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９９年秋以来，“教育产业化”不光是一种时髦说法，还是一种正在雷厉风行地实施着的方略，虽说我们这个社会绝对说不上有雷厉风行的美德，虽说没见哪位鼓吹者解释清楚了什么叫做“教育产业化”。不过，从这两个月正迅速实施的高中、大学学费大涨看，“教育产业化”似乎就是谁想受教育谁出钱购买受教育机会。说到涨起价来那股麻利劲，简直令人眩目。高中阶段学费要“适度”调高，大学要扩招、家庭要多承担教育“成本”，是１９９９年６月中旬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过以后才初透风声的。对这风声，老百姓也许见惯了各级政府机构处理事务拖拉、延宕、低效，没认真往心里去；要不，就是正逢“黑七月”，作父母的每一根神经都被子女的升学考试给抓牢了，没来得及消化这条信息。但转瞬间，高中、大学涨价就成了“交钱没商量”的事实。

　　“教育产业化”仿佛成了个潘多拉匣子，一打开，释放出了不可救药的贪婪和世界教育史上闻所未闻的教育的深度腐败：上大学分数不够钱来凑，加收数万元的降分费，还有优先选“热门”专业的“赞助费”……五花八门、乌烟瘴气。没上录取线但家中有钱的考生，正好可以去填补那些成绩优秀因家贫而被迫放弃入学的考生腾出的名额；各专业间，富裕生可以凭“赞助费”先选“热门”，清寒者自然大多只有进冷门的份。连没有“教育产业化”一说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也不甘寂寞，按非常“产业化”的思路不仅像往年一样，分重点校与非重点校、校内分重点班与非重点班，还“创造性”的分出了特快班、火箭班、联合班等更多的非高价不能进的班……。

　　为什么要搞教育产业化？他们的理由是，高中、大学不属于义务教育。一位声名显赫的科学院院士斩钉截铁地说：“需要澄清的是，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所以在原则上，其办学经费只能来自广大人民群众自身。”（何祚庥语，转引自《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第４０页，百花文艺出版，１９９８年）——好像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来自“人民群众自身”，而是政府下出的金蛋！

　　在这个基本含义上，有的说法更直白，有的稍委婉，更直白的干脆说高等教育是教育消费中的“高档品”，不属国家保护价，应与市场接轨；既与市场接轨，价格随供求关系波动当然天经地义；而中国人太多，高等学校容量太有限，任随全国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任随每年有许许多多下岗职工源源不断加入到贫困大军，任随还有许多家庭既没有统计进贫困线以下队伍也不属下岗、失业者，但寅支卯粮、生活拮据……，但即使这样，高等教育也供不应求，这“供求”关系明摆着是“卖方”对“买方”的绝对优势，价格波动铁定只上不下，卖方赢家通吃。称高等教育为“教育消费中的高档品”，不属国家保护价，亦即上大学（其实还包括上高中）读书，如同买豪宅、啖山珍、品海味、上歌厅、下舞池、做桑拿、作按摩，挨宰活该。

　　委婉一些的，有受益者投资说、成本说、优质优价说，等等。“受益说”指称，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个人，交学费是私人为自己所作的教育投资，但他们绝口不提办各级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是不是国家对未来的投资？“成本说”则辩称，高等教育平均培养成本每年两万元，即使涨价后的三千至五千元学费，也并未体现出“优质优价”原则，弦外之音是价还涨得不够，不过他们在比较学费和成本费时，忘了提及学生在明码标价的学费之外要交的其他费用，这些费用一点不比学费价格便宜，还忘了提及专为赢利而开出的远远高于“成本”的“赞助费”、降分数费、选“热门”费等等。除上述说法外，还有个在收费标准上与发达国家接轨说，挺有意思，先不谈它。

