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中國社會諸方面的問題紛繁複雜，頭緒萬千，盤根錯節，即便是囂張兀傲的絕頂高手，也只有暗自喟嘆命薄：何敢自矜醫國手。教育問題便是社會這張紛亂無端的爛網中的死結之一，要解開這個死結，當然不能用積極革命的剪刀，天翻地覆，乾脆一刀兩斷。教育的嚴肅性和延續性，以及它與千家萬戶乃至國家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大有關聯的特殊性，決定了採取一刀了斷的做法，哪怕真的能夠澤被後世，如果對當下受教育者傷害既深且巨，成本高昂，社會認可的難度自然就會加大，故教育宜在改良之中抓住其要害之所在，裨使教育在現今劇烈變化的社會，以相對較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

　　 　　 　　　　　　　　　　　 畸形產兒 　　 　　

　　 排除獨立於黨派之外亦即教育中立和教育體制改革諸方面的大問題，在短期內難有實質性變革的客觀現實，要改善當下教育的現實境況，無疑應該從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對接方式上入手。這看似尋常的一個問題，因每個人所取之立場和思考問題的角度不同，自然不易達成共識。但問題在於，中國教育幾千年來始終是個供不應求的市場，教育作為稀缺資源的殘酷現實，雖經二十世紀現代化進程中學校教育規模的擴大，然由於吾國人口基數過於龐大，使得在西方工業革命後形成的學校教育包括全民教育的規模效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消。這種抵消再次造成教育大規模的供求失衡，供求失衡的後果是基礎教育尤其是接受良好的基礎教育的門檻增高，而通往大學之路的擁擠之途並沒因擴招得到實質性的緩減，因為我們國家出台的教育政策一向缺乏系統性，所以在執行教育政策時難免成本過高，因而適得其反，比如所謂的減負，初衷不可謂不好，然實際效果是四處不討好，難道真的是減負本身錯了嗎？非也。這就像一個城市要鋪設下水道管、自來水管道、煤氣管道、光纖電纜等並沒有錯，但依然引致民怨沸騰，問題就在於政府的公共行政執行部門，進行城市建設，鋪埋管道時不考慮公共營運成本（顯性的成本是亂花錢多花冤枉錢，隱性成本是民怨沸騰），才出現今年鋪好了這種管道，過一陣又挖開鋪另一種，如此反覆，好似子子孫孫無窮盡。教育政策的出台何嘗不是如此呢？ 　　 　　

　 要解決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對接問題，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都相當關鍵，二者不可偏廢，但因此處所談及的所謂名校，特指基礎教育中的中學部分，因而着重關涉基礎教育中學部分何以形成今天的局面，對於理解於今所謂的名校至關重要。 　

　　 　　 眾所周知，基礎教育的關鍵就是要有足夠多的好學校，良好的設備（包括圖書館、實驗室等），高素質的師資，讓眾多學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這正是中國基礎教育的實質問題所在。因為人口基數龐大，各地經濟發展不一，造成了學校與學校之間差別甚大的現實。作為一個政府，對其政績、行政能力，應該有相應的評估體系及監督機制和制約機制，但這對一黨專政的政府無異於痴人說夢。教育所具有的延續性特徵，作為文化傳承、學習知識的必要途徑，換句話說，教育作為公共產品，需要政府堅實穩定、不折不扣的長期的投資眼光，並通過良好的可操作的制度將其固定下來，而不是朝令夕改，頭腦發熱，目光短淺。而重點學校誕生，就像搞樣榜工程一樣，是急功近利的產物。這就好比，政府現在喜歡說，我們今年要為民辦十件好事實事一樣（從邏輯上講，這意味着除了這十件好事實事外，政府每年所干的多是虛事假事，總之是不好事。這不是曲意解讀，而是政府講話、新聞傳媒中這種不合邏輯的漏洞俯拾即是），就是集中搞樣榜，然後以點代面，掩蓋自己在其他方面的錯失。一言蔽這，重點學校就是政府為了掩蓋自己在教育上的失誤，包括投入經費嚴重不足，採取的一種巧妙的掩人耳目的措施而已。 　　 　　

