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17日，《科技日报》机动记者部主任沈英甲办公室，来了位近70岁的老人。他穿着极其普通，进门先对人笑，似乎很想给人一个好印象。老人自称刘易成，参加过两弹一星的工作，并做出过重要贡献。他急切地从一个旧尼龙袋里掏材料给沈英甲看，想证明自己。

　 沈英甲觉得奇怪，一个老人，骑自行车这么远来报社找记者，究竟为了什么？

　 四年后的一天，沈英甲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有件事一直在我心中留下一个很沉重的东西，我总想有个机会把这件事让更的人知道，你们能否关注一下？”

　　“我不是非要那100元钱！”

　 在沈英甲家谈起此事，我问他：“这事过去好几年了，你为什么会把刘易成来的日子记得那么清楚？”

　 他说：“就因为在第二天，1999年的9月18日，人民大会堂召开表彰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专家大会。会上，江泽民向23个对两弹一星有贡献的专家授予了功勋奖章，台下，300名专家得到了绶带，而刘老先生就是在开会的前一天来找我的。他以为我能帮助他，他很想让世人知道，他也参与过两弹一星的工作，而且在其中还有比较重要的贡献。但我当时只能对他说，这个事非常重要，可是来不及了，因为表彰的事情肯定几个月前就在做了，如果你想加入到那300人当中，做第301个，不大可能了。用张劲夫的话说，是挂一漏万啊。”

　 那天，刘老先生把材料留给了沈英甲，自己骑车走了。

　 在此之后，沈英甲就开始四处找材料，他说我不能只相信他一个人说的。后来他终于在一本旧杂志中看到一篇写两弹一星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些科学家，并提到刘易成，但名字却搞错了，把“成”写成了“辰”。沈英甲无法确认，又找到文中提到的潘厚任———当年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组成员，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

　 潘厚任告诉沈英甲，这个“刘易辰”就是“刘易成”，他是对两弹一星做过很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文革”中由于家庭关系把他从这个队伍中清除出去了，后来职称评不上，一些老战友通过航天部把他的事迹发过去，有的科学家还写了信，才勉强评上了副高职称。 转自搜狐

　 听沈英甲说完我很奇怪，一个对国家有这么大贡献的科学家，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当天下午，我和沈英甲来到刘易成家。

　 那天刘老先生见到我们有些激动，他对沈英甲说：“没想到你还这样有心，还记得我这件事。这件事我自己心理上有不平衡，但也不是过不去，今天我真的有点感动，那次去找你，是想把我的一些实际问题解决一下。”

　 我小心地问：“是一些什么实际问题？”

　 老人很不好意思，有些吞吞吐吐：“我到退休还是个副高职称，我为咱们国家第一颗卫星的发射，做了一些重要工作，那年我找沈英甲是想能不能给我发个文章，借那次表彰搭个车，把我的问题给解决一下，一个是职称问题，还有，是不是够得上有贡献的科学家？”他说得很委婉。

　　　 “就是那每月多给100元的待遇吗？”我问。

　　　 “我不是非要那100元钱！”老人不大高兴，“其实如果问我重什么的话，我更重名誉，你知道我在学术界是比较难堪的，在很多场合，经常有好心人对别人说，啊，他是对卫星有贡献的人，可是对我来讲这很难受，开个什么会，填个什么表，都要填职称的，《请历史记住他们》那本书出来后，好多地方找我做人名字典，征稿，这时候我只能写副研究员，我投稿都要所里盖章的，我只能填副研究员呀。”

　　　 职称的阴影，一直压迫着这位老知识分子的自尊。

　　　 “对我来讲，有些事做起来很难，真的很难。”刘老先生说起来格外痛苦，“其实有很多人可以找，像科学院的干部局我也没去找过，为自己的事去找去争，我怎么也鼓不起劲来，现在年龄大了，遇到一些实际问题了，我敢说出来了，如果在10年前，这种话我都说不出来，不好意思呀。”老人越发有些难为情了。

