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學在中國教育史上創造了奇蹟，但是其命運可悲可嘆。司徒雷登任燕大校長期間，提倡學術自由，學校自治， 廣引人才。在他的努力下，燕京大學的一些院系很快脫穎而出，蜚聲國內外；哈佛燕京學社的國學研究出類拔萃，神學院的中國教員中有許多人認為基督教教育與共產主義理想不相上下，因此熱心宣揚共產主義思想。

燕京大學建立了地下共產主義學習小組，有不少人後來投奔延安參加革命，燕京大學湧現了不少政治家和外交家，如黃華等。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在重慶第一次見到司徒雷登，曾對此表示感謝，說：“久仰！久仰！你們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工作得很好！”

1948年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時，毛澤東曾兩度電令林彪等，通知部隊注意保護清華、燕京等大學及名勝古蹟。1949年夏，鄧穎超專程來到燕京大學，代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看望陸志韋校長和夫人劉文端女士等，感謝燕京大學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征途中給予中共的多方幫助及所作出的卓越貢獻。1949年10月1日，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作為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特邀代表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向遊行隊伍里的燕京大學師生揮手致意，還高呼“燕京大學同志們萬歲!” 毛澤東還親筆為燕京大學題寫校名，由彭真送到燕大。燕京大學以毛的筆跡製成匾額懸掛西校門，並製成校徽，供全校師生佩戴。 新中國一成立，陸志韋先生就提出把燕京大學完整地交給國家。195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同意陸先生的請求，決定燕京大學由教育部接管，改為國立。1951年，毛澤東親自任命陸志韋先生為國立燕京大學第一任校長。

燕京大學因與美國的關係在五十年代被解散，校園被北京大學占據。燕京大學紐約託事部曾計劃用剩餘資金在台灣重建燕京大學，也因燕大當初支持共產主義而被拒絕。燕京大學因過度捲入政治而命運多桀。

下面轉載一篇文章《建國初期的“清除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以燕大校長陸志韋為個案的分析》，讀來令人感慨。從中可以看出，中美是如何走向全面對抗的；燕京大學怎樣從培養共產主義者的搖籃變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的；一個深愛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正直的學者如何從民主愛國人士變為“帝國主義的走狗”的。

陸志韋是我的大學老師林燾教授的老師。讀大學期間，曾經學習過他的語言學理論 ，但對他的個人經歷不清楚。最近研究中美交惡歷史，才看了一些資料，其中涉及到他的不少。他的坎坷命運是當時眾多愛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

建國初期的“清除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以燕大校長陸志韋為個案的分析

王英
《21世紀國際評論》第2期，2010-12-29

 　引言

　　1949年1月31日，經過艱苦的協商，國民黨將軍傅作義與共產黨和談成功，一個多月北平孤城的圍城終於宣告結束，消息傳來，全城一片歡騰。學校里震動了，學生們歡天喜地，和教授們舉行了盛大的火炬遊行，鑼鼓聲震天地響。燕京大學的校園雖然還籠罩着冬日的寒霧，未名湖邊也還是寒風陣陣襲來，但是大多數人，都已經感覺到春天將近的氣息。而作為燕京大學校長的陸志韋，面對此情此景又是如何呢?

　　陸志韋應該是滿懷希望迎來北平的解放的。他和大部分的民主愛國人士一樣，未必深深地了解中共，但是對國民黨統治時期政府的腐敗和無能有過切身的體驗。燕京大學在內戰期間經歷過一段非常艱苦的日子，他曾經教導學生要在痛苦的歲月中堅持下去，等待黎明的到來。國民黨方面屢次催促他離開，但是他依然選擇了留下。作為一名生理心理學家，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實驗室中度過的，但是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他的文學興趣。29歲的時候，他終於把自己的90首詩結集為一本名叫《渡河》的小冊子，交給東亞書館出版。[1]他不但有着一個實驗室中科學家的嚴謹和審慎，還有一個文學愛好者深摯的情感和豐富的同情心。除了成為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他還要做一個心靈自由的詩人。《罌粟花》《又是心靈的衝突》《搖籃歌》，都流淌着他心靈深處的深情。他用筆記載着戰爭、饑饉，書寫着苦難和渴望，那是心靈深處對於罪惡和痛苦的憤怒，以及對美好生活的期盼，不一定單純地只是關乎自身，也關乎活在這個冷漠世界上的芸芸眾生。他的眼睛注視着世界，在一切罪惡和痛苦的現實當中尋求未來的希望，老百姓安詳、富足、喜樂地活着，是這位天性敏銳的科學家內心深處的企望。

