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想家顧炎武，把讀書和著書喻為“鑄錢”。他說：我曾說今人著書
立說正如古人鑄銅造錢，古人從礦山中開採銅，而今人卻靠收買舊銅錢做原料，前者
鑄的錢數量少，但品質精良，而後者不僅新鑄造出來的銅錢質量粗劣，而且把古人傳
世之技藝給毀了。我一年多來，儘管從早到晚讀書，反覆研究，只不過考慮清了幾個
問題，數量雖少，但也算得上是直接從礦山中采銅吧！

於礦砂中萃取金石，賦予原料以全新的意義，這種創造性的勞動，是那些以舊銅錢為
原料造出新銅錢的“改造”所不能比的。這其中的深意與讀書和著書是一脈相通的。
讀書寫作本來就是沙裡淘金的事業，沒有廣泛的涉獵、深厚的積累和深刻的思考，就
不會有高超的見解。然而可嘆的是，三百多年前學人的一段比喻卻一語切中了當今的
現實。時下的學界正是浮躁之風盛行：重數量而輕質量，粗製濫造，動不動就是皇皇
數萬數十萬言的巨著，一年一本甚至幾本，寫書變得比寫論文還容易；拼湊之作比比
皆是。

與這些“著作等身”的後輩學人相比，老一輩的學者們要“相形見絀”得多了，他們
中的很多人孜孜不倦，一輩子只出了一部著作。有人把當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
學部的學術風氣概括為“一本書主義”。郭沫若、范文瀾、呂叔湘等老一輩學者反對
研究工作中的急功近利，主張“板凳坐得十年冷”，耐得住寂寞，經過多年潛心研究
，最終拿出一本書來，即後人概括的“一本書主義”。但就是這“一本書”成了學術
之旅上的一個高度，其生命力歷久不衰，十幾年、幾十年，仍能立在書架上，給後來
者以啟迪和教益。

與“一本書主義”相類似，大學者黃侃曾說“五十當著書”，在他五十歲生日的時候
，章太炎先生為他撰寫了一首賀詩，裡面有一句：“葦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成好著
書。”大師說五十當著書，強調的是紮實做學問，一般到五十來歲時學問始有所在，
方好著書。現在很多人急於求成，似乎只有多發表文字才能證明自己的水平。其實著
述與學問之間並不能簡單地劃等號，從某種意義上講，著述和學問是兩回事。當年梁
啟超推薦陳寅恪到清華研究院任職，院長問此人有什麼學位、有多少著述，梁啓超說
，他沒有什麼學位，也沒有多少著述，只是學問比我強。陳寅恪便被禮聘到清華研究
院，成為著名的清華研究院四導師之一。

很多時候，質量對於數量有着壓倒一切的權威。學問當然不是書報雜誌類的快餐文化
，這負載着學術和文明傳承的重任，是一顆顆文明的種子。一個民族，其文化的興盛
綿延有賴於這些種子的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學問也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
那些為博取名利而倉促寫出來的書，人為的催熟只能是毀了它，註定將是過眼煙雲，
無法豐富學術的積累。

哲學大師維特根斯坦一輩子只出了一本書———《邏輯哲學論》，而且薄薄的不到80
頁，以後便不再著書。直到他去世以後，別人才將他的筆記、講義匯編成書。就是這
本披沙揀金的“小書”成就了大師一生的盛名。大師這樣一種集謙遜與浪漫與勇氣於
一體的真誠真令人欽佩。我想這來自於他深厚的積累和深入的思考，來自於他良好的
學術操守和道德情懷，來自於他優雅的氣質和恰當的自我認知。

大師的風格，也應該是學界的一杆標尺，既指引學問的方向，又標識涵養和道德的高
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