　　　 我这才明白，当年已退休9年的老人，为什么会骑着自行车找到报社，带着材料想证明自己，不知道他为此要积攒多少勇气。

　　　 刘易成1942年在延安保育院读的小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该文曾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位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位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而刘易成就是刘少白之子。刘易成的大姐刘亚雄很早就参加革命。1929年，刘亚雄由莫斯科归来，位于北京虎坊桥的刘公馆曾是中共地下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在此期间，刘少白还营救过许多被捕的地下党员，其中包括王若飞、杨献珍等重要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刘少白经王若飞、安子文（刘易成的二姐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刘少白去延安时，毛泽东、刘少奇、王若飞、陈赓、成仿吾、徐冰等人都会见过他。

　　　 1947年，在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由于仗义执言，刘少白被数千人批斗，并当场被撤消职务。

　　　 毛泽东得知后，对晋绥分局的领导人说，像刘少白这样的人都被你们斗了，那以后还有谁敢跟我们合作？

　　　 1949年9月，刘少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50年代初，他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华北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文革”一开始，刘易成的二姐刘兢雄及姐夫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首先被斗被抓，紧接着大姐刘亚雄和她的儿子刘纪原也被斗被抓。1968年12月，刘少白拄着拐杖，走出家门，喃喃自语地要找毛主席周总理反映情况，结果晕倒在马路上便再也没有起来。那一年他86岁。

　　　 刘易成感慨地对我们说：“我们这一家人，都是共产党，所谓一个革命家庭吧，家里许多人都属于高干，父母都已经去世了，今年是父亲的120年诞辰。到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家是叛徒、特务、走资派都有了。当时有人拍桌子说，你们家是资产阶级司令部。”

　　　 而实际上，这也正是刘易成如今尴尬处境的重要原因之一。1970年4月24日，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时，刘易成只能在湖北的一个干校聆听公报，他当时既高兴又痛心，高兴的是国家的成功，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在里面，公报的内容让他知道，他的成果已经完全投入实际使用，并获得成功。痛心的是，他能做的必须是严格地克制自己，保持沉默。

　　　 他得不到嘉奖，也不能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即便是在干校知道他搞过卫星的人，也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不能就此话题私下说一句话，甚至交换一下眼神。

　　　 “我以为放卫星之后大家自然会知道”

　　　 刘易成告诉我们，他19岁那年回到北京后，在补习学校补了9个月的功课，进了一所中学成为插班生。1950年，他患肺病，当时他的大姐是长春市委书记，于是他就到长春养病，再回北京时，已经22岁，不可能再做一个中学生了。他准备了一下，就直接考上了北大数学系。

　　　 我很惊讶：“您直接就考上了北大？”

　　　 刘老先生却很遗憾：“我报北大时报了两个系，一个物理系一个数学系，物理系没录取。其实我现在自己也很奇怪，当时怎么没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北大考不上怎么办。之后我又考了研究生，留苏的，但我喜欢物理，一直追求物理，于是我就和教育部的人谈，我说我不想出去了，因为我在北大最后学的是力学，他们想让我搞发动机，我说我还愿意搞物理，这样我就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

　　　 尽管刘老先生说起往事来语气平淡，但我还是看到了一个有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社会上的顺利发展以及他的被关注程度，这和他后来的处境形成了强烈反差。

　　　 “1959年11月，我从数学所派到当时的苏联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就是布伯纳研究中心，按照现在的说法是访问学者。我在那一共呆了四年半，回国后的1965年9月，数学所副所长关肇直找我谈话，说我们的卫星要上马，科学院是技术牵头单位，他说想让我去做这个工作，我当时答应了。”

　　　 对此，著名科学家潘厚任在《请历史记住他们》这本书中回忆道，“为了加强这一工作（卫星轨道计算。记者注）后来关所长又把从苏联回国的一位同志调来具体负责此事”。

　　　 当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卫星设计院，10月中旬，卫星设计院开卫星地面组的会，会上介绍卫星本体的研制情况，但给刘易成的感觉却是“地面测轨的问题没有解决，光学观测使用条件苛刻，必须晴空万里，其他就不用细说了；有源测卫雷达需投入巨额资金和众多人力，而且保证进度也有困难；无源雷达则要靠进口；无线电干涉仪更需要恒温，投资大，可行性没有把握，当时我就考虑应该采用多普勒。多普勒效应简单讲就是汽车开过来时声音很高，开过去声音频率就降低了，通过声波可以测出速度。多普勒在国际上当时有过报道，可是当时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怎么算法，所以被排在末位。”