　　陸志韋的老同事兼老朋友司徒雷登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對基督懷有敬仰和愛。司徒是那些最早來華的西洋傳教士們的後裔，懷着崇高的理想，並有着堅忍不拔的意志。他出生於中國，並且一生中很大一部分時間生活在這裡。他的一生都在從事教育事業，並且希望在教育中實現宗教理想。他的目標是拯救苦難的中國人，將基督的教義和神學學說傳給中國。無論怎樣，司徒都是一個堅定的救贖主義者。[2]陸志韋是和司徒雷登一起管理燕京大學校務最久的一位校長。早在1921年，他和劉文瑞結婚慶典的時候，他們就舉行了基督教的儀式，而且是司徒雷登主婚。[3]從那時起，他們就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地友誼和合作關係。或許是和傳教士長期生活工作在一起的原因，陸志韋也感染了基督教的博愛精神。但是他始終保持着太多傳統文化的氣息，還是一個夾雜着傳統士大夫味道的中國人。沒有什麼跡象表明，他把拯救眾生的期望放在一個超越性的神的身上，他並不相信基督的學說和教義可以拯救苦難中的中國人。就像兒子陸卓明回憶的那樣，他總是情不自禁地藉助世俗政治來表達自己的理想。[4]多年以來，他希望看到一個清廉有效的政府，一個能帶給老百姓安定和幸福的政權。這是在國民黨那裡，他曾經失望過的。

　　燕京大學的經費風波

　　對於陸志韋來說，解放軍和共產黨還有些陌生，有着一些他所不熟悉的東西。他承認，自己雖然在1918年的時候已經和馬列主義有過相當地接觸，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相當地嚮往，但是終究還是不太明白世界大勢的人。[5]然而，1949年北平解放，隱隱的陌生和不安的感覺轉而被興奮和激動代替。他真的是歡迎共產黨的到來。好像這次，真的是幾千年來最好的政府和領袖降臨到了中國，可以期望看到數千年來未見的理想政治。1949年3月毛澤東和其他主要領導人到達北平的時候，他和很多民主人士一起去西郊的機場迎接，和郭沫若一起站在前排。不久以後，他出席了政協會議。[6]新政權和中共領導人的禮遇和善意，或許更讓他確信自己的判斷，確信自己留在中國是對的，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他去做，並且，新政權也明確地承認了他已有的身份和影響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他或許可以實現自己多年來為社會服務、為群體盡力的夙願，政權的清廉塑造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在此中他可以重塑自己。

　　陸志韋與新政權的合作在開始的時候還是比較順利的。在制定課程和改革行政的過程中，他滿懷熱情，積極地參與。[7]他組織全校教員的政治學習，成立政治課程委員會。燕京大學研究的結合中國實際的改革方案，成為當時大學中的範例。[8]應該說陸志韋熱情合作時真誠的成分很大，他和大部分知識分子一樣，未曾親歷過共產黨的血與火的革命鬥爭，學習黨的課程，也可以稍微彌補自己未能為新中國的建立而戰鬥的歷史性缺憾。他相信這個黨依靠某種他所不熟悉的精神力量，取得了今天的成功，當然，也許還有其他的原因。全國的學校都在開設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課程，每一個未曾親身參與革命的人士，都要補上這一課，這是適應新社會、提高認識的必經之路。政權已經易位，理解居於統治地位的黨的理論，似乎是必要而且必須的事情。翦伯贊、沈志遠，林漢達，這些人都在陸志韋的邀請下，進入了新的燕京大學，教授同學們先進而且嶄新的學問。對他來說，周遭的同事在變，一起工作的人員在變，思想的氛圍更是不同，生活的節奏也和從前相去甚遠。懷着一腔純真的改變這個世界的決心，至少改變他所熟悉的燕京大學，為新的人民政府工作，陸志韋努力地配合着新政權的需要，認真地跟隨着政治的步伐。然而火熱的政治激情會漸漸地回歸到日常的軌道，而生活也會逐漸地在日益喧囂的政治面前顯露出本來的嚴峻。

　　陸志韋必須面對一些尷尬的問題。燕京大學教會學校的特性，多年來燕大所承襲和接納的美國文化，他自己教會學校校長的身份，還有，在過去漫長的歲月里，他和美國人，同事、朋友、上司等等這些人之間錯綜複雜的人際網絡,這些都不是那樣輕鬆地就可以與新政權和新社會和平相處。教會大學，是某種與新的共產主義政權不太協調的東西。只是這種不協調，在剛開始的時候不那麼明顯，它會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漸地顯山露水。

