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发生在今年上半年的非典(SARS)瘟疫，中国人民记忆犹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截止到7月11日，全世界非典累计发病人数为8437人，累计死亡人数813人，而中国的累计发病人数为5327人，死亡348人，两项指标均为世界之最。另外，非典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影响巨大，据估计损失总值在四千亿人民币左右，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交纳了300多元人民币的非典税。

非典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猖獗一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中国有关部门决策失误，而中国的院士在病原鉴定方面所犯的错误是导致政府决策失误的重要因素。(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

清代学者赵翼曾说过，“国家不幸诗人幸”，意思是说，国家发生了灾难，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素材，所以是诗人的“幸运”。同样，非典在中国的爆发和流行，虽然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但它却为中国的科学家提供了大量的试验材料，中国政府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巨额经费，因此它应该是中国科学家的一大“幸事”。中国科学家本来应该借此机会，在世界上大显身手，扬眉吐气一番。可事实上，中国的科学家却在SARS大战中一败涂地，甚至可以说全军覆没，不仅在Science这样的权威刊物上没有他们的身影，实际上中国科学家没有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一篇有份量的关于非典的科学论文。用《科学》杂志的话说就是，“中国科学家失去了一次崭露头角的独一无二的机遇。”(Enserink, 2003)。

也就是因为上述原因，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前一阵几乎逢人便讲、逢会必说的一句话就是：“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谢湘、周欣宇：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这条新闻在五月末、六月初在中国媒体引发了广泛的议论，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多数人认为杨焕明说的是事实。不过，到了六月下旬，中国的舆论突然发生了180度大转弯。6月22日，在中央电视台“依靠科学 战胜非典”节目中，中国科技部长、国家SARS科技攻关组组长徐冠华院士为中国的科研队伍在SARS研究中的表现打了满分，100分。(CCTV：依靠科学 战胜非典)。紧接着，国家SARS科技攻关组副组长黄培堂、李学勇、陈竺纷纷表态，反驳“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这个说法。陈竺院士说：“我国内地非典临床诊断病例的病死率为6%多一些，但从全球来看，病死率已超过9%。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我们打了胜仗”。(杨维汉、张景勇：科技攻关组否认面对非典中国科学界整体打败仗)。

中国的科学界领导在欺骗中国公众！

一个传染病的防治，其关键是病原菌的鉴定。中国科学家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病例标本，但却犯下了世界上病原鉴定中所能够犯的最低级错误：仅仅根据电子显微镜照片来鉴定病原。实际上，传染病病原鉴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则(Koch's postulates)━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它是医科大学本科生就应该知道的常识。根据这个法则，要确定一个微生物是否是病原菌，它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在所有的病例中均发现有该病原菌；第二，该病原菌能够被分离培养；第三，用分离培养的该病原菌接种能够引发与原始病例相同的疾病；第四，从接种发病的样本中能够分离到与接种物相同的病原菌。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的“衣原体病原说”连科赫法则的第一个条件都没有满足，但他的“学说”却成了中国的“官方理论”。一个堂堂的院士能够犯下如此低级的科学错误，岂止是跌破了世界科学家的眼镜，简直能把人家的眼珠子都跌出眼眶。

其实，根据Science最近的报道，在世界上首次将非典的真正元凶━冠状病毒━与非典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他们的发现比香港科学家要早了几周。可是，摄于洪涛院士的“威望”，这些非典病毒的发现者竟然不敢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Enserink, 2003)。虽然鉴定病原菌工作属于医学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之一，一个新病原菌的发现在科学上的意义还是很大的。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个发现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关系到国计民生。可是，一个院士的“威望”竟然能够把这所有的一切全部抵销。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应该是军人，如果这些军人科学家不是胆子太小，那一定是中国的院士淫威太盛！

