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北大歷史上八次大大小小的變革，以年系事，為今日談論大學變革者提供必要的知識背景。對於百年中國大學的成敗得失，我在《中國大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和《大學三問》(《書城》2003年7期)中有更充分的評述，這裡以敘事為主，不作太多的發揮。

　　1903年，大學章程與學生運動

　　此前一年，張百熙奉命重辦庚子事變中被毀的京師大學堂。作為管學大臣，張百熙兼管全國教育，進呈了涉及京師大學堂等的《欽定學堂章程》，俗稱“壬寅學制”。本年重新制定的“癸卯學制”(即《奏定學堂章程》)，由於“當今第一通曉學務之人”張之洞的積極參與(《張百熙奏請添張之洞會商學務折》)，更為豐富詳實，也更具可操作性。此學制自公布之日起實施，一直延續到1911年清朝滅亡為止，對於晚清之“興學堂”起了決定性作用。為此重定之學堂章程，二張等上折，闡述立學宗旨：“至於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一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瀹其知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適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此種引進西方教育體制，而又希望保存傳統文化精神的思路，在晚清知識界很有代表性。

　　作為“癸卯學制”一部分的《奏定大學堂章程》，比起此前的《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1898)和《欽定大學堂章程》(1902)來，目光遠大，規劃全面，尤其文學科大學各門的研究法、教科書以及課程設計等，很能顯示主持其事者的眼光與學識。至於通儒院(即今日的研究生院)的設計，更凸顯了追趕泰西各國大學的雄心壯志。

　　二張等主持制定的《學務綱要》，以三代學校之德行道藝四者並重，對應外國學堂的智育、體育外，尤重德育，竟坐實為一條小小的禁令：“學生不准妄干國政。”具體說來便是：“恪守學規，專精學業，此學生之本分也。”之所以強調學生“思不出其位”，就因為這一年的4月30日，京師大學堂師生二百餘人鳴鐘上堂，集會演說，聲討沙俄侵略，抗議清廷無能，“言至痛哭流涕，同學齊聲應許，震撼天地”。加上隨後的上書政府，通電全國，號召各省學生“發大志願，結大團體，為四萬萬人請命”，已寫就北大“鬧學潮”的傳統及基本操作方式。

　　1917年，高深學問與社會責任

　　本年1月4日，新任北大校長蔡元培到校視事，五天后發表公開演講，稱“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希望學生摒棄“做官發財思想”；七天后致函教育部，要求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二十三天后在國立高等學校校務討論會上，提出大學改制議案。“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此揭開了北大改革的序幕。

　　與這三把火相適應，蔡校長禮聘大批學有專長且頗具革新思想的教授，解僱了若干濫竽充數的外國教員。經過一番整頓，全校教授平均年齡降到三十幾歲，充滿青春活力。同時，蔡校長審時度勢，擴充文科和理科，停辦工科和商科，突出北大在“高深學問”而不是“應用研究”上的實力。至於其“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以及支持北大師生組建各種學術及政治團體，介入當代社會變革，則使北大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沒有比李大釗所書聯語“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更能代表五四時期北大師生的情懷。這一兼及“高深學問”與“社會責任”的自我期許，日後成為無數北大人的夢想。

　　1931年，科學進步與救亡圖存

　　曾長期擔任蔡元培重要助手的蔣夢麟，1930年底辭去教育部長職務，改任北京大學校長。由於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研究合作費國幣100萬元的資助，蔣夢麟“中興北大”的決心，得以順利展現。據胡適回憶，這位有魄力、有擔當的蔣校長，曾這樣叮囑文、法、理三學院的院長：“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北京大學五十周年》)如此“放手做去，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的人才”，經過八個月的勵精圖治，等到秋季開學時，原先暮氣沉沉的北大已“煥然一新”。