　　燕京大學的經費怎樣解決，是陸志韋感到最棘手的事情。新政權處在鞏固的階段，財政方面還非常不穩定，政府接手的很多工業和企業才剛剛起步，經濟的恢復還需要一段時間。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又是一個特別龐大的系統，一時間全部由政府接管，負擔學校所有的費用，似乎不太現實。政府也不得不暫時允許燕京大學繼續爭取美國方面的撥款。而主管燕京費用的紐約託事部(Associated board of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面對已經陷入共產主義統治下的燕京大學，自然疑慮重重，時刻擔憂教會大學的命運。儘管美國方面明白時局艱難，但是仍然堅持要求維持大學的基督教宗旨。[9]然而，鐵幕已經落下，冷戰的局勢使得從前和諧良好的環境不復存在，共產主義境內的大學，如何才能符合美國基督教會大學的標準?而且，基督教會指導的學校，一直認為自己應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和學術自由，如何面對燕京大學鋪天蓋地而來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

　　朝鮮戰爭和隨之而來中國方面的出兵，使得這種模稜兩可的觀望、艱難的交涉、摩擦、談判和妥協變得不再可能。中國出兵朝鮮後不久，1950年11月28日，聯合國安理會美國代表奧斯汀發表了演說，這次演說，懷着冷戰背景下非常不愉快的敵意態度，但是依然把中國共產黨政權和廣大的中國人民做了區別對待。他強調美國曾經對中國的各種支持和幫助，以及中美人民之間傳統的友誼。[10]但是這樣的聲明，並沒能夠改變中美之間越來越惡化的關係，民間傳統的深厚友誼也不能改變官方政治之間尖銳的對立立場。隨着局勢的發展，1950年12月17日美國政府凍結中國共產黨在美國的全部財產，並規定，除非有特別許可，把資金匯到中國大陸是非法的;兩星期內人民共和國做出同樣的回答。[11]戰爭使所有接受美國津貼的學校一下子陷入了完全的困境中。

　　陸志韋不得不向官方求助。就他的本心而言，北平解放以來的這一兩年，他一直希望燕京大學能夠成為公立大學，但新中國的財政狀況實在不允許一下子將燕京收回公有。陸志韋聽從周恩來盜泉之水可以養魚的教誨，艱難地在共產黨政權下繼續尋求美國方面的支持。但現在政治情勢不同了，全面地肅清美國在中國的影響成為頭號大事，財政的困難已經退居次要位置了。為此，教育部在1950年11月和1951年初確定的高等教育方針甚至改變為：必須特別着重於反對美帝國主義新的法西斯思想，肅清美帝國主義所傳播的一切有害的影響和半殖民地奴化的買辦思想及其國民黨反動的殘餘思想。學校要迅速地改變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有計劃、有系統地進行以抗美援朝為具體內容的思想政治教育。[12]政治運動的邏輯就是這樣，會突然之間明確地指出某個潛伏的敵人，不管是否前一年還在努力地尋求友好合作，一夜之間，就會發現過去的朋友原來是多麼可怕的敵人，隱匿着多少不為人知的、未曾預料到的罪惡。

　　奧斯汀的演說中，有一些東西比較符合實情，也比較貼近人之常情。很多中國人對美國人懷着感激之情，或者彼此之間還保留着特殊的親密關係。[13] 這一點上，奧斯汀是對的。過去那麼多年的情誼，是漫長的共同生活的經歷一點點地發酵和醞釀出來的，不是說割斷就可以一下子全都捨棄。儘管人們之間有着膚色、種族、習俗各式各樣的差異，但是經過共同的生活、工作、學習，彼此之間已經建立起深厚的情誼，或是師生，或是同學，或是同事。或許還有太多消逝在歷史深處的平凡生活的點滴，都讓這些感情更真實、更接近人性，飽滿地含有生命樸素的底色，平凡卻彌足珍貴。

　　然而正是這些親密的私人關係，處在黨警惕和懷疑目光的審視之下。這些私人之間的紐帶是要放在政治的強光之下接受審核和考驗的。多年來和美國人有着親密私人網絡的人們，也許已經若有若無地感覺到了黨的懷疑和不信任。他們似乎走到了生命中的一個十字路口，必須做出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流連於這些私人的情誼中，珍惜平凡往昔，或者乾脆一刀兩斷地批判過去的朋友。這樣做或許會有一時的歉疚和悔恨，但是表達了政治的正確方向，表達了對黨、人民和新政權的忠誠和熱愛。比起對黨和中國人民獨立自由的偉大事業忠誠來說，那些私人之間的感激和親密的情懷又算得了什麼呢?

