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談管理學兩大對立方法：硬管理與軟管理

送交者: 香椿樹 2011年04月21日13:24:25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數學談管理學兩大對立方法：硬管理與軟管理 毛澤東管理學中的管理，主要以軟管理為主，這和西方及前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同，因此是完全中國式的管理。當然，軟管理最後失敗了，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它在前期曾經是成功的。 為了說明什麼是硬管理什麼是軟管理，區分這兩個概念，我下面任舉一例，舉的例子並不是歷史事實，而是打一個比方來說明軟管理和硬管理的區別。 如果有一個地區的人民，有隨地吐痰的惡習，需要通過管理學來糾正它，硬管理和軟管理是怎樣做的呢？ 硬管理，就是現在推崇的法制的辦法，制定一個法律，隨地吐痰罰款十元錢。或者，如果還吐，罰款數額上升，甚至逮捕入獄。大家一害怕，就不敢隨地吐痰了。這種硬管的辦法，是專家們最喜歡最喜歡的，叫以法治國，或者說建立法制社會。 這事如果是在毛澤東時代，是進行軟管理，是怎樣管理的呢？ 首先定性，就是說隨地吐痰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定性的結果是人民內部矛盾。因此，開展一個宣傳，“同志們啊，痰里有病菌病毒啊，隨地吐痰不講衛生啊，有可能把疾病傳染給其他人啊，大家都不要隨地吐痰啊”，這是一種勸說，一種試圖說服人民群眾改掉不良習慣的宣傳。 在這種軟管理中，一開始隨地吐痰的人數很多，後來隨着宣傳力度的增加，隨地吐痰的人減少，後來就越來越少。當然，還是隨地吐痰的人，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仍然是不受任何懲罰。為什麼不受懲罰？因為是人民內部矛盾，根據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對於人民內部矛盾，只能用說服的辦法，討論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不能夠用強制的辦法，強制的辦法，被稱為“壓服”，毛澤東認為壓服很不好，壓服的結果是壓而不服，因此毛澤東主張所有的人民內部矛盾，都由說服教育來解決。 也就是說軟管理的特點是說服教育，但是對於說服教育仍然不靈的人，堅持自己的行為的人，也沒有任何懲罰。 甚至對生產的管理也是這樣，生產隊長振臂一呼：“同志們吶，我們要努力勞動多打糧食支援工業建設啊，大家都要努力啊，來來來，都上工啦，”如果有人堅持不上工，怎麼辦？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你要說服他上工，說服不了呢？有懲罰嗎？是沒有的，任何懲罰都沒有，因此屬於軟管理。 這種軟管理其實是很難做的，也許屬於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但是你要說完全奏效吧，好象也不是。但是確實難做。比如說吧，如果我當年是小崗村的生產隊長，如果上級領導能夠給我一把手槍，規定我可以隨意槍斃人，那我只要有了這個權力就行了，我有可能實際上都不會槍斃一個人，只要有這種威脅就行，我就不相我會二十三年弄不出一粒糧食給國家，還要年年吃供應。當然，如果說糧食多，那我不敢保證，但是一粒糧，至少我還弄得出來的。 但是當時確實不行，因為小崗村生產隊裡的人恰好都是正宗的貧下中農，自己的階級弟兄，沒有一個階級敵人，他們不幹活，只好說服，說服不了，那就算了，就接着再想辦法說服。因此小崗村生產隊是軟管理失敗的一個例子。 關於這一點，前蘇聯的管理辦法就是硬管理，就是要槍斃怠工者，這一點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社會下是不可能的。 我當兵的時候，有許多農村來的戰友，都是信鬼的，就是相信有鬼的存在，和一個人死了以後變成鬼什麼的。這屬於什麼？首先它完全違反馬克思主義，因此是錯誤觀念，唯心主義觀念，但是性質上，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因此只能說服，不能夠壓服。說服不了怎麼辦？什麼辦法也沒有，也就只有繼續說服。 那麼，在那個時代如果有錯誤思想流傳怎麼辦？是不是有錯誤思想的人都抓起來槍斃？或者關進監獄？或者罰款？ 毛澤東當時認為，有錯誤就得批判，就毒草就得鬥爭，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但是不讓它們自由泛濫，在管理學上怎麼辦？罰款嗎？逮捕嗎？都不是，不過就是加強正面宣傳，擺事實，講道理，通過大量的擺事實講道理的宣傳，來導致錯誤和毒草不自由泛濫就行。而如果有人堅持錯誤堅持毒草，那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還是不受任何懲罰的。 當然，還是有人會找出那個時代的一些案件，好象是根據言論懲罰了一些人的，但是，那不是毛澤東的意思，毛澤東有許多事情無法直接管，下級違反毛澤東思想的案例經常存在，正如改革開放以後，下級違反中央搞一些事情也是經常存在的，這樣的例子也是有的，也不能夠解釋為是現在中央領導的意思。 再說啦，我這篇文章，重點不是說毛澤東好或者壞，而是，歷史上確實存在過只依靠說服教育來領導的這樣的階段，這樣的階段是存在過的。為什麼當時的法律少？因為一搞法律，就是要搞懲罰，既然都說服教育，當然就沒有懲罰。 當時，凡中央插手的案件，思想罪其實是沒有的。最有力的例子，就是在1975年特赦釋放了全部國民黨戰犯，而且規定他們可以來去自由，可以去台灣省，結果確實有戰犯試圖去台灣，經過香港的時候，台灣那邊不允許去，於是就去美國定居，說明了這些戰犯確實堅持反動思想，那他們有堅持的權利。 其實，當時的一些案件，那些被槍斃的人，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的個人成份，確實屬於地主富農等，如果是出身於貧農，那是很難被槍斃的，哪怕說出來的話極為“反動”。當時斷政治性的案件，首先就是要搞清楚這個人在解放前是幹什麼的？是扛長活的？還是一個小地主？ 西方的社會有沒有軟管理的部分？是有的，那就是宣傳宗教，那不是強迫的，也是你愛信不信，但是，會有牧師反覆地給你擺事實，講道理，說明上帝確實存在。我們光學習了西方的硬管理部分，也就是法治部分，但是這些年來，軟管理部分確實沒有加強，因此各種毒草和錯誤思想泛濫成災。 問題也在於，我們過去受到的一些宣傳，雖然號稱是科學的，卻可能不科學，尤其是後來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宣傳什麼“走資派還在走”，這不明顯荒唐嗎？走資派哪裡走啦？誰看見啦？還說什麼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這些軟件管理的宣傳，確實帶來了很大的負面作用。 而對文化大革命的定義就是“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露我們社會中的黑暗面”，這樣胡搞確實很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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