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风雪北大荒1958-60

一

兴凯湖劳改农场共有九个分场，其中六个劳改分场，两个劳教分场，一个女犯分场。,每个分场都有上千的人犯。六月中那个下午，几只大木船从密山把我们这夥八百名劳教分子运送到湖边的八分场临时场地。那里已经有先遣劳教人员搭好一个厨房和一间工具棚。我们下船后，就忙着搭大帐篷。这是我们搬到固定场址以前的住所。安顿下来，赶紧吃晚饭，窝头咸菜。饭后集中在帐篷前面的空地上，听场长做报告。场长是北京公安干警，他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警告大家千万不要企图逃跑。分场周围都是沼泽，这里叫草垫子。看上去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根本逃不出去。企图逃跑是刑事犯罪，抓回来从重判刑。我不能想象有任何人敢以身试法，因为政府经常宣传社会主义司法机关如何强大，任何罪犯也不可能逃脱它撒下的天罗地网。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就地取土，沿湖修筑一条导流堤，防止湖水泛滥。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垦地势较低的处女地。我们用的工具是铁锹、铁锨、鹤嘴锄、夯槌、扁担。我们天不亮就起身。啃一两个窝头，喝一碗玉米粥，随即扛上工具，列队前往两三里外的工地。劳动时，分成二十多人一班，每个班又分成几个小组。有挖土的，有抬土的。挖土的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用锹用锄都是能手。我从来没用过铁锹之类的工具，被分配和一个萎靡不振的中年中学教师用麻袋或柳条筐抬土。扁担我也没用过，搁在肩头别别扭扭，很快就把肩头磨成血肉模糊的一片。我咬紧牙关一天接一天磨练我的肩膀。和大家一样，希望我这样努力劳动能得到负责监管的队长们的好感，早日获得释放。

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我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夏天白昼越来越长，我们劳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与此同时，英明领袖又发动大跃进。要求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队长们，每天训话时，问我们全国的革命人民都在响应伟大领袖的英明号召，拼命大干，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应当怎样干才能将功赎罪？于是我们的劳动时间更长。我们抬土的份量，越来越重，跑得越来越快。劳动竞赛，成了家常便饭。挖土小组之间，展开竞赛争取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堤贡献最多的土方。

分工打夯的各组，高唱随口编造的夯歌，用熟悉的小调和意在言外的双关语，打动从事劳役的流放者的心。未来的史家，也许会在他们的史书中，为这些劳动营的歌手，找到一席地。有一个劳教分子，从一个工地跑到另一个工地，像一个流动的小贩。手里拿着一个喇叭筒叫卖他的货色。他过去是搞宣传工作的，现在上劳改工地搞宣传鼓动有点大材小用。大家看巫宁坤，忽然听到自己的名字，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由于抬得不多或跑得不快，我常受过批评。他过去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他刚来劳动时，抬土抬得很少。但是现在看他抬得越来越多，跑得越来越快，思想改造的好榜样，再加油力争上游再上游。我明白，他拿我给别人做榜样，可我感到我随时会垮掉的。

每天傍晚，久盼的值日队长的收工哨子一响，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湖边去洗净工具，然后稀稀拉拉地往回走。活像一队吃了败仗的散兵。回到帐篷里，我们就把搪瓷饭盆，搁在各自的床位前面土地上，等那一份玉米粥。因为粥总是滚烫，我们就先到湖边去清洗一天下来的汗和土。我们又累又饿，玉米粥总是十分可口的。可是有一天晚上，我从湖边回来，却发现金黄色的玉米粥变得黑糊糊的。我不相信自己的深度近视眼，就问邻铺的小伙子，一个快活的小偷。   这是怎么回事儿？
“蚊子“，他说。
“天哪，那我怎么办呢？“ 我沮丧地问他。
“吃下去，我们大伙儿都吃了动物蛋白，你该知道教授。你在北京大学吃不到这样的好东西，对不？你今天大跃进得了表扬。没准儿明天你又会因为吃蚊子得表扬。” 他调皮地哈哈大笑。

我用怡楷寄来的大钢精勺儿，大致刮去了上层的动物蛋白。把剩下的狼吞虎咽吃了下去。蚊子是离京前，那位公安干部动员报告里没提的东西，很快就成为一大祸害，甚至在白天也不饶人。确确实实有千千万万蚊蚋。有时甚至于，遮天蔽日。因为农场位于大片的沼泽和草原中间，白天上工时，我们不断受骚扰，完不成劳动定额。后来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顶挺别致的防蚊帽，好象一顶小蚊帐。当然自费啦。身上其它暴露的部分，仍然受到蚊蚋的袭击。这些吸血鬼，在我夜间躲在蚊帐里做的恶梦里就变成吃人的猛兽。

