鬢如霜，垂垂老矣，被催促辦理退、離休手續。

開放路漫漫，人生無坦途。盛世道路也崎嶇。

保持開放性是永恆的主題

最近20年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所顯示的巨大威力使世界震撼。儘管20世紀中國人口增長了三倍，今倉廩充溢，服裝過剩，人民豐衣足食，自用不盡，還能為世界各國人民的衣食盡禮儀之勞。工業化突飛猛進，經濟增長速度20年平均9.3%，創世界記錄。人民平均期望壽命已達71歲，比20世紀上半葉增長了一倍。斯情此景，千年所未有。

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毫無保留地證明了系統學中一個普適定律：只有在一個對外開放的系統中，通過與外界交換物質、能量、信息、人才，才能聚集和增大有效的發展動力，獲取有用的信息，才能使系統迅速、穩健地發展成長。相反，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無序性只能不斷增長38 39�c。觀近世各國之發展歷程，無一例外。

過去20年，在民族工業、農業、服務業迅速進步的同時，中國吸用外資4500億美元，建立外資企業40多萬個，外貿規模2002年達到6000億美元，外匯儲備2860億美元。20年中在華工作過的外國各類專家愈100萬人40�c。是謂從外界吸收和集聚能量，交換物資和信息。改革開放加速了中國工業化進程和高技術產業的建立和發展，保持了很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顯著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回顧20世紀，革命、改革和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主題。它們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沒有革命性社會改造，中國仍會是封建社會；沒有民族獨立的開放，那是殖民地；沒有開放的改革仍然是愚昧落後的閉門自守。20世紀曆代留學生回國後對中國的革命、改革、工業、科學技術和其他事業的建立都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當是有目共睹的史實。請驗證下列歷史記錄。

清末人們急切地學日本。“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滕、山縣、木夏木、陸奧諸人皆20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方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諧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b7數萬人湧向日本留學，成為孫中山發起同盟會的骨幹，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發，結束了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統治。

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1日召開成立大會，出席代表12人中有8人是歸國留學生，占三分之二。

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於1912年1月3日組建南京臨時政府，核心成員12人中有8人是歸國學者，占三分之二。

1923年10月孫中山改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共15人中留學歸國者13人，占87%。

中華人民共和國10位開國元帥中有6位在國外留學或工作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員共63人，在國外留學或工作過的42人，占三分之二。

中國教育會於1902年成立於上海。由蔡元培、吳稚暉、章炳麟(1869―1936，1899、1906年長期留日)、馬君武(1881―1940，1901年留學日本)等人發起。

20世紀初大批留學生歸國，於1913年在北京成立“歐美同學會”，共同尋求救國拯民、發展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道路。該組織至今仍然顯示出勃勃生機。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聯絡同志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為宗旨，以推進科學的傳播和研究等多項事務為任務的“中國科學社”於1914年6月由留美學生發起，在美國綺色佳(Ithaca)成立。社長任鴻雋(1886―1966，化學)，書記趙元任(1892―1982，語言學)，會計胡明復(1891―1927，數學)，編輯部長楊杏佛(1893―1933，礦冶)；董事會成員由任鴻雋、趙元任、胡明復、秉志(1886―1965，生物學)、周仁(1892―1973，陶瓷)五人組成。1915年在上海出版中國歷史上第一期《科學》雜誌。41�c

中國農學會於1917年在上海成立，由丁穎(1888―1964，東京帝國大學畢業)、鄒秉文(1893―1985，1915年美國康奈爾大學畢業)、蔡邦華(1902―1983，日本鹿爾島農學校、德國柏林大學畢業)等發起。

中國地質學會於1922年成立，由丁文江(1887―1936，1906年留英)、章鴻釗(1887―1951，日本京都大學、東京帝國大學)、翁文灝(1889―1971，留學比利時)和袁復禮(1893―1987，美哥倫比亞大學)等人發起。

中國數學會1935年成立於上海。董事會、理事會與評議會主要成員有：胡敦復(1886―1978，美哈佛)、馮祖荀(1880―1940，日本)、姜立夫(1890―1978，美哈佛)、熊慶來(1893―1969，法國)、陳建功(1893―1971，留日、美)、蘇步青(1902―，日本帝國大學)、江澤涵(1902―，美哈佛)、錢寶琮(1892―1974，英國)等。

