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該考慮推行12年義務教育制，這是目前最重要的課題。”

　　文/鄺新華

　　Scott Rezelle給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是羅思高，他的正式單位是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所，專注於農村經濟，特別是中國的農村。羅思高出生於美國一個養奶牛的農民家庭，二戰結束後其父親曾經在上海黃浦江修船。“他很喜歡中國，他鼓勵我學中文。”同時，因為尼克松政府計劃和中國建交，羅思高從1966年開始學中文，他也成為美國最早一批熟諳中文的本土白人。

　　高中畢業以後，羅思高作為交換生去了台灣，“本來計划去三個月，後來待了三年”。1981年他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我在康奈爾大學畢業時中國就開放了，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而且那個時候會中文又懂發展經濟學的人很少”。此後30年，羅思高跑遍了中國各大省份的農村地區，中國農村的多樣化和其中顯現出來的問題都成為他的研究課題。

　　中國農村的多樣性

　　上世紀80年代初，當羅思高踏入剛開放的中國農村時，等待着他的是一場大討論。成長於私有制社會的羅思高聽到了農村的居民和村鎮幹部對集體所有制的意見，於是把碩士論文題目定為農村地區的居民承包關係制度的研究。他得到了這樣的結論，農業生產應該以家庭為單位而不是通過集體實行的。這樣的意見也同樣存在於中國經濟學家之中，並且逐漸得到政府的認可。

　　中國農村遍地寶，樣樣皆可做報告。羅思高把博士論文題目也定在中國農村。那時政府在農村建造了許多沼氣池，把人畜排泄物以及桔梗等儲存發酵，變成新能源沼氣。這樣的項目即使在最近幾年的新能源創投熱中也吸引了很多人投資人的目光。當時建設的沼氣池後來基本上不能用。“1億個沼氣池當中，有用的不到500萬個。中國的項目做完以後基本上不評估，我不知道中國政府浪費了多少錢在沒用的項目上。”幸運的是羅思高把博士論文題目定為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因為這才是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當時差不多有3億農民是在貧困線之下，農民都是靠天吃飯。”今天，連蓋茨基金會都認識到中國人種植水稻的技術世界一流，支持中科院做農業技術藥物研究，把做出來的技術用在非洲。

　　羅思高總結自己在中國30年的兩個研究階段，一開始是扶貧問題，如何改善土壤、如何多種糧食。“目前中國有3000萬到5000萬人在貧困線之下，只要家庭里一個人在外打工，6個月就可以脫貧。打工者一個月的工資可以達到2000元，在家務農一年也沒有這個數。”後來是勞動力問題，農村勞動力在身體上的缺陷及教育的缺失，會為20年後的中國帶來社會問題——羅思高說：“這在中國歷史上不是沒有發生過。”

　　農村的健康

　　2006年，一個由西北大學、清華、北大、中科院、牛津和斯坦福大學組成的研究團隊開始了全國農村的田野調查。在這次走訪中，羅思高又發現了中國農村的很多怪現象。

　　“‘十二五’規劃要求每一個農村學校都有一個計算機室。我們調查後發現，1300個學校150個有機房。這些機房的有效利用率不夠，要有合適的軟件和輔導才能讓學生充分利用它們。”

　　羅思高喜歡做一些有趣的調查。2009年，一個非官方的公益組織在山西某小學向300個學生家長承諾，如果他們讓孩子一直上學，一年以後的6月份他們將得到1500元。一年以後，這個組織帶着錢回山西時，發現只有5.1%的輟學率。而沒有得到承諾的另外300個學生輟學率為13.4%。現在通貨膨脹了，羅思高認為1500元已經不夠了，“我覺得需要3000塊”。

　　計劃生育後，農村的學生少了，以前是每個村一個小學，現在都在鎮上建立中心小學。很多學生因此需要住宿。羅思高研究發現，“平均從學生宿舍到廁所有70米，而且79%的學校沒有燈泡，可以想象一個6歲的小孩晚上肯定不敢一個人起床去黑黑的廁所”。

　　2006年，羅思高一行來到福建閩西一個窮小學，那裡的校長曾經在福州某中心小學任職，羅問他：“回來以後感覺最大的問題在哪裡?”校長回答：“營養不足。”福州的孩子吃完午飯都在外面玩，但閩西的孩子吃完午飯後天氣再好也在屋子裡睡覺。一個營養學家告訴羅思高，可能是貧血。在羅思高和合作夥伴對1.4 萬名學生進行抽查以後，發現有超過25%的學生都有不同程度的貧血。“中國政府投資很多錢在教育上，老師工資也翻倍了、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但是小孩身體不好，師資、設備再好也沒用。”

　　最有效的方式是吃維生素。羅思高說，西北大學經管院的老師和陝西省委書記交流，第二年陝西每年發放一億個雞蛋。“但問題是雞蛋沒鐵。”羅思高有時很無奈，“我們也贊成強鐵醬油、麵粉，但西北人不吃醬油，農民吃自己種的麵粉。我們有一次要送過去，結果運輸費比麵粉貴。”

　　羅思高很慶幸，自己的研究報告可以通過中科院的國辦直接寄到國務院，直接遞給溫家寶、李克強的助手。“這個在中國是很特別的，美國沒有這個通道，奧巴馬從來沒有這樣看到學者的報告。我們三年來三個科研報告他們都親自看過。”這也許是羅思高留戀中國的原因之一。

　　20年後的問題

　　經濟學教授也深受通貨膨脹之苦。“原來我家做飯的阿姨工資一個月才400塊，現在2000塊。”羅思高認為，工資增長的趨勢在中國是“避免不了的”，“你看韓國20年以前的工資水平跟中國現在的工資一樣，原來是0.7美元一小時，今天是14美元一小時，相當於1.5萬元人民幣一個月。”

　　“我是雇主，我花1.5萬元一個月僱傭你。你必須懂計算機懂英語。”可是在羅思高的調查中，中國的農村教育並沒有為20年後的就業形勢和經濟形勢培養學生。“現在中國貧困地區只有20%到30%的人能上普通高中，40%的人高中輟學甚至初中不畢業。”羅思高說，他們會為一年後拿到1500元的月工資堅持上學，當然更會為每個月掙到1500元而輟學去打工。但他們並不知道20年以後，這些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工廠都會搬到越南、印尼、孟加拉國去，等待他們的是需要懂電腦和英語的工作。

　　羅思高舉出對比：“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全體公民都擁有高中文憑，中國台灣在1979年受高中教育的學生到了99%。”他們的教育為他們的產業升級做好了準備，而中國的教育卻為中國的未來留下了隱患。

　　“問題是中國是為了現在做教育而不是為了未來做教育。如果從現在開始改變，還有足夠的時間，中國應該考慮推行12年義務教育制，美國現在已經討論17年義務教育制了，如果沒有2008年金融危機，應該已經執行了。”羅思高很擔心，“每一年都有500萬到1000萬的人初中畢業後甚至沒畢業就輟學就去參加工作，20年後會有多少?1億!中國政府不管能力多大，1億人沒工作你都能救濟了?20年後將遇到的問題，中國應該現在就開始重視。”