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１９９９年秋以來，“教育產業化”不光是一種時髦說法，還是一種正在雷厲風行地實施着的方略，雖說我們這個社會絕對說不上有雷厲風行的美德，雖說沒見哪位鼓吹者解釋清楚了什麼叫做“教育產業化”。不過，從這兩個月正迅速實施的高中、大學學費大漲看，“教育產業化”似乎就是誰想受教育誰出錢購買受教育機會。說到漲起價來那股麻利勁，簡直令人眩目。高中階段學費要“適度”調高，大學要擴招、家庭要多承擔教育“成本”，是１９９９年６月中旬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開過以後才初透風聲的。對這風聲，老百姓也許見慣了各級政府機構處理事務拖拉、延宕、低效，沒認真往心裡去；要不，就是正逢“黑七月”，作父母的每一根神經都被子女的升學考試給抓牢了，沒來得及消化這條信息。但轉瞬間，高中、大學漲價就成了“交錢沒商量”的事實。

　　“教育產業化”仿佛成了個潘多拉匣子，一打開，釋放出了不可救藥的貪婪和世界教育史上聞所未聞的教育的深度腐敗：上大學分數不夠錢來湊，加收數萬元的降分費，還有優先選“熱門”專業的“贊助費”……五花八門、烏煙瘴氣。沒上錄取線但家中有錢的考生，正好可以去填補那些成績優秀因家貧而被迫放棄入學的考生騰出的名額；各專業間，富裕生可以憑“贊助費”先選“熱門”，清寒者自然大多只有進冷門的份。連沒有“教育產業化”一說的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也不甘寂寞，按非常“產業化”的思路不僅像往年一樣，分重點校與非重點校、校內分重點班與非重點班，還“創造性”的分出了特快班、火箭班、聯合班等更多的非高價不能進的班……。

　　為什麼要搞教育產業化？他們的理由是，高中、大學不屬於義務教育。一位聲名顯赫的科學院院士斬釘截鐵地說：“需要澄清的是，高等教育不屬於義務教育，所以在原則上，其辦學經費只能來自廣大人民群眾自身。”（何祚庥語，轉引自《告警——中國科技的危機與挑戰》第４０頁，百花文藝出版，１９９８年）——好像國家的財政收入不是來自“人民群眾自身”，而是政府下出的金蛋！

　　在這個基本含義上，有的說法更直白，有的稍委婉，更直白的乾脆說高等教育是教育消費中的“高檔品”，不屬國家保護價，應與市場接軌；既與市場接軌，價格隨供求關係波動當然天經地義；而中國人太多，高等學校容量太有限，任隨全國有幾千萬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任隨每年有許許多多下崗職工源源不斷加入到貧困大軍，任隨還有許多家庭既沒有統計進貧困線以下隊伍也不屬下崗、失業者，但寅支卯糧、生活拮据……，但即使這樣，高等教育也供不應求，這“供求”關係明擺着是“賣方”對“買方”的絕對優勢，價格波動鐵定只上不下，賣方贏家通吃。稱高等教育為“教育消費中的高檔品”，不屬國家保護價，亦即上大學（其實還包括上高中）讀書，如同買豪宅、啖山珍、品海味、上歌廳、下舞池、做桑拿、作按摩，挨宰活該。

　　委婉一些的，有受益者投資說、成本說、優質優價說，等等。“受益說”指稱，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個人，交學費是私人為自己所作的教育投資，但他們絕口不提辦各級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是不是國家對未來的投資？“成本說”則辯稱，高等教育平均培養成本每年兩萬元，即使漲價後的三千至五千元學費，也並未體現出“優質優價”原則，弦外之音是價還漲得不夠，不過他們在比較學費和成本費時，忘了提及學生在明碼標價的學費之外要交的其他費用，這些費用一點不比學費價格便宜，還忘了提及專為贏利而開出的遠遠高於“成本”的“贊助費”、降分數費、選“熱門”費等等。除上述說法外，還有個在收費標準上與發達國家接軌說，挺有意思，先不談它。