中國天文學會1922年建立於北京，第一任會長高魯(1877―1947，布魯塞爾大學)、副會長秦汾(1882―？，美、英、德留學)。

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長蔡元培。1948年選舉產生81位院士。數理組26人和生物組25人全為歸國學者。人文組28人，除國學、中醫、出版專業等5人外，都是歸國學者。

中國自己設計的第一座越江大橋――錢塘江大橋於1937年建成通車。總設計師茅以升(1896―1989，1921年留美)。他說：“崎嶇多於平坦，幸賴橋梁以渡。橋何名歟.曰：奮鬥。”

中國科學院於1950年成立。1955年首屆學部委員共172名，(不含哲學社會科學部)有158位是歸國學者，占92%。

中國工程院於1994年成立，首批院士96人，留學專家46名，占48%。

199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並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23名受獎者中21名是歸國學者。

中國很多人對20世紀這段歷史感到尷尬和不快：中國現代科學技術知識為何都來自西方？42從康熙開始就不服氣，有“西學中源”說。1704年他評《三角形推算法論》曰：“論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歷原出自中國，傳及於極西，西人守之不失，測量不已，歲歲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求也”。43群臣諾諾。乾隆時代的袁枚(1716―1798)也隨言現代科學是中學西漸而成：“西洋有算術，名曰幾何，乃冉子(前522―前489)所造。今在海外，西人得之，出其精思，以成此書”。44這些說法早為歷代中國科學界所否定，那不過是虛榮的牽強附會。正像楊振寧先生所斷：儒家說的“天人一物，內外一理”的理，不是近代科學所講的規則、規律和定律。近代科學追求的“理”與中國傳統文化所追求的“理”是不一樣的。傳統中國文化里，沒有這個定律、規律和這些規則的觀念 45。工業技術所依靠的技術科學在中國傳統文化里也並不存在。至於中國為何未產生近代科學？今稱為“李約瑟之謎”，科學界已討論了一百年，仁智各見，至今仍是科學史學研究的熱點之一。46�c

最近一位英國朋友評論說：“其實，中國人不必為‘李約瑟之謎’太覺不安。這個問題的答案對中國的未來未必有多大影響。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都有過強處和弱點，成功和失敗。與世界其他民族相比，即使現代科學未在這裡產生，中華民族依然是偉大的。”“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等文化如何？他們消失了，他們的帝國早已滅亡!那裡今人的文化與先人完全不同。只有中國的文化、文明生存了下來，並且以其數千年的技術發明和創造啟迪了人類。數千年前開始的中華文明，今日仍在繁榮興旺，中國人未來會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47]

如果把牛頓定律的出現(1687，清康熙26年)看成為現代科學的起點，到辛亥革命只不過200年。以瓦特發明蒸汽機(1765)算作產業革命的開始，到辛亥革命僅150年。這在中國歷史上不過是一個短暫的間冰期。國家處於危難之時，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知識界疾呼“德、賽救國”，仁人志士急切於辦“洋務”(工業)，賢明的政治家們熱情於派青年遊學科學技術，是為救國家之既衰，拯人民於水火而戰鬥的緊急措施，其情可歌，其事當頌，是不待智者可決的。南非首任黑人總統曼德拉說：只有以立即消除種族歧視和隔離為鬥爭目標才能迅速拯救人民解脫被壓迫之苦。完全弄明白各種理論的優劣，對處於戰鬥之中的戰士來說那是承受不了的奢侈 [48]。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孟子.盡心》)中國這種以社稷為重的傳統文化深深地影響着各代留學生的人生觀。為發展工業，建立現代科技體系，傳授先進知識，推動社會進步，增強國力而學習和奮鬥，成為歷代留學生心心相印的奮鬥目標。國家和人民對他們總寄予殷切的期望。第九代、第十代留學生都是新中國派出的。1953年周恩來總理對留學生說：“三、五年後，你們一定能接替我們的工作，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你們今後的任務比我們這一輩更重”；“你們要好好學習，吸取外國的長處，化為我國的長處，這是我們民族的傳統；現在我們更需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科學知識，這一光榮任務放在你們身上，需要你們學好為祖國服務。”[49] 1957年鄧小平訪蘇期間語重心長地說：“這些學生都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寶貴財富，要好好愛護，嚴格要求；要鍛煉身體，增強體質，勞逸結合，智力體力雙豐收，才能成為國家的有用人才。”[49] 這些語重心長的囑託，曾激勵着數萬名留學生、實習生勤勞奮鬥，刻苦努力，以優異成績完成了學習任務，回國後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十世紀的中國以其輝煌成就載入史冊。推翻了封建統治，建立了人民共和國，啟動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建立了完整的現代科學教育和研究體系，確立了科教興國的國家戰略。儘管工業化和現代科學技術事業比歐洲晚了200年，中國奮起直追，僅用了50年的時間，大大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從革命事業的成功到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歷代留學生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再過幾十年，到21世紀中葉中國基本完成工業化之日，對外開放的政策會更加寬鬆，向世界各國派遣和交換留學生的工作仍然會以更大的規模繼續下去，成為中華民族繼續前進，實現現代化，為人類的進步做出應有貢獻的有力保障。

