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目前我國高校推行的雙語教學計劃，作者在《對高校推行雙語教學的思考》(2002年5月萬維讀者網教育與學術，人民網強國論壇)一文里已經對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了分析，認為這種不顧實際教學效果，輕率地把大學基礎課和專業課教學納入為英語教學服務軌道上來的做法不僅是短視的，而且是愚蠢的，最後只會收到揀了芝麻丟了西瓜的結果。但是，文章發出去以後我卻突然想到了這樣的問題，那就是：既然這種政策不合理並近於荒唐，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學校爭先恐後地推行呢？為什麼各個學校不能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不同的政策而要一哄而上呢？難道這些學校的領導和教師都沒有意識到這樣做的實際後果嗎？難道從事一線基礎課專業課雙語教學的教授都認為用英語講課能與學生進行更好的課堂交流並能進而讓學生獲得更多的專業知識和最新科技信息嗎？難道接受雙語教學的學生都願意為了有限提高中國式英語的聽說能力而對事關自己前途的專業課基礎課囫圇吞棗不求甚解嗎？根據我的判斷，都不是。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我認為就出在我們的大學早已喪失了它應有的獨立精神！

大學是培養能夠感受真善美、具有獨立人格與尊嚴、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新能力人才的搖籃，是人類先進文化和思想產生與傳播的主要基地。大學的目標和使命註定了大學必須具有獨立精神，因為追求真理和完善人格都需要民主與自由的寬鬆環境，而獨立精神正是大學真正實現民主管理和學術自由最根本的保證，也是大學根據自己實際需要和條件制定長遠發展計劃並逐漸形成獨具特色的校園文化和學術傳統的前提。因此德國教育家雅斯貝斯在其著名的>一書裡特別強調獨立精神的重要性，並認為獨立和自由是大學生命的首要原則。

仔細考察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歷史和現狀，我們不難發現，世界著名大學雖各有特點及傳統，但無一不具有很強的獨立精神，使大學擁有很大的自主權，從而不受國家政權的影響，具有高度的學術自由。政府和社會慈善機構雖然不斷為大學的發展提供雄厚的資金，但他們絕沒有權力任意插手大學的管理事務，更沒有權力直接干涉大學的學術自由，而只能通過立法和董事會章程規範其辦學。大學校長多數由校友組成的管理委員會選舉產生，政府不可以憑權力直接任命。所以校長主要對大學和師生負責，教授和學生才是大學真正的主人。正因為如此，哈佛大學校長才有勇氣拒絕給予里根總統榮譽博士學位；耶魯大學的校長才敢在自己上任後的第一篇演說辭中理直氣壯地警告政府不要把自己當作民眾的思想保姆；牛津大學的校長才會認為大學必須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機構；劍橋大學的校長也才能令人信服地將劍橋令人驚嘆的諾貝爾獎紀錄歸功於高度的學術自由和活躍的文化融合。

反觀我國現在的大學，政府不僅任命校長，通過黨委直接負責大學的管理，還詳細制定教學計劃把政府所認同的主流思想灌輸到大學教育中去。這種把現代大學納入政府機構的做法，完全使大學行政化，極大地壓制了其獨立性和學術自由。深入分析我國高校目前存在的管理機構臃腫，官僚作風嚴重，教學質量下降，學術腐敗不斷，以及學校沒有特色，一切隨上級指揮棒而動等現象，我們就會發現它們無一不與大學缺乏獨立精神和學術自由直接相關。從五十年代的院校調整，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打右派拔白旗，六七十年代的先停辦後工宣隊進駐，到八九十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再到最近幾年拉朗配式的高校合併，虎頭蛇尾的“211 ” 工程，和不顧後果的雙語教學等等，幾乎全是政治掛帥或長官意志的產物。這種政治掛帥和長官意志的直接後果就是大學獨立精神的完全喪失和學術教育的停滯不前，最終將導致民族創造力的衰竭。

最近幾年國內一些大學為響應國家號召紛紛提出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有些學校甚至宣稱要在建校100周年或120周年之際，即在未來10-15年內達到這一目標。為此他們邀請著名大學的校長來華演講，配遣代表團出國考察，以明了什麼樣的大學才是世界一流？建設世界一流究竟需要哪些條件？得出的結論是世界一流大學必須要有雄厚的資金，要有一流的師資，特別是要有能得諾貝爾獎的大師，還要有一位傑出的校長。於是，國家在無錢真正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的情況下撥百億元專款支持幾所重點大學向世界一流邁進。我們的大學也通過高薪高位及其他方式開始從國外聘請一流人才，並試圖通過人事改革打破教授鐵飯碗來激勵他們的創新能力和競爭意識，使他們將來一個個都變成一流的學者。客觀地說，這些措施對改善大學的教學科研條件肯定會有幫助，我也不否認建設一流大學確實需要雄厚的資金，一流的師資，和善於管理的傑出校長。但是我認為，他們忽略了建設一流大學最需要最關鍵的前提和保證：大學的獨立精神和學術自由。大學一旦喪生了獨立精神，行政權力就會乘虛而入，官僚作風就會陰魂不散，再雄厚的資金也會被層層侵吞、摞用和浪費，再傑出的校長也會屈從於權力在夾縫中生存。而沒有真正民主自由的學術環境，引進再優秀的人才也會因創造才能受到壓制而無所作為。人才的成長需要適宜的環境，就象樹木的成長需要適宜的土壤和陽光一樣，不注意在引進人才的同時為他們營造民主自由的學術環境，就好比把別人家園子裡很旺盛的果樹移植到自己屋檐下而又不給陽光和養料一樣，最終的結果只能是枯萎不振，更不要指望它能結出鮮美的果實了。所以，沒有真正的大學獨立精神作保障，沒有真正民主自由的學術環境作前提，一切努力和改革都只能是隔靴撓癢，收不到應有的效果。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夢想也會隨之成為泡影，最後還得落個東施效顰的笑柄。