　　种种说法似是而非，却可以堵住许多善良百姓的口。再加上鼓吹者拉大旗作虎皮，扯出“普遍舆论认为”、“大势所趋”（指学费上涨）之类大字眼，和“学费上涨幅度未超过居民的经济承受力”、“基本上得到老百姓认可”的断言，更唬得善良百姓作声不得。尽管所谓“舆论普遍认为”明显是撒谎，如果一定要说有谁的“普遍认为”，不过是想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的部门和借机敛财的机构单方面的“认为”，以及钱有余而智能不足、却想到大学镀金的少数人的“认为”；所谓“大势所趋”，不过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百姓，在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社会决策面前作为“沉默人群”的深刻无奈；所谓“未超过居民的经济承受力”和“得到百姓认可”，则纯属凭空臆断、信口雌黄——未超过的是哪一部分居民的承受力，作过调查吗？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普通收入者的艰辛，这些人了解吗？至于说“得到认可”，是毫无价值的废话。不认可，难道有反对余地吗？即使有，反对有效吗？几年前，美国为涨一美分邮资开了几十次听证会，此间学费大幅上涨，开过哪怕一次听证会吗？……对此，他们根本不置一词。

　　但是，公开撒谎也好，把普通人的无奈说成大势所趋也好，凭空臆断也好，这些瞎扯淡对无法接触足够信息的民众的判断，是有很大干扰作用的。

　　然而，在所谓教育产业化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实真相，是任何巧言也掩不住的，这就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正越来越变成专为富人安排的一桌宴席，越来越与高等教育向大众普及的教育民主化国际潮流逆向而行。逆向而行的当然不只是高等教育，百姓不是已经发现“连高中也读不起了”吗？不是早就有而且继续有许多穷孩子连“义务教育”也接受不起了吗？我国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倾向于排斥社会底层、倾向于增大社会隔离，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教育产业化是这么回事吗？教育可以完全产业化吗？可以赢利为目的吗？

　　不错，近几十年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进行了教育产业化的尝试，但这种尝试是在坚守传统的大学理念和办学目的的前提下，拓展大学的社会作用，是基于“不抱着过去的成就向后看，而是创造未来向前看”的雄心，充分利用大学所具有的智力优势，去参与解决更多的问题，去使大学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工业布局和提高所在地区声望作出贡献。为此，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工业园，使自己的教学、科研成就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彼此推进，把一个昔日只产水果的园区，变成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这就是著名的硅谷科学工业园。硅谷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中心之一，还因其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巨大需要，使全美尖端技术工业中，每五个新的就业人员中就有一个在硅谷，所以，也为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无论斯坦福大学还是哈佛和麻省，它们成功探索的教育产业化之路，是利用大学的科研实力使之成为工业研究和开发中心，通过与工业的联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地区经济增长服务；与此同时，也使大学的经费问题得到解决。然而，对所有这些大学来说始终坚定不移的是，在教育产业化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决不允许动摇大学作为保存、发展、传播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的公共机构这一根本，决不允许动摇大学作为“追求真理的场所”这一根本。

　　大学的根本，正如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罗姆．Ｂ．威斯纳在就职演说中对师生所说：“我们走到一起，是为了扩展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因此，不能允许任何主义、任何正统观念、任何清规戒律和政治狂热使我们离开这个目标。”毫无疑问，这个不可动摇的目标是非经济、非产业化的。

　　高等教育是需要巨大经费来支撑的事业。除了北欧福利国家基本上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大学都存在着经费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国家财政投入和社会的资助，学生也要缴纳一定费用。

