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大學的管理，很多人至今對蔡元培、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竺可楨這些昔日的大學校長們懷念不已。的確，在中國，一個大學的興衰與校長的人品胸襟及辦學思想極有關聯。

一個大學校長首先應該是學者。即使不是一流的學者，也應該是二流學者。一個簡單的道理是，不是學者，沒有體驗過做學問的艱辛，便很難理解學者、關心學者，尊重學者；學者的特點是獨立思維，不人云亦云，以這種思維去辦學，自然會既尊重大學之共性，又力爭辦出個性、辦出特色。在這一點上，中國大學曾經有過很好的傳統，早期的大學校長几乎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學問家，以至幾十年後人們提起的時候仍親切地稱之為“×××校長”，不像今天的許多大學校長是什麼都不是的“幾不像”：你說他是學者吧，可又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研究成果；你說他是政客吧，但他又有“教授”頭銜，不過，認真一看就明白了，原來是個“管理教授”。

其次，大學校長應該是教育家，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和辦學理念。回顧那些有名的大學校長，哪一個沒有令人稱道的辦學思想？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辦學思想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遂成為北大校訓。清華校長梅貽琦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1]所以我們不難理解舊時清華怎麼會出現了那麼多的“大師”。南開校長張伯苓提出了著名的“公能教育思想”，即“培養學生愛國愛群之公德，與夫服務社會之能力”，並把“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定為南開校訓。[2]浙大校長竺可楨說大學是“求是”之所，“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之毀譽而動其心哉，此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義。”“求是”乃成為浙大之校訓。即使在抗戰時期，浙大成為“流亡大學”，竺可楨也未改變“求是”理念：“大學是社會之光，不應隨波逐流”，“亂世道德墮落，歷史上均是，但大學猶如海上燈塔，吾人不能於此時（抗戰時期）降落道德之標準”。[3]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看看那個時代的大學校訓，就知其校長是有思想的教育家。再看看今天許多大學的校訓都是些“團結、勤奮、求實、創新”之類，師範院校則都是“為師為學、求實求新”、“學高為師、身正為范”之類的玩意，千篇一律，毫無特色，索然寡味，可見今天的大學校長們已經沒有什麼創造性的辦學思想了。我曾經翻閱過一本叫做《中國大學校長訪談錄》的書，收錄了報社記者對100多位大學校長的訪談。應該說，被訪談的校長基本代表了中國高校校長的水平。遺憾的是，在這本被稱為“質量相當高”的訪談錄里，我們卻沒有發現多少可以值得稱道的教育思想，儘管大家都雄心勃勃地表決心要爭創一流，但總讓人感覺到是你抄襲我、我抄襲你，或者都在根據同一個模式辦學，真不知道這些校長們拿什麼來“創一流”。當然，今天的大學校長中也不乏可圈可點之人，比如以延攬人才著稱的湖南師範大學前任校長張楚廷，以高揚人文教育大旗著稱的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楊叔子，儘管他們的教育思想無法與蔡元培等前賢比肩，但在大學校長普遍思想貧乏的今天，他們的那麼一點“異樣”就足以鶴立雞群了。我常常感到困惑，歷史在前進，新中國成立以後，教育家怎麼就絕跡了呢？其實不難理解，就像其他學科領域再也沒有出現過大家一樣，多年來，我們的教育就是用一個模式來鑄造人，哪裡能培養出思想家呢？

再次，作為大學校長，應該具有極強的人格魅力。用流行的話說要德才兼備，如果說學術成就和教育思想是大學校長必備之“才”的話，良好的個人品行及開闊的胸襟便是大學校長應有之“德”。大學校長的人格魅力源於對學校的責任感和對教職員工以及學生的關愛。有資料這樣記述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為人：“司徒雷登把燕大看作是自己的畢生事業，以校為家，很注意與教職員工和學生的關係，時時處處表示對他們的尊重和關愛。每年新生入學，他必在未名湖畔的臨湖軒舉行茶會或設宴招待；在校園裡遇到學生，總要親切地問候交談；如有需要他幫助解決的問題，他會盡力幫助解決；許多教職員或學生結婚時，請他做證婚人並在他的住所舉行婚禮；日寇占領北平後他曾設法營救被捕學生，也曾協助學生投奔解放區，……他好像是燕京大學這個大家庭里的家長”[4]，燕京大學“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裡，都短不了他。為嬰孩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來的……”[5]儘管這些記載不排除溢美的可能，但是基本事實是可信的。像司徒雷登這樣的大學校長恐怕今天已經不再有了。今天的大學校長已經高高在上，且不說普通學生難得一睹尊容，便是教師，也難得“親近”了。也正因為如此，湖南師範大學前任校長張楚廷把分給自己的住房讓給住房困難的教授，每有教授調離都要親自送別，這些便被傳為佳話。