到了夏至，三点钟天亮，八点钟太阳才下去，我们每天劳动十四十五十六个小时。随着大跃进升级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也不希奇。两星期一次的大礼拜改成了三星期一次。用大跃进的术语，大幅度延长劳动时间叫做放卫星。分场第一次放卫星的日子订在中秋节前夕，恰好是我三十八岁的生日。我随队去一个兄弟分场，在皎洁的月光下，整夜参加收割水稻。也可算别具一格的生日派对吧。第二天中秋节正日上级又号召大家再割一夜稻子放一颗比满月还亮的卫星。我累得要死，又想念怡楷和一丁，饱尝了生别常恻恻的滋味。幸好明月如霜还能默颂苏东坡欢饮达旦后写的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冬季长达六个月，北大荒冰天雪地。我们完成了导流堤工程。刚搬进八分场新建的一栋栋茅草房。第一场雪就落下了。那天是十一，庆祝国庆放假一天。队长们又号召大家加倍努力，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他们大声疾呼力争上游无止境。雪下得更多把大地埋在一望无垠的白色墓布下面。我真羡慕冬眠的动物，牠它们免受严冬酷寒之苦。直到春天，给它们带来生的喜悦才醒来。对于当地的农民。这也是平和休闲的季节。

整个冬天，地上雪深数尺。他们有什么农活儿，可干呢？可是你不得不佩服那些精通马列主义辩证法的同志们，他们认为这恰恰是处理那些在别的季节无法下手的工程的季节。
劳改营与世隔绝的场地，是精心策划的选择。因为它让犯人几乎绝不可能逃跑。唯一的对外交通工具，就是装运我们来的那种原始的木船。早先来的犯人，从湖边凿开一条狭窄水道，通向总场场部所在的中心地区。但是来往船只越来越多，水道就难以应付了。如今大湖和小水道都冻得结结实实，这正是把小水道改建成一条运河的大好时机。
冰天雪地的工地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奴隶大军，沿水道排开。各队分段包乾，规定每天完成多少冰方。第一步用冰镐把水道里的冰，切成整齐的大冰砖。然后把冰砖抬到水道的两边，堆砌成两条冰的长城。有一天，气温降到摄氏零下38.50度。总场领导决定这正是放卫星试与天公共比高的好日子。等到该出工去放卫星的时候，我们这个班一半的人还没下炕，都说是病了。包括身强力壮的班长。一个小伙子躺在炕上，说这种鬼天气去跟冰块儿打交道，我还不如死在炕上。那天值班的是李队长，我们大家都说他是个菩萨心肠的复员军人，他进来一眼就看出问题。
　　脸朝着我说：“巫宁坤，今天你代理班长，把已经起来的带去出工。”我大吃一惊。向他求情。
　　“我，李队长免了我吧。您知道我连冰镐也不会使。
　　他说：“没关系嘛，那边几个可以切冰块供你们几个抬去吧。今天放卫星嘛！”
　　我便领着十来个裹在臃肿的冬衣里的劳教分子，缩着脖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踹到工地去，发扬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到了工地，我注意到别的班出工的人也不多。我们干活，动作很快。因为实在太冷，偷懒就要挨冻。
　　等看到送午饭的推车快到眼前，我就大嚷嚷：“伙计们开饭啦！”
    伙房的老王喊道：“滚热的玉米面儿菜团子，好东西。不限量随便吃。” 他从棉罩子下面掏出一个递给我，果真热气腾腾。可是我还没吃完，它已经冰凉了。大家天天闹饿，可今天好像谁都没胃口。
   我又嚷嚷：“大家需要增加热量，伙计们能吃就多吃几个，这可不是天天有的好事儿。可是谁也不想吃第二个，我也一样。突然间我发现少了两个抬冰砖的小伙子。我的老天爷，难道他们逃跑了。我赶忙跑到两行冰墙之间的巷道，看见他们俩冻得缩在一起，仿佛已经冻成了冰人儿。
   我朝着他们嚷嚷：“你们想在这里冻死吗？笨蛋，有的是更好的死法。过来快点儿来吃午饭，不许再这么干。小兄弟，你们家里人会怎样......我哽咽得说不下去了。到头来，我们并没放卫星，因为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我们去共比高的老天爷偏偏放出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暴，把我们连滚带爬地轰回了监房。
水道里的冰，清完了以后，我们开始用镐一点一点地挖去坚硬的冻土，逐渐加深加宽河床。这活儿，极其艰苦。好者有廉价的奴隶劳动。四五月间，春天来到北大荒，冰砖都融化了，流回河床，看吧一条现成的运河又一个例子证明我们的历史学家和政客们，惯于夸耀的那创造了世界第七奇迹万里长城的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不禁想起一年多以前，我被迫游长城的往事。那仿佛预示着我日后的遭遇。可惜我这短命的冰墙没有万里长城永恒的悲壮。