　　　 10月中下旬，科学院又召开了第一次卫星研制论证会，在会上，谁也拿不出一个测轨的好办法，报告的都是大家知道的方法。

　　　 “当时我确实下了很多功夫。”刘易成说，“可以说是夜不能眠。到了会议后期，我终于有了灵感，跳出了传统的几何思路，走向从多普勒基本原理出发，导出一组‘多站多普勒独立精确测轨方程’，其实真正做出来就如同把窗户纸捅破，没什么了不起，难就难在原始创意的那个点上，我那方程做得很简单很漂亮。”刘易成如今说起来仍掩饰不住成功的喜悦。

　　　 但当时刘易成还是有“保留”的，他知道自己的“多站多普勒独立精确测轨法”是一个创造，当会上很多科学家讲过之后，他还是不大放心，因为酒泉基地的方法还没讲，于是刘易成就在会上说，基地的同志还没讲，是不是让他们讲一讲。

　　　 谈到这里我很明白，刘易成实际上是想给自己留个后手，以证明这个方法确实是他的一个创造，但是这个“后手”最后却因众多老科学家的去世，没人能给他的职称问题来做证明了。

　　　 “后来，基地的同志很坦率地讲了，他们的办法就是用雷达，而我知道雷达只能跟踪比较短的弹道，跟踪精度也不高，我们当时在会上的论证是要求有3位有效数字，就是精确度，因为你向全世界公报你的轨道，你的测量一定要到3位数字，否则就出现一个问题，你报道卫星打出来以后，最后可能连你自己也找不到了。”

　　　 那次论证会开了20多天，测轨问题仍无定论，竟成了卫星的卡脖子问题。

　　　 “从领导的角度讲，如果打失败了，那就是失败了，但如果你打成功了，你又报错了，找不到了，结果人家美国的测量系统给报出来了，这是很丢人的，这不要说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期，就是现在也不是一个好事情。而我们当初设计的轨道，只能测到百分之五的弧段，你怎么把这个椭圆定下来？而且定到3位有效？所以这个事情就非常困难，虽然大家都知道42度轨道是不好的。但从酒泉基地打出去，如果把轨道提高，发射角向北偏，万一发射失败，火箭的弹体和卫星就有可能掉到苏联或者蒙古，所以一些著名科学家只能选这个42度轨道。当时在论证会上，我听基地的同志讲完之后，就有把握了，第二天就做了报告。”

　　　 但是当刘易成做完报告之后，并没有得到意料之中的效果。

　　　 “我做完报告感觉没有人听懂，大家好像都没听明白，因为这个问题对我对别人都是新的，脑子一时转不上去。换个角度说，卫星也好，地球也好，行星也好，轨道的解法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所有这些算法，它的原始测量量都是几何量，什么叫几何量？就是角度、距离，而多普勒测到的是速度的分量，就是怎样从速度测量里找到位置，这个在当时还没有思路，我觉得我的贡献就在这点上。

　　　 “我当时做完这个报告后没有人响应，会上还有人问我，你这个方法谁知道可行不可行？又没有测量数据？我说没有测量数据可以用计算机模拟。”

　　　 那天做完报告，刘易成有些郁闷，而王大珩（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专家，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吃完晚饭突然来找他。王大珩问：“多普勒是算速度的，你怎么能算出位置来？”

　　　 刘易成明白王大珩问到点子上了，于是就讲了两个速度场的想法。刘易成说，三个多普勒站，可以测出一个速度场，我有三个速度分量，由于卫星的位置不同，速度就不一样，如果六个站就有两个速度场，所谓场就是每给一个坐标，就有一个速度值，这两个速度场，只有在卫星实际位置这个点上是重合的，其他地方它都是叉开的，或者方向不一样的。

　　　 刘易成说完，王大珩连招呼也没顾上打就思考着走了。刘易成说：“我当时真是高兴极了。他到底是学物理的，能看出他是听进去了。第二天晚上吃完晚饭，他又特意来找我，他说，你那个办法能行。我当时哎呀，真是觉得遇到知音了。”