我極為相信毛主席展望中國未來時說過的一段話：應當承認，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麼能存在？為什麼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一定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就是在幾十個五年計劃之後，還應當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嘛!這有什麼不好呢？[50]

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向留學生講，“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是對第九代留學生的激勵，實則是對後來者的呼喚，對無窮盡的青年時代的祝福，對未來祖國和人民的期望。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進入21世紀，這條永恆的銘言，又遞適於第十代和無盡後代的學子們。

(2003年1月30日)

參考文獻及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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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人說只有2人，另說6人抗命，拒絕歸國. 見文獻3，21頁注.

[5] 胡繩.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人民出版社，1981.

[6] 中國大博覽1900-1949上卷. 科普出版社，1995.

[7] 張之洞. 勸學篇. 張之洞全集，第12冊，9708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8] 尚小明. 留日學生與清末新政.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9] 這些數字是清華王大中校長於2002年12月6日在回復筆者詢問函中提供的數據。王大中校長信中有一段說明，現在記下共饗諸君：清華庚款存國內銀行部分(1100萬美元)，因受通貨膨脹影響，經若干次折損，至抗戰勝利時已所存無幾。存入美國部分(其數不詳)須經過教育部長和清華校長共同簽署方可使用。大陸解放後，(原校長)梅貽琦抵美，控制了該資產的使用保管權。台灣“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和後來的新竹清華大學，即用此款創辦。中美建交後，時任清華校長的劉達同志等曾訪美，向美國政府查詢此事，對方答覆因“庚款”約期已過(1901-1940)，此事“純屬民間問題，美國政府不便過問”未能查出究竟。至於其他國家(法、英、俄、日等)返回的庚款，清華沒有使用權，也沒有用於清華派送學生。

[10] 顧毓琇著. 張遇、楊波譯. 一個家庭，兩個世界.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1] 劉大椿、吳向紅. 庚款留美潮. 中華讀書報，1996年7月24日.

[12] 李石曾(又名李煜瀛，1881-1973. 1902年留法，習生物化學。1907年入同盟會，回國後曾任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校長，北平研究院院長等職。1956年定居台灣)。

[13] 肖勁光. 赴蘇學習前後.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革命史資料》，第三期，1-21，1981.

[14] 毛澤東(子任). 中國國民黨選派學生赴莫斯科孫文大學(1925年12月13日).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725-73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15] 這些資料是我駐俄使館公使銜參贊黃壽增同志於2002年12月從俄公布的歷史檔案中查到的。

[16] 這段佳話是朱光亞、李政道對筆者講的。李政道先生還戲曰：蔣介石選朱光亞選對了。選我是選錯了，我以後沒參加做原子彈。

[17] 李滔主編. 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後). 高教出版社，2000年.