　　但是，既然高等教育是应尽可能让每个公民都分享的公益事业，在收费上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公民的普遍经济承受力，而不是如何从学生身上收回培养成本，更不是如何借收费赢利。在意大利，大学新生一年要缴纳的学费将近三十万里拉，其中一部分在注册时交付，另一部分在每年三月底以前付清，家境困难、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全部或部分免交这笔近三十万里拉的学费。何为家境困难？根据意大利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８日第４１号法律规定，家庭年均收入低于一个成员五百四十七点四万里拉、两个成员九百零八点六万里拉、三个成员一千一百六十八点二万里拉、七个成员以上二千零五十五点四万里拉的学生，为家境贫寒者，就是说，近三十万里拉的学费仅占贫寒标准的５．５％－１０．２％，占意大利人均年收入比例就更低了，所以普遍都可以承受，在发达国家中学费偏高的美国，如果按公立四年制、公立两年制和私立四年制划分，近年来每年平均学费占人均年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１１．８％、５．２％、５０．６％。除了私立大学收费达人均年收入的一半，许多家庭承受有压力，公立大学的学费是普通家庭都可以承受的。何况，美国还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奖学金机会和无息贷款，保证了希望上大学的青年不致因贫困而被排斥于高等教育之外。而我国从涨价前的１９９８年来看，收费最低的大学，平均学杂费依专业不同，低的为一千七百元，高的为四千元，占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４０～８５％，这已经不是一个多数人能承受的数目。涨价后平均一年少则五千，多则七八千的学杂费，占１９９８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９０％以上，占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的２５０-３００％。这仍然只是正常收费。

　　我国的“教育产业化”鼓吹者和支持者，对国际教育发展的民主化趋势置若罔闻，对发达国家大学学费占人均年收入的较低比例的事实装聋作哑，却根据我国涨价后大学学费占年均培养成本三分之一左右（这个比例只依据了正常收费，而根本没有考虑价外加价、漫天要价这种并非个别的非正常收费），与美国大学学费占培养成本的比例大致相当，夸耀我国高等教育在收费标准上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因而已经“接轨”，以此为涨价辩护。在我国均年收入比人家低几十倍的情况下，在我国大学行政机构庞大（民间有打油诗讽刺：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教育经费缺乏审计，浪费惊人，而教学质量又还很成问题的情况下，既回避百姓经济收入状况和冗员浪费导致的高成本，又不思改进教学质量以追国际水平，却只想着收费上与人家“接轨”，真是无耻！近年来，学费持续上涨，学生质量持续下降，早已引导起各界关注。见１９９７年１月３１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基础学科博士生质量不容乐观》的长篇报道，　据知情者披露，“教育产业化”鼓吹者，不，应该说是涨价鼓吹者，主要是一些经济学界人士和个别教育界人士。经济学在我国是对政府决策很有影响的显学，然而，对决策有影响的不是具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者，而是一类“无心”的经济学者，这些人环境优越，周围接触的非官即“款”，缺乏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对社会公正的关心，普通百姓生活的困顿、艰辛根本不在他们视野之内；如何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推进社会公正，也根本不在他们关注之中。

　　尽管我国最喜欢讲“国情”，然而“国情”只不过是藏污纳垢、抵拒公理、抵拒普遍价值的方便掩体。真该从国情出发时，“国情”却不知被放逐到哪里去了。有几个情况是我国在考虑任何问题时都不能回避的：

　　一，我国国民收入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加上医疗、养老覆盖面小、且已岌岌可危，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而且，即使在贫困线标准定得极低的情况下，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也还有六千万人在贫困线以下，这个数目还没包括近年大量下岗的城镇职工，对于他们，别说医疗、养老，就连眼前吃饭都大成问题。

　　二，我国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义务教育名存实亡，不是因为大学挤占了教育经费，而是因为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水平过低。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一直就是我国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的主因。使无知具有普遍性，愚昧具有传染性。而在限制和阻碍我国社会发展的因素中，无知和愚昧是最难控制、最具灾难性的。远的不说，迫在眉捷的问题，如我国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之所以难以控制，犯罪率居高不下，各行各业盛行欺骗、作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教育水平低导致的民众素质低。

