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圓》雜誌2003第9期“女乞丐之死”一文，讓人震驚。42歲的李文蘭是陝西省的一個農民，在丈夫帶着兩個孩子去四川半年後，對親人的思念驅使着她走向了尋親之路。家窮無錢，在別人眼中，她成了乞丐。她沒有想到，還沒有走出陝西，她就死了―三個中學生在一天夜裡毆打並折磨了她，其後，一個乞丐所能遭遇的厭惡與冷漠，又使她因錯失搶救良機而最終死去。

　　震驚之於，不由得深嘆：我們生存的這片土地和天空，缺失了諸多東西。

　　首先，我看到了國家救濟制度的缺失。李文蘭一家因火災而窮困不堪，這中間，我們沒有發現“制度”對其一家伸出援助之手。李文蘭的丈夫攜子回四川探親，由於“非典”而被困在家鄉半年，李文蘭思親心切，準備尋親。沒錢，她只能以乞丐的身份上路。可是，我們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社會制度啊！

　　其次，我看到了一個普通農婦自身生活常識的缺識。身無分文，卻要從陝西走到四川，漫漫長路，不亞於紅軍的二萬五。一身髒臭，如何蹭上車？幾年前從保定回家，發現列車員把一個買不起票的老農哄到洗手間門口，掂起他的行禮－一個髒兮兮鼓囊囊的破尿素袋子，作勢要給扔車下，老漢千求萬求，把行李求了過來。但列車員發話了：下一站下車，別再讓我看見你，否則，真給你扔掉！再說了，即使能混上車又能怎樣？孫志剛的死，就是最有力的說明。一個對社會常識懵懂無知的農婦，一旦遠離家門，就意味着不幸。事實上正是如此，李文蘭尚沒走出陝西，就搭錯車，走迷了。萬里長征第一步，就走向了不歸路。現在的環境，沒有特殊情況，最好不要走出家門，這是常識！我是高校教師，學術水平高，這方面做得比較好啊！

　　其三，我看到了教育的缺失。三個中學生，殘忍毒打一個想討口飯吃、餓得無任何還手之力的乞丐致死，其手法之惡劣，比法西斯還法西斯，讓人懷疑，他們是吃狼奶長大的！作為一個師範學院的教師，不由得倒吸涼氣。我相信，這些孩子在寫作文的時候，肯定也編過自己扶老人過馬路的故事。這裡，我看到了教育的巨大缺失，人文教育的缺失。如果我們的教育，不能脫離假大空的政治偽道德教化，不能轉向於基本的人文教育，那麼，類似的悲劇仍會不斷的出現！

　　其四，我看到了公安部門行政作為的缺失。孫志剛以自己鮮活的生命，換來了新的收容制度的出台。可我們看到的現象則是，不該收容的它收容，比如孫志剛；該收容的它又不收容，比如乞丐李文蘭。不由得讓人懷疑，收不到收容費，有關部門是不是就沒收容的興趣了？不但不收容，二里鎮派出所還怕髒了自己的車，用借來的農用車，把李文蘭扔到一個不屬於自己管轄的地界，事情幹得真夠乾淨的。當地人發現李文蘭尚活着，向二里鎮派出所報案。派出所負責人尚龍德一看人還活着，遂“態度非常莊嚴地說，人沒死，你們報的什麼案，打的什麼110”？負責人說得對極了，我們當地的110也是這麼個意思，百姓報案：某地有人打架！110則問：死人了沒？百姓：還沒死。110：沒死？那讓他們慢慢兒打吧！總之，某些公安給人的印象是：只管收屍！讓人生氣的是，二里鎮派出所的行為，不但是行政不作為，把垂危的公民扔至荒山野嶺，簡直已經有了殺人的嫌疑，如何不叫人齒冷！

　　其五，我看到了醫生最基本道義的缺失。二里鎮中心醫院醫生李創民，面對頻死的李文蘭的求救，只是一個“不搭理”。這麼一個要命的不搭理，讓人懷疑，三個代表的春風，沒有吹到二里鎮那個旮旯。但是，　既使在黑暗的舊社會，即使是中國古代的醫生，也沒有把救死扶傷的道義給踢到九宵雲外的。怪不得病人家屬都喜歡送醫生紅包，因為他們深知，沒有紅包，買不上醫生的道義！

　　其六，我看到了村幹部們法律意識的缺識。三個少年的毆打，65個小時的社會冷漠，李文蘭死了。李文蘭死後，由於丈夫不在家，二里鎮派出所召集其家鄉幹部－陝西省洋縣溢水鎮上溢水村的黨支部薛松柏和村主任白寶進商量後事。兩位村幹部頗象黑老大，放出話來：“如果三個學生的家長能拿出個七萬八萬來，上溢水村家屬這邊就可以不追究三個孩子的任何責任。如果不拿錢來，就要派200多人將二里鎮踏平”。看到這段話，我嚇得不輕，一個村黨支部書記，加一個村主任，他們以為他們是誰？

　　不管他們以為自己是誰，反正他們成功地與三名學生家長簽訂了私了協議，據說還是當地一律師玉成的。當然，討價還價是一定的，最後，雙方以3.18萬元成交。

　　夠了，我們的缺失太多了，不管是制度的原因，還是社會的原因，總之，我們看到了諸多東西，就是看不到人性！生存於這樣的空間，生命缺失了其碼的尊嚴，我不知道，這個民族如何產生必要的凝聚力，如何立足於現代化強國之列。筆者完稿之際，聞聽三個學生已受到判決。但我關心的不是這個，我關心的是：李文蘭稀里糊塗的死了，相關責任部門和責任人，卻都稀里糊塗的沒有負擔相應的責任，我們有理由為此而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