　　陸志韋正是處在這樣的政治考驗的中心，不久他將知道，這對他也是一場思想、情感和倫理的考驗和重塑。伴隨着朝鮮戰場上戰事的升溫和抗美援朝運動的展開，特別是在雙方凍結了財產後，如何接收接受美國津貼的學校逐漸成為文化戰線上的中心任務。1951年1月16日，中央教育部召開處理外國津貼的高等學校會議。在這期間，紐約的美國教會學校託事部打了電報給幾個教會大學的校長，希望他們二月到香港商談經費問題。[14]這也許是陸志韋和美國方面有關學校經費問題的最後交涉和商談的機會。很顯然他拒絕了，因為早在八天以前，也就是1951年1月8日，陸志韋就代表燕京大學全體師生致函國務院，明確地表示希望燕京大學收歸國有，擁護中央政府和國務院的領導和決定。[15]這是他多年以來的心願，即使在燕京大學接受美國資助的年月里，他也是希望培養出為中國建設作出貢獻的實際人才。現在，燕京大學終於有機會完全的回歸祖國。教育部於1951年2月12日正式接管燕京大學，陸志韋發表了講話：“此後，不論名義上，實際上，經費來源上，教學的觀點和方法上，燕京都完全而且永久地是中國人民需要的大學。”[16]

　　燕京大學未來的教學方法、觀點，課程的設置，培養出什麼樣的人，不是陸志韋此時可以預料的。中國人民需要什麼樣的大學，也不是此時的他能夠清楚的。但將燕京大學置於政府和黨的領導下，是大勢所趨的事情。可以看出，至少陸志韋對這一點，是心悅誠服的。大學終於脫離了另外一個主權國家的經濟控制，完全屬於自己，這是一個獨立於他者，完全屬於中國的大學，當然可以更方便、更便捷地培養中國人民自己需要的人才。他熱愛這個國家，又怎麼能在內心裡反對大學完全地屬於自己的祖國呢?

　　轉換的身份：批判與被批判

　　當年任教育部副部長的曾昭掄說，接受美國津貼的學校的師生首先應該把這看成是反對美帝的政治鬥爭。對美帝這樣兇險的敵人，我們應當堅決地、徹底地、最後地和他斬斷一切關係，不但是在經濟上，而且也要從思想上斬草除根。[17]作為燕京大學多年的校長，陸志韋只從經濟上斷絕了和美國的關係是不夠的，必須表明態度，思想和精神上脫離和美國的關係，從內心深處仇視和痛恨美國對中國人民的文化侵略。這件事情，陸志韋卻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了。他年輕的學生盧念高在1951年1月24日的《新民報》上寫了長篇的文章來批判美國對燕京大學文化上的侵略。年輕人沒有他那樣沉重的舊包袱，他們成長在革命潮流洶湧澎湃的年月，也沒有那樣盤根錯節的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批判起來可能要容易得多。但是他自己則不同，他是頑強而驕傲的人，有着傲視王侯的才氣，充滿着一個中國人的尊嚴，他說他從未在美國人面前低過頭，從沒有懷疑中華民族是優秀的民族。但是書齋的教育，溫文爾雅的君子風度，多年來紳士的教養，讓他很難去恨某個人。他是善良而豁達的，他不恨任何人，不恨任何階級，[18]更何況是自己從前的同事和朋友。

　　他已經處在眾人注目的中心，但從公開的自我批評和檢查可以看出來，陸志韋多麼缺少政治的經驗和圓熟。他對政治的天真，內心深處的困惑和誠懇，讓人無法不動容。司徒雷登現在是中國人民公開的敵人，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特務，陸志韋的回憶里卻依然充滿了溫情。畢竟，他二十多歲時的證婚人是他，這些年來，在燕京大學嘔心瀝血並肩奮鬥的還是他，陸志韋還沒有學會那麼快地翻臉，狠毒地攻擊故友來尋求自我保護。黨和人民警惕地注意着他，然而他的反應顯然太遲鈍、太溫和，遠遠沒有達到要求。

　　“司徒跟我有時候談得很高興。有一次他說，人家都叫我雷登，你為什麼不?這二十五年來，我是‘C. W.’，他是 ‘Dr. Stuart’，決不通融。可是老實說，這不過是封建社會訓練出來的頑強脾氣，不是政治意識的明確。我同情民族革命，誠心悅服地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是蔣政權逼出來的，不是美國人的功勞。”[19]

　　因為執拗的脾氣，他並不會因為司徒是上司，而刻意地去討他歡心，曲意奉承。幾十年來，他們之間早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陸志韋不可能恨他，這個已經欽定的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大特務是黨要肅清的敵人，陸志韋本應該做出一個表率，但是他的批判詞不達意。他應該在對新政權的忠誠中，徹底地扭轉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在模稜兩可中間搖擺不定、愛恨不明。

