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京大学的改革，在技术层面的讨论和争论已经很多，或者过多，远远超越这次改革所具有的实质意义。在我们这个技术官僚治理成为时尚的国度，我们的思维也总是围绕在技术层面。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在这种时尚主导下的校园技术官僚思维的一种对中国大学发展、特别是对中国学术发展并没有重大意义的一种校园技术操作而已。对于这种校园内的技术操作，在一个健康的学校治理体制下，本来是，也仅仅是北大人的家务事，他们在校园民主基础上会找到比较合理有效的方法，无需我们来干预人家的家务事。只是因为现在的北京大学治理体制本身存在问题，需要外界给予一些关注、批评和促进，正如对于世界上对人权的尊重存在问题的国家，国际社会有一种批评和推动其改善的道义责任一样。我们对于北京大学这种技术层面改革的讨论，也只是体现我们对于北京大学这所令国人珍爱的学校的期待和推动它前进的道义责任，否则，我绝对不会去讨论这种校园内的技术操作行为，并不值得。对于这种技术层面的操作，已经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很多很值得校方认真思考的意见，本人对这种技术操作的具体问题既是外行，也实在提不起讨论和研究的兴趣。只有超越技术层面来探讨北京大学应该进行的改革，在我看来，才真正有其价值。

　　首先，让北京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管我们对一流大学如何定义，大家或者满怀期待，或者乐观其成，大家都是支持者。但我的判断是，有两个基本因素决定了北京大学没有2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是不可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是北京大学所处的外部环境，即它生长在一个经济、科学并不发达、政治氛围众所周知地存在束缚的发展中国家里；二是北京大学目前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的距离和目前它所具有的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能力，这种距离和它解决这种距离的能力不是在短时间里可以得到解决。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和关键，它决定了北京大学改革的步骤、进程和内容，不同的判断就有不同的具体方案。在我看来，既然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才能做到，不妨采取渐进的、就新不就旧的改革办法，即在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前提下，着力于学校自由的学术环境的营造、公正合理的评价体制的探索和加强对新进师资的质量控制上等。甘阳先生对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改革方案进行比较后认为，后者的方案更稳妥更合理，如果是这样，那么，北京大学就应该按照这种方式进行改革。如果急于求成，改革的方案会被扭曲得很不合理很不科学。大学成长不同于企业，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积累，中国出现世界一流的企业将比北京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要早，因此，北京大学的改革就不能像企业那样地推进。从长计议，通过集中北大人的智慧，或许可以找到比较好的方案。在中国，许多的事情证明"欲速则不达"，因为往往会脱离实际，而且指标的设定本身会有很大的问题。

　　其次，我虽然觉得北京大学人事改革有其必要，而且改革应该推进，但从世界一流大学的角度来说，北京大学最需要做的是如何维护学术自由，如何弘扬"兼容并包"的传统。一个没有学术自由、或者不敢维护学术自由、保持大学相对独立性的大学，可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吗？我对此绝对地怀疑，至少，一流的学者对学术自由的珍视要甚于经济的收益，更何况北京大学教授的收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什么明显的比较优势。因此，北京大学需要争取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和校园民主制度的建设。北京大学虽然不是人人智慧一流，但作为一个组织，它集中了国内一流的智慧，如果建立了民主体制，以北大人的智慧，难道他们会找不出科学、合理的改革方案？根本就不需要外界多讨论。因此，我说，这种技术层面的改革没有太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每个企事业单位都曾经进行过这类改革。如果北京大学有雄心壮志的话，应该进行大学政治改革。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作为一个特区进行试验。政治难度谁都明白，但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再难也要争取。《巴黎圣母院》中那个丑人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尽管他失败了。

　　我觉得一流大学尤其要有很宽的胸怀和很高的境界，这曾经在蔡元培身上得到了体现，如今的北京大学像一个企业老板那样地对待自己的教师，特别是年轻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无论胸怀和境界都值得怀疑，这与改革人事制度和淘汰不称职教师是两码事。有些学科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有的人像曹雪芹那样一生只有一部残缺不全的著作，北京大学如何容纳？据说，纳什在精神出现困难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给予了十分宝贵的宽容和关爱，使他的纳什均衡理论能为我们所分享，这所大学也相应地得到它应有的荣耀，北京大学是否会有这样的胸怀和境界？

　　人生都讲究一个境界，如南非的前总统曼德拉，如果他拒绝走最后最重要的一步，他就成不了受人尊敬的政治家，他的宽容和谦逊体现出他的人生境界。大学其实也一样，能否成为一流的大学，首先要有一流大学的思想和境界。没有这些非技术层面的东西，北京大学的任何一种具体的人事制度改革都不可能将北京大学推上世界一流大学，无论它的人事制度改革如何成功。

　　如果一个大学要靠统计在SCI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来显示它的地位，正像一个暴发户用钱的数量来显示他是一个贵族一样，无论它怎样称自己是一流大学，它都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成为是。北京大学不仅有优良传统、历史声誉、在中国的独特的战略地位和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的垄断地位，又何需按其他大学那样去思维、去操作？给年轻的才子们更多的自由、宽松和悠闲，他们的成就一定更大，一流的学者难道需要学校去逼他？如果北京大学不是因为现在这样的改革，而是因为它的学术自由、自主，学术评价体系的公平、公正，它的胸怀和境界，而受到学者们关注的话，一流的学者不会不来，离一流大学就更近了。

　　技术层面的东西也许也可以出很多的成果，正如乾嘉学派一样，也不可否认，也许今天学者们对于今日北京大学的改革的讨论会在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某些方面取得如同乾嘉学派那样可以令人欣慰的成就，但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既没有兴趣，也并不看好其价值。中国自有更具价值的东西在，何必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样一些技术性的事情上。我对北京大学的期待在它的传统的寻找、在它的境界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