　　上任不到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身為校長的蔣夢麟，夾在主張積極抗日的北大學生與聲稱攘外必先安內的最高當局之間，好不尷尬，難怪其多次請辭。在本年12月17日舉行的北大33周年紀念會上，蔣夢麟發表演講，稱：“此後我校之使命，一方面固應喚起民眾，努力奮鬥；同時則仍當從事建設，努力於科學之進步。”雖不否認學生救亡圖存的努力，但作為北大校長，蔣夢麟顯然更關心中國的科學及教育的進步。隨後幾年，蔣校長除了積極籌集經費，更注重學科(尤其是理科)建設。其整頓學校紀律，加強本科生及研究生管理，使得北大的學術水平有明顯的提升。

　　1938年，三校融合與民主堡壘

　　本年4月2日，奉國民政府教育部令，撤退到昆明的長沙臨時大學，正式更名為西南聯合大學，並於5月4日正式上課。這所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建而成的戰時中國的最高學府，先後在校學生不過八千，其在現代中國教育史上的意義，卻無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分。如此艱難歲月，僻居邊陲的西南聯大，居然弦歌不輟，且成績驕人，實在是個奇蹟。北大的激情，清華的嚴謹，南開的質樸，在西南聯大時期各得其所，且互相滲透。正如《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所說：“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在中國讀書人中廣為傳誦；更因燕園立有此馮友蘭撰文、聞一多篆額、羅庸書丹的名碑，北大學子普遍對其耳熟能詳。可重讀一遍，照樣還是令人感慨萬千。碑文稱西南聯大可紀念者有四，中云：“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碑文力求簡潔，有些話無法敞開來說。比如此“兼容並包之精神”，一般人都會聯想到蔡元培校長確立的老北大傳統。這當然沒錯。可在戰時特殊環境下，西南聯大之所以能堅持“兼容並包之精神”，成為大後方重要的“民主堡壘”，還必須提及由清華大學帶入的教授會制度。

　　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曾撰文，高度評價梅貽琦校長之建立教授會制度，稱其：“在校內，它有以民主的名義對抗校長獨斷專權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學術自主的名義對抗國民黨派系勢力對教育學術機構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三四十年代清華大學校務領導體制和前校長梅貽琦》)而西南聯大決策和管理之相對民主，與梅貽琦長期主持常委會工作，以及教授會制度的確立不無關係。

　　1952年，院系調整與北大遷校

　　發生在本年的“院系調整”，乃現代中國教育史上的大事，牽涉面很廣，並不限於北大一家。但北大的調整過程，依舊有其特殊性。讀王學珍等主編的《北京大學紀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你很容易發現，被“調整”的不僅僅是專業。本年4月，經濟學系周炳琳教授、西語系朱光潛教授分別在法學院師生大會、全校師生大會上作第三次檢討，依然無法順利過關；5月，北大“三反”學習班結業，轉入忠誠老實運動；6月，北大黨政領導開會研究院系調整工作；7月，請蘇聯專家給全校教師作報告，介紹蘇聯高校情況與改革經驗；8月，北大、清華、燕京三校領導討論人事調整方案，並編制新北大的系、專業及專修科設置；9月，北大從城內沙灘遷往西郊原燕京大學校址；10月4日，院系調整後的新北大在燕園東操場舉行開學典禮。如此神速，讓後世的讀史者感嘆不已。當初院系調整之所以能夠“雷厲風行”，是整個意識形態及社會氛圍在支撐，包括大學裡的思想整頓，也包括不容置疑的“向蘇聯學習”。

　　從長遠看，院系調整對於中國大學發展，弊大於利，這點今天看得很清楚，也比較容易達成共識。具體落實到北大，則有點微妙。因集中了大批著名教授，此舉大大提升了北大文科及理科的地位。但即便如此，經由此次改革，北大也是傷痕累累。1948年的北大，乃學科齊全的綜合性大學，共有文學、理學、法學、工學、農學、醫學等六大學院。此後便每況愈下，日漸萎縮。1949年6月農學院獨立，1950年9月醫學院割去，1952年的院系調整又切掉了工學院和法學院，只保留了原先的文理學院，加上一個經濟學系。這一局面，嚴重製約着此後幾十年北大的發展。

