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代開拓了另一種生命意義之路

個人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如何在短暫的人生中得到體現，有各種不同的方式，大體來講，有兩種，一種是所謂的入世，一種是出世。一般的中國人都會了解，儒家入世，道家佛家出世。其實，這種了解也沒有什麼不對，但並不完整，甚至是有偏差。而這種偏差，在筆者看來，是宋儒造成的。

就入世觀而言，不僅僅是儒家，比儒家入世還厲害的是：兵家，法家，縱橫家，如果我們按從入世到出世的順序排列的話，大體應該是：兵家，法家，縱橫家，儒家，道家，佛家。儒家的地位應該是在中間，也就是可以體現出儒家的中庸思想，如果儒家思想是入世的一極的話，那儒家思想就不會是中庸思想了，你是一極，談何中庸？

因此，在入世的行列中，必須要有兵家，法家，縱橫家作為一極，而另一極必須有道家和佛家，這樣，儒家才可以執其中，才可以稱為中庸。但是，中國人一般理解中國古代思想的時候，都會說，儒家入世，道家佛家出世，這就歪曲了真正的儒家思想，其實這種對中國古代儒家思想的歪曲的理解是從宋儒來的。因為宋儒的思想是融合了道教和佛家的思想，但並沒有融合兵家，法家，縱橫家的思想，所以，宋儒的思想本身，已經偏了，而不是中庸思想了。

在整個的入世和出世的譜系中，唯有孔子的思想是真正的中庸思想，孔子的思想是集其大成，裡面包含了兵家，法家，縱橫家，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然後執其中，構成了以仁義仁心為核心的中庸思想。

只是，漢代以降，漢儒就已經將孔子的中庸思想給偏了，到宋儒的時候，就更偏了，宋儒沿着孟子的路徑，將兵家，法家，縱橫家的思想都說成是霸，與王相對，然後宋儒又將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揉入孟子的儒家中，本體論用道家，人生論，用佛家，結果當然是偏的更厲害了。其結果是，宋代以後的中國，摒棄了兵家，法家，縱橫家的思想，至少認為上不了高堂之上，結果是搞的國家越來越弱，連續兩次亡於外族，在近代，也遭受到西方列強和日本的凌辱，這種結果，宋儒多少是要擔當一定的責任的。而近代的曾國藩毛澤東這一代人，不過是將中國的兵家，法家，縱橫家的思想恢復了，他們就可以對抗西方與世界的戰國時代了。

前面是題外話，還是回到我們的主題。個人的生命意義和價值應該如何體現出來呢？當然，第一種就是入世，也就是，接受兵家，法家，縱橫家的思想，積極入世，投身政治，富國強兵，在中國國內和世界的戰國的爭霸戰中，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爭取勝利。這是積極入世的精神，對於文人來說，就是要投筆從戎，投筆從政，加入到組織中去，政治中去，以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也就是說，你個人，要投身進入一個集體或組織中，你的個人服從於集體和組織，你的價值也在這個集體和組織中體現出來，你的永生，也是如此獲得。包括近代的共產黨組織，包括毛說的人生的價值觀：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都是如此解讀的。這個時候，你的個人已經不重要了，而是集體和組織第一，你的個人已經融入了集體和組織中了。

儒家思想，有一部分也是有這個意思在的，因為儒家是中庸的，必然也包括兵家，法家，縱橫家這些積極入世的思想在內的。也就是所謂的治國平天下。儒家的人生意義，有一方面是一定要在積極入世中實現和完成的，也就是一定要在政治行為中實現和完成的。而政治肯定是骯髒的，這個時候，你的個人也就非常的複雜，也許也是骯髒的，但沒有辦法，你必須投身進來，才可以實現你的個人價值和理想。

但，問題是，如果你這個人根本就不願意入世，不願意投身政治，那麼，你的個人生命還有意義嗎？兵家，法家，縱橫家肯定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他們會認為沒有意義。但是，道家和佛家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出世的道路，也就是，與入世不同的另一種道路，以此來獲得個人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的，獲得肯定的時代，就是魏晉時代。所以，我們說，魏晉時代，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時代，在魏晉時代以前，雖然也有老子，莊子的思想，但莊子的思想，沒有太高的地位。整個漢代，莊子幾乎不見了，而老子的思想，比較複雜，不僅僅是出世觀的。老子的《道德經》可以當兵書來讀，可以當政治書來讀，可是化為政治權術和權謀。漢代初年採用的就是黃老之術，也就是無為而治本身，是政治權謀之一種，當然不是出世的，只是一種政治手段而已。

但到了魏晉時代，老子與莊子並重，莊子的地位上升，以莊子來解老子，老子的思想作為道家思想的哲學基礎，這沒有問題，關鍵是莊子。莊子的思想是出世的，提倡一種出世觀，和生活觀，還有生命的意義等等。因此，到了魏晉人的手中，莊子的地位大大提升，以莊解老成為風氣，再加上易經，對易經的解讀也是按莊子的方向進行。而這個時候，佛教在東漢末年剛剛來到中國，還沒有形成氣候，對文人和名士沒有什麼影響，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要推遲到唐代。因此，魏晉時代的出世觀，基本還是中國本土的，道家思想，後來也被魏晉人發揮成玄學思想。核心就是易經加老子，再加莊子。

魏晉時代，因為政治方面異常黑暗，皇權衰落，氏族門閥力量非常的大，因此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大一統的局面，也因此給了貴族士人們一個爭取自由的機會。魏晉名士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誕生了。以嵇康阮籍為首的竹林七賢，開創了一代名士風和歸隱風。他們行為怪誕不羈，反抗禮教和世俗，他們歸隱山林，悠遊江湖，甚至投身田園生活，尋找集體組織政治之外的另一種個人的人生意義和價值觀和道路。他們吟詩作畫，撫琴長嘯，欣賞大自然，遊玩探險，作文取樂，他們實現了莊子逍遙遊的理想。這些人厭惡政治，游離權貴，探索生命意義的另一種獲得方式，是中國歷史上個人人生價值獲得肯定的另一種非常重要的一種探索。

入世，是個人生命意義的一種獲得方式，出世，也是一種方式。在魏晉時代以前，包括春秋戰國時代，也有許多的隱者，如孔子也遇到過隱者，但那個時候，這些人幾乎都是單個的，沒有形成一個群體，也沒有形成文化。但到了魏晉時代，這些人不僅形成了群體，而且還是非常大的一個群體，並且這個群體還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有哲學基礎，有詩歌和文學創作，有音樂創作，並對那個時代，造成非常大的影響，以致形成了一種時代風氣。這在魏晉以前是沒有的。在魏晉以後，老莊的道家思想，成為了另外一種人生意義的思想，成為了一極，這就是魏晉時代的最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