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怪的“禁區”


葉光庭

　　前幾時在某報讀到X教授寫的一篇文章，對我作了不點名的批評；我不同意他的觀點，也寫了一篇文章，寄到另一家報紙，公開指名要和X教授商榷。沒想到編輯先生卻建議我改寫。聽他的口氣，似乎我這樣直截了當地點了這位教授的大名，有傷他的尊嚴；如果按這位編輯的意見改寫，那麼就成了另一篇完全不同的文章了，主要是談另一個問題，只是順便觸及X教授，把反批評的色彩淡化到令人幾乎覺不出來的程度。

　　原來非政治的專業領域也有“禁區”！

　　我須先說明事情的來龍去脈。我早就注意到，杭州各景點介紹的英文翻譯存在着各式各樣的錯誤（隨便舉個例子，“二千棵梅樹”被譯成two thousand blossoms【二千朵梅花】，“玉泉”被譯成jading spring【乏味之泉】），給美麗的杭州蒙上污點，對杭州的國際形象造成損害。去年我曾向一位女記者反映了這一情況，她在一家報紙上作了扼要報道，這就引起了X教授的批評。

　　問題集中在蘇東坡在杭州所任的兩個官職——“通判”和“知府”的英譯問題上。在一處景點的牌子上，蘇東坡這兩個官職被譯成vice governor和governor，在另一處則譯成mayor（市長）。我根據外國漢學家對中國古代職官公認的譯法，指出governor是“總督”的規範英譯，“知府”則應譯為prefect，“通判”通常譯為second－class subprefect。而X教授則從“翻譯理論”的角度來批評我，為這些我指出的錯誤辯解，以為都是不錯的。

　　我對這篇短文不能發表感到有點意外。一位深知報界內幕的朋友告訴我，如今編輯有個禁忌，即不敢針對他家報紙上的文章發表意見不同的評論，生怕影響到兩家報紙之間的關係；我的商榷文章是寄到另一家報紙的，所以他們有點縮手了；如果寄到原來的報紙，也許好些。我聽取了他的意見，於是把文章略加壓縮寄去。

　　想不到這篇稿子接連寄了兩次都如石沉大海，編輯就連電話答覆也沒有。於是第三次我就直接寄給總編，並提了些意見。編輯這才打來電話，但要求我先徵得X教授的同意。

　　那麼連這家勇敢地首先發難的報紙也有點畏縮了，生怕我的點名挑戰會觸犯一位有面子的教授！

　　看來我是踏入一個有點怕人的“禁區”了！

　　我只好遵從編輯的指示。在電話中我先通報姓名，說明有不同意見，願和他在報紙上公開討論。他對“公開討論”這一點迴避作正面回答，卻王顧左右而言他，大致上說了兩點意思：第一，他對我的意見只是在教學時引作例子來談的，並非特意要批評我（不錯，他沒有點我的名）；第二，老外不懂中文，根本不知“知府”、“通判”究竟是些什麼官，譯成governor和vice governor他們容易理解；同樣，把蘇東坡說成“杭州mayor（市長）”，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聲明，以上所說的“知府”、“通判”、“總督”等等英譯都不是我的發明，而是外國漢學家公認的規範譯法；至於把蘇東坡從北宋兩浙路杭州府的堂堂知府（下轄九個屬縣！）降為“杭州市長”，則我萬萬不能同意。他卻以為漢學家的譯法未必就對，比如second－class這個定語就是多餘的（可惜我對中國古代的職官沒有研究，一時舉不出知府屬下比通判稍高一點的職官）。X教授出言未免輕率，對“中國通”的外國漢學家未免失敬，他們的犀利目光和透闢分析有時甚至勝過中國學者，又怎能無根據地說他們的譯法“未必就對”呢？我們在電話中大概談了不下於半個小時，我幾次提出在報上和他公開討論，我的觀點不對，他盡可再來批駁；可是他每次都避而不作正面回答，卻表示，他只說那樣譯法“可以接受”，並非說完全正確，所以和我的觀點其實基本相同，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一致的”！（這話又從何說起，真令我如墜五里霧中了！）

　　我感到X教授這位挑起爭論的始作俑者也是不願作公開討論的了。他客客氣氣地表示，有機會時當登門拜訪，當面請教。我一向不強人所不願，於是就表示可以撤回稿子。

　　奇怪，從報紙編輯到有關作者，都害怕公開討論，難道一般的專業或學術領域也有“禁區”嗎？“真理愈辯愈明”，這種論爭對繁榮學術、提高專業水平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又有什麼可怕的？可是有些人就怕得罪人，不敢公開論爭。

　　回顧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藝界，關於“革命文學”、“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等等問題的爭論，是開展得多麼熱烈，多麼紅紅火火！當時從魯迅、茅盾、郭沫若等大名鼎鼎的作家，到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都挺直腰板，直面論敵，無所顧忌地公開指名批評和爭論，態度是何等光明正大！他們很少有躲在暗處放冷槍，或指桑罵槐等卑鄙懦怯的行為。當然有些問題一時不一定就辯得清，但隨着爭論的不斷深入，人們的認識也就不斷地深化，眼光看得更遠，思想也不斷提高。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認為批評或爭論會傷及權威的面子和尊嚴，那是很狹隘的觀點。一個真正的大學者應該有開闊的胸襟和容忍批評的雅量，不管其正確與否，都能坦然處之，毫不介意，不為惡意攻擊而勃然震怒。這裡我想引一位外國學界泰斗如何對待批評的例子。

　　李特爾是18世紀古典時期德國地理學開創人之一，他慷慨地提掖年青的批評者——弗勒貝爾的故事是感人至深的。李特爾非但不嫉恨和打擊這位鹵莽的批評者，反而把他的批評文章推薦給一個著名的學術刊物，而且他本人還在公開發表的評論里，對這位青年學者的“敏銳頭腦”和“真摯思想”大加讚揚。後來弗勒貝爾來到柏林，李特爾還熱情接待，為他安排當時他極為需要的工作。一位尊長的學術權威，如此對待不客氣地批評他的後學，是否會使那些害怕甚至敵視批評的人覺得赧顏呢？

　　我們現在不乏捧場者，而像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樣的熱烈的學術論爭卻很少見了。如果說我們現在的學術空氣有點沉悶，恐怕也並不過分吧？這是不是值得我們深思呢？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