蔡元培時期的北大之所以成績斐然，除了蔡元培的改革措施得力之外，也得益於蔡元培的人格力量。“在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中，最為人們津津樂道、傳為佳話的就是蔡元培先生的‘兼容並包’。”校長蔣夢麟先生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着長辮，心裡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謔。教室里，座談會上，社交場合里，到處討論着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和政治制度等等問題。”（《苦難與風流》，文匯出版社）由此可見當時在靠蔡元培先生的人格力量所搭起的人格平台上各種思想、各種流派、各色人等翩翩起舞的盛況。而蔡先生在五四運動中積極營救被捕學生、不與“惡政治”合作的“不合作宣言”，亦頗為後人稱道。 1957年，倔強的北大學生林昭被劃為“右派”，送去勞教，但拒不認罪，曾寫信憤怒地質問北大領導：“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你們呢？……”[6]今天的一些大學，文科學者當校長便發展一番文科，理科學者當校長又重視一番理科，弄得學校像打擺子一樣。20世紀80年代，一所歷史上有名的以文史見長的大學，因為理科學者當校長，重點發展理科，結果，文史專業漸趨衰落，到90年代初，梯隊青黃不接，學術水平大降，已經危機頻頻了。回想蔡先生“兼容並包”的人品與胸襟，確實令人肅然起敬。

一校之長的人格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對於有知恩圖報傳統文化心理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一位好的校長就是一種無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人這樣形容竺可楨之於浙江大學的重要性，蘇步青說：“凡是竺校長要我幹的事，我都干。”譚其驤說：“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當校長時那樣繼續辦下去，我是不會離開浙大的。”[7]正是有了這樣的校長，在抗戰期間極為艱苦的環境下，10年間（1936—1946），浙江大學由4個學院16個系增至7個學院27個系，並建立了5個研究所，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在校學生由512名增至2171名，[8]使浙大由普通地方大學變成“東方的劍橋”。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成功也與三位校長的人格力量不無關係。1937年，平津淪陷後，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遷至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前後共計8年，為戰時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本來三校聯合，教育部任命了三位常務委員，即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由三人輪流擔任主席。但張伯苓因在重慶另有任事，便將自己的職責委託給蔣夢麟，蔣夢麟則常年不到昆明，將兩副擔子委託給了梅貽琦，於是，常委會主席一職就落到了梅貽琦的肩上。梅貽琦與聯大教授同甘共苦，成為後人的美談。按規定，梅貽琦可以配備一台汽車和一名司機，但為了節省經費，梅貽琦先是辭退了司機，改由自己駕車，後來乾脆連汽車也停用了。1941年夏天，他出差去重慶，買好回程機票後恰遇有郵政車開往昆明，於是退掉機票乘郵車返回，為學校節省了200餘元路費。梅貽琦的4個子女都在聯大上學，有一次，教育部補助聯大學生，梅卻不讓自己的子女領取補助。[9]正是因為梅貽琦的人格力量和教授治校的管理制度，使西南聯大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延攬了大量的人才，創造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奇蹟。看一看這樣的辦學奇蹟，想一想在辦學條件不知優越多少倍的今天，我們的許多大學還在靠給求職者簽訂服務期限合同、否則要賠款多少多少來維持教師隊伍的“穩定”，今天的大學校長們難道不應該好好反思嗎？