第二年冬天，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封冻的湖上一望无际的芦苇，运到一个计划中的造纸厂的厂址。如同全国各地一样，劳改农场也从大跃进的狂热中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雄心勃勃的工程项目。北大荒要改造成一座有数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有农场、养猪场、养鸡场、制糖等轻工业工厂。学校、电影院、医院，甚至一所兴凯湖大学。而我们将是这个新兴城市的第一批建设者和居民、农场领导紧跟党中央文件和党报社论，不断宣讲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在许多工程项目中，有一座全国第二大的造纸厂，年产数十万吨。各种类型的纸张，为党的宣传事业作贡献。我们每人配备一个简陋的小雪撬，叫作爬犁。尾部横装一个长刀片，我们的鞋底装上滑轮。我们肩头套着一条粗索子，拉着爬犁。一个中队一百多架爬犁，浩浩荡荡向几里外冻湖中心灌木丛般的芦苇前进。从远处看来也许像一队追寻冬季运动乐趣的休闲人士。把长刀片向前一推，芦苇纷纷倒落在爬犁上，堆得整整齐齐。爬犁装满绑紧，我们就往回走，把宝贵的造纸原料送往未来的造纸厂。作为强迫劳动的一种形式，天气好时几乎是一种乐趣。可是天气预报往往并不可靠，我们有可能碰上突如其来的雪暴，在湖上迷失。离分场好几里地，一旦迷失你可能冻死或者掉进一个没冻上的冰窟窿淹死。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的爬犁大队像往常一样，向冻湖中心推进。但是正当我们开始收割芦苇，一场雪暴从不知哪儿刮起来，横扫大湖。李队长拼命吹哨子嚷嚷，收工回家回家。我从来行动迟缓，落在队伍后面，雪暴刮得越来越猛，顶风前进成为艰苦的挣扎。我低下头，我的眼镜被刮走了。天哪，我赶紧追，又弯下身子在冰雪上乱摸眼镜儿，无影无踪。再抬起头来，一个人也看不见了。我惊慌失措，边跑边喊李队长。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李队长。巫宁坤迷路啦。我模模糊糊看到眼前有一汪发亮光的水。猛一下打住、我的天哪，再一失足掉进冰窟窿，我就会葬身湖底的深渊了。
　　我拼命大叫：“救命啊，李队长。巫宁坤迷路了，救命啊！”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的声音，从远处喊道：“巫宁坤，我们在这儿等你，顺着我声音的方向过来，不要惊慌。” 过了几分钟，我就和大队在一起了，让李队长放下了心。回到监房，他跟我说：“丢了眼镜当然可惜，但总比丢了你的小命好。要是那样我很难向政府交代啊。你是自杀了还是逃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怎么说呢。你可别再这么了。” 我答应他下不为例。若是我淹死在湖里，我会是白白牺牲的。因为大型造纸厂永远停留在纸面上。

各种较轻松的杂活，调剂了沉重的劳役。我们种过大豆，肥沃的黑色腐殖土的异香，让我又哼起当年牵动着亿万抗日军民的心的松花江上。更加认同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回想1937年冬，日军逼近扬州，我高中还没毕业，就含泪告别家人，一路唱着松花江上，只身流浪他乡。谁会料到呢，二十年后，日军早已战败，中国大陆也已解放。我倒反而在自己的国土上，沦为阶下囚。万里迢迢抛妻别子，在大豆之乡哼唱同一支令人心碎的歌曲。

夏天没别的活儿，平时我们就被打发到几里外树林里去砍伐小树。阳光暖而不热，空气透明，野草野花漫山遍野。这样来回走动也可算一乐也。我们整队发，每次回程却各人按自己的步调单独行动，单独背着树捆往回走的路上。我有难得的机会，私下和自己对话或是和不在场的怡揩一丁对话。一面嚼着我在路上摘的榛子或是在树林里找到的野生龙须菜，就这样，尽管背上压着沉重的份量，我倒希望路更远一些。我也觉得好笑，当我想到身上背着一大捆枝叶的伪装，看上去一定像麦克白斯里，从蓓乃姆森林来的移动的树林的一部分，正在向被围困在顿西嫰紫禁城里的麦克白斯进逼。我来到这里了，你这血腥的暴君，我大声说，一面嘲笑自己的虚张声势。