　 四九年政權新易以後，政府在意識形態上嚴加管制，成為黨派利益的附屬物，教育作為一種特權產品（農工幹部、出身成份好者等優先原則），而不是人人皆得以享受平等教育的機會，自然對教育經費給多給少，不是按制度行事（現在的教育法有教育經費撥給占ＧＤＰ的百分比，但《人民日報》每年在十月二十二日左右公布的教育白皮書，都說有許多省沒按法規完成，但沒聽說任何政府官員為此受到制裁），而是一些對教育管理根本不懂的官員信手一揮，自然就會多花一點錢在每一個城市建三、四年所謂的樣榜學校——正符合政府做任何事情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不是大事姑且不論）——這便是重點學校誕生的教育思路和歷史背景。眾所周知，一所學校獲得的支持一多，另一所學校就相應減少，撥款亦是如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凡是中國當今的重點學校幾乎都是以犧牲大批的非重點學校為代價的，這是對大批學校包括在該受教學生的嚴重歧視，這個代價十分昂貴。就像農民在這個國家一直是二等公民，沒能得到相應的國民待遇一樣，大部分普通中學在為重點中學做貢獻、付代價，犧牲自己應得的受教利益，這是等級特權觀念在中國教育中的真切反應。 　　 　　

　 我承認像四川石室中學、浙江春暉中學、江蘇南師大附中這樣的名校，有它悠久的歷史，深厚的人文傳統，不凡的教育業績。但說句實話，這些可堪炫耀的大多系舊日資本。春暉的輝煌在我看來是它在民國作為私立學校的時期，像朱自清、夏丐尊、豐子愷這樣不世出的好老師，現在已經成為絕響。成都石室中學的燦爛，當然與文翁石室有關，但我更承認是近代學校興起的產物。石室中學在民國時期可謂名師輩出，如趙少咸、何其芳、曹葆華、林思進、劉咸滎、龐石帚、李劫人等。恕我孤陋，現今不僅沒有真正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教育家，而且連幾個像樣的、具有教育家氣質、真正以教育為己任的校長都沒有，更沒有教書育人上拿出不凡實績，別開生面，並且能著書立說的名師。但就是目前這般不堪的局面下，它們名聲依舊響亮，原因何在？ 　　 　　

　 　　 應試教育“集中營” 　　 　　

　　　 中國人口繁眾，受教人數龐大，而教育經費撥給並不充足，即便撥了，被雁過撥毛貪污掉的事情也是時有發生。自從四年前高等教育擴招以來，上大學毛入率稍有增加，然對於眾所欲上大學的人來說，大學教育仍是供不應求，以往那種過高考獨木橋，擠下很多失敗者的慘狀仍在發生最主要的當然在政府對教育投資不足，即教育仍是稀缺資源的殘酷現實在我們國家仍沒有根本改變，同時也與當政者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門對每所學校的投入和關注程度不一樣所致。 　　 　

　　 去年《南方周末》發表了一篇關於湖北黃岡中學的文章，作為重點中學，黃岡中學的考試升學率在普遍成績很高的湖北省都名列前茅，但很多從那所學校畢業考上大學的學生，卻說自己在那裡曾經的學習生涯是過着地獄般的生活，以致在網絡上引起掀然大波。其實，這在當今中國的中學裡並不是個別現象，黃岡中學只不過被傳媒當作一個示眾者拿來研究的靶子罷了，並不表明黃岡中學為了升學率、及格率、合格率做得比別的學校更加殘酷更不人道，這只是當今中學教育殘酷現實的縮影罷了。而這殘酷現實的始作踴者，既有人口過多，教育資源稀缺的原因，更有政府對教育投入嚴重的因由，還有教育行部門評價體系過於承襲僵硬單調呆板蘇式評價體系所致。 　　

　　　 前幾年教育部門雖然開始公開提倡素質教育（雖然定位不清，含義不明），但另一方面卻變本加厲地搞重點中學與非重點中學評比。現在重點中學有區重點、縣中學、市重點、省重點、國家級重點中學，真是無評不用其極，恨不得來個宇宙級重點中學。比如國家級示範中學的評比採取的就是百分制的方式，將每一項得分數標示出來，這樣考量學校的標準樣本設計固然易於操作，但往往易於突擊和做假，而對一所學校來說最為重要的人文素養卻無法通過這種評比將其量化出來，這樣的樣本設計和評估方式到底在多程度上有利於教育自身，以我本人多年來對教育的研究，是大可懷疑的。教育行政總門不在教育行政、包括協助法院在教育執法上多做文章，而在一方面倡導學生減負、素質教育的同時，卻在全國大搞“國家千所示範性普通高完中“的評估及評比，使得每所省級重點中學疲於競爭，做表面文章，視升學率為辦學的唯一鵠的，這樣能實行素質教育，無異於白日做夢。 　　 　　