　　他心裡難過和不適應的還很多。他認識一個美國教授，曾經是非常有名的進步分子，一直和學生團結在一起。因為戰爭局勢的緊張被迫離開中國。他走的時候告訴陸志韋，不久的將來，中國人會把我當特務的。實際上是這樣的，抗美援朝的會議上，就有年輕的學生批判這位紅色教授是美國的特務。陸志韋明顯地表達着他對這位美國教授的同情，要大家分清楚美帝和美國人，他似乎被突如其來的敵人和朋友的區分轉暈了頭腦。“思想上藕段絲連不容易一刀兩斷……我們的出身不太好，更叫我們體貼思想改造的難處”。[20]

　　這時是1951年初，朝鮮戰場上，激烈的對抗剛剛開始不久，艱苦的戰爭需要國內人民同仇敵愾，控訴敵人的罪惡，控訴特務和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激發起人民群眾對敵人的仇恨，同時激盪起無限愛國的熱情。這是黨面對殘酷政治挑戰的策略，是鞏固政權必須要採用的一種政治手段，為此，黨需要一個愛恨分明的陸志韋，可惜他沒有領略到這一點。這樣的政治策略，離他那顆誠摯的心靈來說，實在是太遠了。

　　他錯過了最佳地向黨和人民表示忠誠的機會，一個分不清愛恨、分不清敵我的人，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變成了帝國主義或者反動派的幫凶，這一套邏輯，他還不是很熟悉。批判對他來說，才剛剛開始，而1952年，必定是一個寒冷的春天。1952年初，伴隨着“三反”運動的展開，思想改造進一步地深入下去。燕京大學舉辦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展覽，發動廣大青年學生，集中火力批判重點對象，組織學生對重點人物炮轟、批判、控訴，召開小型會和中型會，對某些值得懷疑的問題進行質問。[21]燕京大學批判和質問的重點人物，就有陸志韋。侵略罪行展覽會上，陸志韋和美國朋友之間的通信被公開。這些信件中，就有美軍打到鴨綠江邊上，美國教授給他的信函，上面寫着，我們要回中國去，希望很快見到你。[22]這些信件本來也許只是傳達普通的私人友誼，但是在兩軍交戰的嚴峻政治鬥爭環境下，就難保不成為美帝國主義奴才的證據。本來，他需要狠狠地批判和控訴美帝國主義的毒害，刻毒地指責司徒的罪行，可惜都沒有做好。這些他沒有做到的事情，需要由進步人士和年輕人來完成。只是這一次，他成了帝國主義的幫凶，是大家批鬥和鬥爭的目標。而且這一次，批判他的人，決不會像他自己那樣，在溫情脈脈的面紗掩蓋下，喪失了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

　　陸瑤華當時正在燕京大學讀生物系，她是陸志韋疼愛的女兒，年輕、單純，或許還誠懇地相信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事業，熱愛黨和祖國。燕京大學批判陸志韋的時候，她很快站到了前台。她說，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的爪牙，是忠心執行美國文化侵略的工具，父親的幾滴眼淚不能收買她的良心。她會像志願軍和美帝國主義戰鬥一樣，堅決地鬥爭陸志韋。[23]陸瑤華當年的感受已經不可考，也許她愛着父親，不相信他真的那麼壞，就是人民和國家的敵人，但是迫於環境的壓力，要求政治進步，不得不做出這樣的姿態;也許她真的相信他的父親就是和美帝國主義一起侵略中國的敵人和特務，面對人民犯下了不可寬恕的罪行。但是可以知道的是，光明日報上赫然登出了她揭發自己父親罪行的文字，而且她也曾經在批鬥會的現場質問和指責自己的父親，[24]這足以說明她所做出的選擇。陸瑤華的哥哥陸卓明在1950年2月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而在1952年批判陸志韋最高潮的時候，他保持了沉默。他為這一沉默付出了應有的代價，1953年他被開除出青年團。直到27年之後的1980年，北大團委才更正了這一決定。[25]