　　　 为核实这件事，后来我给王大珩院士打了电话，开始这位88岁的老先生已经记不起来了，经我提示，他说：“噢，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件事情，我忘记那个人姓刘还是姓李了，他提出的多普勒测算方法，我很赞成，是这样的，我赞成他那个想法。”

　　　 实际上在由江泽民题写书名，路甬祥做序的那本《请历史记住他们》的书里，“人造卫星篇”中有13篇回忆文章，其中第6篇就是刘易成撰写的《测轨法与卫星轨道的选择》，在该文中，刘易成对自己在我国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工作中所做的贡献，做了详尽描述。

　　　 “后来一些年轻一点的人也明白了，数学所的模拟组由我牵头，我当时觉得自己确实是做出了贡献，但那个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名利想法。数学所、紫金山天文台、计算所共同组成了一个测算组，这个测算组要对光学经纬仪、雷达、干涉仪、多普勒，所有当时可能拿出来的仪器，都要测算。其实上计算机都是一样的算法，其他的方式都已经知道了，惟有多普勒的算法是我提出来的，当时对我来讲，我已经不需要模拟计算来说服我了，它只是用来说服别人的。实际上模拟一完成之后，领导和专家们就接受了，显然光靠报告还是不行的。领导马上向科学院做了汇报，这是科学院的一大成果，当时我没说什么，因为我认为测轨方法无论如何是我的，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以为放卫星之后这个事情自然大家都会知道，但是我没想到我后来的遭遇是这样的。”

　　　 后来在潘厚任的回忆文章里，他回忆道：“为了确定是否能采用多普勒跟踪系统，从1966年1月至3月———连续进行了3个多月的突击计算———当用计算机进行轨道改进计算首次得到收敛结果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雀跃欢呼起来了。”

　　　 在《中国科学院院史》“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方案论证”一章“跟踪测轨方案”一段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由于中国不在国外设立跟踪观测站，而中国的经度跨度又有限，因此卫星上天后要抓得住、测得准就很困难。中国科学院代表陈芳允根据中国国情，采纳了数学所刘易成的建议，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第一颗卫星的无线电跟踪系统以多普勒测速仪为基础，以光学跟踪经纬仪为辅，而在卫星入轨点则以雷达为主，比相干涉仪只做实验的方案。会议同意对此方案于会后组织专门班子进行模拟计算。”

　　　 “建一个发射场要成亿元资金呀”

　　　 接着，刘易成又向我们讲述了他在卫星工作中的第二个贡献。

　　　 “第二件事是在这次会议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在发射方面，地面的站应该怎么布？布得不好，精确度就会下降，这从数学方程中可以看出来，到了第二年春天地面组开会，确定以多普勒为主，科学院牵头，这个时候，我就产生了第二个想法，应该把轨道改成向海南岛打，这样可观测距离可以达到3000公里，这样一下就能打出将近70度的轨道，高轨道问题就解决了。

　　　 “原来的《方案》准备在东北再建一个发射中心，现在从酒泉直接打，就不用建那个发射场了。这件事情当时我有想法，但我作为多普勒的提出者，已经承担了很大责任，如果再提出改选轨道，那么卫星打到海南岛的轨道第二圈回来，在新疆边上一擦而过，如果头一圈抓不住，很可能我这些功劳就全没有了，这又是我的一个私心，我当时感觉到很大的风险。后来有人说，钱学森说，现在火箭的推力还有一点富裕，那我想正好，那就挪过来朝南打。于是我就把这想法对潘厚任讲了，他说现在钱骥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后来卫星设计院专门为此召开了轨道会议，在会上我做了主题报告，就是改选轨道，因为建一个发射场要成亿元资金呀，会议论证下来取得了共识，我写的这个东西还在我手里。”

　　　 1966年5月，改变卫星轨道的方案正式上报中央。国防科委对新的轨道选择非常满意，给予极高评价。按这个新的轨道，我国第一颗卫星发射取得成功，后来又用这一轨道成功发射和回收了返回式卫星。这项改变为国家节约了另建发射场及其配套地面测控网站的数以亿计的资金。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刘易成一直认为这是他的第二个贡献，但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却写道，当时钱骥和潘厚任也有和他同样的想法，只是这个主题报告是由他来做的，而潘厚任在那次会上，也论证了70度轨道可以满足实用卫星的需求。