經常從網上報紙上看到有人在討論這樣的問題：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為什麼再也沒有出現象胡適魯迅那樣的學者和作家？為什麼五十多年還沒有產生能獲諾貝爾獎的科研成果？對前一個問題，我認為朱健國在其“魯迅精神與北大精神” 一文里已經給出了很好的回答。他在分析了魯迅與蔡元培、陳獨秀及《新青年》的關係後總結說：“為什麼今日無魯迅？因為今日已無七十年前的北大與北大精神。沒有真正的北大精神，就自然不會有《新青年》之類的新文化雜誌，自然不會有陳獨秀和胡適之類的新文化號手，也就自然不會有真正的魯迅與魯迅精神。” 這裡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先生倡導的“兼容包並，思想自由” 。而對後一問題，前北大校長陳佳洱先生和前復旦大學校長楊福家先生曾聯名撰文指出: 要產生能獲得諾貝爾獎的成果，一是需要雄厚的資金和先進的設備，二是需要濃厚的學術氛圍和適宜的工作環境。雖然兩位先生沒有明確表明產生重大科研成果需要民主自由的學術環境，但我認為民主自由的學術環境才是科學家最適宜的工作環境。由於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使我國對學術問題的評價長期受到政治的影響，學術問題常常成為政治問題，政治權力往往成為學術問題的最終裁判，求真求實隨時被誣為犯罪，從而嚴重扭曲了科學的評判標準和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更使得教師和一代代學生喪失了科學研究最需要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雖然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政治對自然科學領域的影響日益減輕，但就我國的現狀而言，離真正的學術自由還有相當遠的距離。

所以，要想真正建設一流大學，要想真正使我們的大學湧現出一流的學者和一流的成果，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門首先要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徹底打破行政化的大學管理模式，給大學更多的辦學自主權，使大學真正恢復應有的獨立精神。同時，要儘量避免把正常的學術之爭上綱上線成為政治問題，更不要因部分知識分子提出與政府相左的意見和建議而壓制學術自由，人為設置學術研究的禁區，這樣才能逐漸培育起一個民主自由的學術環境和氣氛。國家的良性發展需要適合國情的政策建言，負責任的政府應更廣泛地聽取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聲音，這樣才能更全面更細緻地了解民情，更準確更及時地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和途經，從而避免因決策失誤造成重大損失和走彎路。如果為了維護表面的步調一致而只容許民眾發出一種聲音，這樣雖然看似穩定，可是一旦一步出錯，將可能全盤皆亂。因為聽不到來自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聲音，我們的社會也就失去了必要的預警系統，其後果是災難性的和不可想象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8年召開的首屆世界高等教育大會上通過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和《高等教育變革與發展的優先行動框架》中也明確地指出：高等學校及其師生應該無條件地享有學術獨立與自由，以保證在尊重道德規範和科學知識嚴肅性的同時，完全獨立與負責地發揮其基本職能，對倫理、文化、社會問題發表意見，行使一種智慧權威，從而積極地維護和傳播和平、公正、自由、平等和團結等社會可以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念，並通過經常分析新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傾向，加強其預測與批評功能，構成一個預測、預警與防範的空間。

不要擔心離開了政府的直接管理，大學就找不到優秀的管理者。有些人可能要問：五十年來我國出現過幾個象蔡元培梅貽琦那樣的教育家？又有幾個大學校長真正精通教育理論並有自己的辦學理念？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最後還是得從行政化的大學管理體制和大學缺乏應有的獨立精神去找根源。我認為，一旦大學恢復其獨立精神，一旦教授成了大學真正的主人並有了學術研究的自由空間，先不要說學習西方著名大學的管理經驗，單是恢復蔡元培先生和梅貽琦先生在上個世紀初就倡導的“兼容包並，思想自由” 和“學術自由，民主管理，教授治校” 等優良傳統，一大批有思想懂管理的人才就會通過公平競爭走上大學的管理崗位，一大批富有創新精神的學者就會脫穎而出。有了傑出的校長，有了優秀的學者，再加上國家適當的投資，又有大學的獨立和學術自由作保證，我國高校目前存在的許多弊端就能得到徹底的解決。到那時，我國的大學距離真正的世界一流也就真的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