　　陸志韋的學生林燾，從1946年夏天開始，跟隨他學習了五年。在這五年的時間裡，他們曾經一起制定學習和研究計劃，一起從黃昏到深夜秉燭夜談。在林燾的第二個孩子出生，家中生活極其困難的時候，陸志韋想盡辦法為他謀得教職;在林燾肺結核生病住院的時候，陸志韋不但給他送去了一筆資助的錢，而且讓家人給他送去兩隻老母雞看望他。[26]那些日子裡，他們亦師亦友。平凡的生活中所醞釀的沉默情誼，在日常的瑣碎和平淡中，漸漸地愈發深厚。但是林燾，也要接受嚴峻的政治考驗。1952年聲勢浩大的批判大會開始，群眾們高呼着口號：“打到陸志韋”“陸志韋必須坦白交待”。群情激奮中，他看見自己平素敬愛的先生也同樣舉起手來，跟着群眾們一起喊着這些口號。迷茫和困惑突然襲擊他。這個可愛而親切、熱情風趣、和風細雨的老人，真的是人民的敵人，真的是美國侵略的爪牙?或者他是特務，和那些在朝鮮戰場上志願軍與之殊死搏鬥的敵人一樣可惡，或許還是比那些美國士兵更陰險的敵人?他一定在猶豫和彷徨，也許只有自己見證了自己內心的痛苦。要批判陸志韋嗎?可他是親如父親的師長，是恩重如山的老師。不要批判他嗎?不是連先生自己都舉起手臂，呼喊着打倒陸志韋嗎?要打到的是誰呢?一個和美國敵人勾結的特務，還是一個慈藹可親、嚴肅敬業的科學家?這兩者之間，怎麼忽然勾連起來，勾連的邏輯和理由是什麼呢?所有這些問題，林燾也許想過，也許只是很下意識地迴蕩在他的腦海中，尋求着答案而不得。這些困惑阻礙了他的行動，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很多年之後，林燾還記得，那時候國文系唯一的一個黨員，找他談過很多次話，幫助他從階級路線分析當前的形勢，告訴他追隨陸志韋成為一個國際學者，不過是美帝國主義通過陸志韋爭取他遠離革命，最後成為殉葬品。[27]這番話就像響雷一樣，震醒了正在彷徨中的林燾。其實那位國文系的黨員說了什麼好像並不是非常重要，他不過是群體聲音的一個代言者，整個中國有千千萬萬、不計其數的人們，熱烈地擁護抗美援朝愛國主義運動，群情激昂地要清除美國侵略文化的影響，這是個浩大的政治工程。但多年以後，回憶起那些場景，對林燾來說是痛苦，他的發言被領導選中，經過多次潤色和加工，上台發言，控訴自己老師的罪行。他和陸志韋的親生女兒陸瑤華，還有他另外幾個故交好友一起上台，控訴批判陸志韋的罪惡。[28]他沒能夠在批判大會上沉默，然而激昂喧鬧的大會場景並沒能帶給他光輝和榮耀，卻在心靈深處留下了黯然的傷痕。他一定不會忘記當時陸志韋“眾叛親離”的蒼涼和苦楚，不會不為自己的行為而感覺內疚。陸先生穿過晨霧的淒涼眼光，似乎在提醒着他，自己慷慨激昂的愛國豪言，曾給先生帶來怎樣的傷害，而這也將成為他這一生永遠的歉疚。

　　這場運動結束後，1952年的夏天開始了院系大調整。燕京大學被合併到北京大學，陸志韋調離了燕大校長的位置。北京大學接收之後，過來催促他搬家，陸志韋在一個上午，一個人默默地走出了南校門，終於離開了生活了25年的燕京大學。[29]他被分派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成為一名語言學的研究員。[30] 後來，他聽到燕京人挨整的消息，總是覺得是自己的錯，覺得對不起燕京人。在那些政治上愈來愈嚴酷的歲月里，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批判的人和被批判的人，走馬燈一樣地換着。縱然有太多的事情，他還是不明白，還是看不清楚，但總算可以在孤寂灰暗的日子，唱起他所熱愛的深沉悲涼的《聖母頌》。[31]對聖母的讚頌，意味着在荊棘布滿的苦難人生中，在愛恨交織的人世間，互相寬恕，救助每一個人的靈魂。

　　當人性遭遇國家民族

　　在陸志韋背後，有太多的人成為這場“清除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浩瀚群眾運動的目標。1946年搬進燕京大學的齊思和，抗戰結束後就一直同洪業一起研究燕京復校的方案。這位才華橫溢的歷史學家，當時正是燕京人文學院的院長。[32]在反美的群眾浪潮中，他也不得不公開檢討，承認自己過去犯的錯誤實在是背叛祖國、認敵為友的賣國行為，自己不但對不起祖國和同胞，也對不起自己的子女和父母。[33]洪業是哈佛燕京學社的創始人之一，按齊思和之女齊文穎的回憶，北大後來課程設置和改革的很多方案，都含有洪業當年設計的影子。而齊思和，無論此時是迷惑、是違心、還是真誠的悔罪，都是因為和美國人之間有緊密聯繫，他必須要公開地批判自己背叛祖國的罪行。