二

自从回国以来，我领教了不知多少遍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它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哪。怕是它的敌人，只要不是无可救药的，也将通过强迫劳动把他们从自身的反动阶级立场和反动思想解放出来。强迫劳动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开宣布的目的是要把罪犯改造成新人，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世界，一个多么美好的全是新人的新世界。从我的旧我，解放出来。多么美妙的思想，多么光辉灿烂的明天。我感到心向往之， 哪怕是在遭受审讯和批斗的煎熬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肯定，错不在我或许是我冒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终极真理或许是我经不起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考验或许是由于我闭目塞聪狂妄自大，以致无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我所认识的近年由英美大学归国的留学生中，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如今与小偷流氓为伍。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才华出众学识渊博甚至已经入了党，难道他们不是正直的人，既受到党的信任又享受优厚的待遇。而我呢，长征路上的英雄们，爬雪山过草地受尽了苦难，是为了一个他们坚信的崇高理想。我的苦难，所为何来。而我可怜的妻子和小孩，却要为我轻率的言行承受后果。如果我死在这里，我就会像任何其它人所不齿的囚犯一样埋葬在这荒原上。我一定有什么毛病，我多想知道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期间，那些被判以火刑处死的可怜虫。他们心灵深处，受过怎样的煎熬。我私心渴望有一种魔术，能让我认识那放之四海皆准的伟大真理。虽然身败名裂，我并不抗拒强迫改造，因为党一再宣称改造的目的在于治病救人。有些时刻，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渴望思想改造。哪怕是在强迫劳动的条件下进行。可是一旦来到农场强迫劳动就不给思想改造留下多少余地。无限制的劳动时间，累得直不起腰来的劳役，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其目的都是一天接一天地榨取每个人犯的最后一点精力。伙食比关在京城教养所时，强多了。主食还是窝窝头，不过玉米面没有霉味，歇大礼拜或是放卫星。我们可以吃到大米饭、小麦面馒头，还有我们自己人种的蔬菜，自己人捕的鱼。后来有了养猪场，偶尔可以吃到一口猪肉。既然吃得好一些，理所当然我们就得加倍苦干。思想改造似乎是遥远的事，属于过去或者未来。目前强迫劳动强迫苦役就是一切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等等政治术语，大学里的人经常挂在嘴上的。在这里听不到了，反正劳教分子中，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或半文盲。 确实，不时也例行公事式地提到思想改造。每天晚点名，队长们往往提醒大家强迫劳动的目的是改造思想。虽然从来没有人解释过强迫劳动怎样导致思想改造，没有阅览室，北京到处泛滥的毛泽东选集，在这里却见不到。晚间有时候在用旧墨水瓶自制的小油灯下，班上一名有文化的分子读报，读的是一份皱皱巴巴的两三个星期前的人民日报。读多少算多少，从来不组织讨论。每三个月有一次为期两天的政治运动，其用意据说是加速这些敌人的改造。分场领导号召大家互相检举，个人坦白过去隐瞒的罪行或者最近犯下的新罪行。一个小偷旧病复发，受到同行的猛烈批判。那个和我一起抬过土的中学教师，坦白他饿得不行，从伙房偷过两块玉米面包。那位旧社会的警察局长揭发我，写过一首反诗。那是他无意中发现的。那首反诗是我在北上的火车上，。随意涂写在我那本杜甫诗选。书后的日期是1958年6月12日。 相识遍天下，知心无一人。唯有诗千首，天涯慰寂寥。局长的检举没有造成立竿见影的后果，但是我的档案里肯定又添了一条新的罪状。另一名右派被人检举，在说梦话时，咒骂大跃进。监听说梦话是自动化的。因为我们十来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张火炕上。大部分时间，大家坐在地上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偶尔一个有问题的人，按捺不住就站起来坦白交代。

一个巡回法庭，定期来分场举行公审宣判。一名抗拒强迫改造的教养分子，让大家从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一名年青的右派，过去是一所纺织学院的助教，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为他始终否认他的右派罪行，有一天从导流堤收工回营的路上，我惊骇地看到一个快活逍遥的小流氓被绑在一棵树上。身后插了一个牌子，上面用大字写着死不改悔的逃跑犯。后来公审时，他也被判了五年。过了一段时间，他二次企图逃跑未遂，刑期延长到十年。