　　1970年，“上管改”與工農兵學員

　　在停止招收新生整整4年後，北大於本年6月4日開始在北京地區試行招生。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規定廢除考試制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覆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這一決策迅速得到推廣和落實，一直到1977年方才被高考制度所取代。

　　由於招收的工農兵學員是由各地“革委會”推薦，其學歷及素質參差不齊。本年度北大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學79人(不包括短訓班)。

　　8月間，北大完成《北京大學(1971—1975)五年規劃綱要》(討論稿)，提出“要在五年內把北京大學建設成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最革命的以文科為特點的社會主義綜合大學”。具體措施包括建立“三結合”的教師隊伍，“達到教師會做工、種田，工人能教學、搞科研”。課程設置方面則是：“文科要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外語教材要‘七分政治三分文學’，適應國際階級鬥爭需要；理科教材要不斷總結我國工農兵的發明創造，批判吸收世界先進科學技術。”另外，建設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基地，不斷增加學校經費，五年後“實現全校糧食基本自給”。

　　1983年，“國際水平”與學位制度

　　本年8月4日，北京大學舉行儀式，第一次為自己培養的研究生授予博士學位。此前，經國務院批准，北大有45個專業70位導師有權授予博士學位，93個專業有權授予碩士學位。學位制度的確立與完善，象徵着北大(以及其他中國著名大學)學術實力的日漸雄厚以及參與國際競爭的志氣。

　　同月，校方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北京大學“五定”方案的報告》，特別強調：“逐步擴大學生中研究生的比例，培養大批相當於國際水平的碩士和博士”；適當調整專業設置，“要成為一所設有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等多種學科的；既重視基礎科學的教育和研究，又重視應用科學的教育和研究的綜合性大學”。如何兼及理論與應用，至今仍是北大的軟肋；至於擴大研究生比例，則逐步得到了落實。

　　從1903年的預備設立通儒院，到1947年的討論博士學位授予，再到1983年的舉行儀式為本國學生頒發博士學位，北大整整走過了八十年。將“學術獨立”與學位制度掛鈎，希望“培養大批相當於國際水平的碩士和博士”，不僅僅是責任，也是尊嚴———大學以及國家的尊嚴。

　　1993年，“拆南牆”與面向市場

　　本年3月4日，北大南街改造工程開工典禮暨北大資源開發公司成立大會舉行，引起中外媒體的極大興趣，一時間關於北大“拆南牆”的報道及評論鋪天蓋地。各方說法不一，但有一點是共同的：推倒校園臨街600米長的虎皮斑石南牆，改建為面積約25000平方米的商業街，此舉象徵着北大走出象牙塔，從注重政治與學術，轉向強調市場與社會。

　　同月，校方提出1993年教學改革計劃，本着“面向社會、適應市場、發揚優勢，增強活力”的指導思想，“使學科建設和教學更好地服務於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發展的需要”。而在同年8月學校召開的科技開發、校辦產業工作研討會上，校長稱：“發展校辦產業、科技開發，在今天經濟、教育、科技密不可分的形勢下，絕不是學校分外的事，也不是權宜之計，應看作是同學校密不可分的一項工作，是關繫到學校的穩定、改革和發展的重要環節。”

　　在“產學研一體化”口號的引領下，北大校辦企業得到迅速發展，部分緩解了教育經費短缺的尷尬局面。八年後的2000年，全國校企銷售收入483億，科技產業收入300多億，其中北大就有120億，是排名第二的清華的近兩倍。但批評者認為，學校直接創辦企業，必然過多地考慮短期效應以及利益分配，使得原本以學理深厚、思想自由見長的北大，開始變得急功近利起來，這將直接衝擊北大的教學及科研水平。

　　2001年4月，北大宣布重樹南牆，理由是整治大學周邊環境。

　　2003年夏，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引起廣泛爭議。因事態仍在發展，暫不評說。(本文的撰寫，參考了《北京大學紀事》、《北京大學史料》、《北京大學日刊》、《北京大學校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