　 教育行政部門考量一所學校的工作實績，多用易於操作的實用主義態度，“三率“（升學率、合格率、及格率）放之吾國而皆準，這是教育行政部門作風衙門化的必然結果，也是他們為自己贖職找到的最簡便的搪塞辦法。此種過分庸俗的實用主義評價系統，是教育評價體系中的結論性評價，在教育行政工作和學校工作的泛濫成災的必然結果。老師看學生得考試結果，而不看學生在自身基礎上的不斷進步，創造力的張揚，想像力的勃發，快樂有趣的學習，身心俱健的發展，換句話說，就是不注重過程性評論和診斷性評價。重結論性評價，是教育管理中工具主義和實用主義過度的必然產物，是過分迷信數字及達標等所謂的商業管理模式對教育管理的完全侵入。看中結論性評價的人，往往忽略了一個大問題，即教育不是商業活動，而是教人何以成其為人的必要途徑。既然教育是人何以成為人的必要途徑，那麼完全把人當物品來看的數目字管理、徹底量化的管理方式，本身就是對人的極大不尊重，是對一個人成長受教歷程簡單粗暴無禮的對待方式，並且從本質上違背教育的初衷。老師及學校重結論性評價，必然導致學生對分數的無限崇拜，教育行政部門重結論性評價，則校長及學校包括老師輕則在數字造假，重則唯數字之命是聽，而不管學生心靈的健康及整體素養的升華。這樣一來，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管理成本好像因易於分析而降低了，而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教育行政部門作為中國官僚機構的一部分，沾染上了所有中國官僚機構的惡習，人浮於事，扯皮拖拉，效率低下，輕謾公眾，打壓納稅人，唯利是圖的痼疾。要這樣的機構的有辦事效率，尊重納稅人的權益，實在是與虎謀皮。 　　 　　

　 如此頑固不化、偷懶取巧的評價體系，自然就會使應試教育之風愈演愈烈。因為校長是教育行政部門任命，既非民主選舉亦非一定程序的公推，更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校董制，校長成了官員系統，既得利益的一部分，自然不可不看重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對自己的評價，不管這評價是如何的形式主義。有的校長甚至如同政客，不把教育當成一項事業，而是把它作為自己政治上往上爬的進身之階，這與民國的陶行知、晏陽初、梁漱冥、蔡元培、張伯苓、梅貽琦等人相較，相去何止霄壤！與他們相比，當今有多少人有資格作一個合格的校長，可以說寥寥無己，這種悲哀已經是延續了半個多世紀了的殘酷現實。再推下來，沒有流動自由、遷徙自由的教師把校長當作自己命運的主宰，唯校長是聽，沒有獨立的人格，將校長的目標考核和管理視作聖旨，不管這考核是如何荒謬絕倫。當然最受苦者，必然是處在最底層的學生了，他們只有遭受分數殘酷役奴，而成為分數的奴隸的悲苦命運。 　　 　　

　 複次，普通學校紛紛惡性競爭，造假謊報，爭當重點學校，區重點欲成縣重點，縣重點快馬加鞭至省重點，省重點坐火箭至國家級示範重點學校，除了升學率比其它學校較高以外，並沒有什麼過人之處，更無論什麼人文內涵，學生的自主發展。為什麼這麼多學校紛紛欲當重點學校而後快呢，說白了，無非利益驅動而已。因為我們的教育行政總門特別喜歡搞馬太效應，使富者愈富，窮者愈窮。重點學校在諸方面——教育經費的撥給、師資配置、軟硬件設施建設、生源選擇、收費標準等——享受其它普通學校不可企及的待遇，這使得許多學校趨之若鶩，踵武其後。不特如此，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便是，成為重點學校後，各種亂收費的費用將大幅度增長，使學校像一家盈利空間極大的企業，校長成了一個只管賺錢，對上峰負責的官商聯合體的老闆，所以當今許多學校的校長都只不過變向的商人而已。而所有學生，不論考上還是沒有考上的，無一例外成為真正的錢學生。本來在義務教育階段的初中部分不該收費的，也是人人都得交，而且動輒上萬，而高中階段的收費就是更加肆無忌憚。這就是當今的重點學校要爭當義務教育的排頭兵，每年高考後要宣傳自己的學生上線人數，宣傳某某狀元的內在動力之所在。以至於有人說，當今中國沒有什麼名校不名校，只有著名的“集中營”。其言辭雖說不無偏激，但實在不是毫無道理。 　　　　 　　