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的教养期有多长。起初我们并不太着急，因为我们天真地认为那不可能太长。既然我们既没审过，更没判过，我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我们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学院的领导不是跟我说过劳教时间不会长吗。在被开除后，我不是还行使了公民投票权吗。建国十周年溥仪皇帝和一批国民党将领获得特赦。我开始幻想在不久的将来获得释放。毕竟那些家伙都是战犯，而我干过什么？国庆那天，我被分场张场长叫去谈话，难道是要宣布释放吗。我有点动心了，
　　“你来这儿一年多了，巫宁坤你对改造有哪些体会？”
“我学会体力劳动。”
“你来这儿就是干这个的，你前进了，很好的一步 才向前走了一步。”
“我还得走多少步才算改造好？”
“ 张场长，我们劳动教养期还有多久？”
“ 那要看情况了，有一天你彻底改造好了，就给你解除教养。事实上你人还在这儿，那就说明噢，巫宁坤，你是大学教授，你不难明白这个道理。那就说明我们还没完全改造好，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或是什么时候改造好呢。你被解除教养的时候。”
他接着说：“我说你在这儿到底学会了干什么？种大豆。单靠大豆你能活下去吗？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确实第一年结束，有一两个人被解除教养：一个是经常和人打架斗殴的小流氓。有一天晚点名时，葛队长当众警告他：屡教不改，罪上加罪，决不许再犯。第二天晚点名葛队长宣布同一个小流氓 表现出色，解除教养。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加强改造，争取早日解除教养。小流氓当晚搬进劳改释放犯住的宿舍，继续留在农场就业。当地称为老就。另一名小流氓是泰国华侨，用炸药进行爆破作业时炸得粉身碎骨。第二天举行大会宣布死者解除教养，同样号召向死者学习。我搞糊涂了，不知怎样向这些榜样学习。有一天我患重伤风，到医务室去取药。白大夫过去在北京，因强奸女病人判刑五年。居高临下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劳教分子，以为你们比我们犯人强，因为你们没有审过，没有判过，实际上你们服的是无限期的刑期。无限期你懂吗？你们挨过一年又一年，永远提心吊胆，不知何年何月解除了教养。你还是回不了家，从此留场就业是我刚从一位干部那儿听来的新政策。你看我哩，还有两个月期满，日子一到拍拍屁股归去来兮。谢天谢地我不在你们船上，无限期的劳动教养，会造成难堪的悬虑不安。他说得很对，而那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对付它的受害者的神经战中一件残酷不仁的武器。不过关于他本人的命运，他却说错了，因为他还没期满就旧病复发，又判了五年。、，,继续改造思想。我很慢才认识到，大肆标榜的思想改造无非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在劳改营里，委婉的面纱被撕掉，思想改造等同于残酷的强迫劳动和赤裸裸的胁迫和恐吓。绝对服从，是最根本的信条。对劳教分子和犯人都一样。包括 老就 在内。 分场有一名统计员，年青英俊。不知为了什么反革命罪服刑五年后留场就
业就是一个彻底思想改造的典型。作为过去的犯人，他一向对队长们毕恭毕敬，一向一丝不苟地执行上级指示，一向把统计报表搞得准确无误整整齐齐。他从来不大声说话，从来不多话。显然还没成家，他从来不谈他的私生活。我多么想知道在那五年里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把他变成了这样一名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的活标本。他不可能被改造好，因为从来不存在改造人的意图。他只不过是接受了教训，学乖了。若是当局真地相信过把罪犯改造成新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允许这些新人回到社会上回到家人身边和原来的工作岗位，而相反地强迫他们继续留在劳改营当奴工，一次犯罪终身罪犯。

在大跃进进入高潮后，我们被带到总场去参观一个兴凯湖农场长远规划的展览，接受教育。除了大量的图表和宣传画，还有一个未来城市的大型模型。讲解员是九分场的一名青年女犯。她用手中的短棒，指着一个角上一群微小的建筑物，滚瓜烂熟地说道：“那就是未来的兴凯湖大学的校址。大学有各种专业包括农业捕鱼、造纸、炼糖，以及其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用的技艺。你们八分场不是有一名教授吗，那是他理想的去处。”
　　我听了毛骨悚然，幸好那大学从来没超过模型阶段。不断听到小道消息传说一些教养人员神经失常了，因为受不了无限教养期和永远留场的前景的压力。也有已经自杀的。我也会屈服于这种难堪的压力吗？不，决不，我应许自己我决不会像我母亲那样，用自己的手残害自己的生命。我必须保持我的神智，健全坚守我对生活的信念，不管会发生什么情况。