[18] 杜魏華、王宜秋主編. 在蘇聯長大的紅色後代. 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19] “4821”21人的名單(按筆劃排列)是：葉正大、葉正明、葉楚梅、李鵬、朱忠洪、任岳、任湘、江明、劉虎生、楊廷藩、肖永定、鄒家華、張代俠、林漢雄、羅西北、羅振濤、項蘇雲、賀毅、崔軍、謝紹明。由羅西北、謝紹明帶隊，1948年9月從哈爾濱出發，10月到達莫斯科，不久分別進入各大學。50年代中全部學成回國。見文獻18，642-643。

[20] 杜魏華主編. 往事如煙情悠悠. 先驅者的後代-蘇聯國際兒童院中國學生紀實，313-316.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

[21] 從20到40年代，中國一批革命先驅和烈士的子女先後有100多人，寄養在蘇聯各處的保育院裡。人數最多的在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Ивановский Интернат)。1926年由瑞士女共產黨人曼托娜.莫澤爾捐出父親遺產給蘇聯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在第三國際支持下，於莫斯科郊區建立國際兒童院。1929年建成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後，移交蘇聯紅十字會管理。國際兒童院先後養育了30多個國家、70多個民族的2000多名兒童，其中有中國兒童近100人。見文獻20，674-675。

[22] 薄一波. 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23] “一五計劃”共安排大中項目694個，實際開工的921個。蘇援建的“156項”實際為150項。計軍工44項，冶金20項，能源52項，輕工、醫藥3項。此外，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援建68項。

[24] 王瑞璞、郭德宏、季曉楠、張湛彬主編. 《共和國經濟大決策》大事記. 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

[25] 1950年中國科學家、工程師僅6萬人，到1955年增長到10萬人，大學畢業生增長到21萬，遠不能滿足執行這些計劃的需要。

[26] 據袁寶華同志2002年12月31日告筆者：經查詢，“一五”期間為執行“156項”，由29個部門共派出實習人員7800人。1950-1953年派出371人，1954年1363人，1955年3053人，1956年2127人，1957年375人，1958年238人，1959年190人，1960年103人。此外，東北工業部1951-1952年派往蘇聯實習生70多人。

[27] 鄧小平同志談清華問題時關於派遣留學生問題的指示. 1978年6月23日.中華留學教育史錄, 第365-366頁，見文獻17.

[28] 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給方毅副總理的邀請信. 見文獻17，410頁.

[29] 吳瑞教授給教育部部長蔣南翔的信. 見文獻17，602頁.

[30] 梁啓超. 譚嗣同傳. 傳世藏書，別集，卷15，譚嗣同集，第245頁. 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出版，1996.

[31] 建國初期留學生歸國紀事. 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

[32] 王文華編著. 錢學森實錄. 四川文藝出版社，2001.

[33] Iris Chang. Thread of the Silkworm. Basic Books, 1996.

[34] T. von Karman and Lee Edson. The Wind and Beyond.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 1967.

[35] 筆者任國家科委主任期間，曾與數屆美國政府主管科技的高級官員交涉，均未得到滿意答覆。

[36] 韋君宜. 思痛錄.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37] 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文教工商界人士。羅稷南問：“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着，他會怎麼樣？”毛主席爽朗答到：“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見黃宗英：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文匯讀書周報》，2002年2月6日，第5頁。

[38] 程守洙，江之水. 普通物理學, 第一冊.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2.

[39] 宋瑞玉、周冰. 社會熱力學.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40] 據國家外國專家局2003年1月15日函告：從1979-1999年聘請外國專家來華工作有74萬人次。又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1和2002年外國在華專家分別為20萬人次。

[41] 任鴻雋. 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集. 樊洪業、張久春選編.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

[42] 張汝倫. 知識分子與現代性的共謀關係. 文匯報.學林，2002年12月14日.

[43] 席澤宗. 論康熙科學政策之失誤. 自然科學史研究，卷19，第1期，18-27，2002.

[44] 何滿子. 散文自選. 142頁，百花出版社，1995

[45] 楊振寧. 中國文化與科學. 新亞生活，第2期，香港，2001

[46] 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編. 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冊). 2002年4月10-13日.

[47] Robert Temple. The Modern World: a Joint Creation of China and the West. Cf. [38], p111.

[48] Nelson Mandela. Long Walk to Freedom. Abacus, UK, 2000. 曼德拉在書中說，他讀過馬克思、毛澤東、劉少奇、卡斯特羅的書。最後選定的口號是“為自由而戰”。

[49] 李滔. 歷史的囑託. 朱訓主編：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憶留蘇歲月，1-8，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

[50] 毛澤東. 論十大關係(1956).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287-288，人民出版社，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