　　　 我在想，如果当时刘易成没有那点私心，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点怕事作风，事情又会怎样呢？

　　　 到了“文化大革命”，刘易成说：“我就没办法了，我这一家子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还有人说我是苏修特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找领导，我说我的这点本事也用光了，再呆下去，肯定要倒大霉的。实际上当时是外界的压力，我爱人是北大数学系总支副书记，大字报一出，她马上就成黑帮了，我单位立刻有人去找领导，说刘易成干这个工作是不合适的。当然我离开也和我的经历有关，从土改斗我父亲到延安审干，历次运动下来，我始终处在矛盾中，一方面共产党和我是血肉相连的，另一方面有些事情确实是毫无办法，‘文革’把钱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专家）一斗，我就知道我必须离开了。”

　　　 “我在退休的时候去找的领导，我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从干校回来刘易成到数学所，后又转到物理所做引力波探测，做第五种力探测，从此就确确实实成为卫星工作的局外人了。

　　　 刘易成说：“其实我如果继续做，结果也不会好。干校回来后钱骥和我有过几次联系，他后来给我打电话问我，关于你的工作情况，我给科学院写封信，你觉得怎么样？我说那当然很好。当时钱骥是五院的副院长，他觉得我有这么大的贡献，想帮助我一下。他问我写给谁，写给周培源行不行？我说可以吧。当时周培源是科学院主席团主席。”

　　　 但是当过了两个星期后刘易成去找周的秘书时，秘书却说那信找不到了，刘易成感到非常伤心，因为对他来讲，这封信太重要了。其实假如他那个时候再去找钱骥，补一封信，是完全可能的。但刘易成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觉得为了自己的事情再去麻烦别人，不合适，而后来钱骥很快就去世了，于是，刘易成的事情，成了“悬案”。

　　　 谈到职称的问题，刘易成的情绪非常低落：“我在数学所，刚开始评职称，应该评副研，没有通过，因为我的贡献是过去的事情，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到了物理所作引力波探测，后来虽然评上了副高，也不容易。当时我真不愿意谈卫星的事情，我是实在没办法了，但我只用了一点，也没讲清楚，说得很简单。”

　　　 我不知道刘易成对卫星的贡献，是否在评副高职称中起到了作用，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按说他评正高也应该能起到作用，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那您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正研究员申请？”我问。

　　　 “我在退休的时候去找的领导，我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刘易成说。

　　　 当时领导并不认识他，对卫星的事情也不了解，刘易成发现，很难把这件事情跟领导讲清楚。当时领导反问他，既然你说对卫星做过贡献，那是否得过奖？

　　　 刘易成说，1978年得过全国科技大会奖，就是卫星轨道，但那个时候是集体项目奖，“那个时候我还在数学所，在评奖时，我把所有人的名单都列上去了。”

　　　 对此，潘厚任也对我们说：“那个时候发奖都是集体的。”

　　　 这最后一次找领导，给刘易成的是无望的感觉，但他心里仍有些不服气：“卫星轨道的测量方法是我提出来的，一直到最后整个过程是我主持。而轨道选择的思路是我的，论证是我的，最后科学院给院党组的报告都是我起草的。这个集体奖把奖状奖给的是数学所，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给我的。后来1985年在国防口上，整个卫星又得了一个特等奖，科学院只给了两个人，赵九章是向周总理写信的，是首功，当之无愧。关肇直是轨道组组长，奖状当然要发给他，但轨道方面拿到的这个奖是因为我在这两项工作中的贡献呀。所以当领导问我时，我说我有奖，这个奖给了关肇直。但是我谈的时候就知道没希望了，我做了解释，但他不知道，我就开始退缩了，我很难办哪。”

　　　 “您后来的工作就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吗？”我问。

　　　 刘易成连连叹气：“其实到退休的时候，我如果会经营自己的话，我就报第五种力，第五种力在当时热了一阵子，我在我们国家是惟一一个做试验的，试验结果用现在话说是达到国际水平，用同一种方法在国际上有三家，精度我们是第二，但世界上谁也没有探测出来，第五种力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全世界都没有结果，而我们测的精度是很高的，同时我还有卫星的贡献。”