三

在没有思想改造的情况下，在休息日或是被滂沱大雨或大雪暴困在监房的时候，我就钻进带来的两小本诗作的天地中，去吸取精神营养。哈姆雷特是我百读不厌的莎剧。可是在一座中国劳改营里读来丹麦王子的悲剧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意蕴。当年我手不释卷的那些学院式的分析研究和评论。现在都显得遥远而毫不相干了、哈姆雷特的呐喊，丹麦是一座监狱。在这片荒原里，回荡艾尔西诺城堡阴森森地浮现在眼前，好像一个残暴的专制国家的暗喻。哈姆雷特亡父的鬼魂发出雷鸣般的怒吼，有无产阶级专政下千千万万冤魂的合唱大军伴唱罗森克兰和纪尔登斯丹会感到如鱼得水若是他们有幸来到一个现代的伪君子和告密者的王国。哈姆雷特的丧失固然惨重，父亲母亲天使般的情人一个王国还有他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一切都由于一个弑君篡位的恶魔的阴谋诡计。但是无论剧情如何离奇、曲折、动魄惊心，它不过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哈姆雷特灵魂受难的悲剧。他的苦难是由丹麦王国的现实问题触发的。但是他在感情上、道德上、人生哲学上、苦痛不堪的受难，却声震寰宇。使他那些伟大的独白洋溢着令人低徊不已的节奏。休息日，有时在湖边上独自朗诵这些独白。我感到他灵魂深处，这种撕心裂肺的受难，正是这部悲剧的灵魂。而他承受灵魂深处受难的力量，给予这位高贵的丹麦人，独一无二的地位。作为一个无愧于受难的悲剧英雄，默想他的生与死。我心里会想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如同艾略特的名篇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主人公所说的。我倒常感到好像哈姆雷特所鄙视的，一个在天地之间乱爬的家伙。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诗圣杜甫的诗篇，本来并不是我最喜爱的古诗经典。但是在劳改营里读来，从那些杰作中听到的是万方多难的时代民族良心的声音。这位乾坤一腐儒半生颠沛流离偏偏还要穷年忧黎元荷负天下众生的苦难，把数十年家国之痛化为彪炳日月的诗篇。对遭逢不幸的友人杜甫也是一往情深、生死不渝李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流放。夜郎杜甫，当时流寓秦州，不但不懂得划清界限，反而魂牵梦绕，写一首又一首的诗，为斯人独憔悴鸣冤叫屈。反观今世反右一声令下，文艺界冠盖满京华。手头这本杜诗的编选者也在其中。人人上阵口诛笔伐，落井下石，惟恐不及。哪里会有老杜这样的腐儒发出这样的怪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他晚年漂泊湘鄂一带，老病有孤舟，,途中以腐肉充饥，竟死于病毒性痢疾。一个不识时务的书生，如我者有幸来到北大荒广阔天地，有万千难友为伍，有社会主义的劳改定量果腹，还有杜诗一卷可读。夫复何求，深夜扪心，我真感到愧对千古一诗圣。解除教养既然遥遥无期，日子一久也就安之若素。除了有两位诗圣作患难之交，难友中也有声气相求的。有一天我还在导流堤上抬土的时候，给我的筐装土的小伙子用磨得锋快的铁锹把我的右膝盖割破了。我赶紧去找带着急救箱坐在树下的教养分子大夫，他一面包扎我的伤口一面问我怎么会来到这儿的。我告诉他我被打成极右。他又问我原来在哪儿工作，我踌躇了一会就答道：“我在燕京大学教过。”
　　“燕京咱们的世界太小了，我进协和医学院以前，在燕京读的医予。您教什么？”
　　“ 1951年我刚从美国回来，在西语系教英语四年级。”
　　“ 教授，向您致敬！要是在学校，我还不一定见得着您哩。李天生不是在您班上吗，我的好朋友。对啊，他在南开和党办的学院给我当过助教。他也被打成极右，早就送到清河农场劳教了。患难之交无话不谈，李大夫的罪名是在医院批斗会上怒骂一个胡说八道的积极分子，被划为右派流氓。他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后。妻子和他离婚。一个人孤零零住在医务室的小屋子里。若不是继续专心搞医学科研，他是会被逼疯的。全国最好的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他现在钻研各种集中营疾病，并找到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治疗方法。他把病例报告连同切片寄给他过去的老师，但是从无回音。后来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他利用新找到的方法挽救了八分场许多难友的生命。另一个右派难友是小邓，北师大毕业生。他曾受教于沈从文老师，而且囚囊中还带有几本他的小说。我真是喜出望外；从此在累得直不起腰来的修筑导流堤工程中，在摄氏零下40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邓边干活边谈论沈老师的作品，边城啦，从文自传啦，湘行散记啦，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有时竟然忘掉了疲劳。每逢歇大礼拜，难友们有的蒙头大睡，有的玩扑克，小邓和我往往带上他那几本又破又黑的宝书，到小兴凯湖畔，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朗读一些我们最喜爱的章节。小邓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所以总是我选他读。