　　1950年代初期，人們有關朝鮮戰爭的記憶，可能充滿了熱切的愛國主義激情。許多人在那個時候，迸發出熱烈的民族主義感情，充滿着民族的自豪感。這場戰爭，在各個大國高層之間是怎樣的博弈格局，是怎樣的政治鬥爭的籌碼，對普通大眾來說，是遙遠而不可得知的事情。而那場抗美援朝運動卻銘刻在許多人的記憶里。畢竟，過去的時光非常艱難，民眾和知識界都經歷了八年漫長的抗日戰爭和三年內戰。新中國的建立，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充滿希望和喜悅的事情，他們的生活中重新出現了一種和平和安寧的局面，他們期待着政治的穩定和未來的強盛。創建一個強大、團結、現代化國家的持續的期待和需求，成為一種不斷增長着的民族主義的表達。[34]經歷了戰亂和國民黨腐敗的中國人，對這個新建立的民族國家寄託了很大的期望。即使那些不熟悉共產黨的人，也會覺得畢竟是中國人自己建立的政權，不是外國侵略者。也許，一些知識分子並沒有完全屈從於黨整體的政治工程，他們會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遠景目標產生隔膜。但是他們依然會把黨看成一種新的力量，這種力量會幫助中國在世界上重建自己從前的光榮和輝煌。[35]

　　無論是陸志韋、齊思和，或是很多其他的人，他們都必須面對的就是這樣的現實，必須生活在民族國家的體系當中。在這樣的世界政治格局中，他們都必須承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身份。民族國家是一種政治系統，然而也滲透和凝聚着倫理的需求，要求對祖國和同胞的忠誠。成為中國人，不僅意味着講中國的語言，也意味着在政治的紛爭中，毫不猶豫地站在自己祖國的一邊。但是他們都是普通人，普通地都有着自己的愛與恨，親與仇。也就是說，他們首先是人，有父母兄弟、師友親朋，有始自於人性本身的情感，有天然的倫理的渴求。這樣天然純樸的感情，凝聚在人的生命深處，如同泉水一樣，滋養着人從生到死的漫長一生。每一個人都在倫理的框架中間，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們的身份或是父親、或是孩子、或是師長、或是學生，就像一個巨大的網絡一樣，人在其中尋求自我存在的可能。

　　就像韋伯所說，每個人都是懸浮在自己編織的意義網絡上的動物。但是問題是，編織的網絡如此複雜，有時候會碰到解釋不了的難題。人們可能會在意義的網絡中間迷失自己。在人生存的世界中，會有很多的觀念、思想、潮流，改變着我們的自我認定，也塑造着我們自己。儘管生活其中習慣地以為自然，其影響也隱微難辨，但是這一切仍舊是強大的。仍然滲透編織在我們有組織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編織在我們隱秘的自我當中。[36]愛自己的國家，這一切是真實的，但的確又是被社會的倫理習俗所薰陶的。漸漸地，對這個民族的愛，也成了我們自我的一部分;對這個國家的責任，也成了自我認同的重要方面。如果是中國人，怎樣才能證明?如果不是擁有一個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中華文明又該棲身於何處?如果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卓越努力，這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又會離我們有多遠?如果我們愛這個國家和民族，又該怎樣對待締造了這個民族國家的黨?

　　每一個人的身份，就像層層的繭，可能不同的層之間有不同的價值方向和結構。這些身份之間可能充滿了對抗和摩擦。如果一個恩重如山的師長，或者一個慈愛的父親，是民族和國家的敵人，我們該何以自處?如果那些心懷民主自由理想的朋友們，是侵略我們國土的另外一個國家的忠誠公民，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如果曾經給予我們幫助、支持，幾乎塑造了我們生命的機構和群體，同另外一個威脅祖國主權安全的政權關係密切，我們該何去何從?我們的價值系統就像是互相牽扯的繩索，在不同的方向上拉扯。我們選擇什麼，對祖國的熱愛，對親人的忠誠?對民主自由的嚮往，對主權的捍衛?特定的時空，將讓這些無止境的摩擦和衝突暴露在強光之下，或此或彼，沒有求全之策，無論怎樣，都將是痛苦的歷練和一場艱難的心靈考驗。

　　不止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也不止那些在公開的刊物報紙發表文章的人，一定有太多的人，雖不一定留下他們的檔案或名字，但都身處於相似的生活境況之中。也不單純是教會大學、美國基金會資助的大學的教師和學生，許多從海外學習歸來的年長和年輕的教師和學生，許許多多人，在這場宏偉的政治運動中，一定會有千絲萬縷的疑惑和困擾，或多或少地體會到相似的困境。思想上的改造，利用了人們身份之間無休止的摩擦和對抗，更多地讓人深入到心靈和思想的深處，去反思自我，在心靈深處重塑。就像一位中國學家指出的那樣，“傾向於改變政治反對者的良知，而不是在身體上清算他們，這一原則導致了使用任何可能的心理技巧去改變一個人的人格”。[37]