　　　 “这不就成了吗？”我说。

　　　 “但当时我没有说卫星的事，为什么呢？这有一个原因，当时我知道要出一本书，我的东西已经被收进去了，我要是去找很多的证据，以前的管理机构都没有了，档案也没有了，我就得费很大的力气，我就要争，要说服这些评委，后来想，等这本书出来再说。当时预期书1992年能出来，我觉得即使退休了，书出来之后，还是可以做些补偿的。但是后来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研究员变成招聘了，招聘的话必须有研究课题，我退休就不可能有了，而且这本书居然拖了好几年，书出来时已经到了1997年了。我没有想到，一错过这个机遇就再也没机会了。”

　　　 的确，对于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是《请历史记住他们》那本书出来之后，人们才对它有了详细的了解，在此之前，这项工作一直是保密的，因此刘易成的贡献，也被封存在了历史当中。而当这个秘密向公众揭开时，对刘易成来说，早已时过境迁了。

　　　 “让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留下他的名字”

　　　 后来为了解刘易成的事，经过沈英甲联系，我们又来到潘厚任家，谈到刘易成，他说：“他是受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他家里从小都是延安的大官，有好几个部长，姐姐，姐夫，外甥等。他最早在苏联联合核子研究所，从苏联回来后，关肇直找到他，关肇直是数学所的所长。后来在‘文化革命’中间，他受家庭关系影响，就不再干了。卫星他确实出过力，他提副研究员我们都给他写过材料，那时候我已经到航天部了。实际上他做了不少工作，他是搞数学的，数学相当好，他的主要贡献还是在数学计算上，在改选轨道上，他也比较支持。”

　　　 “那么当时他是什么职务？”我问。

　　　 “搞不清他是什么职务，也没有什么明确任命，他一回来就调来搞这个，我搞卫星时，成立了一个中心，我是组员。”

　　　 我曾问刘易成：“您这事还有什么人能证明？”

　　　 他想了想：“很多人都去世了，‘文革’后我找过王大珩，我感觉他也不大记得这事了。”

　　　 采访结束，我感到有些压抑，我问沈英甲：“这个刘老先生真够委屈的，这个岁数了，还为这点事苦恼，但这会不会只是一个人的职称问题？”

　　　 沈英甲突然变得很严肃，他说：“我认为这个事的意义在于，像刘易成这样做出这么大贡献的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我们不能不提了，一个大事业，需要很多前仆后继的人。

　　　 “这让我联想到解放战争，革命从1921年开始，真正死人1927年是一回，而三年解放战争死的是大批大批的农民，一场战争几万人就死掉了，那些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他们，但是你注意看，留下名字的不多。我很想知道当时那些参加过的人，现在都七八十岁了，他们过得怎样？有没有人在关心他们？

　　　 “刘易成就属于这样的人，而他在这个工作中，还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他是一个策划者，是用他的智慧在这里面做了很大贡献的人。这样的人我们都可以把他忘掉，今后我们还怎么召集人来作工作？总应该找个机会告诉大家，让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留下他的名字，这样对后面的人才会有号召力。可现在这样就不正常了，我们只顾到那些有名的，其他人就会被遗忘，这是不行的，今后的年轻人还敢不敢走这条路？愿不愿默默无闻地去做工作？我知道类似科学家的例子还很多，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年轻人留点教训？”

　　　 我于是突然明白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又为什么一直心情沉重了。其实，路甬祥在《请历史记住他们》一书的序中已经说过，这本书是这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而刘易成在这本书中，也对自己的贡献有详尽的说明。

　　　 但我知道，在那个过去的年代，贡献是集体的，个人永远是微不足道的。即便王大珩院士还记得此事，即便有人能给刘易成作证明，难道他耿耿于怀的职称问题就能解决吗？在更多人眼里，那是过去的事情，它只能留在历史当中，有谁会知道一位为卫星做过重要贡献的老人，在古稀之年，心里还有这样一个未了心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