　　对此国情，经济学界人士却视而不见，一个劲把眼睛盯在老百姓很不充盈的钱袋子上，还煞有介事惊呼我国各级银行中私人存款“高达五万个亿”，其实这五万个亿分摊到十三亿人头上，不足四千元，再说，存款大部分属于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富豪，普通百姓没有几个钱，这点常识帐，不是经济学家也算得出来，偏偏某些经济学家还提出以涨学费来拉动“教育消费”，对本来就忧虑于医疗、养老等问题的普通百姓雪上加霜。即使对于所谓“拉动消费”，大涨学费也是馊主意，因为任何一家钱不多但又想让子女上学的家庭，从此不把钱袋子捂得更紧才怪。

　　尤其糟糕的是，拿教育打主意的这些经济学界人士，对教育的性质和功能完全缺乏认识，他们根本不了解教育是最不能以纯经济观点来衡量的，根本不了解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公益性质，这个性质决定了它永远不能被当作商品。但依照某些经济学界人士糟糕透顶的逻辑思维，似乎不是义务教育，就一定得是商品；而且，他们的教育投资回报率计算方式更糟，只根据受教育程度与工资收入大致成正比，就轻言“个人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殊不知，在这个意义上说交学费是私人为自己的未来投资不是不可以，但高等教育更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投资，估算高等教育对受教育者个人的回报率不难，但要计算它对社会的回报率，几乎是不可能的。高等教育具有的保存社会基本价值的功能、提高公民的文化素养的功能、知识储备、知识更新和创造的功能，是其他任何事业都无法比拟和取代的。一个社会，如果缺乏主要由高等教育来提供的这些贡献，将毫无希望，但这类贡献是无法计算的。即使从纯经济角度看，尽管在短期效益上，对社会的回报率可能小于对个人的回报率，但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还有更重要的中长期影响，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是难以定量的。在知识已成生产体系的心脏和大脑的今天，尤其是这样。基于这个事实，在八十年代，美国联邦人才资源和高级人才培养会主持人吴尔夫就作了以下表述：“公民的大脑构成国家最大的财富”，“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除去发现和利用最好的大脑外，别无选择余地。”这样的眼光，在我们那些对国家政策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谋士身上丝毫看不到。

　　由于高等教育在文化、价值、科研等方面对社会的极端重要性，也由于高等教育作为国家人才库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事实上，在任何国家、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都始终远远高于个人投资。近二三十年，发达国家还有了把免费教育向高等教育延伸的趋势。对个人收费比例偏高的美国也不例外。在最新一轮美国总统大选中，两党候选人都把教育机会的平等作为未来的施政纲领，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提出：如果当选总统，将会帮助“那些落在社会后面的人”，因为在他看来，面对２１世纪这个更为现代化的高技术社会，人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教育和平等的机遇；民主党候选人戈尔不甘落后，宣布把使所有美国人享受从托儿所到大学的免费教育作为当选后的国内政策。他们都正视了这样一个趋势也是事实：让所有公民不论贫富都能接受高等教育，是２１世纪的革命。

　　而我们那些出谋划策的经济学界人士，只计算涨学费带来的短期且局部经济收入，不计算因大涨学费导致的排斥，会埋没多少公民的大脑，对国家的最大“财富”会造成多大浪费。而且，当他们以糟糕的逻辑怂恿涨价式的“教育产业化”时，接受高等教育、扩大生活的选择机会几乎就成了出得起钱的那一部分公民的专利。中国式的教育产业化这股趋富斥贫的势利劲，使它在实施起来时，完全起不到斯坦福、哈佛等大学那种为地区经济增长服务的作用。它起的作用是化掉了大学的精神，化掉了贫者的希望，化掉了社会公正。纵然今年大学扩招了三十万，但与涨价相伴的扩招，扩出的机会不是穷人的；纵然国家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但这个发展不属于穷人，对社会底层没有亲和力。

　　考虑到这样的经济学谋士还将继续影响国家决策，考虑到加入这场所谓的“教育产业化”鼓嘈还有教育界人士和科学院院士——这些人本应禀持良知，负责任地就社会重大问题发表意见，不由得要对我们民族的未来，产生一种近乎宿命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