我们俩都偏爱那些有水气的段落，比如 贵生在溪沟边磨他那把柄镰刀锋口，磨得亮锃锃的。手试一试刀锋后，又向水里砍了几下。秋天来，溪水清个透亮，活活地流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在浅水里游荡。有时又弓着身子一弹远远地弹去，好像很快乐。贵生看到这个也很快乐。 兴凯湖的水，在秋天也清个透亮，并没因为用作劳改农场而减色。我们在湖边磨刀干活，有时几乎也跟贵生一样快乐了。我们百读不厌的一段是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点人生...... 山头一抹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拉船人和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终于明白了他那朴实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动人。此时此刻，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使两个家山万里的囚徒，时而乐而忘忧，时而作横海扬帆的美梦，时而也免不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我们从他那涓涓细流的声音，获得了存活的力量。那个声音柔弱中有强韧是千军万马也无法扼杀的。 可是绝大多数难友，从来是和杜甫哈姆雷特、沈从文不搭界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弱班一个不识字的老人，在夕阳中坐在监房外面的地上发呆。手里拿着一张小相片，我走到他跟前看了一眼相片。随口说：“多可爱的小男孩，你的孙子？”他眼睛一亮，笑着说：“我的小孙子。我在家时。总偎在我怀里。我还能再见到他吗？” 你说他的声音是含泪的，要是我能告诉他就好了。我也想知道我是否能见到我自己的儿子。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怡楷和一丁一毛的近照，递给他看。
　　“多好的一家人。你一定想他们，你是右派？” 我点了点头。他唉了一声。很久以后，我听李大夫说他是八分场最早饿死的难友之一。另一个不识字的难友是二进宫的小陈。六年前他在广东老家持刀杀伤了他老婆的奸夫，被押送到宁夏劳改农场服五年徒刑。刑满后，留场就业。他请假回家探亲，假满后北上回场。在北京换火车，这时候他才发现身上剩下的钱不够买车票。于是他决定在车站的长凳上睡一夜，等天亮后，帮旅客扛行李挣点钱。不料天还没亮，他就被一名巡逻的民警捉将官里去，作为劳改农场的逃犯关进劳动教养所。又押送到北大荒。 小陈三十多岁了，还是想不通。他在上级批准的探亲假到期后，返回农场的途中，怎么会被作为逃犯抓了起来。他常来找我，用他那咭倔抝牙的广东官话，翻来复去讲他的故事。然后又激动又有点口吃，要求我解释。你是大学教授，你一定能够给我讲清楚的，我求你。听上去，像对我责备，让我感到惭愧。或许他过分单纯，不懂得社会主义法制的天罗地网是怎样运行的。过一段时间，他就来找我给他老婆写封信，责怪她是他一切不幸的祸根。为了报答我，他会把几块豆饼做的饼干塞进我口袋里。他是养猪的，这是他用来喂猪的饲料。晚间我坐在炕上，喀嚓喀嚓嚼着猪食，津津有味引得左右的炕友们羡慕。去爱山头一抹午后淡淡的阳光，去爱这湖上的小船。只和老就这都不难。但要去爱阳光下的一切，却并不那么容易。那些肯定对我们并无爱心的公安干警，怎么样？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至少李队长与众不同。一共有一名中队长和三名小队长，负责管教全中队二百多名劳教人员。其中以李的级别为最低。他是本地的复员军人，皮肤黝黑，身材短小。他一口农民的语言，没有一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话。他在战争中，打瞎了一只眼。但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一场战争，因为他从来不吹嘘自己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他没什么文化，但从不掩盖这个缺陷。每看到墙上贴的招贴上有他不认识的字，他就像一个好学的学童一样要我给他讲解。另一方面，看见我用起铁锹来笨手笨脚，他就抢过去教给我怎样又快又容易地挖土甩土。我一辈子干这个的没名堂，你从来没干过，一辈子读书写字那才叫难。李队长和劳教人员在一起时，从来不摆队长架子，跟大伙儿有说有笑，仿佛是和同志们在一起。有一天，雪太大，我们没出工，李队长值日来检查监房。
“好大的雪，李队长这儿常下这么大的雪吗？” 我问他，以为这场雪好大。“巫宁坤，你没看见两年前我女人生头胎孩子那天，那场雪，我家屋顶上的雪三尺深，大门被积雪堵死了。屋子里零下十八度，她偏偏就在那会儿生。我好不容易才用家里的一点乾草给她烧了一壶开水。我总算攒了六个鸡子儿。给她做月子，多一个也没有。我说那才叫一场大雪。不过这雪够大的，，要让我脚上生冻疮啦。”
　　“李队长，李队长有现成的答案，瞎扯。在你鞋子里塞进些乌拉草，脚就暖和了。这个地区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你没听说吗？”
他一面说一面脱下一只棉鞋，放在炕上。随即抓住我一只手，捅进他鞋里问我：“有啥感觉？” 我说：“好暖和。” 他很高兴，又把一只光脚放在炕上， 摸摸我的脚。“你瞧瞧，乌拉草把它保得多暖和。”