今天，蔡元培、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竺可楨這些教育家、大學校長的名字，仍然令我等聽來如雷貫耳，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之後再沒有出現教育家，再沒有出現可以與他們比肩的大學校長！為什麼50年來竟出不了一位堪稱教育家的大學校長？是中國沒有人才嗎？美籍華人學者潘毓剛教授曾經意味深長地說：“中國有沒有人才？回答是肯定的。中國即使一萬人里出一個人才，也比外國的人才多。……關鍵是要有一個健全的體制。如果沒有健全的體制，即使有人才也發揮不了作用。”[10]不是因為沒有人才，而是我們的體制太不利於人才脫穎而出。有人尖銳地指出了現行校長任命制度的弊端：“大學校長、副校長的任命權集中於中央各部門（包括教育部）。由此，高校成為行政機關的附屬。校長主要對上負責。在這種體制下，往往最適於做校長的人不一定能得到上級認可。而上級任命的校長往往並不是最佳校長人選。……實際上，在高校這樣的智力密集區，採取民主競選校長或教授委員會投票選舉校長的條件早已成熟。中央部門沒有必要介入校長的產生過程。實際上往往是越管越亂，越管越死。……目前由於校長的行政色彩，往往不少人想做校長不是因為它是一種責任，而是因為它是一種權力，是一種待遇。”[11]嚴格地說，政府任命的校長只是“政府”的官員，而不是“大學”的校長，政府的官員首先當然是對政府負責，人品好一點的可以在對上級負責的同時兼顧大學，而人品不佳者則只把大學當成加官進爵的一站。大學的校長應該由大學認可，由代表大學的教授會選舉產生後，由大學舉辦者發文聘任，而不是“任命”。“聘任”與“任命”的含義是不同的，“聘任”含有“我請你來管理這所大學”的商量語氣，而“任命”則是“我讓你來管理這所大學”的命令或施捨語氣。兩種不同語氣下的校長，自然會在惟大學還是惟上上作出選擇。一般說來，通過教授會選舉產生出來的校長都會對大學負責，把辦大學當成一種事業來對待。同時，教授會也有彈劾校長、罷免校長的權力。此外，應該廢除大學一切行政人員，包括校長、書記的行政級別，實行一套獨立的、區別於黨政機關的幹部制度，實行嚴格的任期制，在位時可以享受一定的待遇，任期滿後就是一個普通的職員，不再享受什麼廳局級之類的待遇。

正如我們所知，人類歷史上治理國家的方式只有兩種：法治和人治。從理論上說，在法治的社會裡，法律至高無上，政治的清明與否，並不取決於誰來做官，而取決於是否有健全的法制，而在人治的國度，雖然也有種種法律，但往往權大於法，有法不依，政治是否清明，常常取決於誰來做官即官員的人品如何。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無疑是一部“人治”的歷史，人治的歷史裡雖然不乏公正廉潔的好官，但卻有太多的專制和黑暗。於是世世代代，對明君、清官的期盼和對昏君、貪官的抨擊便成為中國老百姓的集體無意識。無疑，大學的管理也是如此。雖然蔡元培、竺可楨們都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難得的優秀校長，但是，他們對大學的管理畢竟屬於“人治”，靠他們個人的人格力量所搭起的人格平台是極其脆弱的。事實證明，隨着他們的離去，這種人格力量消失，人格平台也就出現裂痕，最終土崩瓦解，他們所開創的那個大學的黃金時代也從此一去不返。