中国的院士犯了这么低级的科学错误，中国的科学家犯了这么严重的道德错误，但他们的领导却给他们的工作打了个满分，他们的领导告诉全国人民，中国的科学家打了大胜仗。我要问的是，中国的科学家在什么情况下、在犯了什么样的错误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不及格的分数呢？中国的科学家在败到什么程度时才算是打了败仗呢？就算陈竺院士举出的那个6%死亡率是真实的(国际上有怀疑，比如上面提到的那篇Science文章就认为可能与误诊有关)，那也是在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全国动员、政府采取封闭隔离这么个古老的控制传染性疾病的方法之后取得的“成果”，与“科学家”的贡献又有多大的干系？中国的科学家不是至今连自己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非典死亡率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吗？

中国的科学领袖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贪天之功”吗？

莫非中国的科学家在非典大战中真的打了几个大胜仗？2003年5月2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田波向世界宣布，在他的指导下，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两个单位研制出抗击非典病毒侵入细胞的多肽药物。(杜若原、傅先萍：抗SARS药物被找到：了不起的武大病毒研究中心)。这个“多肽药物”被媒体吹捧为“非典克星”，据说“受到世界瞩目”。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据网友许斌分析，所谓的“非典克星”“原来就是对照SARS病毒基因排序，由以田波院士为主的一班科研人员选定了两种多肽，即HR1和HR2，人工合成的他们自己以为有用的‘抗非药物’，不要说临床效果，甚至连在小动物身上作实验，乃至连最基本的药检都没有做。‘非典克星’之说完全是一种臆测，没有任何科学意义。”(许斌：慎言“非典克星”)。实际上，全世界每年通过细胞学试验筛选出的此类“药物候选品”数以万计，而它们之中最后能够成为真正“药品”的可以说寥寥无几。田波院士的“非典克星”充其量也就是这成千上万个候选品中的一、两个，值得那么吹吗？田院士是搞植物病毒学研究出身，从未受过正规医学研究训练，但搞起人医来，却动辄震惊世界。真不知道中国的院士从哪里得来的这份自信。

无独有偶。2003年6月4日，《京华时报》报道，“由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贺福初院士领衔的专家组在京宣布，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对非典冠状病毒的蛋白质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构建了非典病毒攻击Vero细胞系的蛋白质表达谱，这表明科学家已找到了打开非典病毒大门的‘钥匙’”。(张瑾：贺福初院士：病毒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一个靠欺骗起家的院士，他的研究“成果”还需要评论吗？(方舟子：一个成功的学术骗子贺福初院士)。

又是“非典克星”，又是“打开非典病毒大门的‘钥匙’”，中国的院士，你们就是没有找到能够让自己脸红的钥匙。其实，它就在你们身边。那就是：羞耻感！

参考文献CCTV：靠科学 战胜非典。央视国际 2003年06月22日。http://www.cctv.com/financial/20030623/100401.shtmlEnserink, M. China's Missed Chance. Science 2003 July 18; 301, 294-296.方舟子：一个成功的学术骗子贺福初院士。新语丝2002年6月3日。http://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hefuchu.txt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新语丝2003年4月27日。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news/sars82.txt许斌：慎言“非典克星”。人民网2003年6月1日。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30/20030601/1005260.html杜若原、傅先萍：抗SARS药物被找到：了不起的武大病毒研究中心。人民网2003年5月28日。http://www.people.com.cn/GB/kejiao/42/152/20030527/1001493.html杨维汉、张景勇：科技攻关组否认面对非典中国科学界整体打败仗。新华社北京2003年６月２５日。http://www.people.com.cn/GB/keji/1056/1935249.html张瑾：贺福初院士：病毒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京华时报》2003年6月4日。http://tech.sina.com.cn/o/2003-06-04/0936194320.shtml 徐九武、郑千里：多肽，寻找SARS克星的攻坚战。《科技日报》2003年6月12日。http://www.cashq.ac.cn/html/Dir/2003/06/12/5234.htm谢湘、周欣宇：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26日。http://online.cri.com.cn/773/2003-5-26/116@2416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