　　“确实真暖和” 我一只手摸着他的脚。“ 可是我不会做乌拉草鞋垫子。”
　　他很麻利地从鞋子里抽出一只鞋垫递给我。
　　“你瞧瞧，这鞋垫多柔和。你只要拿一个硬东西，好比说一块砖。在上面捶捶捣捣，直到捶得像丝一样软，它保你的脚一冬天暖和，不用穿袜子。反正我也买不起袜子。” 他哈哈一笑。
　　我按他说的去做，果真一冬没生冻疮。李队长几乎啥也买不起，他的工资不够他一家三口吃饭穿衣的。他年青的妻子，同村的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不得不给教养人员拆洗被子，挣点钱贴补家用。分场没有别的工作可干，因为所有的体力活儿都由教养人员去做。我们在歇大礼拜时，洗衣服。但是我们的棉被自己没法拆洗，这正是李队长的妻子可以帮忙干的。我第一次请她帮忙，还有些迟疑。一个冬天的早晨，中队正整队准备出工。我走到李队长跟前，吞吞吐吐地说：“李队长，我的被子该洗了，不知......”
　　没等我说完，他点点头，挥手让我入列。晚上回到监房，我发现被子有干净的香味，叠得整整齐齐。代价是八毛钱，并不多。但是我刚到时，一天劳动只挣三毛钱，最后才涨到八毛钱。生意好时，她一天可拆洗两三条被。但有时根本没有生意。尽管生活艰苦，李队长总是高高兴兴的，而且有一种天然的尊严。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可是话传开了，说是其他几名队长认为他在教养人员面前有失队长的身份。他对其他队长的非议，似乎懵然无知。早春，开始化冻有一天，葛队长派我们一班人到附近山上的树林里，去把一些原木运回来。山路迂回曲折，背着原木下山十分困难。我们奉命把原木推进小溪，人在水里扶着原木顺流而下。溪水冰凉，等我们把原木运到分场，我们一个个都冻得浑身发抖。李队长一眼看到我们这副惨相，立即下令让大家上炕钻被窝暖暖身子。他自己跑到伙房，叫老王给我们烧红糖生姜水。他还没回来，葛中队长驾到。他身高六尺，一副军人的威风。“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不是应当在运木料吗？”
　　“我们运了葛队长。” 班长坐起身来回答。
“你们运了几趟？”
“ 一趟。” 班长怯生生地回答。
“ 一趟，你们就钻进热被窝了。这是谁的馊主意？”
“ 李队长的指示。”
“他的指示呃，好嘛。” 他来啦。
“是你让这些人大白天上床睡大觉？”
李队长：“不错，是我说的。” 他用本地农民的口音平静地回答。他的独眼直对葛队长愤怒的双眼。
　　“这些人从冰凉的小河里上来，冻得浑身哆嗦。你不想让他们冻死吧。葛队长，部队里可不是这样对待战士的。”
　　“恐怕你忘掉自己是干啥的，李队长，这些人是接受强迫劳动的教养分子，不是度假的战士。我们的责任是对他们严格要求，不是宠坏他们得啦。咱们今晚队长会议上再讨论。”
　　接着他掉过脸对我们大喊一声：“大家都起来，去把所有的木头都运回来。我可以看出两位队长都在尽忠职守，只不过各人是根据自己对职守的了解行事。第二天李队长没有露面，我也从此没再见过他。我们是与世隔绝的，每两周可以寄一封家书。起初，来回信件都经过队长检查。在受检查的信件里通信的人能说什么呢。我告诉妻子我情况很好，她不用为我操心。她也说她和两个孩子都好，让我不用为他们操心。其实我们日子过得都不好，要操心的事很多。不过简短的信传送了让双方宽慰的信息，大人孩子还都没有在磨难中垮掉。几个月后，上级宣布取消信件检查，因为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享有公民权。我们开始在家书里多写一点生活细节。过了不久，上级又宣布恢复信检。没有人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出尔反尔，也没有人说我们是否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仍旧读人民日报两三个星期以前的旧报，试图从连篇累牍的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辉煌成就的报道中，挖出点滴的新闻。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祖国大地变成了红旗飞扬的海洋。除此之外，我们对国内外真正的形势都一无所知。
1960年农场种植的的玉米、水稻、小麦、大豆都获得大丰收。由于气候好土壤肥，还有奴隶劳动。我们开始盼望提高粮食定量，没料到国庆一过，上级就突然宣布大减定量，因为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必须运出去供应城市居民。人民日报没完没了地报道的那些全国各地的大丰收，哪里去了。队长们从来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把问题留在自己心里。十月底以前，上级又突然宣布全农场右派好几百人，一律转移到清河国营农场。清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辖的一个主要劳改农场，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队长们对突然转移也没有作任何解释。但是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这肯定是好事，伙食会好一些，待遇会好一些，释放的希望也会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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