所以，對於一所大學來說，校長是重要的，但校長又是靠不住的。“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住。……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12]中國國有企業的“廠長負責制”之所以失敗，導致國有企業的普遍不景氣，就是因為對廠長的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從而使廠長負責製成了變相的家長制，一人說了算，這個教訓是深刻的。因此，對於校長的權力也應該有所約束。牛津大學副校長科林·盧卡斯說：“大學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機構，為了這樣做，它們必須是一個民主機構。”[13]比之人格平台，更為穩定、可靠的是建立制度平台，即建立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制度平台，由“人治”走向“法治”。國外的一些大學就是這樣做的。據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田長霖介紹，伯克利加州大學的教授會的權力是非常大的，整個學校的學術政策和規劃全部指派給教授會，“校長、副校長、院長、副院長、系主任，基本上都是受董事會的委託，執行教授會制定的學術方針和規劃，去做行政方面的推動和執行”。教授會由學校的全體教授組成，由於人多，不可能有效地執行、運用權力，因此又成立很多委員會，各委員會的成員由委員委員會指派。委員委員會相當於常務委員會，大約有六七個成員，這六七個成員是從全校教授中普選出來的。每個委員會有五至十五位成員，權力非常大，比如經費預算委員會可以決定哪一個系給多少教授名額，科研委員會負責校內科研經費分配，教學委員會負責全校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安排、學時學分分配，學術規劃委員會負責整個學校、學院、系的發展方向規劃，學校的行政系統無權干涉，即使一些方案是校、院或系裡提出來的，也必須由教授委員會裁定。教授會制定整個學術方針、規劃政策及評聘任命教師，行政機構中的校長只有3%的決定權。教授會和校長行政系統是兩個永遠相互鬥爭、相互制約的機構。田長霖認為，這兩個系統非常好，是該校成功的一個方面。[14]田長霖說：“學校應該聽取多種不同的聲音。過去我是教授會的主要成員，在教授會的時候我一直說我們校長、副校長的缺點，說他們脫離群眾。一旦我做了副校長，比較了解校長、副校長的困難和他們所遇到的問題，我反而去和教授會吵，說他們根本就不懂，後來我不做副校長，又回教授會，我又開始批評校長。現在我做了校長，教授會也在批評我。這沒有什麼關係，我們都應有一個很寬宏的胸懷，善於聽取不同的聲音。聽學生、聽教授、聽各種職員的不同聲音，而且去改進我們的工作，絕對不要給別人穿小鞋，去報復人家，這些都是很不好的。”[15]

其實，對於中國大學來說，“教授治校”並不是陌生的東西。回顧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歷史，大家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雖然中國的現代大學教育起步較晚，但起點較高，很快便能與西方大學接軌。主要原因就是那時辦大學的人，很能將西方大學先進的管理方法“拿來”，為我所用。有些東西，直到今天仍不過時，比如蔡元培推行美育、重視文理滲透、改年級制為選科制的思想與實踐，梅貽琦的人文教育和通才教育思想與實踐仍然是我們今天的奮鬥目標。想一想現在的大學校長、書記們也一趟一趟地往國外跑，卻沒見學到什麼東西，也難怪，那時辦大學的人多是學貫中西的大家，而如今的校長、書記們很多連外語都說不上兩句，出國不過是公費觀光旅遊而已，還能指望他們學到人家什麼好的經驗！

“教授治校”在舊時的北大和清華即已發展得較為完善，而且在兩校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國現代大學教育史上，最早提出並實踐教授治校主張的當屬蔡元培。蔡元培在德國留學期間發現，德國的大學管理十分民主。校長和各科學長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會公選，校長由各科教授按年輪流擔任，全校從不會因為沒有校長而出現問題。因此，他回國後，極力主張仿德國大學制度，實行民主治校。1912年，他在《大學令》中提出：“大學設評議會，以各科學長及各科教授互選若干人為會員，大學校長可隨時召集評議會，自為議長。”並對評議會的職權作了規定。出任北大校長後，蔡元培改革北大過去由校長獨攬大權，一切校務均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等少數幾人辦理，連各科學長都無權參與的管理模式，推行教授治校。設立評議會，作為全校的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凡學校法規、學科的設立與廢止、課程的增減與改革、聘請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項，均須經評議會審核通過後，方可實施。評議會由評議員組成，校長是當然的議長。評議員包括各科學長和主任教員、各科本預科教授各2人，由教授自行互選，任期一年。1917年底，全校共推選出評議員19人。各學科（學系）亦設教授會，規劃各學科的工作，學科教授會主任由各學科教授互選，任期2年。蔡元培此舉的目的是改善學校管理體制，將權力下放，把推動學校發展的責任交給教授，調動教授的積極性，增強教授的責任感和主人意識，充分利用教授的智慧，讓真正懂得學術的人來管理學校。後來的事實證明，蔡元培的改革，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學質量，促進了學校的快速發展。五四運動中，蔡元培迫於軍閥勢力壓迫，離職出京，北大雖群龍無首，運動此起彼伏，但秩序井然，就是因為蔡元培建立的評議會和教授會起了積極的作用，正如一位學生所言：“蔡校長迫而南下，幸有本校評議會、教授會共維校務，而同人等亦各本素日之修養照常力學，故未致以一人之去而令全校瓦解。”[16]