　 一言以蔽之，中國的名校，在計劃經濟時代成為少數官員子弟包括出身成份優越者的特權，在現在稀奇古怪的經濟時代（既非計劃經濟亦非市場經濟，故有此稱）成為錢權交易的混合體，成為剝奪大多數人受到良好教育，而少數人獲益的金字招牌。中國名校實乃特權思想、等級社會觀念在學校教育上的變種。 　　 　　 　　　　　　　　　　　　　

　 何謂名校 　　 　　 　　

　 教育家梅貽琦先生曾說，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先生的話就是說，沒有著名學者、出色的教授，一所大學簡直不能算是一所合格的大學。我們也可以說，一所中學沒有名師，簡直不能算是名校。以此觀察當今全國有名的中學，可以說沒有哪所學校稱得上真正的名校。 　　 　　

　 四九年後教育界批臭老九，視有專業特長的人是走白專道路，徹底毀掉了知識在一個民族心目中的應有地位，不學無術，讀書無用長期以來，成為一個社會可怕的共識，在世界民族之中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一個專制社會，不把知識當回事，視金錢為萬能，把權力奉為圭臬，當官和掙錢成為社會的主要價值取向，別說建立書香社會，提升整個民族的素質，就是對知識分子應有的尊重都很困難。加之當政者往往以卑鄙相尚，社會風氣以實用相趨，拿官本位作標的，動輒以利益相誘：一個有名的大學教授，不如一個科研處長受人尊重，一個相當有修為的特級教師，不如一個教導主任吃香，正如網友邊園先生所說當今“有教官，有教棍，有教混子，就是沒什麼教育家！”（《上海獵書記》見天涯閒閒書話）實在是沉痛見骨的話。 　　 　　

　 就拿民國時期的成都石室中學來說吧，由於教師實行聘任制，因此教師的敬業程度得到了相應保證，再者彼時教育界不像今天這樣固步自封，教育界自成死水一潭，社會不關注教育，教育界的不關注社會，互不往來，社會上的教育資源能得到有效的利用。譬如在校外聘有名望的老師來兼課，一來提高學生的水平，增加講授吸引力，二來形成良性競爭，使老師不至於靠一本講義吃Ｎ年而不思進取，不進行知識結構的自我更新和不斷更替，以適應社會發展的變化。據不完全統計，一九三四年三月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石室中學兼課的大學教授、講師達二十一人之多，其中單就國文一科來說，就不乏彼時和後來名重士林的人物，如趙少咸、文百川、盧劍波等，教師籍貫遍及省內外甚至美國。而在一九零二到一九四九年的教師名錄中，因為我對別的科目欠缺更多的了解，單看語文一科，我們可以看到如下人物曾經是該校的老師：經學大師廖平、歷史學家蒙文通、著名作家李劫人、古典文學學者龐石帚、文字學家趙少威和殷孟倫、文學家何其芳、成都五老七賢之一劉咸滎和林思進、唐詩研究學者劉開揚、古代文學學者龔向農和周虛白、文獻學學者羅孟禎、劉君惠等，真可謂一時俊彥雲集，均為吾蜀一時之選，有的甚至聞名全國。他們大多除了教書出色、能人有方以外，都有自己的研究領域及學術特長，我收藏的他們的專著都不下幾十種，大多頗有見地，有些甚至仍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不可多得的佳作。而返觀當今的石室中學，雖說也有優秀的老師，甚至有現在比較出名的語文老師李鎮西，但要跟彼時群星燦爛，人物紛起相比較，其相差不可以道理計。 　　 　　