　　種種說法似是而非，卻可以堵住許多善良百姓的口。再加上鼓吹者拉大旗作虎皮，扯出“普遍輿論認為”、“大勢所趨”（指學費上漲）之類大字眼，和“學費上漲幅度未超過居民的經濟承受力”、“基本上得到老百姓認可”的斷言，更唬得善良百姓作聲不得。儘管所謂“輿論普遍認為”明顯是撒謊，如果一定要說有誰的“普遍認為”，不過是想從老百姓口袋裡掏錢的部門和藉機斂財的機構單方面的“認為”，以及錢有餘而智能不足、卻想到大學鍍金的少數人的“認為”；所謂“大勢所趨”，不過是處於弱勢地位的百姓，在事關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社會決策面前作為“沉默人群”的深刻無奈；所謂“未超過居民的經濟承受力”和“得到百姓認可”，則純屬憑空臆斷、信口雌黃——未超過的是哪一部分居民的承受力，作過調查嗎？社會底層的生存狀態、普通收入者的艱辛，這些人了解嗎？至於說“得到認可”，是毫無價值的廢話。不認可，難道有反對餘地嗎？即使有，反對有效嗎？幾年前，美國為漲一美分郵資開了幾十次聽證會，此間學費大幅上漲，開過哪怕一次聽證會嗎？……對此，他們根本不置一詞。

　　但是，公開撒謊也好，把普通人的無奈說成大勢所趨也好，憑空臆斷也好，這些瞎扯淡對無法接觸足夠信息的民眾的判斷，是有很大干擾作用的。

　　然而，在所謂教育產業化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事實真相，是任何巧言也掩不住的，這就是，我國的高等教育正越來越變成專為富人安排的一桌宴席，越來越與高等教育向大眾普及的教育民主化國際潮流逆向而行。逆向而行的當然不只是高等教育，百姓不是已經發現“連高中也讀不起了”嗎？不是早就有而且繼續有許多窮孩子連“義務教育”也接受不起了嗎？我國的教育從小學到大學都在傾向於排斥社會底層、傾向於增大社會隔離，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

　　教育產業化是這麼回事嗎？教育可以完全產業化嗎？可以贏利為目的嗎？

　　不錯，近幾十年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學進行了教育產業化的嘗試，但這種嘗試是在堅守傳統的大學理念和辦學目的的前提下，拓展大學的社會作用，是基於“不抱着過去的成就向後看，而是創造未來向前看”的雄心，充分利用大學所具有的智力優勢，去參與解決更多的問題，去使大學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工業布局和提高所在地區聲望作出貢獻。為此，斯坦福大學開闢了工業園，使自己的教學、科研成就與工業園的發展雙向互動，彼此推進，把一個昔日只產水果的園區，變成世界一流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工業開發區，這就是著名的硅谷科學工業園。硅谷不僅是美國最大的製造中心之一，還因其對科學、技術人才的巨大需要，使全美尖端技術工業中，每五個新的就業人員中就有一個在硅谷，所以，也為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

　　無論斯坦福大學還是哈佛和麻省，它們成功探索的教育產業化之路，是利用大學的科研實力使之成為工業研究和開發中心，通過與工業的聯合，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為地區經濟增長服務；與此同時，也使大學的經費問題得到解決。然而，對所有這些大學來說始終堅定不移的是，在教育產業化方面的嘗試和努力，決不允許動搖大學作為保存、發展、傳播普遍價值和文化遺產的公共機構這一根本，決不允許動搖大學作為“追求真理的場所”這一根本。

　　大學的根本，正如麻省理工學院院長傑羅姆．Ｂ．威斯納在就職演說中對師生所說：“我們走到一起，是為了擴展人類對宇宙的認識。因此，不能允許任何主義、任何正統觀念、任何清規戒律和政治狂熱使我們離開這個目標。”毫無疑問，這個不可動搖的目標是非經濟、非產業化的。

　　高等教育是需要巨大經費來支撐的事業。除了北歐福利國家基本上依靠政府財政支持外，絕大多數國家的大學都存在着經費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國家財政投入和社會的資助，學生也要繳納一定費用。