清華大學也有教授治校的傳統。早期中國大學的體制是校長治校，教授治學，1928年以前的清華即遵此制。當時雖亦仿美國大學設教授會和評議會，但其僅為校長的諮詢機構，權力甚小。1928年，羅家倫入主清華，次年改校、系兩級制為校、院、系三級制。按大學組織法，院長應由校長全權任命，但教授會認為院長系學術領導，校長應根據教授會的選舉結果任命，後經協商，雙方作了讓步，改由教授會每院選出兩名院長人選，校長擇一任命，這一辦法後來成為清華的傳統，直至1948年底。1929年4月，羅家倫辭職，後復職。1930年，羅家倫被驅逐出校。是年，閻錫山派喬萬選任校長，但喬乘汽車上任時被學生拒之門外。1931年，教育部任命吳南軒為校長。這樣，從1929到1931年，清華基本上處於校長職權癱瘓狀態。在此形勢下，教授會的權力大大鞏固、加強，教授治校的格局形成。1929年通過的《國立清華大學規程》規定，教授會的職責是審議教課及研究事業改進方案、學風改進方案、學生考試成績及學位授予事宜。實際上教授會的權力大大超過了此範圍，比如在院長任命上，已形成教授會選二、校長擇一任命的制度，校長聘任講師、教授亦須經教授會同意。評議會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各院院長及教授會互選出來的7名評議員組成，負責議決學校重要章制、預算、建築及其他重要設備、各系的設立與廢止等事項。學校的權力機構實際上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三方組成，以評議會的權力最大，可以看做是教授會的核心機構，而校務會則成了評議會的執行機構。吳南軒到清華後，不經教授會選舉即任命了文、理、法三院院長，被任命的三位教授因未經教授會選舉而拒絕上任。吳便從校外聘請了文學院院長，並指定教務長兼任法學院院長，又弄來教育部令，解散聘任委員會，將校章中教師“由校長得聘任委員會之同意後聘任之”改為“由院長商請校長聘任之”，此舉遭到清華教授與學生的強烈反對。1931年5月28日，教授會通過決議請教育部撤換吳南軒，並恢復清華舊制，否則全體教授將於大考後離校。學生會也兩次召開代表會，歷數吳的劣跡，並決議全體同學整隊前往吳南軒以及他任命的教務長、秘書長、學院院長住宅，請其即日離校。在此情況下，教育部不得不於7月3日下令由翁文灝代理校務，翁推薦清華原教務長、時在美任留學生監督的梅貽琦接任校長，梅於12月3日回國上任。[17]梅貽琦上任後，堅決站在教授一邊，維護和強化了教授治校的制度，繼蔡元培之後創造了又一個成功的辦學模式。這一模式即使在抗戰中的西南聯大也絲毫沒有削弱。

今天，當我們提起戰時西南聯大，仍對其創造的教育奇蹟感嘆不已。它不僅培養了楊振寧、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學家，同時培養了何炳棣、鄒儻、王浩等人文學家。1955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部473名委員中有118名出身於西南聯大，占24.9%。[18]西南聯大的成功固然與領導者的素質與人品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自始至終堅持教授治校的原則。聯大的校務會議由校長、秘書長、教務長、訓導長、各院院長及教授會互選的12名代表組成，實際上相當於清華的評議會，行使決策、立法、審議職權。教授代表每年秋季開學後由教授會選舉一次，8年中從未間斷。由三校校長組成的聯大常委會負責執行校務會議的各項決議，因故不能執行或有意見的也不能擅自更改，必須交校務會議複議，複議決定為最後決定。[19]

回頭看看過去中國大學的輝煌，不能不讓人感嘆：假如北大和清華在50年代以後能夠一如既往地按照當時已經基本穩定下來的教授治校方式來管理、發展的話，今天絕對已經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哪裡還用得着像現在這樣去“爭創一流”呢？同時，北大、清華已成制度的教授治校模式之所以能夠毀於一旦，也說明要實行教授治校，還需要寬鬆的外部環境。

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按魯迅先生的說法，好的經驗，我們先把它“拿來”，為我所用，不管這經驗是西方的，還是我們先人的。這裡不存在“全盤西化”、“厚古薄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