　　鍾愛文學的陸志韋在1950年代的後期，轉向了語言學研究，開創了自己的語言學研究體例，這之後的歲月，他再也沒有寫過詩。早在30年代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他曾經寫過一首題為《滄海月明珠有淚》的詩歌，哀悼日本鐵騎踐踏下的祖國和家鄉：

　　家鄉啊阿，高粱地里的家鄉，

　　依然是地裡頭一片金黃。

　　這年頭人比高粱還瘦，

　　鬼國的巡邏鐵騎猖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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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愛自己的家鄉和祖國，也許他從未改變。民族的尊嚴在他的靈魂中，占有很大位置，甚至到晚年，他依然要求留在美國的兒子在他生前不准加入美籍。[39]只是，在他悲涼的被迷霧籠罩的眼光中，又暗含着多少不曾為人所知的事情，又有多少悲哀，連他自己終歸也沒有明白。

主要參考文獻

　　司徒雷登. 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 程宗家,譯.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美)盧茨. 中國教會大學史 1850—1950. 曾鉅生,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張世龍. 燕園絮語. 花齡出版社，2005.

　　項文惠. 廣博之師——陸志韋傳.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David E. Apter,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London: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Jurgen Domes. 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72. Translated by Rudiger Machetzki.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作者簡介：王英2000年從西安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讀本科，2010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博士學位，2008年曾在英屬哥倫比亞(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大學參加中國研究中心舉辦的“中國歷史文獻學”研討班。碩士期間研究“梁啓超與中國現代啟蒙的內在困境,博士論文轉向建國之初的思想改造《改造思想：政治、歷史與記憶(1949—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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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司徒雷登. 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 程宗家,譯.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289.

　　[3] 王百強. 試論陸志韋的教育思想與工作實踐. 《燕京大學史稿》工作簡報(二).

　　[4] 陸卓明. 回憶燕園內外//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編寫組.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148.

　　[5] 陸志韋. 燕京大學受到的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 新觀察，1951-02-10.

　　[6] 丁磐石. 大義凜然的陸志韋教授. 龍門陣，四川人民出版社，(6).

　　[7](美)盧茨. 中國教會大學史 1850-1950. 曾鉅生, 譯. 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442.

　　[8]陸卓明. 回憶燕園內外//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編寫組.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162.

　　[9] 項文惠. 廣博之師——陸志韋傳.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205.

　　[10] (美)盧茨. 中國教會大學史 1850-1950. 曾鉅生,譯. 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439.

　　[11] (美)盧茨. 中國教會大學史 1850-1950. 曾鉅生,譯. 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441.

　　[12] 談松華主編. 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簡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1989:51.

　　[13] (美)盧茨. 中國教會大學史 1850-1950. 曾鉅生, 譯.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439.

　　[14]曾昭掄.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學校是當前文化戰線上的中心任務. 新觀察，1951-02-10.

　　[15] 項文惠. 廣博之師——陸志韋傳.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209.

　　[16] 燕京大學校友校史編寫委員會. 燕京大學史稿.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74。

　　[17] 曾昭掄. 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學校是當前文化戰線上的中心任務. 新觀察，1951-02-10.

　　[18] 陸志韋. 燕京大學受到的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 新觀察, 1951-02-10.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張世龍. 燕園絮語. 花齡出版社，2005:5-10.

　　[22] 張大中談燕大思想改造運動//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編寫組.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182.

　　[23] 陸瑤華. 控訴我的父親陸志韋. 光明日報，1952-02-21.

　　[24] 林燾. 沉重的回憶//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編寫組.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178.

　　[25] 夏自強. 傑出的學者和教育家——對陸志韋先生的再認識//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編寫組.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40-41.

　　[26] 林燾. 沉重的回憶//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編寫組.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177-178.

　　[27] 同上，178.

　　[28] 同上，178-179.

　　[29] 陸卓明. 回憶燕園內外//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編寫組.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163.

　　[30] 陸志韋傳略//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編寫組.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19.

　　[31] 陸卓明. 回憶燕園內外//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編寫組.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164.

　　[32] 齊文穎. 燕園第一位哈佛博士——追憶父親齊思和先生的學術人生. 天益網.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9231.

　　[33] 香港：大公報，1951-03-26.

　　[34] Doke A. Barnet,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1955 (New York: F.A. Praeger, 1964), p. 5.

　　[35] Jurgen Domes. 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72, Translated by Rudiger Machetzki.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1973), p. 54.

　　[36] David E. Apter,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London: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p. 15.

　　[37] Domes. 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72,p.50.

　　[38] 王百強. 試論陸志韋的教育思想與工作實踐//《燕京大學史稿》工作簡報(二).

　　[39] 王愷增. 陸志韋先生留給我們的//燕京大學文史資料:第七輯.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