　　但是，既然高等教育是應儘可能讓每個公民都分享的公益事業，在收費上首先必須考慮的，是公民的普遍經濟承受力，而不是如何從學生身上收回培養成本，更不是如何借收費贏利。在意大利，大學新生一年要繳納的學費將近三十萬里拉，其中一部分在註冊時交付，另一部分在每年三月底以前付清，家境困難、成績優秀的學生，可以全部或部分免交這筆近三十萬里拉的學費。何為家境困難？根據意大利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８日第４１號法律規定，家庭年均收入低於一個成員五百四十七點四萬里拉、兩個成員九百零八點六萬里拉、三個成員一千一百六十八點二萬里拉、七個成員以上二千零五十五點四萬里拉的學生，為家境貧寒者，就是說，近三十萬里拉的學費僅占貧寒標準的５．５％－１０．２％，占意大利人均年收入比例就更低了，所以普遍都可以承受，在發達國家中學費偏高的美國，如果按公立四年制、公立兩年制和私立四年制劃分，近年來每年平均學費占人均年收入的比例分別為１１．８％、５．２％、５０．６％。除了私立大學收費達人均年收入的一半，許多家庭承受有壓力，公立大學的學費是普通家庭都可以承受的。何況，美國還為學生提供了大量的獎學金機會和無息貸款，保證了希望上大學的青年不致因貧困而被排斥於高等教育之外。而我國從漲價前的１９９８年來看，收費最低的大學，平均學雜費依專業不同，低的為一千七百元，高的為四千元，占同年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４０～８５％，這已經不是一個多數人能承受的數目。漲價後平均一年少則五千，多則七八千的學雜費，占１９９８年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９０％以上，占農村人口人均年收入的２５０-３００％。這仍然只是正常收費。

　　我國的“教育產業化”鼓吹者和支持者，對國際教育發展的民主化趨勢置若罔聞，對發達國家大學學費占人均年收入的較低比例的事實裝聾作啞，卻根據我國漲價後大學學費占年均培養成本三分之一左右（這個比例只依據了正常收費，而根本沒有考慮價外加價、漫天要價這種並非個別的非正常收費），與美國大學學費占培養成本的比例大致相當，誇耀我國高等教育在收費標準上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因而已經“接軌”，以此為漲價辯護。在我國均年收入比人家低幾十倍的情況下，在我國大學行政機構龐大（民間有打油詩諷刺：校長一走廊，處長一禮堂，科長一操場）、教育經費缺乏審計，浪費驚人，而教學質量又還很成問題的情況下，既迴避百姓經濟收入狀況和冗員浪費導致的高成本，又不思改進教學質量以追國際水平，卻只想着收費上與人家“接軌”，真是無恥！近年來，學費持續上漲，學生質量持續下降，早已引導起各界關注。見１９９７年１月３１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基礎學科博士生質量不容樂觀》的長篇報道，　據知情者披露，“教育產業化”鼓吹者，不，應該說是漲價鼓吹者，主要是一些經濟學界人士和個別教育界人士。經濟學在我國是對政府決策很有影響的顯學，然而，對決策有影響的不是具有人文關懷的經濟學者，而是一類“無心”的經濟學者，這些人環境優越，周圍接觸的非官即“款”，缺乏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同情和對社會公正的關心，普通百姓生活的困頓、艱辛根本不在他們視野之內；如何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如何推進社會公正，也根本不在他們關注之中。

　　儘管我國最喜歡講“國情”，然而“國情”只不過是藏污納垢、抵拒公理、抵拒普遍價值的方便掩體。真該從國情出發時，“國情”卻不知被放逐到哪裡去了。有幾個情況是我國在考慮任何問題時都不能迴避的：

　　一，我國國民收入與發達國家差距巨大，加上醫療、養老覆蓋面小、且已岌岌可危，人們普遍缺乏安全感，而且，即使在貧困線標準定得極低的情況下，據官方公布的數據也還有六千萬人在貧困線以下，這個數目還沒包括近年大量下崗的城鎮職工，對於他們，別說醫療、養老，就連眼前吃飯都大成問題。

　　二，我國對教育的財政投入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不僅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所以義務教育名存實亡，不是因為大學擠占了教育經費，而是因為對教育的財政投入水平過低。教育投入的嚴重不足一直就是我國國民整體受教育水平偏低的主因。使無知具有普遍性，愚昧具有傳染性。而在限制和阻礙我國社會發展的因素中，無知和愚昧是最難控制、最具災難性的。遠的不說，迫在眉捷的問題，如我國嚴重的生態問題和環境污染問題之所以難以控制，犯罪率居高不下，各行各業盛行欺騙、作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教育水平低導致的民眾素質低。