　 名師延聘在過去端賴校長的號召力，學校的發展空間對老師的吸引力，以及薪金的多寡來決定。聘用雙方簽約，權利與義務一經談妥，上課的質量，受學生歡迎的程度，不管競爭多麼激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老師的去留。不特此，老師有專職和兼職之別，專職者和兼職者在薪水上固有區別，但最重要的是形成去來自由，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的良性競爭態勢。而兼課者多半是在各大學裡延聘的名教授、名學者來擔任，一來增加講課吸引力，增加學校的知名度；二來為整個學校樹立一種愛學習、勤研究的風尚；三來也可讓學校的年輕教師與這些名教授、名學者往來，增加自己研究和講課的經驗，無形之中起着一定培訓作用，並形成良好的學校風氣。可是當今中國的學校，學校是如此的封閉，教師一進學校，就被包下來進入了一潭死水的小單位，不與社會通聲氣、相往來，不能達致社會與學校在各方面的有效互動。更不聘請也不允許社會上有名望的人到學校兼課，很好利用社會資源，用以彌補師資不足之癥結。如此一來，造成了與教育有關的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同時又不能有效地激活學校固有資源，而且對學生開闊視野，培養人文氣質極為不利。 　　

　 　　 為什麼會導致這種對學校及教育乃至對社會來講，都是雙輸乃至多輸的局面呢？以我的觀察，其原因如次：一是政府為了控制教育，使教育變成其愚弄和統治的工具，變成黨派利益的附屬品，嚴加控制，不讓社會上的名教授、名學者或其他能幹的人兼課，便於進行洗腦教育，使教師和學生都固守一隅，處於受愚弄的狀態。再者，把老師包起來，頂多搞點內部不痛不癢的競爭，便於對老師實施強壓式管理，儘量消滅老師的獨立自由思想，使得老師只有成為一個照本宣科，沒有自己特立獨行頭腦的匠人；複次，讓學校成天局限於課本之中，培養忠實的螺絲釘，培養一些把他給賣還幫自己數錢的人，這實在是一黨政府的宏願，而且我要說這幾十年他們真的做得不錯。 　　

　 　 當然這裡面還有個技術性難題在裡面，現在的教材是全國統一的，而且更為不堪的是全國統一高考。我曾經寫過一篇《取消全國統一高考》的文章盡申此說。高考是需要的，但全國甚至統一就毫無必要了。民國時期是每一所高等院校都是自行招考，時間不盡一致，有極大的自主權，學生也有選擇的餘地，這是對所有人包括當事各方都尊重的多贏局面。這樣我們才會理解以前那些文化名人，為什麼一會兒被這所學校錄取，一會兒又被那所學校錄取，再接着又被另一年學校錄取，最終選擇某學校的佚聞趣事。我認為擴招也罷，　其它改革也好，如果真要推行素質教育，首先得如此將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進行良好的對接，才不至於學生無學校選擇自由（一年只能考一次成本昂本，代價巨大，誰的青春永在）；教師有選擇教材和講授教材的自由（或者自編教材），才不至於毫無見解、照本宣科成為官方思路的跟屁蟲；同時學校也因要為自己招收的生源的畢業後就業出路作選擇，就不會設置一些根本無用的專業（我不是指基礎學科，而是像政治學院的學院毋寧會改作公共行政管理學院，否則除非政府干預，市場是斷不會接納這種學校培養的人才的），而是辦出自己的特點，無論是綜合性大學還是職業技術學院，沒有特點的話，就要像莊臣廣告語一樣：蟑螂死光光。 　　 　　

　 我的意思是將高校擴招，以及改革考試制度，變全國統一高考，而為每一個學校自行招考（考題及招生計劃在教育部備案就行），增加學生考試的機會，這樣就會使擴招考所帶來的實惠變得名副其實。如此一來，，每個人的自由度皆得以發揮，延請名師，自編教材（教育部或者省教育廳備案即可），學生自由發揮，才可能誕生真正的名校。目前的許多所謂的只不過應試教育中考試有名的學校而已，除了比別的學校多考上幾個大學外（這些重點學校很多一年只放一天半的是常事，役奴老師和學生已極，這樣的名校休矣），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名校云乎哉。 　　 　

　　 要言之，在我的眼中，當今中國沒有真正的名校，只有披着名校外衣的應試教育“集中營”，必須加以改革，才可能誕生真正的名校。 　　 　　 　　 　　　　　　　

　 2003年1月18—1月24日凌晨於成都反動居(5/31/2003 1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