　　對此國情，經濟學界人士卻視而不見，一個勁把眼睛盯在老百姓很不充盈的錢袋子上，還煞有介事驚呼我國各級銀行中私人存款“高達五萬個億”，其實這五萬個億分攤到十三億人頭上，不足四千元，再說，存款大部分屬於占人口比例極小的富豪，普通百姓沒有幾個錢，這點常識帳，不是經濟學家也算得出來，偏偏某些經濟學家還提出以漲學費來拉動“教育消費”，對本來就憂慮於醫療、養老等問題的普通百姓雪上加霜。即使對於所謂“拉動消費”，大漲學費也是餿主意，因為任何一家錢不多但又想讓子女上學的家庭，從此不把錢袋子捂得更緊才怪。

　　尤其糟糕的是，拿教育打主意的這些經濟學界人士，對教育的性質和功能完全缺乏認識，他們根本不了解教育是最不能以純經濟觀點來衡量的，根本不了解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公益性質，這個性質決定了它永遠不能被當作商品。但依照某些經濟學界人士糟糕透頂的邏輯思維，似乎不是義務教育，就一定得是商品；而且，他們的教育投資回報率計算方式更糟，只根據受教育程度與工資收入大致成正比，就輕言“個人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殊不知，在這個意義上說交學費是私人為自己的未來投資不是不可以，但高等教育更是一個民族對未來的投資，估算高等教育對受教育者個人的回報率不難，但要計算它對社會的回報率，幾乎是不可能的。高等教育具有的保存社會基本價值的功能、提高公民的文化素養的功能、知識儲備、知識更新和創造的功能，是其他任何事業都無法比擬和取代的。一個社會，如果缺乏主要由高等教育來提供的這些貢獻，將毫無希望，但這類貢獻是無法計算的。即使從純經濟角度看，儘管在短期效益上，對社會的回報率可能小於對個人的回報率，但高等教育對社會經濟還有更重要的中長期影響，這種影響所產生的經濟利益是難以定量的。在知識已成生產體系的心臟和大腦的今天，尤其是這樣。基於這個事實，在八十年代，美國聯邦人才資源和高級人才培養會主持人吳爾夫就作了以下表述：“公民的大腦構成國家最大的財富”，“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除去發現和利用最好的大腦外，別無選擇餘地。”這樣的眼光，在我們那些對國家政策有影響力的經濟學謀士身上絲毫看不到。

　　由於高等教育在文化、價值、科研等方面對社會的極端重要性，也由於高等教育作為國家人才庫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事實上，在任何國家、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投資都始終遠遠高於個人投資。近二三十年，發達國家還有了把免費教育向高等教育延伸的趨勢。對個人收費比例偏高的美國也不例外。在最新一輪美國總統大選中，兩黨候選人都把教育機會的平等作為未來的施政綱領，共和黨候選人小布什提出：如果當選總統，將會幫助“那些落在社會後面的人”，因為在他看來，面對２１世紀這個更為現代化的高技術社會，人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教育和平等的機遇；民主黨候選人戈爾不甘落後，宣布把使所有美國人享受從托兒所到大學的免費教育作為當選後的國內政策。他們都正視了這樣一個趨勢也是事實：讓所有公民不論貧富都能接受高等教育，是２１世紀的革命。

　　而我們那些出謀劃策的經濟學界人士，只計算漲學費帶來的短期且局部經濟收入，不計算因大漲學費導致的排斥，會埋沒多少公民的大腦，對國家的最大“財富”會造成多大浪費。而且，當他們以糟糕的邏輯慫恿漲價式的“教育產業化”時，接受高等教育、擴大生活的選擇機會幾乎就成了出得起錢的那一部分公民的專利。中國式的教育產業化這股趨富斥貧的勢利勁，使它在實施起來時，完全起不到斯坦福、哈佛等大學那種為地區經濟增長服務的作用。它起的作用是化掉了大學的精神，化掉了貧者的希望，化掉了社會公正。縱然今年大學擴招了三十萬，但與漲價相伴的擴招，擴出的機會不是窮人的；縱然國家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發展，但這個發展不屬於窮人，對社會底層沒有親和力。

　　考慮到這樣的經濟學謀士還將繼續影響國家決策，考慮到加入這場所謂的“教育產業化”鼓嘈還有教育界人士和科學院院士——這些人本應稟持良知，負責任地就社會重大問題發表意見，不由得要對我們民族的未來，產生一種近乎宿命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